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AChina网讯】第十六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于2014年12月21日在北京大学邱德拔体育馆举行。论坛主题：“文化重塑与经济转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表示，2013年我们全国在海外的净资产两万亿美金，也就是我们的资产超过我们的负债。世界银行在多年前的时候做过一个调查，他们发现中国海外投资的项目大概有1/3是亏损、1/3持股、1/3盈利。但是有一些智库，包括一些独立的组织做的调查，我看到的数字更悲观，大部分都说一半以上都没有赚钱。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

以下为演讲实录：

主持人：感谢金部长的精彩一课，为我们正在准备“走出去”和“走出去”的这些企业提供了宝贵的指导意见!下面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兼具学术理论与商业实践于一身的黄益平教授。黄教授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中国金融40人论坛成员，曾在国内外学术机构担任要职，此外还担任过花旗集团董事总经理，Serica投资基金董事等职务，具有深入的学术观察，下面有请黄教授。

黄益平：感谢主持人的介绍，我觉得虽然我在北大工作了五年，到这里来讲一下，还是挺不容易的。很荣幸，刚才金部长已经就这个问题做了很深刻的演讲，我基本上都同意他刚才说的一些主要的观点，所以，我要说的估计也就是给金部长做一些补充。我要说的也许跟金部长自己的主张不一样。

我想讲三点：第一、我们最近的形势发展来看，按年度资本外流来看，中国很可能很快就会成为第二大直接投资国，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进展。比如十年前，我们还没有，现在已经有很大的发展。

第二、我们现在很多从企业的层面来看，我觉得其实距离还比较大，就是如果我们很快成为全球第二大直接投资国，和我们现在企业的条件，全球来看，其实还是有相当大的距离。

第三、我觉得当然这个事情已经要发生了，我们大家都已经看到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把它做的更好?我觉得企业和政府有很多的功课要做，也许刚才金部长很具体的给大家提供了各种建议，企业应该怎么做，才能把投资做好。我想说的更集中的就是在这个里头政府要发挥更多的作用。核心的一点就是企业“走出去”能不能做得好，有很多的条件，但是最关键的就看你有没有核心竞争力。如果你到国际上去，没有核心竞争力，就靠砸钱，我觉得是走不远的。但是，怎么样让企业有核心竞争力，在国际上能够做的更好，我觉得企业要做功课，但是政府也要做功课。其实有很多因素，跟我们现在的体制和政策其实是有关系的。

所以，简单的来说，第一点，中国现在从存量来看，我们其实在国际上还是很后面的，我们的总量还是不多。但是，如果按照年度的投资的数量来看，2013年我们对外直接总投资大概一千多亿美金，如果按照现在这个趋势发展，刚才金部长也说了，今年可能成为第一大的净资本的出口国，从直接投资来看。如果看全球排名，去年是第三，美国大概3000多亿美金，日本大国100多亿美金，中国100多亿美金。按照这个趋势来看，很有可能中国在未来几年会成为第二大投资国。为什么?一方面我们看经济增长，如果经济增长还比较好，按照过去几年的趋势来看，我觉得赶上去是很有可能的。

但是，具体而言，我觉得有三大因素可能会进一步的支持我们的对外直接投资：

第一、金融改革，尤其资本项目开放。我们知道中国其实过去一直有资本项目的开放，我们过去一直在吸引外资进来，但是我们资本管制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宽进严出”，进来欢迎，出去限制比较多。大致的看法就是钱进来帮助我们增长是好事情，钱出去帮别人了，有一点担心。但是，无论如何这是我们过去的做法。但是，如果我们真正要走向资本项目可兑换，总体的看法来说，往外走也会变得越来越容易，而且就直接投资这一块来说，我觉得现在已经在看到很多的放开来的措施，往外走，个人投资，企业投资，机构投资会变得越来越容易，我觉得是很显然的。那么，也就是扭转过去“宽进严出”这样的一个做法，所以，对外直接投资很可能会进入高速增长。

第二、有利于我们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就是我们在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人均GDP200美金，那个时候生产什么都能有竞争力，只要这个产品质量不是特别差。但是，经过30几年的发展，现在人均GDP大概7000美金，从200美金到7000美金是我们经济发展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证据。但是，它必然隐含着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成本已经提高了，就是我们有机会到沿海地方看一看，十年前一个民工一个月1000块钱，1200块钱，现在5000块钱都留不住工人。实际是是我们的低成本优势已经丧失了，低成本优势丧失，我觉得是我们今天碰到很多经济困难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过去最活跃的经济都在沿海地区，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但是现在就是这些地区碰到最大的困难。但是，这个困难在我看来，其实就是我们过去经济成功的一个结果。所谓的中等收入陷井，就是你发展到这一个水平，以前靠低成本进入的产业做不下去了，你要往上走，要产业升级。升得过去就变成高收入的经济，升不过去，够变成低收入的经济。但是，实际上我们周边很多经济，过去都是这样走过来的。

大家想象一下，30几年前，80年代初的时候，我们吸引了很多外资到中国来，其实一开始的时候都是韩国、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的中小企业。为什么他们都纷纷到大陆来投资办厂?其实就是他们当时碰到了我们今天碰到的问题。经济发展很成功几十年，收入水平提高了，成本提高了，低成本的产业无法生存，必须往外走，当然他们当时碰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外部环境就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珠江三角洲吸引了一大批纺织厂，服装厂，旅游品牌，都是劳动密集型，低成本的产业，我们现在碰到同样的问题。我们过去做的很成功的企业现在遇到了挑战，如果他们要进入生产，他们需要到新的地方去，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如果中国过去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国有企业占主导，下一轮的对外直接投资我相信民营企业会发挥更大的作用，有相当一批就在制造业里头，就在我们过去做的很好的制造业里头。

第三个引路就是“一带一路”，政府要准备海上“丝绸之路”。其实我觉得“丝绸之路”的发展实际是跟我们国内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有关系，国内经济发展到这一步，需要对外的发展，国际经济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世界经济简单的来看，当然现在是一个多边化的体系，但是其实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来看，经济复苏的步伐很不平衡。在发达国家基本上就是美国经济看上去比较稳健的复苏，欧日经济总体来说不乐观。在新兴市场经济，原来是金砖五国，现在其实剩下还比较乐观的经济也不多了。大多数投资者觉得中国还行，印度不错，但是剩下的几个，俄罗斯、巴西和南非，刚才金部长提到，大宗商品市场的下跌，这些市场经济其实都不行。

所以，能看出来在发达国家和在发展中国家经济步伐都是相当的不平衡。所以，也有的人说，也许我们进入了一个没有正式框架的一个G2的时代，也就是二国集团。美国在发达国家当中的一枝独秀，中国经济在发展中国家显得相对好一些，是不是以后的这样趋势就会延续下去?不知道。但是，我们确实需要开始往外扩展的时候，中央做了这样的决定，我相信会有很多后续的跟上，尤其是在基础设施领域。

那么，这三个因素，资本项目开放、中等收入陷阱的压力和“一带一路”的战略，再加上经济如果能保持相对平稳的增长，我觉得中国在全球直接投资市场当中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很有可能很快会变成全球第二大投资国。

第二点，我们的很多企业可能还没有完全准备好面对这样的一个在直接投资市场的问题。客观的来说，一般的经济学理论有一个简单的说法，“穷国进口资本，富国出口资本”。当然，后来这个观念发生了变化。但是，最简单的一条，如果我们满直接投资，企业为什么到海外投资?最简单的问题，其实就是为了获得更好的回报。我觉得企业家大家都同意。但是，关键问题是，看你有什么样的能力获得好的回报。实际上构造看这个企业有没有它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这个是我们现在希望更多的直接投资到海外去，希望给我们的海外投资能有更好的回报。

过去看中国海外资产，其实我们现在海外资产是很多的，拿2013年的数据做一个例子。2013年我们全国在海外的净资产两万亿美金，也就是我们的资产超过我们的负债，两万亿美金。但是，这个净资产两万亿美金当中，我们获得的净回报是负的六百亿美金。净资产两万亿美金，净回报六百亿美金，也就是钱有很多，简单的来说就是我们资产的回报远远低于我们负债的回报。这个问题要说起来其实很简单，如果算我们的资产总和也很简单，我们资产大部分是外管局的外汇储备，我们海外资产以债务为主，80%到90%都是债务，如果看我们的负债其实很多都是股权，外国人到中国投资股权为主，中国人到海外投资是债权为主。所以，回报有差别，相信大家其实都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这样的数字让我们看了不舒服，觉得我们为什么那么多投资在海外还是没有回报。所以，似乎一个很直截了当的含义就是我们应该改变，外国人到我们这儿来有很多股权，我们也应该持有很多海外的股权，这个似乎是一个很直接了当的能想出来的政策建议。我觉得在2004年以后，我们为什么对外直接投资一下子出现了飞快的增长?其实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觉得我们要走出去了。也许企业层面有要求，但是企业宏观层面也有要求，大家就开始往外走了。所以，让企业到海外投资，有可能是刚才说的宏观层面的矛盾的一个很重要的策略。问题是后果怎么样?现在看起来，其实不是特别理想。

世界银行在多年前的时候做过一个调查，他们发现中国海外投资的项目大概有1/3是亏损的，1/3持股，1/3盈利。但是有一些智库，包括一些独立的组织做的调查，我看到的数字更悲观，大部分都说一半以上都没有赚钱。但是，有没有赚钱，这个里头还有一个时间差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很多投资是2004年以后开始大幅度的推进。但是，大家都知道，比如说我们办一个矿，办一个公司，并不是说投资一两年就可以给钱，也许以后两年会赚钱，但是总体的来说就是我们的海外投资成功的不是特别多，当然有很多是成功的。

那么，从投资的不成功，为什么美国成功了?我们不成功?如果我们退一步来看，就是我们到海外投什么呢?别人都投的什么?我们在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里头，一般来说，我们把它分成三种类别，或者我们把它称为三种模式，但是“模式”这个词比较敏感，有三种模式，简单有美国式、日本式和中国式的投资。但是，我说几个名字的时候，其实不是这几个国家创造的，或者并不一定是以他们为主的，比如中国式投资，其实其他国家也有，但是我们最集中。美国式的投资是什么意思?就是到对方去投资，为了进入对方的市场，克服进入这个市场的产品到这个市场取的成本，可能是关税壁垒，可能是非关税壁垒，可能是交通成本。那么，我们的华为到欧洲去办厂，到亚洲国家办厂，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有这样的一种投资。到当地去投资，就是为了在当地占领这个市场比较容易，外国的产品去可能比较复杂。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看起来比较多的是所谓日本式的投资，就是国内成本太高了，找另外一个国家生产，生产完了，成本比较低，它的产品有竞争力，可以出口到其他地方去。现在很多民营企业往外走，其实就是跟着日本式的投资，或者80年代初期，韩国的，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的厂到大陆投资，就是用当地低成本的优势生产我的产品。

第三类投资，我刚才说的我们中国式的投资，当然，这个投资其实已经巴西、韩国也都做过，但是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现在这么集中的大规模的投。我们投资的目的是什么?主要是为了战略资产，战略资产可以分成不同的战略资产，资源是一大类，再加上还有很多比如买技术，买管理，我们去学习技术，学习管理，学习品牌，各种学习。我们的投资和前面两类投资的一个很重要的区别是我们的企业往外走的时候还没有特别明显的在国际上能够非常突出的核心竞争力。美国的企业往外走的时候，因为他生产的最好，日本的企业往外走的时候，是因为他在国际上有竞争力，所以他到哪儿生产都能有竞争力，只不过找一个成本低的地方能更有竞争力。我们很多企业往外走的时候，其实没有特别明显的竞争力。买矿产的就是钱多，当然希望未来对我们是有好处的。

还有一类企业到海外去投资，其实现在折算也挺多，像吉利、联想，我们国内很多企业，希望在这个投资的过程当中，你能学来它的先进的东西。所以，这个过程似乎更像通过投资培养我的核心竞争力的过程，我认为这个做法很合理，并不是没有道理。但这样学习的过程，培养的过程是有前提的，并不是有钱就可以得到技术，刚才金部长谈到很多原因，你能不能得到技术，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即使它给了你，你能不能学得来，能不能把它变成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其实不是很清楚。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企业往外走，我觉得确实碰到很多困难。比如过去我们对中国企业在海外做并购，很多失败的案例做过分析，其中发现1/4是政治因素导致的，反正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在我们往外走的投资当中，现在大家资源类和学技术的这一类是最主要的，能占到百分之六七十。到对方是为了进入对方的市场，能大概占到百分之二十多，也就是最后的剩下一项，日本式的投资，为了对方的成本低，提高我的生产效率几乎没有，现在当然也有了，沿海地区的一些企业开始往外走，包括有一家鞋厂华天到非洲投资，做的不错，可能是这种类型。但是，我自己的预期是这类投资以后可能会更多，因为我们的成本上升会迫使企业可能要往外走，寻找新的市场。

所以，不成功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我觉得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没有一个在国际市场上能称之为核心竞争力的东西，“走出去”其实是很困难的，光看别人有好的东西要做成功，其实比较困难。

最后我们到底怎么办?这个问题问起来容易，回答起来难。我非常同意刚才金部长提到的很多，我们在选择项目的时候，在往外走的时候，当地的市场对自己的优势，当地市场怎么做，其实有很多可以学习的地方。但是，政府在这里头需要做很多工作。有一些我们没有核心竞争力，碰到困难，其实更多也是跟政府有关系。我觉得政府应该从过去主要是审查，审核的角度以后更多要走向服务。

举个例子，国企出去投资碰到很多困难，其实最担心的就是你是企业化的行为。我不管他最终的初衷是什么，这样的担心我觉得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举个例子，如果我们国内的老板，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如果有必要，我们的国有企业会不会执行我们政府的意旨，我相信大多数人应该觉得有可能的，我自己觉得是有可能的。如果作为一个政府的机构，作为一个国有企业。最典型的例子，当时中旅要投资力托(音译)在澳大利亚，那时候我刚刚到北大，后来澳大利亚的学界邀请我回去，其实他们更多希望我给他们讲讲国有企业改革。今天的国企和以前的国企其实不太一样，原来的国企就是政府的一个部门，现在经过改革，很多上市了，应该有商业化行为。我给他们讲了很多我们国企改革的事情。最后就是一条消息把我说的所有的事情都给推翻了，就是中旅的董事长马上任命为国务院的副秘书长。但是，这也不是很奇怪，西方也很多，高盛的董事长当财政部长了，为什么他们这样了可以的，我们这个就不可以。关键问题是，你是让他当中旅的董事长和让他当国务院副秘书长是同一个部门出来的，它他是不一样的。我只是举个例子，所以以后要到国际上做，这样的问题不解决，你要和一个外国人说国企就是一个单纯的企业，其实是很难的。

所以，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说要进行国企改革，去行政化，我觉得很有必要，但是真正去行政化以后，也不见得以后就没有阻力了，但是我觉得不改难度更大。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第二个，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现在金融体系，金融改革是一个重头戏。现在金融体系里头，所谓的政府对金融干预非常多，当然你也可以说是有利于大型企业融资，不利于中小企业融资，这样不带所有制色彩。但是，这样的体制对我们中国企业往外走都是不利的。

举个例子，我碰到美国国会的议员，他们反对中国企业到美国投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理由，除了刚才说的政府行为，或者其他的一些因素，他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到我这儿来从事经营活动，其实他是很反对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你在国内的融资条件是非常有利的，你在国内获得非常有利的融资条件的资金，到美国来竞争，其实是对我们每个的企业不公平的。这个值得我们考虑，就是我们在完全没有市场的情况下，假定我们在国内认为我们的金融体系是有利于国有企业融资，那么到美国，它这样做其实也很难说不完全是不对的。我觉得这确实是需要解决的，对国企不利，对民营企业也很不利。我们自己做过研究，很多民营企业都要往外走，最后发现最严厉的约束是什么?融资。所以，我们同样的一个政策，表面上看起来是帮了国有企业，歧视了民营企业，最终的结果是既不利于国有企业走出去，也不利于民营企业走出去。所以，金融改革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我们过去审批太多，以后是不是更多的提供一些服务。在这里有一些问题，就是体制改革很重要。但是，体制改革背后其实有一个问题，我并不是说国有企业出去一定是不行的，或者成功的，或者民营企业出去一定做的好。因为民营企业也有很多失败的，我们也看到很多，大家都没有经验，都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但是，体制的问题有的时候是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民营企业如果拿着自己的钱去投资，我相信他会很快的学到。如果拿着别人的钱去投资，你可能犯了很多错误，或是没学到。最近大家都看到报道，中石油在印尼买的油井都已经快枯竭了，我们投了很多钱。我完全不了解他是因为什么原因，是技术问题，当初不知道，还是因为制度的问题，总而言之，这样的代价非常的奇怪。这样的损失国企有，民企也有，但是更多我们需要做更多的服务，因为企业往外走，就是完全不知道，企业买了一个房地产，卖完了之后还没做呢，过一段时间吧，这边还没有开张，法庭的传票已经收到了，因为门口有一个人摔倒了，他认为这是你们公司的人，你一定要承担责任。这种问题也要解决，也有国外的煤矿，到澳大利亚买了煤，当地打标语我们是全世界最大的煤矿，结果让当地人反感的不得了，煤矿不是什么好公司的形象。其实做很多事情是因为我们不了解当地的法律，社会环境。

所以，我觉得企业要走出去，尤其下一步民营企业要走出去，其实他们对当地市场的信息很少，但是政府其实有这样的条件。我们商务部那么忙，整体审批了一些项目，审批了其实也不做，还不如把海外的商务参赞全部都组织起来，他们可以提供很多信息的服务，提供最起码的服务。所以，从对外直接投资来说，最核心的一点，以后能不能成功，看我们的企业有没有核心竞争力，有没有核心竞争力，企业和政府都需要做功课，企业当然自己需要做功课，我觉得他们会学习，但是我的前提，我希望的前提是，解决他们的软预算约束问题。如果他自己的钱，我相信他学的会很快，最担心的是拿着别人的钱实验，我觉得要改变这种状况。那么，从政府的角度来说，无论是从体制，还是从政策和服务上来说，其实有很大的提供帮助的空间，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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