梁兵教授:看好中国对冲基金市场的未来
【MBAChina网讯】对于中国对冲基金市场的未来,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SAIF)金融学院特聘教授梁兵表示乐观,而从全球范围来看,他认为,对冲基金有如下的发展趋势:基金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降低管理费用是大势所趋;在投资策略上,因为分散风险的缘故,多元策略基金越发受到青睐。
梁兵:量化对冲基金操作风险
过去的两个月,梁兵教授围着地球绕了好几圈,跨越三大洲四大洋。先在美国四处讲学,后去英国剑桥再返回美国,然后取道上海、新加坡,去悉尼大学和墨尔本大学,又回到上海。之后出发去华沙、罗马开会,返回上海后在国内各地开会,最终又回到旅程的起始地美国。好在梁教授是个喜爱旅游的人,边旅行,边讲学,乐在其中。“我很喜欢到世界各地跑跑,每到一个国家旅行,我喜欢自己租辆车,想去哪儿就开到哪儿。”
梁兵的足迹已遍及50多个国家,目前是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SAIF)金融学特聘教授,也是麻省大学爱森堡管理学院的金融学教授。“金融这一行很有意思,既可以做学术研究,又可以把研究成果应用于市场。”
作为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梁兵本科就读于中国海洋大学海洋气象学系。大学毕业后,通过自学,他考取了中科院应用数学研究所的应用统计硕士。之后他来到美国,发现自己对金融市场萌生了兴趣,于是在爱荷华大学读完质量管理和生产力硕士后,继而又攻读了金融学博士学位。目前他已成为全球研究对冲基金最权威的学者之一, 并担任另类投资行业的顶级刊物《另类投资杂志》的主编。
搭建模型描述操作风险
梁兵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全球共有10000多家对冲基金,管理着大约2.7万亿美元的资产。行业分布具有不对称的特点,50亿美元以上的基金虽占总数量的6%,却控制着大约70%的市场资产份额。
从全球范围来看,对冲基金有如下的发展趋势:基金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降低管理费用是大势所趋;在投资策略上,因为分散风险的缘故,多元策略基金越发受到青睐。此外,2008年金融危机后,监管变得越来越严格,其中包括有限披露、去杠杠化及控制操作风险等。
2012年,梁兵曾发表过一篇题为《信任与代理(Trust and Delegation)》的论文,运用尽职调查的数据来搭建量化模型,描述对冲基金的操作风险。据介绍,这篇论文建立了一个ω2模型,该模型在操作风险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不仅刻画了风险,而且可通过该模型预测对冲基金未来的收益及死亡率。这一研究成果获得了CFA协会颁发的大奖。
事实上,有统计表明约一半的对冲基金破产或者清盘是源于操作风险。梁兵表示,金融危机以后,无论是业界还是学术界都有很大的呼声,市场需要一个能够量化描述对冲基金操作风险的模型。但是,由于操作风险的定义比较广泛,不容易描述,数据也难以获得,就更谈不上做一个模型,因此这方面相关的研究成果还相当欠缺。
梁兵指出,对冲基金存在的风险不同于一般的传统行业。一般的传统行业可能侧重于市场波动或市场风险所造成的损失。对冲基金则因为其投机行为、非流动性仓位,再加上杠杆放大,投资组合的风险更可能是爆炸性的小概率事件;市场波动率太平均,并不足以描述风险,倒是黑天鹅事件或极端的尾部风险测度能更准确地刻画对冲基金的市场风险。此外,因为监管比较松,而且相对来说不太透明,对冲基金可操作的空间相对较大,所面临的风险不仅仅是市场风险,还有操作风险,这跟基金本身的内控过程有关,比如说像违规、虚报、欺诈,甚至不按一定的实际规范来出牌,比如没有按照第三方的独立报价系统来确定投资组合的价格或没有按照职业标准来审计账面,这些都会造成与市场无关的风险,就是操作风险。
对于论文中所构建的量化模型,梁兵解释,“我们运用了400多个尽职调查报告,通过一家独立的调查公司来对基金公司各方面的背景进行调查从而获得客观数据,披露对冲基金公司过去是否有违规的行为;另外还经过第三方服务商的独立核实。”他说,“我们发现对冲基金或基金经理过去存在的问题和一系列的关键变量有关,比如说如果他们雇用了四大审计公司,那他们发生问题的概率会小很多,因为审计公司可以把好关。另外一个变量就是他们在给资产做定价的时候到底是自己在决定,还是依靠券商外部的独立定价,比如说流动性差的时候价格可能不容易定,就需要借鉴一些模型。如果完全依靠券商第三方的模型来定价,这就不同于自己内部的主观定价,主观定价实际上余地比较大,会跟其过去存在的问题和将来发生的问题有关联。我们在调查中还发现有15%虚报各种变量的情况,这个虚报也是操作风险的预警信号。”
“我们就用这些预警信号,构造一个量化的模型,来描述对冲基金的操作风险。我们发现这个模型很好用,不仅仅可以描述过去,还可以预测未来;操作风险越高,未来收益越会下降,而破产或被清盘的可能性就越大。”梁兵教授进一步解释。
中国对冲基金刚起步
相对于海外的对冲基金市场,中国还处于起步阶段。“中国的对冲基金行业相当于西方上世纪90年初的情形。我们大概落后20年,但做得好的话,不需要20年就可以赶上。2010年中国金融市场有两件大事,一件是股指期货的推出,另外就是融资融券的实施,这两件事情改变了以往市场上只能做多的单边局面。因而从2011年开始就有一些对冲的产品出来,比如说‘梵基一号’,号称是中国第一只宏观的对冲基金,还有国泰君安的‘君享量化’,号称是中国第一只市场中性对冲基金。可以说2011年是中国对冲基金的元年。”梁兵表示。
对于中国对冲基金市场的未来,梁兵表示乐观,“有天时、地利、人和。根据国家的战略发展定位,上海要在2020年建成国际金融中心,而国际金融中心就是要具备多元化的金融产品,包括做空的工具。另外,国内高净值客户的增长及理财需求、海外基金在新兴市场的拓展以及国人对对冲基金观念上的改变都是促进市场发展的重要因素。”
对于中国对冲基金市场所存在的缺陷,梁兵也直言不讳,“我想对冲工具的缺乏是一方面,希望期权能尽快出笼,有看涨期权也有看跌期权,多空对冲会降低风险, 不必过于担心。另外一方面就是融资融券的成本和做杠杆的空间。目前融资融券成本太高,用杠杆借钱来加大利润的可能性受到限制。这些都是有待改进的。还有一个方面当然是人才,不仅仅是优秀的基金经理还有一流的分析师。国内做空或者使用金融衍生品的时间很短,需要一定的积累才能对多空都有一个把握。我们可能需要一些海外的人才回来或者学习海外的先进经验,而这些都需要一定的时间。
此外,对冲基金不仅仅是独立存在的一个个体,还要依赖于第三方的服务体系,比如说估值、审计、会计、法律、托管、发行,这些都属于第三方服务体系的服务内容。第三方服务体系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才能对对冲基金形成有效的服务来辅助其发展。
“在监管方面或者说政策配套方面,我们常常说政策是落后于产品的发展,看到问题出来以后出台政策来解决问题。所以政策、立法、监管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怎样保护并且支持行业的发展,我想这是监管部门需要拿捏的。可喜的是新的《基金法》给了私募包括对冲基金一定的发展空间,从以前的严格控制转向适当监管,这是一个进步。”梁兵教授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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