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AChina网讯】十九大报告中描绘了中国到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的发展蓝图，也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作出了很多新的判断，例如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于关注中国的投资者而言，这一定位的变化显得非常重要。

通过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投资者应当能够更加清晰地理解何为“高质量发展”，也能够对接下来中国的发展有更加清晰和明确的认识。

新一年的“新”目标：更加“可靠”地增长

每一年对于这份政府工作报告，外界最为关注就是政府对于新一年中国经济增长相关目标的规划，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这些目标的表述有所不同，具体表现为，一个目标的变化，两个目标的减少，一个目标的下调和一个目标的新增。

一个目标的变化：增长率目标的提法发生了变化。虽然报告仍然在全年发展主要预期目标中将“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5%左右”放在第一位，从增长目标上看，这一预期目标的设定维持了2016年和2017年的水平不变，但在修辞上发生了一点小的变化。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将GDP的增长目标设定在6.5%-7%，即6.5%是底线。而201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虽然GDP目标直接设定为6.5%左右，但其后加了一句“在实际工作中争取更好结果”。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事实上更是增强了对于经济增长数字目标的容忍度。

减少了两个目标：M2和社会融资规模余额增速目标。政府工作报告中不提货币总量的具体目标，意味着中国的金融监管部门未来在进行货币政策制定时，将从过去的数量型调控指标，逐步向价格型调控指标过渡，一方面，价格型调控在稳定预期、提高透明度方面具备优势，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与海外货币保持一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两会期间也表示，“更重要的指标还是要观察通货膨胀率和就业指标，未来应该逐渐从广义货币的数量变化慢慢转移到对价格的关注”。

一个目标的下调：财政赤字率目标的下调。虽然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要保持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变，但将新一年的财政赤字率目标下调了0.4个百分点到2.6%。报告中明确指出，赤字率的调低，主要反映的是“经济稳中向好、财政增收有基础”，即政策制定者对于财政赤字率的分母——经济总量的增长更有信心。更重要的是，赤字率的下调本身呼应了当前政府对于地方政府杠杆率的限制，与中国当前各部门去杠杆的大主题是相一致的。

一个目标的新增：城镇调查失业率目标的新增。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还有一个亮点是关于城镇调查失业率目标的新增，过去中国主要以城镇登记失业率作为衡量就业是否充分的核心指标，但这一指标存在两方面的失真：首先，这一指标统计的对象不包含农民工等城镇常住人口；其次，这一指标采用登记制度，如果不到人社部门进行失业登记，则不会被统计入内。相较之下，城镇调查失业率能更好地展现劳动力就业市场的真实状况，同时，因为涵盖了农民工等城镇常住人口，也能够体现经济发展对于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是否均衡。可以预计，随着这一统计指标逐步被纳入政策制定者的预期目标之内，未来对于真实就业水平的关注度也会更高。

综合来看，从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简单数字可以看出，国家对于新的一年经济增长的容忍度有所提升，不盲目追求高的货币总量增长，控制政府部门杠杆率的决心仍然很强，此外，对于真实就业等关切民生的问题更加关注，总的来讲，即追求更加“可靠”的增长。

焕发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脱离数字之外，如果仔细阅读这份报告，可以发现字里行间已经点明了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新动能的来源——政府在经济蛋糕的分配中占比下降。一方面，通过减税、降费等手段，为实体经济企业“松绑”，以激发企业部门的投资意愿；另一方面，通过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提升消费能力，带动经济结构由投资主导转向消费主导。此外，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还将创新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淡化了传统的需求刺激，强调投资的效率。

企业部门减税降费，有助于激发企业部门的投资意愿。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去一降一补”中，市场较为关注“三去”，但“降成本”和“补短板”在今年两会上受到了更多的关注，“降成本”主要体现在“减税”和“降费”两方面。“减税”方面，预计增值税的征收仍会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未来税率水平将从三档并两档，而报告也明确提出，对于制造业、交通运输等行业的税率要重点降低。报告还提到，要大幅扩展享受减半征收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小微企业范围，这将直接利好小微企业为主体的民营经济。此外，对于企业重组土地增值税、契税等到期优惠政策也将继续实施。“降费”方面，清理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降低电网环节收费和输配电价格，降低过路过桥费等，都将使企业直接享受到成本下降的好处。

报告指出，全年要再为企业和个人减税8000多亿元，为市场主体减轻非税负担3000多亿元。从企业微观层面看，“减税”和“降费”将直接体现为企业税率和费用率的下降以及税后净利润率的提升。当企业盈利能力回升后，往往下一步就伴随着投资意向的提升，从上市公司的经验看，企业盈利能力的回升将最终传导到资本开支的扩张，时滞在一到两个季度。如果制造业企业能够在税费上进一步松绑，预计自2016年以来持续低迷的制造业投资增速有望拐头向上。

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实现中国经济的消费转型。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稳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而具体举措包括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和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合理调整社会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增加子女教育大病医疗等专项费用扣除等，其中个税起征点的调整已经成为今年两会期间关注度最高的“焦点话题”，也是居民部门受益面最广的举措，如果真的施行，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增速有望再上一个台阶。

同时，居民收入的提升，也有助于实现中国经济向“消费驱动”转型。报告中提到要“积极扩大消费”，并同时提出包括延长新能源汽车购置税优惠政策、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推动网购、快递健康发展等举措，但需要注意的是，居民收入的持续、稳定提升才是消费行业能够勃兴的基础，也才有可能带动消费升级的趋势持续下去。而背后，则是经济总量分配模式的变革，即政府分配要素（税收）的收缩和居民分配要素（工资）的扩张。

淡化传统的需求刺激，而将创新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如果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与201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进行比较，可以明显看到，当下政府正在淡化传统的“需求刺激”类政策，今年的报告中转而强调要“促进有效投资”，开始强调投资增长的效率。

事实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题中之义并不仅限于传统周期行业的过剩产能清理，更广义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代表的是整体经济结构的优化，而这种优化既包括传统“旧经济”行业的脱困，更应该包括“新经济”行业发展动能的酝酿。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重要章节，就将“发展壮大新动能”和“加快制造强国建设”置于“破除无效供给”之前。无论是“互联网+”、智能产业等新兴产业，还是中国的强势制造业例如集成电路、5G、飞机发动机、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都有望取代过去的重工业投资，成为中国经济未来增长新的驱动力。

而政府工作报告建议中紧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后的，就是关于“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内容，可以说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创新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具体措施包括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落实和完善创新激励政策，以及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上水平。结合近期中国在资本市场所做的一系列改革举措看，对于优质创新型企业的扶持已经深入到各个层面。例如富士康仅仅用了20个工作日就“闪电”过会、例如媒体报道的CDR试点、再例如独角兽企业上市的绿色通道，种种迹象都表明，中国正在前所未有地关注创新，经济结构转型的重心也开始从去年的以“旧经济”部门的改革为主，逐渐转向以扶持“新经济”部门、培育新的增长点。

三大攻坚战能否成功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的另一个亮点在于，将包括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和污染防治在内的“三大攻坚战”置于全年政府工作建议的第四项，仅次于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深化基础性关键领域改革三项工作之后。

所谓高质量发展，其本质在于解决过去中国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出现的问题，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目前看，这种矛盾主要表现为居民部门内部收入分配的不平衡和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此外，过去经济持续高速增长阶段也产生了风险隐患，未来能否成功化解，也决定着中国经济能否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

精准脱贫本质上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同时带动必需消费行业的增长。事实上，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政策导向发生的重要变化，过去是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但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不断增长，这种收入分配的不平衡已经凸显，特别是在经济增速较高的阶段，不平衡的程度往往有所加深。目前看，未来要维护社会的稳定，改变这种不均衡已经显得至关重要，而预计随着中国脱贫工作的不断深入，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提升后，必需消费行业的增长也有望因此受益，从而助力中国经济结构向消费转型。

持续推进污染防治表明政府的政策导向更加长期化。当前，政府出现的一个最大不同就是更加关注长期利益，甚至愿意为了长期利益而牺牲短期的经济增长，对于污染防治的重视就是重要一例。报告中指出要继续巩固蓝天保卫战成果，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下降3%，这与中国此前表态落实《巴黎协定》的要求相一致，不仅表明了政策制定者对于民众生活质量的关心，也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态度。

预计2018年重大风险防范化解的重点在于金融体系和地方政府债务。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将推动重大风险的防范化解放在“三大攻坚战”之首，从整体表述来看，预计中国2018年的风险化解主要将围绕在金融领域和地方政府债务领域。金融体系的风险主要表现为影子银行风险，中国的监管部门已经自2017年以来出台多项打击影子银行的政策新规，未来将落地的重要监管文件，也将进一步规范资产管理行业的生态，从而限制影子银行扩张，进而降低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主要是隐性举债，由于地方政府财政预算的软约束，大量表外的地方政府*以融资平台、PPP项目融资等形式存在，这些本质上都将成为潜在的信用风险，预计未来政府将主要通过债务置换等方式将地方政府的表外隐性负债显性化，同时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无论如何，如果中国的金融体系风险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能够顺利化解，则中长期增长的尾部风险得到消除，中国经济就会迎来真正长周期、可持续的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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