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AChina网讯】2015年11月22日，“中国经济的热点问题”学术研讨会暨厉以宁教授从教60周年庆祝活动在北京大学办公楼礼堂举行，著名经济学家、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教授在他任教北京大学60周年之际，发表了主题为《中国的双重转型之路为发展经济学增添了什么?》的演讲，以下为厉教授演讲内容：

在今天这样一个场合，讲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就是“中国的双重转型之路为发展经济学增添了什么?”

第一个问题，链条是从最弱的环节突破的。中国的双重转型实际上一个是体制的转型，一个是发展的转型。体制的转型，就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转型就是从农业社会转到工业社会、现代化社会，双转型结合在一起。

计划经济链条是很严密的，怎么突破?就从最弱的环节突破。那计划体制最弱的环节是什么呢?是农业。为什么?因为农民的生活状况和城市是不一样的，城市里你不管怎么样，只要你是城市居民，你总有粮票，总有油票，有其他的一些票证。还有城市的居民再怎么困难，还可以一个月有两斤肉。所以，城市的人如果没有工作，只要你愿意干，种树、修路，这样也能够得到一定的生活费。但是农民不是这样，农民没有粮票，没有油票，没有肉票。饥荒的年代饿死的是农民。所以说，这是最弱的环节，农民生产按照政府的计划做了，但生活没有保障，就给你一块地。但是这怎么办?所以只要一有松动，农民改革的愿望是最强的，改变现状，突破就在农村。所以，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农村开始动起来了，“大包干”是从农村开始的，不仅是安徽一个地方，很多地方都有，四川也有。但是，这个一开口以后，中国的改革就挡不住了。

第二件事，就是要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这是最要紧的。在中国的改革发展过程中，一定要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调动群众积极性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农村搞了大包干了，粮食增产了，农民生活能吃饱了，而且有积极性了，于是农民开始向城市，向建筑工地在流动，寻找就业机会。这个是中国一个大变化的开始。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农村劳动力多了，中国劳动力不足，可是大包干以后，积极性起来了，劳动力就多了。多了以后提出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办乡镇企业。自己有劳动力，自己建厂房，到工厂去买那些下脚料来做原材料，乡镇企业起来了。乡镇企业生产了产品就要卖，谁来卖?自己找门路。所以，大家回想一下，80年代初，你们很多人还没生呢。坐火车，坐长途汽车，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农民打扮的人，穿一件西装，有时候还打个领带，身上大包、小包，都证明他是农民。他干什么呢?走遍全国，是乡镇企业产品的推销者。因为他自己要找销路。

这就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一点：一个乡镇企业的商品市场开始形成了。于是跟计划市场是并行的，是乡镇企业市场，这个并行就意味着，统一的计划经济被打破了，谁打破的?农民打破的。农村的改革是农民大包干以后，农村的变化体现在这里，农民到处在流动了。

第三个变化就叫人力资源。农民已经不仅限在农村种自己那块田，他的积极性发挥出来了，到城市来做工，尽管户口问题没有解决，只要有工作做，能赚钱就行了。这些情况，给我们回顾为中国发展经济学。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中没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在中国有。但是，中国有重要的一个问题，这里需要讲的：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亚非这些发展中国家，他们也在搞发展，可是他们的发展很明显，他要摆脱的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目标是建立市场经济社会，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这样一个过程，是不会逆转的，不会倒退的，因为谁会回到前资本主义社会去?没人愿意，他一直在向前走，因为目标是资本主义社会。

中国是不一样的，双重转型，既要从农业社会变成工业社会，也要从计划经济体制变成市场经济体制，因此在改革中必须慎重，必须稳步前进，不能让人家感到失望，提高民生是重要的问题。因为它是经过计划经济来的，尽管只有城市中才能享受到这些配给，可是城市里的人就会想到，过去不管怎么说，还有铁饭碗，还有大锅饭，把大锅饭打破了，把铁饭碗打破了，而且民生没有得到改善，社会就不稳定。所以，我们的国家双重转型，给发展经济学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是只有在双重转型的国家才会遇到的一个问题：有可能逆转，这个是我们以后的改革者都要注意的问题。

为什么要这么强调改善民生?因为它有一个对照系在那里，大锅饭从哪里来呢?他不是一个锅吃饭，是两个锅甚至三个锅吃饭。所以，《水浒传》第19回到20回，你们看看去，晁盖立下梁山的分配原则，从山下抢到财物以后，作为分配的部分放在大厅当中，山上少数头领吃这半，众多喽罗们吃那一半，是两口锅的平均主义。这就是梁山上的分配原则。

计划体制下不也是这样吗?你属于哪一个锅的人，哪一个城市，在这个锅里吃饭;属于那个城市，在那个锅里吃饭，所以叫大灶、中灶、小灶、特灶之分。但是，过去人不知道，很少看《水浒传》注意那个地方。反正跟我认识的人，咱们都在一个锅里吃饭，不知道还有其他锅，也不知道那个锅吃的什么东西，根本就想象不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才知道江青他们住在钓鱼台，他们吃的那个锅，咱们是这个锅，过去是不知道的。要恢复大锅饭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但是毕竟存在一种可能性。中国的改革就这样起来了，中国改革的确在世界上是没有的，为发展经济学增添了内容。

在中国改革的过程中，一定要强调产权改革。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当时正要放价格，那个紧急的时候，就在北京大学这个礼堂，我做了一场报告，地上坐满了人。第一句话就是中国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中国改革的成功，必须取决于所有制改革成功。这就是要进行产权改革，因为国有企业不改革，光放价格有什么用?它也不承担风险。一定要产权改革，明确产权，然后怎么做?走股份制的路，这就是当时在办公楼礼堂的那场大论战的开始。但是，最后经过邓小平南巡讲话，又经过中共十四大到十五大，终于明确了，股份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当时北京大学不仅经管系，参加这个会的很多还是外校的，很多还是理科的师生，都在这里参加。这就表明了中国为发展经济学首先提出在计划体制转变市场经济体制的时候，一定要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就是把产权改革放在重要的位置。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问题也许最难的问题，实际上是就业问题，为什么始终强调就业问题一定要注意呢?因为中国的农村人太多了，所以一定要注意到中国的就业问题。我当时提出就业优先，兼顾物价稳定。把就业放在优先地位，兼顾物价的上涨，这就告诉我们，要防止通货膨胀，但是就业始终是重要的。为什么?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中国有那么多农民，纷纷的出来，在当时提出这个问题很重要，实际上到今天，就业问题仍然是重要的问题。就业问题重要，通货膨胀问题同样重要，这给我们下一步经济改革又提出了很多新问题。

我最近带队在一个工厂考察，是个工地，投资了很多亿，我问那个企业负责人，你投了这么多亿，一个现代化的工厂，能够增加多少就业问题?结果他回我的话：一个都不增加，还裁员呢!我用的是机器人。这样劳动生产率才能提高，产品才能到国外竞争，我增加少数的管理人员。但是，要有一定的素质。所以，只要投资，劳动力就回来了。

还有一个问题，在很多工厂里，我跟企业家们谈，我说你工厂怎么样?他说现在工人太难找了，为什么?技工短缺，他说我有两个朋友，刚好也在这边，他们把厂迁到东南亚去了，结果后悔了。为什么?当初迁到东南亚的时候，认识到一点，就是说东南亚的工资比我们低，大概只有中国的工资的一半。有的比一半还少。那不是好事吗?他说不行，他到那里就后悔了，想回也回不来了，工厂也建了。第一、东南亚的工人没有中国工人讲纪律，中国工人一般很讲纪律，那里不讲，说来就来，说不来就不来。第二、不努力学习，中国的工人，师傅带徒弟还在那儿学，他不努力学习，而且一味的想消费，想玩，想放假。所以，中国下一步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提高劳动力素质。现在缺的是技工，将来怎么办?

我在当时是贵州毕节试验区专家顾问组组长，现在是总顾问，这次我到毕节去考察，就发现一个问题：毕节作为全国扶贫的一个重要的试点区，首先试点区就应该有试点区的样子，你要做别人所做不到的事情，这才叫试验。都跟着人家的地方做，人家的地方有了，我才做，这怎么叫做试验呢?我到那里去的时候，2003年，我从全国人大常委转到全国政协常委了，就被统战部聘为专家试验组的组长，我带了北大和政协的一些人到了毕节。开座谈会的时候，他们汇报情况，这几年来，毕节试验区成立，从1988年成立，到现在这么久，我怎么种树、选择什么树种、改良多少土壤等等，我说都是成绩。成绩不可低估，但是我问几个问题。国有企业改了多少?没有动。农民下山了多少?没有变化。这两条最要解决。因为这两条不改，叫什么试验区?国有企业怎么改?到外省看看去，把民营企业引进来改，这样才行。国有企业不改，包袱越来越重，国企亏损，你不但得不到税收，还得往里头帖钱，社会能稳定吗?毕节听了这个话，赶快到外头去考察，引进了一批民营企业，改组了国有企业，这下好了，没包袱了。

第二个问题，农民得下山。农民要异地致富，你在山上怎么致富?一个山上住的几户，修一条公路上山，划不来，装电线，也成本太高，下来，下来干嘛?能够在附近做劳动力量，经过技术培训，送到外省，这样一来，他们就富了，就变了。他们觉得这个方法好，职业训练是重要的，但还解决不了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农村产生的问题：全国两亿多农民工中，有几千万是夫妻长期分居的，这是一个问题。在农村考察，这个问题没有人注意。农村男的出去了，女的在家里，坏人一勾结，就这样了，丈夫回来，发生凶杀案，把全家都杀了，家庭破裂了，就发生这些情况。所以，光是农民出来不行，怎么样解决几千万农民两地分居，这就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这个过程中，要为他们盖房子，老婆孩子在乡下，或者老婆也进城了，但在另外一个城市，怎么调到一起去?这就是农村的问题。农村在变化，也不断会出新问题。

这次在毕节考察，碰到一个新问题：农民现在生活好了，为什么过春节，一些人不回来过呢?回答说生活是好了，可是份子钱，就是递红包，比从前多了，农村的一个村子，有婚丧嫁娶，红白喜事，都要送红包的。过去红包三块、五块就送了，都不在乎。现在不同了，现在起码一百，一百还嫌少，大家都是二百。一过年回来，碰到这个事，好不容易赚一点钱全花光了，我家里又没有什么可以收红包的。所以，就不回来了。过年完了，悄悄的回来，就回来再走，别人也不知道，所以中国的扶贫，还有很多新问题。

我今年年初带了政协的一个调研组到陕西的汉中进行调研，陕西的汉中有什么值得调研的呢?那条汉江，穿过汉中地区，灌入丹江口水库，从丹江口水库，南水北调供北京，正因为如此，下一条死命令，汉江沿岸现有的工厂一律迁走，不准建有污染的工厂。农民呢?汉江流域，两岸不准施化肥，不准打农药，水流到汉江，流到北京怎么办?这种情况，农民怎么脱贫致富?我们就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先到一个县，这个县叫西乡县，它改了，所有的田都种成茶树，因为它的特产叫富硒茶，富硒茶是稀有元素，很好销。种茶以后，情况变了，需要劳动力，它跟种田不一样，经常茶叶要加工，茶叶要行销等等，它又不施化肥，上农家肥。在湖北、在四川等地打工的农民都回来了，家里需要劳动力，这样他成为一个出口茶的重要地方。

又到第二个县考察，那个县叫洋县，有一种鸟，这种鸟已经快绝种了，叫朱鹮，当地就建立了朱鹮保护区，繁殖、喂养朱鹮，繁殖一批就放了。朱鹮这种鸟有一个特点，它一辈子就一个伴侣，所以中途无论公无论母死了一个，另外一个终生不再找伴侣，所以今天的洋县，在朱鹮湖的周围，都是风景区，成为外地跟本地人结婚的庆典之地。好多穿着婚纱的在那儿办典礼，不仅仅今年结婚的，过去结婚的来补这一课的也有，金婚、银婚的也有，以朱鹮来相许，都来学朱鹮，这样变成旅游点了，旅游一发展，整个经济就变了。

第三个县，汉中市的留坝县，留坝是张良封为留侯的地方，有张良庙，所以纪念张良，叫留坝县。而且那是个什么地方呢?刘邦用了一个计谋来骗项羽，就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韩信带了兵北伐，一下子到了西安了，所以是个风景点，旅游点，他们卖一些当地的工业品，张良的画像，旅游起来了。

我们到了第四个地方考察，就是勉县，有一座山，叫定军山，就是黄忠刀劈夏侯渊的地方，那里有诸葛亮临时的遗嘱，要把他葬在定军山，有诸葛亮墓和祠堂，所以到这里就谈《三国演义》，都这样发展旅游了，所以要因地制宜才行。

毕节也是要下一步大办职业教育，目标向西南各省，中部地区输送技术工人，我们帮助他一个重要的成绩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光华学院成立的最初几年，我们派人到毕节学院，去助教，帮助他的教师提高水平，我们自己也上课，结果这么多年，毕节学院变了，我们去看，根本不认得了，改了名字了，叫贵州工程综合学院，培养一般的大学生，没出路，你本来就是一个从师范专科改过来的，所以完全改成培养高端职业技术工人的地方。

所以，在这里我们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中国的改革过程当中，这些都是发展经济学中没有的。今天我们中国遇到一个新问题，国家统计局2015年第三季度的公报出来了，其中一个引起我们很注意的指标：第三产业的产值已经超过了51%，这是一个现代工业化发展中的标志，因为人类社会分三个阶段，最早是农业社会，农业社会是以第一产业产值为主的;然后到工业化时期，经济发展快了，是第二产业产值为主了;当第三产业产值超过GDP的一半，这就意味着进入到后工业化时代。后工业化时代在中国已开始了。所以，对我们来说，应该认识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做什么事情?

大家都知道，发达国家进入到后工业化时代，它的第三产业要占到GDP的60%到70%，到了第三产业为主的阶段，经济增长率都要下来，而第二产业为主的工业化阶段，经济增长都可以快的，到这时候就逐步就下来了。发达国家有3%的增长就很不错了，我们现在呢?中高速增长，6%到7%，中国怎么办?所以在中国下一步三件事要注意。

第一件事，中国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现在我们消费占的比重大了，还要进一步。我今年在河北考察，河北的企业家让我讲几句话，我讲了四句：第一句话，让产品更个性化。现在为什么东西不好销，大百货公司那么多衣服，还是不好销?就是有没有新的款式，人家回家把箱子打开，把柜子打开，里面的衣服都是新的，穿了几次就不穿了，为什么不穿了?式样过时了，不时髦了，你得要吸引人，不要怕网上采购，网上采购永远代替不了大百货公司，在国外就是这样，你看看大百货公司衣服挂的，谁去?女顾客去了，她看一看，摸一摸，比一下身子，买不买都可以，她是一种享受，网上购物永远是代替不了这个的，这是第一句话，让产业更个性化。第二句话，让服务业更人性化。服务业要发展，坐在那里等人家上门，不行的，要更人性化，服务的更周到。第三句话，把品牌打到国外。我们感到很遗憾，中国品牌学会告诉我，他们经常向来中国采购货物的外国商人发问卷调查，题目是您所熟悉的中国制造业的著名品牌。结果问卷收上来了，就一项最多，什么?茅台酒，茅台酒是中国的品牌，但是不能代替其他品牌，说明中国品牌影响力不够，所以这是一句话。第四、把顾客留在国内。顾客现在拼命到外国去旅游，买东西，为什么?外国的东西比中国卖的同样的货物便宜。因为没有关税，还不那么担心会碰到假货。所以，这个都需要改，这是第一点，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第二、绝不要忘记中国工业化尚未实现。虽然我们占到51%的GDP了，中国的工业化还没有实现。为什么?因为我们离目标还有距离，工业化实现的目标在哪里?是高端的、成套设备的制造业，我们离这个还有距离。现在工厂要更新设备了，到德国去买，到日本去买，到意大利去买，到法国去买，还是去美国买，没有想到，你是在上海买，还是在北京买，还是在天津买，还是在哈尔滨买?所以，我们还做不到这一点，我们要把顾客留在国内。到国外买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对中国是有损失的。一万亿人民币，在国外买化妆品，买书包，实际意义上，对中国来说重要的一点，在国外增加的就业是国外的就业，增加的税收是国外的税收，回来在中国买，一样可以买到。我在厦门自贸区去看到的几个商店，买到德国的奶粉价钱比德国要便宜，他们免了关税了。所以，这样对我们是第二个方面，要继续实现工业化，工业化现在还没有完成，不能放松。

第三、中国的农业大有发展前途。如果大家愿意下农村看看，农村现在的变化很不一样，我带了政协在浙江调查，浙江的杭嘉湖地区，我们到了嘉兴的一个县级市，叫平湖，到平湖的两个村镇，我们人都走不进去，地下全是红的，放炮的，因为土地确权工作验收完毕了，老百姓自发的放炮，当地的盛况远远超过了土改。土地确权对农民有什么好处呢?他承包地的经营权有经营权证，宅基地的使用权有使用权证，再加上宅基地上盖的房子，有房产权，房产证，可以抵押了。这样农村就活了，第一、他放心了。第二、有抵押了。有抵押一笔钱就到手了，这样去开店，做生意，农业搞好，也有钱了。

现在浙江正在推行家庭农场制。大家从书本上看到，美国有家庭农场制，当初向西部推进的时候，加拿大有，西欧国家也有，但是现在中国开始了，家长不是把自己的儿子培养成农业专家，子女不懂技术，接不了班，要学习，这是遇到的新情况。农民把原来宅基地的房子都拆了，我们去看，盖的都是四层楼高的房子，家里住那么多人，第一层租给外地人开店，第二层他们住，自己家住第三、第四层就够了，收入就增加了。嘉兴市给我们的汇报说，在土地确权以前，城市人均收入和农村人均收入之比是3.1：1。土地确权验收以后，比例是多少?比例是1.9：1，收入差别大大缩小了。

我们还看到的新情况是，农业正在起来，农民不在本地种田，到外地去，田自然有人种。我们在浙江考察的，田谁种?安徽来的农民种，他自己去谋更大的发展。所以，我这次到毕节，毕节人不在毕节种田，田是山里的农民来种，云南的农民来种，都行。农田不会有荒芜，总有人种，我家乡是江苏仪征，田是苏北农民来种，这就是中国发生的新情况，对这些我们都应该有所了解。

土地确权以后，我们发现一个情况：重新丈量土地，土地比过去多了20%，怎么会多20%?我们又做了调研，发现就是因为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承包制刚开始，农田一小块，一小块，地有好有坏。所以，好地一亩算一亩，坏地两亩算一亩。经过30年的承包制，农民精耕细作，土地质量都一样了。这次准备确权了，跟村民讨论土地怎么算?都一样，土地都差不多了，这么多年，一亩算一亩，过去两亩算一亩，所以土地多了。第二、过去是用牛耕地，土地都是一小块，一小块，有田埂，现在田埂被刨掉，田埂两边原来遮太阳的也刨掉，农民就记从哪棵树到哪棵树之间是我家的，全部是用拖拉机、插秧机，土地就多了。土地多了20%，如果照这个比例算，全国18亿亩耕地，将会变成21.3亿亩。第三、当初要缴农业税，农民怕增加自己负担，所以家家都是瞒报，少报，大家互不揭发。现在没有农业税了，农民说，只有傻瓜才少报了，没有农业税少报什么?而且你少报，将来土地入股，要出租，就把你少算了。但是他们也不能多报，为什么?因为哪家多少地是全国公布的。所以，土地多了，这种新情况，是我们正在做的工作。

现在的土地合作化，实际上代表着农民有信心了，农民懂了。土地确权以后，农民自愿入入股，真正的合作化从现在才开始，所以，这些情况都表明，中国的改革还在进行之中，现在我可以说，正表明我们在为发展经济学增添了多少内容。我们希望更多的光华的师生，更多的全校师生，能关心中国的改革，关心中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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