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2年10月19日  星期五

    地点：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周林：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商学院的院长以及相关的负责人、女士们、先生们，欢迎大家来到第四届全球商学院院长论坛。我是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的院长周林，非常荣幸担任此次论坛的主持人。我们都知道，我们的院长论坛是每两年举办一次，可以看到今年的主题是有关新兴市场商学院的教育。这次总共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位嘉宾参加了我们的开幕式，这次的论坛有很多来自新兴市场国家的嘉宾。我们可以看到全球的秩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两年之前我们论坛的主题是关于经济箫条期之后商学院的建设，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当今世界经济还是比较疲软的，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对于欧洲、日本、美国这些发达的市场，到目前为止虽然是有所恢复，但还是有很多的发达国家现在仍然处于箫条期。与这样的情况恰恰相反的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新兴市场，特别是“金砖五国”提供了全球发展的动力，这些新兴的国家甚至在全世界的发展过程当中取得了领导地位，也是确立了全球经济的格局。因此我们今年的主题选择了“新兴市场中的商学院教育”。

    今年的论坛得到了很多学校，包括上海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今天也非常高兴能请到上海市副市长屠光绍先生参与我们的开幕式，屠光绍市长也是负责我们上海市的金融业务，上海也是致力于打造一个全球的金融中心，屠光绍副市长也是上海市委常委，我们就以热烈的掌声有请屠光绍市长致辞！

    屠光绍：谢谢周林院长，很遗憾一会儿我要说中文，所以请各位外国嘉宾使用同声传译服务。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首先，我代表上海市政府向由上海交通大学主办的第四届全球商学院院长论坛在上海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同时，也向各位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

    我是昨天晚上很晚才赶回上海，昨天在北京有朋友问我你为什么那么晚还要赶回去，我告诉他明天在上海有一场非常非常重要的论坛。那些朋友就问我是什么样的论坛，我告诉他们是全球的商学院院长的论坛。他们马上说我们能不能去参加？我说对不起，因为你不是商学院的院长，以后你当上商学院的院长再来参加，我想我们的主办方一定会非常欢迎。我的朋友们之所以对商学院院长很感兴趣，这跟我们目前在大的世界格局和全球经济发展背景下来开这样一个论坛有很大关系。大家知道，因为现在全球经济仍然处在复杂多变的大环境中，同时经济复苏非常艰难，而且应该说面临着很多的挑战。在当前这种情况下，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在寻找下一步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一些战略和具体路径。在这个过程中，新兴市场也被大家所广泛关注。我们知道最近的二十多年来，应该说新兴市场的发展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力量。当然，在目前全球的经济状况下，新兴市场要想继续在全球的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推动作用，新兴市场本身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比如中国也面临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但是我想，新兴市场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都不一样，最重要的就是关于下一步在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包括在全球经济平衡的过程当中重视人力资源的发展，这既是解决当前经济调整和方式转变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力量，更是新兴市场在今后能够继续保持在全球经济增长当中贡献的一个重要战略，所以它是利在当前，功在长远。我想今天这样一场商学院院长论坛把主题定在新兴市场的商学院发展这一主题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也一定会引起广泛的关注。这次论坛所产生的成果也一定会对全球下一步推动新兴市场的人力资源和商学院的教育产生积极的作用，因为商学院作为培养高级经济管理人才的重要渠道，本身也面临着怎样适应全球，包括新兴市场自身发展的需要，无论是在课程、方式还是在加强相互之间的联系方面都面临着新的任务。我们商学院的教育适应了新兴市场发展的需要，商学院的教育前景才能够越来越广阔、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我想今天的论坛意义就在这里。

    另外我也想告诉各位，上海正在抓紧推进上海的国际经济、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的建设。我们一直强调，上海下一步推动上海发展最重要的资源是人力资源。上海要加快“四个中心”建设，要进行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最重要的是人力资源。只有人力资源在上海的发展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上海“四个中心”建设才有最坚实的基础，也才能实现上海的可持续发展。今天商学院院长论坛对于上海来讲也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我们衷心地希望通过今天的论坛，通过我们的交流，通过我们的进一步合作，必将在推动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商学院教育进一步发展的同时，一定会为上海在进一步聚焦人才发展战略方面起到积极的借鉴作用。

    衷心地期待着这次商学院院长论坛能够取得丰硕的成果，同时也借此机会衷心地期待大家能够在上海期间工作生活愉快。谢谢大家！

    周林：屠市长已经是第二次来到我们的论坛了，屠市长也在我们的日常管理当中对于上海交通大学给予了大力的支持，我们非常感谢屠市长给予我们大学、学院的支持。

    接下来有请Amit Agnihotri致辞，他是印度MBA Universe.com的主席，这次他也和很多印度商学院的院长来到了上海，下午我们会和他们进行对话。

    Amit Agnihotri：非常感谢周院长。尊敬的副市长阁下，尊敬的各位来宾，来自全球商学院的院长及其代表，我从来没有看到过那么多全球顶尖的商学院院长一起参加一个论坛，能够参加这样一场全球的论坛，这应该是亚洲地区最大的商学院论坛。对于我们印度MBA Universe.com来说也是非常荣幸的。

    这次的主题是有关“金砖四国”新兴市场国家，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应该是我们论坛的中心内容，接下来我想和大家分享几点内容。

    首先简单地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机构的情况，在座的各位可能不知道我们机构的情况，我们主要是从事一些研究工作、出版工作，我们也会组织一些会议和一些合作项目，当然，我们也会为印度的MBA和商学院进行推广。如果我们想进一步推动商学院的发展，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印度，我们两国都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大家可以看到在印度其实有很多的专家，无论是在伦敦商学院还是IMF的前首席经济学家，还有HBC以及其它机构都有印度的专家。印度在全球管理行业中其实是做出了非常重大的贡献，可以看到在教育方面印度有着非常举足轻重的地位。

    接下来我想和大家介绍一下印度教育的情况。印度有60年的MBA发展历程，当时是从1949年开始的，还有一个机构是IMMA，这是1961年成立的，就是印度管理学院，所以我们的历史也是非常悠久。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获得的全球认证，对于印度来说，我们也是和其它的国家进行合作，比如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等等。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全球MBA市场正在蓬勃发展，可以看到有三千多家不同形式的商学院，有着不同的规模、不同的机制。虽然这些商学院可能不尽相同，有些是比较大型的，有些是比较中层规模的，但这个市场还是在生机勃勃地发展。印度MBA学院有着不同的办学形式，有些商学院在印度完全是由政府办学的，有些是由政府出资的，对于印度来说我们也是非常需要人力资源的，就像屠市长刚才所说的，我们不仅是在农业、工业方面发展，更需要在人才方面发展。除了政府支持的MBA之外，我们还有一些独立的私立商学院，还有一些国立大学或者是公立大学，比如孟买大学、新德里大学等等，还有完全私营的商学院。这里还有一个全新的发展趋势，就是由企业支持的商学院，也就是在学术界之外的企业界也参与到了商学院的办学。这段历史相对来说比较短。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印度总共有六个类型的MBA办学模式。

    接下来我想跟大家探讨一下，对于中国和印度两国来说，我们如何在全球MBA教育当中做出我们各自的贡献，如何进一步推进商学院的发展。我相信对于我们两国的商学院机构来说，我们可以充分发挥我们的规模优势，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的人数也在不断发展。当然，我们也遇到了很多经济发展的限制，但是我们相信如果中印能够继续发展，能够有更多的机会交流的话，我们可以在MBA市场上创造更多的价值。对于我们两国来说，我们的学生和高管也可以更多地交流与合作，我们也可以在全球的舞台上共同发出我们的声音。我们在印度也有相关的管理，还有我们商学院院长的论坛，这是在8月份的时候，在东南亚大概有300多家商学院的代表参加我们在新德里的相关论坛，明年我们也有类似的活动，希望大家能够参加。

    周林：非常感谢Amit给了我们很多启发，也介绍了印度MBA商学院的办学形式。我们知道在印度也有非常高层次、非常尖端的商学院，再次感谢你们能够为我们的论坛提供大力支持。

    对于安泰商学院来说，我们是一所综合性大学下的商学院，这对我们来说有着很好的优势。安泰在一所综合性的大学内可以得到多学科的支持，我们也得到了校长的大力支持。我们学校有不同商学院的办学形式，但是我相信我们共同的目标都是打造最佳的商学院之一。接下来有请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教授致辞。我们知道，张杰教授是非常知名的物理学家，不仅仅是中国的院士，而且是美国科学院的院士之一，他也是在德国商学院担任院士，有请张杰校长。

    张杰：尊敬的屠副市长，尊敬的周院长，女士们、先生们、各位嘉宾，大家上午好。值此第四届全球商学院院长召开之际，请允许我代表上海交通大学对于会议的召开表示衷心的祝贺，也对出席会议的各位中外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

    虽然全球经济正在遇到非常不确定的因素，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新兴市场正在成为举世瞩目的区域。可以看到现在在全球的诸多领域，来自新兴市场的需求是引领全球发展的主要动力。随着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在国际上的地位不断突出，新兴市场的商学院教育也将成为一个风光无限，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行业。我们也相信商学院的教育在新兴市场的发展空间非常广阔，而且也具有蓬勃发展的国际竞争力，吸引了世界各地的目光。

    对于上海交通大学来说，我们的前身是南洋学院，这是上海历史最悠久的学府之一。上海交通大学已经有116年的历史了，上海交通大学的毕业生也是在中国社会建设发展的过程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在政界、企业界、科学界、工程界和各个专业行业当中可以看到上海交通大学很多杰出的校友，包括江泽民、陆定一、丁关根、汪道涵、钱学森、吴文进、徐光先等等，他们不断地为中国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包括学界、政界乃至其它行业。上海交通大学有着我们的历史责任，我们也会在中国的发展和繁荣建设当中起到我们的作用。我们希望我们培养的责任有社会责任和广阔视野。在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当中，上海交通大学也为我们的未来制定了发展的蓝图，我们会不断地把我们的大学创建成为一所世界一流大学。

    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论坛也是一直在探讨如何把我们的商学院不仅仅是办成一个学术研究的地方，我们也会在商学院的学习当中不断探究相关的解决方案，能够让我们商学院的研究有更系统、更前瞻的角度，我们也是希望商学院的教育能够更多体现出我们全球化的特色，希望我们的论坛能够取得成功，为我们未来全新的发展带来更多的动力。

    最后，再次欢迎各位的光临，希望大家在上海能够工作生活愉快，预祝此次大会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周林：现在我宣布：全球第四届商学院院长论坛开幕式结束。请大家移步会场外集体合影。

    （集体合影）

    吕巍：各位尊贵的来宾、院长们，欢迎大家来到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举办的这次论坛。现在有些学者认为亚洲可能是整个21世纪经济的领头羊，我们现在发现全球经济的重心也在向这些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向巴西、南非这些亚太地区国家进行重心转移，除此之外还有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现在新兴市场国家正在逐渐变成全球经济的发动机，对于商学院的教育来说也是一个重大的机遇以及挑战。

    近两年我去了六次美国，还去了五次英国，有的时候我也记不清楚到底去了几次。经过那几次的访问，我发现那边的人还在经济危机中挣扎，但是对于商学院的教育来说没有什么大问题，因为很多新兴市场国家的学生，包括中国的留学生在去英国留学，给商学院带来了很多的收益和经济上的支持，所以我想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举办这个论坛的时机，不光是对于那些西方的成熟发达国家还是对于东方的一些新兴经济体，讨论商学院教育都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下面即将发表的嘉宾是Sally Blount教授，他是全球商学院教育的专家，尤其是在磋商以及领导力管理方面拥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他在凯洛格管理学院已经工作了数年，在整个商学院领域也工作了数十年之久。他在凯洛格管理学院担任院长期间为凯洛格管理学院画了一张新的发展路线图。有请Sally Blount。

    Sally Blount：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能够来到这里，首先我要感谢大家，也非常高兴能够见到屠副市长、吕院长、张教授和周教授，感谢大家的支持和介绍。今天会有很多全球领先的商学院院长齐聚一堂，跟我们讲讲全球商学院的教育。

    因为我并不是来自于新兴市场的，但是我们可以从全球那些合作伙伴那里学到很多的知识，并且我们还有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关系，尤其是跟香港科技大学，还有在特拉维夫和多伦多合作办学的项目，所以我们在全球有很多经验，包括在新兴市场的经验。我们在中国大陆也有很多历史悠久的纽带，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见到中国大陆商学院的院长们，期待着在后面和大家有更多的交流。

    我们凯洛格商学院是如何崛起的呢？我认为我们的商学院有两个非常伟大的院长，他们都做得非常出色，后来我在凯洛格拿到博士学位，然后去了NYU和芝加哥大学，我也成为了上海纽约大学筹备工作组的成员，而且上海纽约大学这周已经宣布了他们的招生计划。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也要考虑到全球的世界，并且要考虑到我们在全球中的合作伙伴关系及角色，我们药厂越来越多的人有机会接受到优秀的商科教育。

    在2008年发生了什么呢？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美国的商学院在媒体上得到了很多忧伤的信息，包括次贷危机和华尔街的忧伤信息。那时我知道商学院的教育是非常强大的，包括在座的各位，我相信我和你们一样，当时我不知道到底要怎样更好地改变世界，只有能够更好地培养未来的全球商业领袖才能做到这一点，而且我们要聪明地利用自由市场的理念和原则，这些就为我们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组织，我们要利用好自由市场的优势。对于我们商学院来说，我们应该去做正确的事情。我经常跟我的学生开玩笑，有的时候我跟他们说你们晚上睡不着觉是不是就是想着多赚钱啊？他们有些人是做得非常成功的，我跟大家一样相信商学院的威力可以改变世界，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好，而且我相信在21世纪也有很多的内容是我们如何能够变得更加国际化，包括和安泰经济管理学院以及交通大学在全球教育力量崛起当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过去两年半的时间内，我们的学院也做了一些深刻的改变，从而迎合世界在20世纪到21世纪这样一个转变的历程。我们在政治上、在社会上、在文化上发生了如此之多的变革，在同一时间就发生了这么多的变革，以前我们说不光是西方的变革，包括年份的变革，不光是20世纪到21世纪的年份上的变革，同时也产生了很深刻的社会影响。我想让大家意识到在2001年有4个月份发生了什么。

    在美国发生了一场深刻的、影响世界的变革。就是2001年的9月11日，那时我就在纽约，我用双眼目睹了“9.11”的悲剧。除了我们自己个人的体验之外，我们要了解到全球政治方面产生了什么样的变革，而且美国也意识到我们不再是一个所谓的安全港了。在“9.11”之后的两个月，高盛发布了第一个使用“Brick”词语的报告，他们是第一次在他们的报告里使用这个词汇。他们说在这个世纪第一个十年结束之后，那个“Brick”就是金砖国家将会占到GDP的10%，我们知道后来是占到了20%，虽然我们现在都在说新兴市场国家，但是如果用一个正确的词汇的话，我们应该说是增长国家，在这方面有很多的内容可以说，但是请大家再来看看后面的变化。在有了“金砖四国”这个说法之后，在2002年的1月份我们开始有了实体的欧元，从2001-2002年发生的这些巨大的变革可以看到在新世纪的前10年发生了什么，我们觉得不光是卡特里娜飓风，包括BP石油泄漏、墨西哥石油湾泄漏，还有东南亚地震等等，这些都是产生了深刻的变革，而且象征着深刻的变革。作为一所商学院，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些变革，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不只是要看我们取得了多少资产，或者我们有多少已有的渠道，实际上更多的是在于我们如何建立一个有影响力的网络，如何在全球的范围内建立这样的网络以及影响力。

    大家知道，芝加哥的Crown家族是芝加哥最有钱的家族，他们现在准备建立一个新的Logo，不是去找那些芝加哥眼花缭乱的设计公司，他们在网上找了一个Design.com的公司，只花了一点钱就为自己设计了非常好的Logo，而且只花了700美金就得到了全球600多个报名的信件，最后他们选了一个印尼的候选人Logo，这让我们知道了技术是多么地有威力，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实现职业的发展。在20世纪末我们和现在已经不一样了，那时我们在培养知识工作者，我们现在是在培养廉洁的工作者，他们不光需要知识，并且也需要和其他人建立一个非常好的连结，能够用一些细微、细致的方式进行连接。

    商学院也需要睁开我们的双眼，看到这些变化，迎合这些变化，其中之一就是技术上的变化。我们认为5年内在美国就会出现免费的、或者只需一点点学费的在线MBA项目，大家要相信这是会很快发生的。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怎么才能让现有的商学院去发展、去赚钱？我们需要市场方面的知识、对顾客的了解，包括公司合作方面，所以对于任何一个高效的商学院来说，我们不会把这些多学科进行孤立的分裂，我们会有更多企业家精神方面的课程。与此同时，我们也是非常关注我们公共机构和私立机构相互之间的协作，可以看到在20世纪末的时候很多美国的商学院其实很多时候并没有在这些公立和私立的合作方面研究的更多，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应该更多地考虑政府的介入，这是我们以前所缺失的。可以看到现在对于中国市场来说，我们相信21世纪应该更多地和这些新兴市场合作，因为我们也是希望更多地了解关于政府治理以及我们私营机构的合作，对于我们学术界来说，我们应该对其它国家的运营模式了解，一直保持开诚布公的态度，我们做了一项研究，大家可以看到对于我们商业咨询机构来说，他们现在也越来越多地和其它机构开展对话，另外我们可以有更多的资金投入，使得这张图可以运行起来。对于凯洛格学院来说，我们也是希望更多地运用好这张图。这张图代表的就是跨学科的交叉学习，我们也希望能够进一步推动这方面的研究。

    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在考虑商学院发展的过程中应该对MBA核心课程有更综合性的考虑。因为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了，这种变化是非常深刻的。你们应该更多考虑自己独立的模式，而不只是美国的模式，我相信你们都有很多的机会，你们也有这样的经济实力，也有更多的人希望进行学习，不要仅仅是复制美国的模式。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也可以看到很多成功的办法。另外我还是喜欢这种不同的部门，可以看到有不同的学科，当然也有不同的专业和师资力量，但是在MBA的变化当中，我们要有更多的交叉、更多的融合。除了这两年MBA的学习之外，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考虑一年的MBA课程，其实我们也会推出一些其它的课程，不仅仅是学位的课程，我们也会花更多的精力研究其它的课程。另外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科技在不断发展，我们在技术的变化当中也会积极推进，我们在现在业务发展的过程中越来越多地采用了科技。除了这种科技的运用，我们应该和我们面对面的教学更好地结合起来，把我们的科技运用到我们的课程网络教育当中。我们还要考虑在我们面对面的讲座当中，就像今天这样的论坛，我们也可以通过其它形式来开展。比如有些东西是没有办法在网上复制的，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些更加灵活的学习方式。对于学生来说，他们可以在课堂之外综合性地来学习。我们还是要有很多的投入，当然，我们还要考虑大课堂和小课堂更加充分的结合。

    我们对于我们的全球合作伙伴也是感到非常自豪，这是是我们全球的合作伙伴，我们也非常感谢香港科技大学对我们的支持。我们也非常希望和在座的各位进行合作，特别是来自新兴市场的商学院。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也是在不断地开展这些合作的项目，比如在MBA的教学当中我们也和很多新的学校，比如在泰国我们也有合作，还有一些师资交换和研究工作，比如我们和北大也有合作。我们希望在这些研究工作方面能够有更多的合作，我们也和巴西很多大学进行合作，希望更多地了解这些新兴市场的知识，我们和在座的一些学校已经开始合作了，我们也会通过校友会来开展这些合作，希望通过我们的工作继续我前任院长的工作，能够为我们的市场，特别是来自于新兴市场的商学院有更多的合作。我希望我们的知识和你们的知识能够为我们MBA未来的培养水平更上一层楼，我们希望充分利用我们的实力，我们一定能够取得成功。

    吕巍：非常感谢Sally的精彩演讲，我也和很多美国商学院的院长做过交流，我也一直在考虑凯洛格管理学院为什么能够保持这样的领导地位。今天讲了很多有益的策略，包括很多全球方面的协作机制，对于凯洛格学院，可以看到你们开诚布公的合作，包括和迈阿密、香港、泰国等等相关学院的合作，确实令人印象非常深刻。

    接下来有请我们另一位来自欧洲的演讲嘉宾，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和新兴市场的学生在欧洲学习，我在一个月之前应西班牙政府的邀请去了西班牙，我也见到了西班牙的教育部长，包括皇后陛下，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中国学生去西班牙学习。我们在英国可以看到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是来自中国、印度或者其它新兴市场的，经常有些非洲的同行问我，为什么我们要去这些国家？这些国家是造成金融危机的地方，为什么要去那边学习？这些国家是在不断地吸引这些新兴市场的学生，但是这些发达国家又要应对自己的危机，我想我们就来听听欧洲法国管理学院的前任院长，来自巴黎的Pascal Morand教授的演讲。他在运行很多法国的教育项目，还在很多欧洲相关委员会担任咨询，上个月刚刚卸任，如果你像Sally一样担任院长的话可能需要比较谨慎，但是现在你已经是前任院长了，相信能够更加畅所欲言。

    Pascal Morand：各位上午好，非常感谢刚才吕教授的介绍，非常荣幸能够和大家分享，非常高兴能够在这个论坛上和这些商学院的院长齐聚一堂。我在欧洲管理学院担任了六年的院长，之前也担任过经济学院的职务，也担任过创新以及竞争课程的教授，其实我也参加过现在IMF主要格拉齐女士之前的一些经济项目。我想分享一些我在法国欧洲管理学院的经验，也会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对于成长型、增长型市场的管理经验。

    现在我们有五个校园，在巴黎、伦敦、柏林、马德里和多伦多，我们马上在东欧又会有一个新的校园。可以看到我们在全球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对于法国来说，我们也是全球最早的商学院，我们的校园分布在巴黎、伦敦、柏林、马德里和意大利的都灵，我们原先是在欧洲发展，我们这些学生和师资也是来自于90多个国家，我们原先是一个商学院，现在也是提供我们的硕士和博士的课程。刚才我也介绍了我们的五大校园，应该说我们的学校也是非常国际化的，我们非常欢迎来自中国的学生。我们在每个国家都能非常好地融入当地，我们也和全球很多其它的学术机构有这样的合作关系。我们在我们的校园也有不同的教学机构，我们也有我们的管理章程，我们是用这些管理章程管理我们的五大校园。这些章程总共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关注学术性的价值，这就是我们传递知识或者是教学的任务，另一方面是整个欧洲的价值，对于我们机构来说，我们非常关注我们的社会学，还有我们人类学方面的内容。可以看到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我们不仅仅是经济和管理方面的课程，我们也会融合我们欧洲的一些历史和文化方面的内容，这是我们的历史发展背景所决定的。

    刚才Sally教授讲到了企业家的创业精神，讲到了创新和变革，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在我们的课程当中把这样一种创新和变革的精神融入到我们的课程设置当中。因为我们是一家欧洲机构，欧洲公民的学生并不是一个身份证，可以看到整个欧洲其实是共同发展的，我们也是希望我们这些国际的学生来到欧洲能够感到是在自己的家里，能够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大家要知道，这两年的管理学课程不仅仅是在校园当中上课，我们也会把他们带到其它的校园，我们要让所有的学生，特别是我们的国际学生感到特别舒适，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能够有这样一个舒适的生活、学习的环境。另外我们也希望在商学院的发展过程中为欧洲竞争力的提升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我们的贡献，特别是在现在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希望为欧洲的发展做出我们的贡献。

    刚才讲到了我们欧洲的特点，但是我们希望能够保持我们的全球视野。其实我们有很多来自欧洲之外的学生，刚才讲到了有90多个不同的国籍，现在我们也是在大规模地招收我们欧洲以外的学生。我们有那么多的学生，有那么多不同的背景，大家的背景也是不尽相同的，我们的校园现在还是全部在欧洲的，未来是在这5个校园之外的，未来可能还是在欧洲，但可能会是在东欧。我们也在我们的课程设置过程当中更多地关注这些欧盟的内容，但我们还是积极地参与到全球的合作，特别是在一些发达和发展中国家都有这样的合作机制。

    我想强调一下我们和金砖国家的合作，我们和金砖国家有一些传统师资交换的项目，我们也会越来越多地开展这些项目。但是我想强调两点，我们建立了这样一个代表团的机制，这个代表团其实是分成两方面，不仅仅是有双方的代表参加到这个代表团访问，也不仅仅是学生参与到这个代表团当中，我们相关的商学院和当地国家其它的代表也参加到了这样的代表团当中进行访问，我们也有很多来自于金砖国家的代表参加进来。另外不仅仅是管理学科的合作，对于政界和其它行业来说他们也越来越多地考虑到这种相互的连接，我们在拉丁美洲有一个研究中心的合作，另外我们还有和印度、欧洲的研究中心，我们也是建立了一个综合管理协会。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不仅仅是希望开发我们的课程，也想了解国际上社会发展的动态。

    接下来，我想强调一些不同的方面，我们认为与金砖国家的商学院合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仅仅是因为金砖国家正在飞速发展，他们的商学院也在飞速发展，而且我们相信与金砖国家商学院的合作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发展，而且也带来了很多信任，因为如果大家看看金砖国家的情况，他们因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非常活跃，非常有创造性，并且非常乐观。我们相信这种关系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好的影响，因为现在在欧洲有这种财政紧缩的政策。我们知道现在在欧洲紧缩政策是一个经济政策的大趋势，但是如果只有经济政策的紧缩，最后只会是一个死胡同。我们需要对一个新的世界进行开放。在欧洲，很多人说欧洲就是一个奇迹，享受了这么多的繁荣以及和平，那么欧洲的明天在哪里呢？我们知道这不光是取决于那些政治家之间的对话，而且我们要解决欧洲的两难选择，我们的问题有很多。在西班牙年轻人的就业率只有50%，这是很麻烦的，包括在希腊也有很多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潜在风险，所以在历史上和现实中都需要正视和解决这些风险。对于我们商学院教育来说，我们如何跟金砖国家互相合作、互相支持、彼此影响和学习就是非常重要的。我相信欧洲也需要更多的企业家精神创新，更多对于社会新的视角。这些新的视角和创新是来自于世界各个角落的，我们欢迎这些不同的见解和创新。对于商学院来说，我们当然能够为此做出贡献，并且互相提供帮助。我们的教育是要培养全球的商业领袖，并且为我刚才讲到的这些角度来服务。我们知道现在新兴市场国家，或者像凯洛格院长讲的这些增长国家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启发，我们要采用一个全球化的视角、多样化的方式来进一步发展。我们要知道我们所知甚少，所以我们需要有一种开放的心态和大家进行交流，倾听彼此的声音。比如现在在中国变革的文化以及社会和谐这样的观念对于中国文化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对于商学院的教育是一方面，如果我们不把这种和谐的中国文化融入进去的话就是不适当的，所以我们要有多元化，我们需要多元化，如果大家想要创新的话，我们需要采取一个本地的对话，能够跟本地进行合作和倾听彼此的声音。

    对于我们来说，教育未来商界的领袖人是一方面，我们还要培养未来世界的领导人，不仅仅是商界，而且他们可以为我们带来一个崭新的世界，也可以带来新的观念，进行这样多元化的对话，为我们带来更加多元的理念以及社会的繁荣，还有全球社会的和谐。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

    吕巍：我们现在非常期待着贵学院能开出第六个校园。我们知道在会议上总是美国和欧洲的嘉宾先演讲，因为在现代的商业中我们往往会认为美国和欧洲在过去做的非常好，而且现在仍然是处在一个领先的地位，所以我们总是乐于首先倾听美国和欧洲的声音。接下来我们就转到新兴市场这边，接下来有请Arnoud De Meyer教授，我跟他见过四次面了，每次见面他都换新工作，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是在新加坡，他是印西亚新加坡校园的创始院长，后来我在伦敦剑桥跟他见面，他就变成了Cambridge的院长，后来变成了新加坡管理学院的第四任校长。我们知道新加坡其实是东方和西方之间的一个联系桥梁，虽然新加坡是一个小国，但是他们一直在全球经济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且发展得非常迅速，也起到了一个重要的桥梁作用。相信他会跟我们分享新兴市场国家商学院的创建经验。

    Arnoud De Meyer：非常高兴能够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交流，就像吕教授提到的那样，我们见过几次面了，每次我的职位都不一样，这个原因是我们认识很久了，并不是我跳槽跳得那么快。

    我想跟大家讲的主题是“创造适合世界商业管理格局的大学”，这和Sally、Pascal讲的不太一样，我的视角可能有所区别。我在剑桥和其它学院任职之后，现在很有幸能在新加坡管理大学任职，我们这所大学有法学院、社会学院、软件工程学院、国际会计等等，所以在新加坡管理大学之后，我不光是有商学院的视角，而且还有多学科的视角，我想从这个角度来阐述一下我的看法，不光是对商学院，也包括整个多学科商业与管理格局方面。

    我是从西方来到东方的，非常庆幸能够来到这个新兴市场工作，能够感受到新兴市场的巨大飞跃和发展。我想首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看到的学校。如果用非黑即白的方法，我认为现在大部分的大学教育都是建立在五个已经过时的原则基础上，而且现在很多大学的研究方式和研究大学都是建立在几百年前的理念，其中包括19世纪的德国模式，后来又被康德带到了剑桥乃至整个西方社会，现在我们仍然在使用这些理念。如果作为商学院的院长，我要说这些都是正确的理念，但是这些理念强调研究要根据学科来设置，并且教育就是给单一民族国家培养精英人士的一个副产品，那个时候学校是半自治型的，而且是通过同行的评审运行的，我们学生的年龄一般是18-28岁左右，现在的学生有本科生，也有研究生和博士生，但是这些学校是高高在上的，他们是半自治的，他们往往被认为要领先于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而且我们是先在学校研究好了再到市场上应用，这是一个直线型发展的模式，也是现在仍然在使用的一个模式。另一个原因就是现在信息是稀缺的，并且这些信息是由那些高等教育研究机构所把持着，除此之外政府给予大学一个独特的特权，就是授予学位的特权，所以在学校我们觉得很了不起，因为只有我们有这样的权力，事实上这些大学建立的原则现在已经慢慢地过时了，虽然他们之前一度风靡于世。刚才Sally也有相似的内容，现在这些研究更多的是多学科的研究，而且现在最有趣的问题也是多学科的研究，比如现在的创新需要很多学科方面的创建，比如经济学、知识产权和管理变更方面的很多创建才能进行相应的创新。

    现在知识的更新越来越快了，每七年就会产生百分之百的增长，而且你不可能得到一个学位就能用一辈子了。现在社会要求我们的研究能够解决更广方面的社会问题，比如数字科学、生命保健、可持续的替代能源等等。事实上我现在也在做一些研究，以前我往往侧重于看那些科学方面的商业应用，其实科学往往是解释型的，比如在蒸汽机发明几百年之后，其实科学还是在解释它，而且我们在解释现在整个社会、整个商业的飞速发展，对于我们来说，我们需要跟业界进行紧密的合作来发展我们的科学技术以及应用。除此之外，我还想谈谈Sally讲到的技术发展，这是信息方面的一个巨大的革新，因为我们现在的信息能够以爆炸的速度来发展，并且已经不会受到地理区域的限制了。现在全球每个人对于知识都有同样的获取地位，并且知识和信息的爆炸也是一个很大的趋势。另外很多私立的机构和公司也有学位，虽然没有政府的认可，但是它却被市场广泛地认可，并且质量是非常高的。现在在印度有这样的框架协议，你在一些机构学到的知识、取得的学位并不受到政府的认可，但这种教育是非常高质量的。可以看到我们原来五各大学的管理和办学原则其实已经过时了，现在我们有一些新的变化，比如我们教学的国际化，另外就是网络化的机构，Sally也讲到了，其实我们不仅仅是有很多国际化的发展，网络的连接也更加紧密了。在这样的大环节下，我们要考虑师资应该扮演怎样一个角色，现在的师资力量可能不是所有的人都认识到了，我们的师资力量其实也是在这个网络当中的重要成员，我们的师资力量更多的是一个激励者，是一个推动者，对我们学生来说应该不像以前我们的老师是扮演一个完全绝对权威中心的地位，以前的老师都是年纪比较大的，去教相关学科性的老师，更多的是一个推动者，一个鼓励者。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市场的增长并不是那么快，这是事实，所以我们变化的一个动力就是来自于我们的新兴市场，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不同的理念。可以看到我们新兴市场的发展，包括印度管理学院发挥的推动作用。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很多新兴市场的理念可能还是从这些发达国家，或者是从欧美这边学过来的，现在我们把最好的学生送到一英国和美国进行学习，然后让他们在那边工作。对我们来说，我们其实应该更多地考虑我们独立的、不同的模式，也就是我们自己市场的独特模型。你在美国还能做什么？你在欧洲还要做什么？你要学的地方应该是在这里。我们要根据我们自己的基础、根据我们自己的情况因地制宜地来制定我们的模式。刚才讲到，国际化是为我们带来了一个全新的理念，另外还有我们的网络化。我们也知道在中国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汇，其实在其它地方也需要这样的关系。对于新兴国家来讲，我们相信这种全新的模式应该是来自于这个全新的市场。现在我们师资力量比较缺乏，人口发展速度非常快，对于我们的教学来说，我们近期会遇到师资力量的短期，对于我们的商学院来说更是如此。

    我想做一些提议，就是如何重新打造我们的大学。女士们、先生们、同行们，这些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已经学到了一些东西。因为我也是来自于欧洲的，我也是在美国进行学习的，其实我们已经学到了欧洲做的事情，从美国那边也学到了很多东西。现在很多欧美商学院在教育当中还是处于领先地位，与此同时，我们在某个时间点上其实也会变得越来越成熟。我们应该创造我们自己独有的模式，我们也可以把我们自己独有的办学模式推向我们的国际舞台。我们可以更多地去考虑我们自己因地制宜的一些东西，比如我们在多学科、跨学科方面的教育可以做得更好，因为我们以前没有这样学科分立的模型，我们在跨学科方面可以做得更好，我们相信通过这样一种灵活的教育模式和整合方式会有更好的跨学科研究和教育体制。我现在所在的大学其实就像Sally教授所画的矩阵图，我们没有这样一个严格的划分，我们也会和这些金融机构针对科技方面和社会学方面的数据进行研究。

    我们需要一些批判型的精神，我们的阅读能力需要增强，这种阅读指的其实是理解力需要进一步加强，还有就是在沟通方面需要加强，我们的沟通模式需要有很多种，这也是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强的。我们的教学内容不应该只是去教一些原则和规则，我们应该更多地共享。我也经常和我的学生做这样的互动，有的时候我也会做一些教学的工作。我说的东西有很多他们都能在网上看到，所以对于我们的学生来说，我们要说的有很多他们都可以在网上看到，所以我们自己也要有这种理解力的提高，我们需要去沟通，需要增强我们的分析能力，而不仅仅是教学。我们不像以前只是传递知识而已，要更多地互动、理解和分析。另外就是在我们设计课程的时候，刚才也讲到要有更多的互动、更多的在线教育，刚才Sally教授也讲到可以免费接受MBA的教程，比如哈佛和麻省理工大学，还有很多的商学院，现在很多课程都可以在网上看得到了。当然，在这个方面我们应该还可以更好地设计我们的课程，但是我们觉得我们在设计课程的时候应该让我们的学生有更大的自由度，我们也相信我们会有更多定制化的教育课程，不断地改变我们的设计。

    大学不仅仅是一个短期的学校，也不仅仅是一个专业的培训，应该是一生的学习、终身的学习。对于大学来说，我们不仅仅是要考虑我们所在的这几年当中的学习，我们应该不断地进行研究，让我们的大学变成一个终身性的学习。相信我们可以在合作的过程当中更多地提供这些学习。另外实践也是非常重要的，在研究和教育当中都有很多实践的机会。大学应该意识到我们在发展过程当中科技和应用应该是同步的发展，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实例。很多时候科学可能是在具体的技术和技巧之前，对于科学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属于一个领先的，比如爱因斯坦就是在分享了他的理论之后具体的技术才会研发出来，大家可以看到在二战之后美国也是根据这样的模型建立了自己的研发。先解决科学的研究，再解决技术的发展。当然，有些时候我们应该有更多的实践，这和科学研究应该是同步的发展。有的时候研究工作做得比较少，我们也有很多同事在跟我说，如果不是美国的资料你可能很难出版，但我们觉得在美国的商学院之外还有很多其它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你应该自己去研究，建立自己的数据。你自己要建立一套全新的数据，这才会成为你的优势。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师资力量能够更加多元化，我们的老师过一段时间可能会到其它地方去，或者我们能够在我们的行业当中把有些经验的人纳入进去，让我们的学生获得知识。我们也需要有更多知识型的工作者，在知识型的经济和公司当中，对于员工的知识能力应该是会越来越高。

    当然，我们也可以指出我们体制当中存在的很多缺陷，刚才提出了一些建议，那么如何付诸实施呢？我们应该在新兴市场重新打造我们的教育体系。当然不可能在一个地方发生，应该是在不同的地方开展不同的教学实验，然后我们要进行分享，分享我们在不同地方开展实验的这样一种模式，所以我也非常高兴能够参加这样一场论坛，能够让我们分享一下我们所做的一些教学实验，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的经验都是有帮助的。我们在新加坡管理大学也做了这些研究，其实我们在12年前创建新加坡管理大学的时候她还是一所非常年轻的大学，只有十几年的发展历程，但是在新加坡总共有3个学生，7000多名本科生，1000多名研究生，现在还在不断发展，现在总共大约有1万名学生左右。说到我们的研究工作，我们希望能够发展我们的一些优势和卓越的领域，也就是说我们是有的放矢地来做研究的。我们会关注我们跨学科的研究，包括我们的商业和社会学的分析，还有我们的金融机构和创新，特别是技术以外的这些创新。

    说到我们的金融研究，我们有很多软件工程师，还有一些数据研究方面的特长。在我们的教学过程当中，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有一个相同的核心能力，我们不希望把我们学生打造得太偏，我们希望强调我们学生的团队合作，让他们有这种演讲的能力、沟通的能力、服务的能力、海外的经验，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些能力很好地整合起来放在我们的身上，也就是全面性的合作。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有这样一个共同的核心内容，如果你是律师的话也要了解我们工科相关的东西，工科的学生也要了解文科，所以所有的东西学生都要学习。当然，我们还有核心实践的课程，所有的年龄段都可以进行专业的培训，不像以前可能只有18-28岁的学生，现在对于年龄段根本没有任何限制。我们也会跟行业、政府进行合作，新加坡也是一个重要的国际贸易国家，我们也有很多贸易方面的公司，贸易公司的专业人士也会到我们这边来进行授课，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重要的金融机构、贸易机构，会把行业的知识带给我们的学生。另外在我们的课程当中，通过这些行业的专家也会和我们介绍他们公司治理结构，包括银行界、金融界，包括财务、服务等等。所有的这些做法可以让我们的学校和我们的企业精诚合作，我们的校董事会和咨询委员会也是在企业当中担任非常重要的位置，我们总共有18个来自行业和政府的代表，对于他们来说我们就像一个企业一样，我们运营起来也会更加方便，所以我非常愿意和企业代表、政府代表合作。

    除此之外，我们也和中国、美国、欧洲、印度的朋友们建立起了非常广泛的合作伙伴关系，我们和沃顿商学院的合作关系是非常深厚的，与卡耐基梅隆大学的合作关系也很好，我们有200多个与全球各个学校的交流协议，包括在座的很多朋友在内，除此之外还有很多PHD研究生、博士生项目，这些都和在座的各位大学院长之间建立起了很好的合作关系。我们在总裁PHD方面也有很多项目，我们可以为那些想在工作的同时用自己的企业、自己公司的经历进行PHD研究的人士可以提供EPHD的学习机会，因为我们需要一些长期的EPHD项目，因为他们可以做很好的研究，可以很好地了解理论，并且能够为我们的教育界，为我们下一代的教育提供很好的创建和奉献，这是一个实验型的项目，我们相信我们能够创造出一个非常有趣、非常独特的理念，为本科生的教育、为其它层次的教育提供很好的实验田。非常期待着大家能够和我们一起合作，因为我们相信可以从大家那里学到很多知识。

    吕巍：非常感谢Meyer教授分享的独到的见解和建议，相信您的下一份工作肯定是中国教育部部长或者印度教育部部长了。

    刚才我们听了几场非常棒的演讲，接下来是茶歇环节，然后会有更加精彩的演讲等待大家。

    （茶歇）

    吕巍：我们知道中国是全球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二十年前，上海市政府、欧盟和上海交通大学联合起来创建了一个新的商学院，叫做“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今天这个学院成为了在中国大陆以及全球非常领先的学院之一，在《金融时报》上的排名非常高，并且创造了一个新兴市场的新的商学院模式，他们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John A.Quelch教授为我们分享他们的经验，他第一次来到这个会场的时候讲的是品牌管理，当时我是他的翻译，后来我们去哈佛大学进行回访，当时他还是哈佛的副院长。Quelch教授还担任过伦敦商学院院长的职务，后来他希望在职场上更进一步，所以来到了新兴市场。现在他已经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工作了几个月，所以关于如何在新兴市场建立一个成功商学院方面会有很多跟大家分享的要点。

    John A.Quelch：非常感谢大家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能够回到这个会场，安泰学院是上海一个非常重要的商业管理学院，我们在这里得到了很多政府的支持，其中包括沈副市长、上海市长，还有交通大学的校长先生给予非常多的支持，我向对大家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我们的教授都是在美国常青藤大学的顶尖学生，可能还要再等一等，因为如果是非美国籍想在常青藤获得领导职位的话还要再等一段时间，因为我们在中国有很好的师资融合，包括中方和西方的融合，今天清华的朋友也来到了这里，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商学院，在中国和美国都做了很多工作，为我们的商学院做更好的教学方面的设计，培养出更好的学生。刚才Sally和Pascal讲到了在这个日益变化的环境中商学院教授和商学院所要采取的一些措施，我的报告更多的是关于中欧商学院的具体情况，因为我们是一所年轻的商学院，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印度和俄罗斯的一些年轻的商学院，我相信大家能够从我们的经历中获取一些益处。

    对于中欧商学院来说，我们从一开始就保持了始终如一的价值观，但我们的使命和愿景是有一点变化的。现在我们的使命和愿景变得更加雄心勃勃，我们也相信在未来数年可以完成这样的愿景和使命，我们在未来也将会更加侧重于有责任的领导力。有责任的领导力是植根于中国的深度和全球的广度当中的，中国的深度和全球的广度是一个很好的结合，后面我们会进一步阐述这样的结合。而且我们处在一个独特的市场位置上，我们相信我们的定位也是独一无二的，并且是植根于我们这样一个合资的根基，并且可以引领我们商学院未来的发展。刚才吕教授也提到了，我们事实上是欧盟以及中国的一个合资学校，后面也会进一步介绍我们的渊源。我们的定位和时尚是非常相关的，并且我们在未来十年也要保持这种定位的相关性。

    我们知道东方和西方的投资贸易流动正在逐渐加速，这使很多国际公司来到中国，并且在中国生根、发展、繁荣，也有很多中国的企业正在走出去，走到世界的其它国家，有效地运营他们的业务并且取得成功。除此之外，我们对于东方和西方桥梁的角色是非常看重的，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角色，我们不是把西方的一些史鉴搬到中国，而是要有这样的一个转换和适应，比如在治理方面就是一个转换和适应的工作，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反向学习，就是把中国的经验介绍给西方，未来这一趋势将会日益重要。在过去的几年，我们可以看到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市场的经验在以美国主导的全球期刊上得到了认可和发表，事实上在数年前我们可以看到因为现在全球经济的重心转移越来越明显，所以对于很多学习和科学的期刊，他们充分地认识到了这个趋势，并且认识到了世界上发生的充分变革，以东方为基础的研究也得到了在国际期刊方面的充分认同，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和市场研究，我们也可以从这些数据和研究中得到很多的收益。

    接下来我想跟大家讲讲我们和中欧商学院的渊源。作为中国和欧盟的合资，我们有两个实体赞助人，这对我们中欧商学院的日常运作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织是上海交通大学，因为中国和欧盟签署的是广泛的框架性协议，双方都有一个具体负责任的实体支持这样的协议。交通大学和CBS的校长就是相关的负责者，通过我们两个学府的合作也获得了很多的益处。除此之外，EFMD是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他们的负责人是Marry-Conwell。如果我们看看我们合资机构的治理结构，大家可以发现我们的治理结构是对称的、平衡的，50%的董事会代表是中国人，50%的董事会代表是欧洲人，有些是来自政府的人士，也有一些来自于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以及上海交通大学和上海市政府的代表，他们分别来到欧洲和中国的校董事会工作，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理结构，非常简单、非常平衡、非常对称，并且非常有效地管理我们的机构。因为我们是有两个院长、两个校长在为中欧的商学院工作，有中方的校长、欧方的校长以及中国的院长。昨天下午中方的张维炯教授也发了言，我是另外一位院长，这是我们的合作模式和共同工作的模式。我们的办公室距离非常近，这一点非常重要，另外我们在我们机构的愿景和使命方面达到了一致，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我们还有12000院校友监督我们，确保我们中欧商学院的发展是正向的，是向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发展的。而且我们在管理架构方面都有分享我们的责任以及工作。在刚才Arnound和Sally描绘的日益变化的世界中，我们需要把我们的领导者送到世界相应的教育机构，确保他们正确地引导学院的发展。还要确保和政府的紧密合作关系，有些是需要负责其它关系的发展，所以我们不可能让一个人做所有的工作，我们需要两名院长帮助我们进行各个方面的联结、互动和发展。

    过去几年来，中欧商学院在战略和学校发展方向方面做出了非常大的调整。我们现在在中国越来越从世界工厂的模仿转移到了创新这个方面上，而且中欧商学院也把从教学作为主要的关注点转为“研究+教学”的关注点，并且从知识的传授转到了知识的创造。此外我们也需要建立一个良好的平衡，在访问学者、专职教师和全职教师之间做出一个平衡，因为我们需要整个知识群体的支持，其中包括很多全职的教职员工，也包括兼职的教师，所以我们现在有75%的课程内容是由全职教师来授课的，事实上对我来说这也还是偏低的，但是我们现在也在做出更多这方面的努力。现在我们还不能说做得非常成功，但是我们一直在努力。

    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简单明了，但是非常重要的表格。在过去的十五年中，我们都在告诉大家如何让一个商学院腾飞，如何让一个商学院成功。实际上对于一个年轻的、刚刚诞生的商学院来说，一开始要在教职员工的培养上花费很多精力，因为如果我们不能让这些教职员工有很好的工作的话就很难取得成功，所以我们还要给我们的学校建立一个独特的使命和愿景，能够让有价值的人被这些使命和愿景吸引并加入我们，如果没有顶级的教职员工就不能吸引顶级的学生，没有顶级的学生我们就很难吸引那些顶级的公司，如果没有顶级的公司，作为雇主，我们的学生就很难去找到顶尖的工作，这样的话我们的校友就不会有足够的成功。我非常感谢中欧商学院提供的课程，因为如果没有学过这个课程就不能取得现在的成功，所以它其实是我们整个成功链条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需要不断地坚持投资，并且支持我们的教师队伍，能够让他们得到很好的待遇、很好地留存这些教师为我们工作，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紧密的链条。如果要让这个链条开始运作，我们首先需要建立一支很好的教职员工队伍。教职员工的队伍质量是非常重要的，大家可以看一下美国的经验，很多非常好的学校都有非常漂亮的建筑物，但是他们的软件并不像硬件这样棒，虽然他们的教学大楼很好，但是他们很难实现一个长期的学术机构所要达成的目标，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如果没有好的教师队伍就好像只有乐器没有演奏家，就好像有一个管弦乐团但没有很好的小提琴手一样。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要不断地提升我们的师资队伍。大家可能知道，我们对于全职教师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作为一个中国深度、全球广度的学校，我们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好的中国教师和外方教师的平衡，如果我们想要在中国深度上下功夫，要想在这方面取得优势的话，对于所有的商学院，包括我们商学院都必须作到这一点，我们要比中国的商学院更好地建立中国的深度，比那些外国的商学院更加重视全球的广度，在这两方面都要取得成功，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教师队伍当中有50%的中方教师、50%的外方教师，另外MBA当中大概也是50%的中方学生和50%的外方学生。

    除了这些，我还想谈谈我们的教学课程项目。我们中欧商学院的模式是我们MBA是整个课程和收入群体组合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在我们全球声誉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收入来说，我们MBA课程和兼职的金融MBA，它们是占我们整个学校收入的70%。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并不是非常强调我们整个学位的学习，我们会更多地强调我们的跨学科，我们也希望我们学生之间取得相互互动。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有我们的中国学生，还有我们多元化的不同的学生，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这样的结合，而不只是强调学位的学科。

    对于我们中欧商学院来说，我们学院的发展动力其实就是我们的EMBA，我们每年的毕业生大概有800名，其中700名学生都是针对中文的学习，我们也会提供同声翻译，还有60名全球EMBA接受的是英文的学习。可以看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的学生，包括来自上海的学生也能越来越习惯英语EMBA课程。此外我们还在西非有些学生参加了中欧商学院的学习，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整个商学院的收入50%都是来自于EMBA的，所以MBA只占我们收入的15%，EMBA占到我们收入的50%。我们也可以看到，EMBA的课程可能更适合于高管这些更年轻的学生。另外我必须承认，如果要在中国进行商业学习或者商学院的教育，现在可能还是不够的。因为现在在中国参加MBA的学生越来越多了，几乎高管都会考虑MBA的学习，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基本上30-40岁的高管在读MBA之前可能没有接受MBA的学习，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对于MBA和EMBA的课程会非常担心。刚才说到有700个这样的中国学生从我们的EMBA毕业，但是我们应聘的，或者希望参加EMBA学生报名的人数其实要超过1000人，我们只是招收了其中的700名左右，也有一个筛选的过程。另外我们可以看到EMBA这种成本结构肯定会比MBA的结构更好，对于我们EMBA来说，我们不像MBA有专门的教学委员会这样的很严格的限制，我们也可以看到EMBA整个收入结构都是一个更好的课程，我们也没有什么奖学金，应该说EMBA的现金流是非常好的。EMBA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应该说EMBA现在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如果一个学校主要是关注MBA的话，哈佛商学院可能会有一些相关的研究和出版物。EMBA的教学重点和MBA可能是有所不同的，学术方面的研究可能没有那么强，但是EMBA的特点是学生对学校的要求会更加严格。大家知道EMBA的学生可能是40多岁了，MBA的学生有些可能只有20多岁，所以我们对于EMBA的课程必须进行更加有效的组织。对于我们来说，EMBA的教学标准会更高，但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EMBA这种更高的学生要求、更高的教学标准也可以和我们MBA的课程进行分享，从而共同提高我们教学的水准。另外EMBA的学生也可以去带我们MBA的学生，我们有三分之二的MBA学生都和EMBA的学生进行了结对。EMBA的老总们也可以为MBA的学生提供一些实习的机会，EMBA的学生作为高管也可以更容易地为MBA的学生提供实习的机会，而且可以跟他们分享一些实战的经验。对于我们的EMBA学生来说，我们大概有2万万个校友，其中17%都是来自于中国企业的CEO、老总和董事长，你可以看到这些校友其实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好的资源网络，而且他们也是覆盖了中国的很多行业，这17%的中欧商学院校友其实也是中国社会的很重要的动力。一般的学生可能要花20多年才能有这么多的校友资源，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在很短时间之内集聚那么多高素质的校友。

    EMBA和MBA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欧美和中国的不同，EMBA其实是一种旗舰式的课程，但是在欧美有的时候讲得太综合性了，我们在中国也可以看到所有这些课程的专业性，还有在伦敦经常有一些人说他们欧美的东西太传统了，学费也不是很优惠。在欧美学校开设EMBA课程的话资源会非常受限，因为他们的税收制度和其它种种限制使得欧美的EMBA并不是那么蓬勃地发展，但是在中国这些新兴国家，我们也可以看到EMBA其实在一些顶尖的商学院都是非常蓬勃发展的。比如我在和中欧商学院的一些校友交流的时候，一个是哈佛商学院的损益表，一个是中欧商学院的损益表，如果看我们两个商学院的话，我们的整体收入都是不一样的。如果你去看哈佛商学院的收入，他们的收入当中有多少比例能够转到这些师资方面，而且你可以看到哈佛商学院这些老师的负担和他们获得的财务资源比例和我们的中欧商学院就是不一样的。对于哈佛商学院来说，他们的很多收入都是出版这些案例分析，整个收入成本和结构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的商学院其实就跟一个企业运营一样，和其它商学院是不一样的。就像Around教授所说，我们的很多校友就是商人，我们不需要他们做捐款和慈善，我们希望他们做一个投资，让校友投资到我们的学校。我们相信这些校友把他们的资源投入到我们的学校对于他们来说其实是一个品牌的宣传，不只是一个无偿的捐款而已。对于我们商学院来说，我们更像一个企业，按照企业计划来进行运作。

    EMBA课程都有哪些挑战呢？我们对于EMBA师资力量的要求更高，要教一个40多岁的学生绝非易事。你要知道，在中欧商学院，不是说你是一个学校的教授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到我们这里来教授，这肯定是不够的，我们会有更高的要求，我们要确保在我们EMBA的师资力量真正能够去教这些高管人员。很多时候我们是对这些教授感到抱歉的，我们解职了很多教授，因为对于我们EMBA的课程很多教授没有办法胜任，因为我们会有更高的要求。今后我们也更倾向于请一些全职的教授进行教学，我们也可以看到EMBA的整个结构，特别是成本和财务结构是不同的，我们也要在教学和研究方面取得平衡。不管怎么说，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在招聘教授的时候都是非常严格的，特别是在招聘我们师资力量的时候不仅是有研究能力，而且还有真正教授高管人员的能力。我们在中国也是大受好评，有些人认为我们中欧商学院是非常优秀、卓越的，但我觉得我们也是非常幸运的，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有那么多的人愿意接受商学院的培训，我们也是非常庆幸我们的运气。对于MBA的学生来说，这些学生也能够到哥伦比亚大学、伦敦商学院和沃顿商学院作为交换学生进行交流，都是一些顶尖的商学院。另外我们也会对我们学位的课程进行研究，我们会和一些非商学院的学校，包括一些国外非商学院的学校共同合作开设课程，包括美国弗莱彻斯学校，我们中欧商学院和美国的这些学校在两地进行硕士的课程，他们也可以在两地学习他们联合硕士的学位，两个学校都会颁发硕士学位。另外我们也会和其它机构共同合作，可以看到我们的交换学生也是互动的，其它的商学院也会派学生到我们这边来，我们也和Insight、沃顿和哈佛有一些高管发展的EDP项目，我们也和一些其它的国际机构签订了谅解备忘录，很多国际机构也认为中欧商学院是在全球商界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所以我们也和这些国际机构进行了合作。我们也和世界经济论坛进行了合作，他们的管理层和员工来到我们这里学习，我们也会去支持他们的活动，与此同时我们也和中国的企业家俱乐部签订了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我们也希望与他们进行更加精诚的合作。

    应该说在我们的战略当中有五大要素，我们也会从教学慢慢转向研究，我们也在关注中国的深度、全球的广度。我们会继续推进EMBA项目，也会更多地招聘一些有全球视野的师资力量，更好地和我们的合作伙伴合作实现共赢。说到我们的合作，很少有机构在合作的过程中真正有这种战略的能力，但是我有这样一个建议，由于我们中欧商学院其实是有双重血统，就是中国和欧洲的血统，可以看到我们的学生、我们的老师、我们的校友能够真正理解什么叫做合作，因为这是我们学校的课程所决定的。因为很多学术性的研究机构，他们很少能够真正在学校内部学到这样的合作，对于我们学校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合作例子。在此之前我所在的学校并没有真正做到这种合作，很少有哪个机构能够真正做到这种合作。我们学校还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学院，很多事情我们自己没法完成，所以一方面要挖掘自己的潜力，另一方面也会更多地找我们的合作伙伴。合作伙伴的能力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发挥我的作用。

    我的发言就到这里，再次感谢大家的聆听。

    吕巍：非常感谢John的报告，在过去的18年间我们可以看到中欧商学院的蓬勃发展以及成功经历，中欧商学院是中国一所非常独特的商学院，它的管理系统是非常独特的，所以他们有更多的资源来做他们想做的事情，不管是EMBA还是其它教学项目都是如此，但是大多数的中国大学，包括韩国、台湾、日本这些顶级大学，他们大多数时间是国家性的大学，所以他们会有一些相应的具体情况。我们知道清华大学是中国领先的大学之一，改革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话题。2006年举办第一场商学院论坛的时候钱教授也提到了清华的领导，现在7年过去了，他仍然在清华大学任职，这确实很让我惊讶。他作为清华的领导者，这实在是很重要的工作。下面就有请钱颖一教授为我们讲一讲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情况。

    钱颖一：非常感谢主持人的介绍。事实上我在清华能够活下来也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奇迹。非常高兴能够来到这里为大家做报告，我是怀着一颗谦卑的心和这些伟大商学院的院长们在一起交流。我想利用这个机会介绍一下商业教育方面的话题，尤其是商科市场的教育。我的教育是和商科教育密切相关的，尤其是清华大学的商科教育，但是我很喜欢新兴市场这个词，因为我相信中国确实是一个新兴市场，而且对于我们国家发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听了我的报告你就会更加明白为什么我喜欢新兴市场这个词。

    首先要跟大家讲一点，作为清华大学管理学院的院长，任职六年来我非常强烈地感受到在新兴市场的商科教育应该做两件事情，而且这两件事情要同时去做。一个是“追赶”，另一个是“飞跃”。《Financial Time》的记者采访过我，那时我说的话都发表在这份专刊上，这是6月份的采访。对我来说新兴市场这个词非常重要，商学院在新兴市场里也需要了解所处的这个国家。新兴市场相比那些发达市场发展得更快，并且在未来几年仍然会保持这样的发展势头。新兴市场代表了一些非常有趣的、独特的机会，那里的商学院可以在商科教育方面取得一些飞跃性的发展，我想用两个部分跟大家更好地讲一讲我说的内容，并且给大家一些具体的例子。

    首先是关于赶上的必要性，现在中国的商科教育往往只有很短的历史，不到三十年的历史，我们在过去学到了很多国际的经验，并且要从发达国家的商学院那里继续学习，尤其是在美国和欧洲的商学院那里学习，因为我们现在仍然是处在落后的位置上。虽然我们在过去十年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我们仍然是处在一个落后的位置上，所以我们必须要赶上。

    现在我想谈一谈研究和教育项目，先讲讲研究吧，我并不是指基础研究或者金融管理，还有经济学方面的基础研究。即使是在新兴市场的商业以及金融方面的研究，现在在一些学术期刊上鱼鳔的文章对于我们乃至对于中国的商学院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在过去的十年专业的研究和案例的研究在SCI和ICI上发表的数量越来越多，而且在中国经济以及商业实践方面在国际期刊上发表的内容也越来越多，在质量方面虽然有所提升，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提高，比如每一年商学院做了很多的案例研究，但是因为质量并不是特别好，所以很少在商学院得到采用，我们也有很多哈佛商学院的案例，虽然跟中国的实践是有所区别的，所以我们需要赶上，我们现在还处在一个赶上的初期阶段。过去我们在清华大学只做了10个案例研究，这些案例研究的哈佛质量和哈佛商学院的案例研究的质量是可以抗衡的，但是只有10个，我们有一位来自哈佛商学院的副院长在领导这方面的研究。很多人在关注中国的新兴市场和中国的发展，但是我们的案例研究并没有赶上，而且我们也并不知道它背后的原因，我们现在知道一些本地机构的文化情况，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些文化如何起作用，即使我们知道了这些机制以及原理，但是我们还不能和全球沟通这些事情，因为这些原因，所以我们必须要在研究上追赶上去。

    谈到教学，现在我们的差距是有的，对于中国的一流大学，比如上海交通大学和清华大学，我们的教学项目是很不错的，因为我们有非常优秀的本科生的生源，我们还有最高分的学生进入我们的教学项目里面学习，他们被中国的一流大学所录取。很多学生能够进入经济学院或者管理学院学习，在中国也有很多高分学生并没有选择法律或者医学作为他们的专业，而且现在科学和工程并不像以前那么热门了，金融经济管理都会变成最热门的选择，所以我们现在能够从高中那里录取到中国最聪明的学生，其实这跟录取的机制是有密切关系的。另外我们本科生的课程设置在过去几年有所进步，而且我们还有技术内容，包括国际金融经济等等内容能够容纳到我们的课程设置当中。但是考虑到自由这样一个真谛，我们需要做更多的事情，包括沟通、批判性思维和推理等等，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加强的，也是很多之前的演讲嘉宾提到的。清华大学有着叫做批判性思维和道德推理这样的专门课程，现在仍然是最热门的课程之一，有很多的学生从中国毕业以后就到欧洲和美国的商学院进一步进修，现在虽然还有一些国外的学生从国外的国际金融毕业之后来到中国学习，但是这些学生还是很少的，而且我们毕业生的数量也有非常大的发展，现在的毕业生每年超过了3万人，不管是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有很大的提升，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向国际学习。清华前几年出了MBA的课程，结果也不错，但是我们在过去的5年里，如果我坐在清华MBA的课堂和哈佛商学院的MBA课堂上会有非常明显的感受，我们还差得太远，需要做很多事情才能赶上。

    我还想讲一讲飞跃的可能性。现在新兴市场的商科教育需要追赶那些发达国家的商科教育，而且我认为追赶和飞跃并不是一个现象。我认为在一些情况下我们可以把赶上和飞跃同时实现，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关于在中国的EMBA教育，Quelch刚才讲到在中国的EMBA教育，这是一个非常广泛的现象，现在距离2002年已有10年，中国也举办了EMBA教育的10周年，现在EBMA的毕业生数量，不管是总体数量还是单一学校的毕业生数量都是非常多的，我们今年的招生数量是非常高的，虽然受到了政府的一些限制，而且中欧商学院的招生数量是我们的两倍。不光是学生的招生数量，包括学生的质量都是很不错的。中国的EMBA学生一般是在30-40岁左右，而且他们并不是像发达国家那样作为中层的管理者，他们一般是40多岁，并且他们愿意付很高的溢价去读EMBA学位，而且EMBA的学费在中国是非常高昂的，对于中国的很多顶尖商学院都是最大的收入来源。除此之外，中国的EMBA也在被全球机构越来越认可，《Financial Time》发布了全球EMBA排名，他们有9个关于商科教育的评分项目，在这9个项目里我们有6个项目都有中国商学院的排名，并且在其中的很多项目上都可以看到中国商学院的影子，有7个EMBA的项目也参与了排名，顶级的10个EMBA项目其中有3个是中国的，清华在全球是排名第四的，这是一个联合办学的项目，事实上这是在所有排名当中中国商学院取得的最高的名词。中国EMBA项目可能是目前在商科和管理方面唯一的一个取得卓越地位，并且取得世界认可的项目。

    为什么EMBA可以做到这一点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中国的经济现在发展得非常快，企业也发展得非常快，从而推动了中国商科教育的发展，很多高级管理人员在年轻的时候，比如现在40多岁，在他20多岁的时候没有机会来学习MBA课程，所以他们希望得到这样一个学位，从具有良好声誉的学府那里得到这样的学位，并且学到知识。二是供应方面的原因。中国的学校也把这个市场作为一个机会，充分地发展他们EMBA的项目，并且他们利用自己独特的文化和经济方面的优势来融合国际方面的思维，建立合作的EMBA项目。而且EMBA的学生也能够得到一些独特的知识。我们在清华为EMBA学生提供独特的课程设置，并且在毕业之后还给他们持续的服务。现在我们有28个不同的EMBA校友组织部分，他们散布在中国的各个地方，已经有了强大的校友组织，而且这些项目都是行之有效的，可以帮助大家发展。除此之外，EMBA也是一个终生学习的机制，我们会有不同的形式进行办学，另外还有很多世界级的合作伙伴，他们有很多实践性、创造性的想法都会从商学院传递给我们。

    我们的学习是通过科技进行推动的。对于新兴市场来说，我们也会越来越多地使用这样一种科技方式。比如在肯尼亚的增长已经超过欧美了，这也意味着对于新兴市场在技术方面同样可以引领世界。另外对于中国和亚洲地区来说，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IT技术方面，无论是从大众还是从高层领导很多都是工科的背景，所以我们认为在这个领域当中我们也能够跨越式地发展。在我们EMBA的研讨会上我们也是使用了这样的设备，这看起来像一本书，实际上这是一个i-Pad，它的封面其实就和一本教科书的封面一样，但是可以看到里面有我们所有的课程，我们称之为i-EMBA。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推出了新的学习方法，为我们的EMBA学生提供教学。这也是专门为清华EMBA的学生设计的，不仅仅是可以通过无线来下载所有的资料，我们的学生也可以通过上网的方式相互进行交流。通过这些科技的支持，我们相信所有教育的项目都能够更好地推行，包括我们EMBA的学生，EMBA经常需要用手机出差，所以他们平时需要携带这些教材会非常困难，所以通过移动的方式就非常简便。这并不是意味着所有新的科技都是有效的，就像今天演讲当中就没有PPT，完全是纯粹的演讲，我觉得这样也同样可以行之有效。谢谢各位的聆听。

    吕巍：谢谢钱教授。不仅仅是要能延续下去，而且也发展得非常好。

    嘉宾：我是来自荷兰商学院的Merry，我非常喜欢Meyer先生的演讲，刚才您跟我们分享了你们在新加坡办学当中的例子，因为现在有些商学院也有一些失败的例子，刚才你讲到了我们创新的变化，根据您在全球的经验，对于我们的高管来说，对于在座的各位来说，如果我们要根本性地改变我们商学院的教育，不仅仅是增量上的改变，最根本的改变应该是什么？

    Arnoud De Meyer：其实我并不教战略管理，只是教一些基本的管理课程，在座的各位在这个方面都很有经验。新加坡管理大学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机构，也有很多年轻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应该说是有更少的既得利益和负担，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也是非常幸运的。所以我的第一个建议就是你要有一个非常好的机制，对我来说我现在遇到的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机制，非常年轻和有活力。另外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愿景，在我的全球经验当中我是一直希望把我的愿景和我们的老师、学生和所有的利益相关者进行交流，我们希望让他们理解我们所做的事情，让他们相信我们的方向是可以实现的。师资力量本身就是老师之一，我们不仅仅是一个管理者，未来可能还会有新的校长，未来也会有新的领导人，所以作为老师，我也要让别人知道我是愿意进行改变的，与此同时必须要给相应的资源让大家来做一些实验。对于教学者来说，我们要同意，也愿意接受一些失败，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要有更多的资源让他们尝试新的东西，有的时候可能并不是非常成功，这没关系，我们可以继续新的尝试。有的时候我们失败的实验也会有一些，但是没关系，我们会投入更多的资源来刺激这些改变。刚才很多嘉宾讲到了科技的运用，其实我们也是用了很多的科技，很多也不是非常管用的，所以我们要持续地投入我们的资源，而且我们要容忍这些失败。另外对于我来说最大的挑战应该就是跨学科的，其实对我本人来说我们都是单一学科的学习，这样的学习严谨性当然是好的，但是我们应该进行更多的开发。我们要向跨学科、多学科发展的话，对于我们年轻的老师来说，他们还是要在这个领域当中多探索一点，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挑战之一。我们的师资也是非常小心翼翼的，应该说这种非常小心翼翼和认真仔细的管理是一件好事，我们可以逐步发生变化。对于我们的CEO，对于一些国家领导人来说，并不是说所有的权力都要下放，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应该是高瞻远瞩的，对于我们的商学院来说，我们要非常明确、非常小心翼翼地进行管理。

    嘉宾：我是来自伦敦的John，刚才说到有很多学生应聘，在1000个学生当中只招收700个学生，他们第二年会不会再次申请你们的EMBA的课程，还是会到其它学校申请？还想问一下钱教授，你们EMBA学生当中使用i-Pad的比率有多少？有些学生可能会给他们的秘书去用了，而不是他们自己。

    John A.Quelch：我们对于我们招收的每一位EMBA学生都会进行认真的审查，会有面试的过程，也会有测试的环节，所以应该说我们要选择具有竞争力的学生。对于你刚才说的问题，有一些学生确实会参加我们其它EDP的课程，还有一些没有被我们录取的学生会到其它学校参加EMBA课程，我们也知道其它学校的课程也是非常好的，应该说有30%-40%的学生如果今年没有被录取的话在接下来的两年当中还会再次申请。

    钱颖一：其实我们是在上个月刚刚开始使用这样的模块，下个星期我就会教授这个课程，所以下个星期就可以告诉你他们喜不喜欢这种方式。其实我们是希望停止发放这些纸质教材的，所以他们必须采用这种方式。

    嘉宾：我是来自《新民周刊》的记者，请问Sally教授，现在在中国EMBA的学费越来越贵了，也有超过8万美元的EMBA课程，相当于50万元人民币，您觉得这样的课程怎么样？

    Sally Blount：我们在全球范围内有5个EMBA课程，根据不同的市场有不同的价位，我们也会非常敏感，需要确保我们在当地有足够的竞争力，在美国EMBA学费大概是13.5万美元，当然，我们一些联合的学费没有那么贵，在香港科技大学的学费就有点不同，我们也会对于价位比较敏感的学费进行考量。

    吕巍：就像Sally所讲的，现在高端的商学院来说也在考虑如何在学费当中取得平衡。上午的环节到此告一段落，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所有演讲嘉宾的演讲。

    （午餐）

    Amit：就像一位已故的印度教授所说的，如果我们只注重西方所创造的理念，那么我们是没有未来的，如果我们要有未来的话，我们就要看看今后下一步的做法究竟怎么样。在这个方面，我们需要着眼于未来拿出一些更好的做法，而不是只关注过去的做法。今天这个环节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我会给大家讲一些内容，同时介绍一下我们论坛的主题。在我讲完之后就要开始我们的对话。今天上午讲过Universe.com这个机构，中国和印度的发展对于整个全球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都是全球关于管理方面具有非常先进理念的、来自印度的教授，这些教授在全球也是非常有名的，稍候中方的嘉宾也会谈到这一点。讲到印度的MBA教育，我们现在已经有六十年左右的历史，现在在印度有几种不同的商学院，今天上午已经讲过了，现在在印度有3500种不同的商业教育教学的课程，这些课程都是一些独立的，如果我们看看商学院教学计划的总数，已经达到了3500种，这个数字是非常大的。现在印度上的很多商学院都是瞄准了印度，可以看到这些国际上的很多著名商学院的历史都是非常长的，在印度也有很多商学院在城市化和经济发展方面有着很长的历史，这些商学院的院长都在台上，此外我们在印度还有一些教育体制之外的独立商学院，前面给大家介绍的都是关于印度商学院教育的主要概况，从我的角度来说，至少有三件事情对中国和印度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是要利用我们两个国家这么大的规模，其次是要对我们这两个市场面临的复杂性进行很好的沟通，还有就是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多方面的，所以我们要收更多的费用，我们两个国家面临的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我们两个国家都要创造出更多的服务，这些服务需要提供给更多的学生，也就是我们要为中印两国的人们提供更好的服务。

    我想邀请所有的嘉宾开始我们的对话，每位嘉宾有5分钟的时间来讲这个话题。首先请大家介绍一下他们所在的商学院，在你们介绍的时候千万要非常简洁明了，另外从你们的观点来说，不管是印度还是中国，对于中印两国之间商学院的教育到底应该做出哪些贡献。因为你们都是同事，我也想请你们讲一下中印两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机制，能够更好地推进我们MBA的教学。

    周林：今天的会议时间非常长，我可以给大家一个非常简要的介绍，讲的是中国MBA的教育，今天上午已经简要地介绍了一些关于商业教育的情况，讲到了印度方面的MBA教育。关于中国商业教育的领域，现代中国教育体系可能要比印度起步的更晚，如果让我回到过去安泰学院成立的时候，在这个方面可以一直追溯到1918年，到了1931年才创立我们交大安泰管理学院。在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就停止了，那时交大成为了一个理工大学，当时是在1951年的时候，这种模式一直保留了下来，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开始，所以在这段时间当中大多数中国大学重新建立起了他们商业教育、管理教学的学科和专业。讲到MBA教育，中国只是在1991年的时候才有了正式的MBA教育，就像刚才这位先生讲到的，他们的MBA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比中国要长得多。当然，中国的MBA规模和印度相比没有那么大，中国只有260个商学院，只有这些商学院才能提供这种有证书的MBA教育。随着今后进一步的发展，一些省级的教育机构今后也将会被允许提供更多的MBA教育。到了那个时候事情将会发生一些变化，但是总体来说，中国总的商学院数量只有印度的十分之一左右。现在每年有30-40名MBA学生毕业，如果我们来看EMBA课程，就会更多一点。刚才说到在印度有六十种不同的商学院，我认为这个数字是非常非常大的，在中国基本上只有两种，一种是附属于大学的商学院，另一种是独立的商学院，其中最为著名的只有两家，一家是中欧商学院，另外就是长空商学院。中国大多数的商学院都是附属于某一个综合性的大学，现在我们也有越来越多的独立商学院已经开始运营，当然，他们的这些教学计划要么是合作的，要么是和中国在国外的大学进行合作，经过正式批准和没有经过批准的商学院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们颁发的学位是不是合法的，当然，如果市场能够接受的话就不需要有任何批准，也就是说在中国有很多国外大学进行教学，这些大学是没有受到中国政府正式承认的，这类学校的数量正在不断地扩大当中，在中国绝大多数的商学院都是附属于大学的。

    讲到挑战，对于中国大多数商学院来说挑战都是相同的。如果你是附属于一家大学的话，你要做一个多伦的模式，一方面大学的管理当局要求你对各种各样的学生进行教学，比如本科生、硕士生，包括博士的教育，特别是那些比较高端的大学。现在在安泰也有提供10种以上的不同学位。当然，中欧商学院不用担心我们交大，他们可以有他们自己的学位。

    讲到研究，如果商学院要成为一家全球性的、国际性的学院，学术研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对于大学来说，他们对于商学院做的学术研究也会有更高的要求，如果你不做学术研究，你会不具备这样一个办学的资格。另外你必须提供产业界需要的人力资源，包括MBA的项目、执行MBA项目、EMBA执行项目。除了这些学位，你还要提供一些非学位执行MBA的培训，有些时候产业界也要求你去做很多的咨询工作，所以产业界对于顶尖的商学院来说也是有很严格、很广泛的要求。除此之外，中国的经济发展和西方国家相比，政府参与仍然占到很大的份额，而政府也一直要求顶尖商学院向他们提供有用的、重要的、以政策为导向的研究。因此除了政府和产业界的要求之外，你还有这样一种需求，就要要有国际层面的研究，而且必须是能够在国际的刊物上面出版的。面对种种方面的压力和要求，对于我们来说的确是并不容易来在中国运作一个顶尖的商学院，这可能就是目前中国商学院存在的一个现状。当然，我们都被大学认为是另外一个级别的学院，比如大学的院长跑过来都会说我学到了新的东西，我每次到你们商学院来都是有所收获的，你们商学院的人的确和大学其它部门、学院是有所不同的，所以是不是印度旗下的大学学院也有这种感觉，至少我们在中国是有这种体会，我们可以互相学习如何处理这样一种现状。

    我想就我们的学院和学校再说几句，但是你们已经亲眼看到了我们的学院是什么样的，所以我把时间交给其它院长。

    Amit：接下来有请印度德里大学的Dhankar教授演讲。

    Dhankar：谢谢Amit，也非常感谢各位讲者、教授和院长，非常荣幸能够收到组织方对我发出的邀请，并且代表我们德里大学发表演讲。今天的对话是中印商学院院长之间的对话，我们也要跟我们的听众分享中印商学院是如何合作开创新型实践的。我就简要地说几句，因为还有很多来自印度管理学院的院长有非常棒的经验和大家分享。昨天我们已经听到了印度管理学院的发展历史。印度的管理学院大概有超过50年的历史，它是在60年代起飞的，那个时候我们当时也是需要发展我们的产业界，这个发展就需要我们提供专业的管理人才。当时教育界并不能够提供这样的人才，所以催生了MBA和管理学校的诞生。当时就慢慢地有了很多大学出现了自己的管理学院。当时在印度有14家精英管理学院，印度的管理学院是以城市为基础发展的，大多数的印度大学都有自己的管理学院，但是这在质量上似乎仍然不够，特别是在全球化方面，即使这些大学数量上升了，这些公立大学的数量仍然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所以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私立学校，超过3000个管理项目是由私立学校提供的，这也是我们在过去20年间看到的非常猛烈的发展。过去的20年是印度管理教育爆发式发展的20年，现在在全印度已经有超过2000个MBA和EMBA的项目，这对印度来说也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今天我和多年前不同，非常骄傲，因为在印度管理教育的发展也是非常令人欣慰的。

    之前谈到了我们有6种不同的类别，但是和周教授所说的不同，我们在印度并没有中国的一些问题，比如我们并没有这样的强制要求提供除管理项目之外的学位课程，我们一般会提供MBA学位和一些本科学位，有的大学会提供BBA，就是管理学士学位，所以对于商学院来说我们并没有强制的规定提供管理学士学位，我们一般是会提供硕士和博士学位，而大多数的大学也是这样操作的。这些私立的学校会提供更为广泛的学位范围，他们也有很多混合学位的提供。当然，我们对他们的总体感觉是喜忧参半，一方面非常欣慰地看到私立学校的增长，另一方面又为公立学校带来了压力。我们也做过一些师资的研究，我们发现在印度有超过50%的大学会提供管理方面的学位课程，为了维持这样的水平，尽管我们目前还不能够和沃顿、麻省理工这些美国顶尖商学院相比，但是从60年来起我们就和很多美国顶尖商学院开展了合作，其中就包括沃顿商学院，我们也提供了EMBA晚间的课程和全日制的课程，包括在职EMBA的课程，事实上我们现在是全印度排名第四，我们也在很努力地保持我们这个领先的排名。你会发现你每天都有很多压力，你的资源也不是那么充沛，但是我们也在一直努力保持我们高水平的体验。我们博士学位的教育也不错，我们有超过130位学生在攻读我们的博士学位。应该说我们博士学位背后的驱动力并不完全是钱，大多数是以研究驱动的。你们当中可能会有一些人很吃惊地发现过去我们的学费只有500美金，严格来说这500美金应该是最低的了，这就是我们没有中国学生的原因，中国学生去澳大利亚和美国会付非常高昂的学费，而我们就在中国的隔壁，甚至还有10%的名额是给外国留学生的，但是我们一个中国留学生都没有，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了。我想这个问题也是我们作为一个院长必须考虑的，而且这是中国商学院院长必须考虑的。

    为什么会出现完全没有中国留学生到印度就学的惨状呢？中印高等教育交流似乎完全是缺失的，我们的学费的确是非常低廉的，你上哪儿去找500美元的学费啊？我们还有10%的位置是留给外国留学生的，我们很多学生在毕业之后年薪可以达到140万美金，这样算下来是完全能够值回票价的投资。事实上我们所提供的教学和学习体验也是不逊于一些西方顶尖商学院的，这一点就是我们缺少中国留学生的原因。

    我们能够为中国商学院带来什么呢？这么说吧，就是两件事。我们说21世纪是属于亚洲大陆的，这种振兴经济的重心在亚洲，很多亚洲的投资都放在了印度，也有很多印度的投资者投资在中国，如果在未来的20-30年间我们的贸易额是不断上升的话，对于我来说这些公司、这些产业将需要管理者拥有对于中国和印度两国国家政策的深刻理解，所以这就需要我们的管理人才在中国和印度两国都有学习的经验。另外就是你出国和出差，那个时候我是出国留学访问，去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英国访问。中国和印度的教授都会去挑他们的学生，为什么同样的情况不能发生在两个国家之间呢？为什么不能互相访问、互相选学生呢？所以我希望大家深切地考虑这两点。

    Amit：下面有请中国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的陆雄文教授演讲。

    陆雄文：各位朋友，非常高兴能够参加今天下午的会议。在前面两位的介绍以后我还想补充一下商业教育，其实在中国商业教育的历史是非常短的，而且我们整个中国教育的规模非常小，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在全中国总共有260个商学院可以提供MBA教育，也就是说中国现在还处在快速发展的阶段，在这个方面我们今后的增长潜力是非常大的，我们相信未来无论是EMBA还是MBA的规模将会增加2-3倍，现在在美国EMBA和MBA的规模差不多是18万人，不管怎么样，今后中国的商业教育会有一个持续、快速的发展。

    我们来看一下GMAT的数据，GMAT已经成为了全球的一种考试，我们每年参加这个考试的差不多有26万人，其中有80%来自印度，还有10%左右来自中国。中英两国总的参试人数是最多的，在英国这些院校是接受GMAT成绩的，但是中国商学院现在还没有接受GMAT的成绩，在这方面我认为今后可能还会发生一些改变，也有很大的发展余地。另外即使是在中国，如果我们看看中国不同的地区这样一个MBA商学院的教育质量是不一样的，在有些地区还是处于婴儿阶段，而有些院校是做得非常不错的，这个礼拜一《金融时报》发表了全球商学院的排名，排在前10名的还有清华的商学院和负担的商学院，还有另外一家中国院校，这三各学院已经上榜了，这就表明全美顶尖的高端商学院联盟现在已经越来越多地把排名和认证给予中国，所以中国商学院的发展和崛起都是非常快的。

    讲到中国商学院的教育，我们也推出了中国版的认证体系，叫做“中国优质MBA认证体系”，这个体系是非常新的，这是一种适应性的认证计划。我们今后的目标是要把这个认证体系扩展到更多中国的商学院上面去，在中国商学院的基础还是薄弱的，在经济的角度还不是特别强的，中国这些商学院在国际刊物上发表文章的数字还是非常小的，这是一个弱点，但是中国很多商学院还是有很多优势的，比如他们可以通过招生收取很多的费用，从这个角度来说很多学校都是非常羡慕的。此外中国商学院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很好地得到政府的支付，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的发展是这样一种非常不平衡的状态。安泰管理学院的院长非常自豪，事实上很多商学院并不是属于中国大学本身的。复旦大学商学院也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学院，我们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了我们商学院的教育，后来停了一段时间，从1985年又开始重新开始了我们商学院的教育。现在学生的人数差不多是5000名左右，此外我们和全球其它商学院都有很好的合作关系，可以提供各种各样非常完整的教学计划，包括本科、硕士以及博士，比如我们和香港大学、挪威大学以及欧洲的很多大学都有很多合作关系来举办EMBA课程。当然，我们是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提供中国最好的MBA教育，同时我们也要在国际上做得非常具有竞争力，要把我们在全球舞台上的影响力越做越大，在这个方面我们也试图跟世界上更多的合作伙伴进行合作。现在我们想要增加我们学生的人数，5000人的学生人数看起来是不大，因为中国有13亿人口，如果和印度相比我们应该有1万名学生，和美国相比应该招收到2万名学生，那么我们就完全可以和美国、印度竞争了，这也是我们今后要做的工作。

    讲到和印度的合作，很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和印度的合作基本上是没有，因为很少有中国学生到印度学习，印度也基本没有学生到中国学习，他们会去其它东南亚国家，即使是在中国有很多奖学金提供，但是印度学生还是不愿意来。我们对这些学生做过一些调查，他们告诉我们他们更希望去那些说英语的国家，也更希望去那些比较先进的国家。印度很少有学生去日本，因为他们并不认为日本是个先进的国家。如果我们未来想要发展，在商学院教育方面两个国家应该开展更多的合作，我们也在进行一定的研究。中国学生现在对于商学院的知识是非常渴望的，对于中国学生来说他们更加希望去到一些发达的国家。今天我们的话题非常不错，因为我们今天要讲到印度和中国的关系，还有商学院的发展。

    Amit：谢谢陆院长，刚才你为我们讲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印度和中国两个国家的学生加起来比美国都要多。现在在北美有50%，中国差不多是14%，印度差不多是8%，印度和中国加起来MBA的人数占到了全球的25%。现在有请印度管理学院的院长Xavier。

    Iyer：印度有着一种跨全球的做法，我们也要和印度的使命一样，需要拿出一种全球化的方式来运作。如果我们要讲到管理效率的话，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经理的技能和能力，也是取决于到底如何让他手下的人来工作。在印度很多院校都有自己的计划，作为印度的大学，我们希望获得西方的效率，同时我们也要结合一些东方的智慧，所以我们在印度也是这么做的。印度的商学院把我们的重点放在商业、竞争和消费者行为上面，在这个方面印度关注的是一个比较现代化的话题，在很多国家都有很多很多的差别，在世界上有50%的人还是处于贫困线之下，印度绝对不能闭门造车，否则就是非常糟糕的。

    讲到经济危机，他们都在考虑一个问题，商学院到底应该向何处去？很多印度商学院正在考虑应该对社会做出什么贡献，甚至印度的商学院到底应该对世界的经济发展做出什么贡献。他们认为赚钱绝对是一种不可行的方法，绝对是一种短视的方法。我们都认为我们应该拿出一种更加持续的做法。当然，赚钱是一种非常短视的方法，从长远和可持续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拿出一种可持续的方法。在这个方法，我们印度的商学院非常关注如何完成一些非常复杂的工作。印度有着非常好的理念和文化，我们认为全球都是一个整体，印度也是在这个整体当中。印度也是全球的一部分，我们印度商学院都认为全球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而不是我们要造成全球的冲突。如果商学院本身要获得长足的发展，这取决于我们商学院到底对全球到底能够做出什么贡献。上午讲到我们必须意识到在印度这个国家，甚至是在全球都有很多不太平衡的情况，在我们商学院当中我们可以分享两个方面的情况。一个是让人们意识到，就是通过他们的贡献，他们也可以为这样一个全球经济的变化做出一份努力。他们的努力是完全可以得到回报的，也就是要让他们获得这方面的意识，要让老百姓有这样一种认识，在我们的课程当中，我们试图让我们的学生有很好的发展，我们也安排了学生和印度的穷人生活两个月，让他们体会一下在印度还是有很多穷人的，我们需要让未来的经理了解这些穷人到底是怎么想的，他们在国着一种怎样的生活。史蒂夫。乔布斯说过，他在做创新之前曾经多次来到印度，也就是说创意是来自于人们的思想，我完全相信创新是非常重要的。

    此外还有其它方面的情况，如果软件好的话是另外一个方面，也就是说我们在这样一个商学院当中，我们要让我们的学生了解到一些必要的东西，对于我们学生来说，首先要让他们培养一种正确的态度，然后再来开发他们的技术。现在在外面也有很多培养你的机遇，你要用东方的理念拥抱这些机遇，不能全盘皆收，需要分散你的聚焦点，你的态度应该是发自内心的，应该是一种发自内在的动力而不是外在的刺激，应该是用你想要贡献的热情来驱动你，通过这些内在的驱动才能创造出领导印度这些国家领导人的驱动力。还有就是和所有印度管理学院有关的，我们要和师资、学生进行交流。我们和国外的商学院都有很好的联系，和沃顿商学院也有联系，我们可以从你们身上学习，从你们身上获取优势，所以这种协作的机遇仍然是无限的。

    Amit：谢谢Iyer教授，相信大家都在想西方效率和东方哲学如何能够在商学院进行完美的结合，稍候听众一定会对此提出问题。接下来我想请中国南京大学商学院的陈昭全谈两句。他们昨天晚宴上谈到一句话“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是陈教授几年前把我们介绍给了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他也坚持我们参加最早的几届论坛，这就是为什么我要非常感谢陈院长。

    陈昭全：谢谢，我相信合作以后是未来的趋势，这种实践应该是由中印两国共同创造的，但是这种实践应该为中印两国之外的国家进行，包括校访。另外这种实践不应该仅仅是独特的、新的，应该是更棒的，应该创造出这样一种能使我们世界变得更好的学生，只有我们超越经济的考虑、超越薪酬的考虑，在人性的层面上去改革、去实践，我们才能够达成这样一个目标，使我们的实践真正全球化，并且能够真正反映人性的价值。

    我有三重身份，我是新泽西州立大学的教授，我在20年前就在这个大学任职了，是那边的全职教授，同时我也是中国研究机构的顾问，我们的研究是致力于为中国创造出适合于中国的管理政策，现在我也刚刚被授予南京大学商学院院长的职责。南京大学商学院是全中国最大的商学院之一，我们有超过150讲师资，同时还有经济和商业两个下属学院，我们也在追求一个全球化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商学院正在进行一个追求打造成为世界一流商学院的战争当中，并且还在不断地扩张和扩展我们的研究实力，拓展我们的师资力量，所以我个人的任职也可以说是南京大学商学院追求全球化的一个步骤。我也在此非常感谢周教授和安泰的各位院长和教授给予我这个机会参加本次论坛。

    我想和大家分享中国和印度两国如何能够合作创造未来的实践。我相信，如果缺少研究合作，那么商业合作就不能够达成我们的预期目标，研究合作是未来商业实践的关键，能够创造和分布知识。中国商学院和研究机构的合作也是一种很好的创造知识的方式，并且把这种知识向我们交大和安泰，交大本身和安泰学院二者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一种非常好的例子，我也要感谢陆院长，他是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的院长，你们是我担任相簿主席的第四个项目，事实上南京大学也是第二届论坛的赞助方，北大和浙大也是我们的赞助方，所以可以看到中国商学院和研究机构有着这样一种长久的合作关系。

    在美国商学院，如果你看一下这些师资力量，印度人和中国人可能会占到国际师资一个很高的比例，有的时候甚至能够占到三分之一乃至一半，这是一个巨大的资源，两个国家都应该去利用，而在这个方面中国商学院做得非常好，联系到了非常杰出的中国研究学者，他们大多数在美国接受教育，并且在那边通过他们的努力在美国站稳了脚跟，并且创造、发展出了进行研究的能力。这些学者和西方学者并不尽然相同，因为西方学者的主要兴趣还是去让他们的理论更加精准，而中国学者的目标是去解决中国和印度的问题，他们对于中国和印度本土的问题更加有兴趣、更加有热情，同时他们也有这样的能力和远见来创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知识，因此本地聚焦加上全球影响力将会通过他们和商学院的联系得以实现。我要说我们已经慢慢地开始这样一种合作了，今年我自己作为中国商学研究协会这样一个主席，我和很多国际上面的商学院和研究机构见面了，如何能够更多地邀请在美国具有终身教授职位的这些华裔和印度籍的教授帮助中国和印度解决他们的问题，通过他们的才能、他们的知识来创造出更为全球化的知识，我想借此机会创导这样的一种研究方式。这当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和产业界进行合作，也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教室内部的合作，只是说我们需要采取多维的方式，从董事会到教室再到打印室，我们的知识正在慢慢地生产，但是这样的一个链也可以反述，谢谢。

    Amit：非常感谢陈院长，你强调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除非我们能够在研究上进行合作，否则我们所进行的商业方面的合作就是不合格的。接下来有请MJ Xavier教授演讲。

    MJ Xavier：刚才讲到全球有40%的人口是在中国和印度，我们相信中国将会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第二大经济体将会是印度。讲到教育，现在我们和美国的体系相比还是差得比较远，看看GMAT考试的人数就知道了，现在还只占到全球的25%，今后这个数字将会有所增长。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可以完全照搬美国的方法，完全按照美国的做法来做。讲到科学教育的话，中国现在是在按照这样一种方式来走，中国也在邀请一些海外教授的队伍。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如果我们能够做一些不同的事情，那么我们就会拿出一个全新的模式。讲到中国和印度的管理教育到底有什么问题，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方面。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每个人都想成为一个产生领导力的国家，中国和印度也不例外。世界上的主要领导都有共同点，可能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他们的工作非常勤奋。讲到全球卓越领导人的名单，这里还有很多很多。讲到管理教育，这里可以看到很多问题，56%的学生在考试的时候都会作弊，MBA教育还有更多的问题，我们可以举出一些比较成功的、非常具有创新性的公司，他们是通过MBA教育来获得的。很多MBA教育还是有些缺点的，我这里列了几点不同的关于MBA或者管理教育的弱点和缺点，会让学生采取更加急功近利的方法。也会迫使学生单方面地关注考试的成绩，比如GMAT的成绩，我们要采用一种比较科学化的做法来做。

    西方的教育模式已经在很多情况下被证明是没有效果的，我们认为现在到了让东方的国家拿出答案的时候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关注西方呢？中国在过去的历史上拿出了很多产品，包括玻璃、陶瓷和丝绸，印度也在很多科学方面有所建树，包括数学、精神等等方面。佛教就是从印度发掘的，如果我们看看经济的循环，中国现在有了4500年的历史，印度差不多有3000年的历史，印度的历史比中国的历史稍短一点，然后才是阿拉伯世界、希腊和拉丁，然后才是英国的工业革命。西方的经济周期历史远比中国要短。我们有着一种思维的模型在印度，我们在印度也有很多思想家和哲学家，过去我们在印度还有很多国王和统治者，此外印度还有很多经商的人员，同时我们在印度还有很多专门提供服务的，也就是服务提供商，服务提供商就像在座的。我们看看日本的这样一种概念，大家对日本的概念都比较了解，过去已经采用了很多日本的做法，比如很多的理念，包括看板和5S的管理体系，这些都是来自日本的概念，这里也是贯彻到了很多管理教育上面。那么中国的理念到底是什么呢？中国在管理方面也是找到了越来越多的位置，包括“全片”，还有孔夫子的一些思想，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在2000年前印度已经有了一些关于从商的基本做法，当时他们就认为客人就是上帝，印度采用的是一种以目标为导向的做法，无论做任何事情目标都是非常重要的，有了目标我们就能拿出很多非常有效的做法。古代商业教育已经有了非常早期的雏形，印度现在需要拿出一种更加新的模型，也就是说西方的这些模式过去东方已经采取了很多，但是现在没有一个人是完全按照这种白色的理念。我们需要发挥我们的潜力来赚钱，我们也需要一个非常完全的教育模型。光是西方的模型是不可行的，中国和印度都是这样。什么叫做新的模型？就像一个金字塔模型，这里包括了战略、策略等等非常完整的理念，还有一些技能，这些技能对于这个行业的成功都是非常重要的。最最下面的是基础，我认为要想获得上面的成功，最最基本的文化、理念和思维是要具备的。另外一种模型叫做“III”，第一个是知识，第二个是直觉，第三个是无限，我们都要拿出更多的新型模型来重塑我们国家的辉煌。如果我们做得好的话，离开西方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我们两国要在教育方面重新投资，也要投资开发一些新型模型，更好地适合中印两国管理方面的教育。

    Amit：刚才讲到中印两国都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下面有请来自台湾的李书行院长演讲。

    李书行：谢谢大家，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论坛，感到非常荣幸，结识了很多新朋友，也遇到了很多老朋友。我们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从来没有讲过教育这个话题，这是我第一次站在讲台上讲中国和印度两国之间在管理学教育方面到底能够进行什么样的合作。如果要到我们这个学校来读书，你必须是排名前五的学生，要是公司的总裁或者副总裁。说到院长，我们现在正处于寻找新院长的过程中，台湾地区现在对于管理的需求还是很大的，我们录取的标准必须是属于3%的最好的学生，我们的做法和中国大陆是有点不一样，台湾的管理学教育主要是受到美国的影响比较多，目前我们有差不多3300名学生，我们师资当中85%的教师都是获得美国大学的博士学位，其中55%的教授都是来自于美国排名前五的管理学院大学毕业的。当然，台湾大学管理学院会发一些相关的学位，我们现在和美国一些大学也有一些合作，比如和密歇根大学等等。当时有位教授获得了密歇根大学的学位，这是过去的情况。现在在台湾几乎百分之百的教授都已经拥有博士学位。另外我们学院从2007年开始推出了EMBA的课程，我不知道在中国到底是哪一年推出的，我认为我们的教育体系是非常受到西方影响的，教学方式完全是中国化的。如果大家到教室里看的话，我们教的时候用的教材是英文写的，但是我们教学的语言都是用中文来做的。现在对于台湾管理学院的方式做出一些改变，在两年之前我们设立了一个本科MBA商学的课程，现在我们已经有了260人的学生规模，讲到本科教学，现在总共有500名本科学生，他们是进行为期四年的学习，现在海外学生的比率目前是60%，未来我们希望有更多国际学生的比例。那么到底有多少来自印度的学生在管理学院学习呢？我们学校国际部告诉我现在只有两个印度学生，现在只有一个学生从我们学院回到了印度。所以讲到我们学院当中的印度学生数字其实是非常少的。当时我觉得这个数字不对，后来我又做了一次检查，就是他们是从印度什么地方来的，他们就告诉我去年总共有27名来自印度的学生，这些来自印度的学生都是到我们这里来读学位的，现在在我们学院当中需要有更多来自印度的研究生到我们学校学习，现在我们学院的院长还没有批准，我们和上海交通大学也有一些相应的合作。大家可能会说我们的学费是很高的，事实上每个学期是900美元，对于国际学生来说是1800美元。政府的费用是40%，现在对每个学生的费用是2万美元，从他们身上收取的学费只有900美元，国际学生的费用只有1800美元。现在有些人等于是免费就学的，而且你可以获得财政的资助，这也是我们支持学生交流的一种方式，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能只是空想而已，而是要真正地为未来投资，去考虑学生的需求，还有就是我们如何能够更好地去做一些中印的合作，我们要做一些投资支持未来的合作，使其成为可能。

    Amit：接下来有请H.Chaturvedi教授演讲。

    H.Chaturvedi：大家晚上好，我来自于一个私立的管理科技学院，位于印度的北面。我们有25年的历史，这个家族创建了两个学校，我们是其中之一。今天我们听到的整个对话和辩论都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这个世界未来的经济核心到底是在哪里，我们谈了资本主义，谈了动力，谈了不公平，也有教授谈到全球经济的增长存在极度的不公平、不平等。我们知道美国、印度的基尼指数都不尽相同，印度和中国的商学院都应该考虑如何减少经济上的不平等性，推动经济的平等。我相信未来我们会看到更为显著的经济不平等的现象。除此之外还要谈谈创业家的精神，这应该作为商学院的重点。商学院有着这样的挑战，就是现在市场增长的模式并没有对于可持续性给予足够的重视。我们可能有这样一个资源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是目前的分配是不均匀的。这一点应该是中国和印度两个国家商学院的决策人应该考虑的。如何实现一个更为持续的发展？2008年在西方出现的金融危机不应该再重复，更不应该出现在中国或者印度。保证这样一种危机不重复的责任部分落在了我们商学院领袖的身上。国家每天都有超过20亿人挣扎在贫困线上，而在2000年联合国的“千年目标”上面都有除贫减困的目标，目标是到2015年实现扶贫减困的计划，但是2015年就在眼前了，我们国家是不是已经做到了这样一个目标了呢？这一点我们要扪心自问。我觉得如果中印两国能够携手起来合作，我们能够更快更好地完成联合国的千年目标，包括一些财政廉价房和政府资助的房子，还有一些公共医院的设备，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是中印两国可以互相交流的。中印两国可以合作开发出更具有可持续性的发展战略，同时也可以提供公平与透明化形成的政策。我和很多的创业者、很多的企业家、很多的政府人员都交流过，他们认为商学院在整个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而合作更是不可缺乏的。今年有来自印度的10个代表团，我想在3年以后会有超过15个中国的院长每年去印度参加这种类型的院长论坛。会有50个印度院长每年来中国参加这样一个论坛，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请鼓掌支持我们这样一种想法，那就是每年都会有几十名院长的互访。我们如何达成这样一个梦想呢？这绝对不是一个不可完成的任务，这取决于我们中印两国商学院合作的力度。当然，我相信这种合作也是解决20亿人民贫困问题的核心，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商学院的课程当中增加更多关于这一方面的课程。鼓励更多商学院的毕业生来中国和印度投资工作。我相信这个前景一定会是非常广阔的，而且很多大城市已经出现了这种合作项目，我们的问题是如何解决这些偏远地区和农村地区的贫困问题。因为这些贫困地区的贫穷率更高，摆在我们面前艰巨的挑战还有很多，为了解决这些挑战和问题，需要我们中国和印度两个国家携手合作。

    Amit：接下来有请来自中国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的院长张维教授。

    张维：非常高兴能够参加这样一个对话环节。在这个会议的过程中我和一些国外的院长进行了一些交流，我觉得需要讲讲我的大学和商学院。我来自于天津大学，这所大学位于天津，天津有着3000万的人口，从天津到北京坐高铁只要30分钟，所以天津是一座大都市，天津大学是成立于1895年，也是我们中国最顶尖的研究性大学之一。

    关于今天的主题，我非常同意之前所有讲者的提议，就像陈院长所说的，他谈到了战略，如何发展我们中印的合作实践，通过研究合作来完成这样一种实践，我非常同意，但是除此之外在研究合作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和任何国家去做，所以并不一定是中国和印度，而且还有一些讲者谈到管理的知识是以内容为基础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切入点，也就是如何向世界贡献更新的管理知识。我们两个国家在有些方面是非常相似的，同时又和世界上许多其它国家有着很大的不同，基于此，我们两个国家应该可以合作创造一些新的理念。比如两个国家都有非常庞大的人口，我们的教育水平、教育结构和收入水平都和其它国家非常不同，特别是和这些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而且在城乡差异上面也非常巨大，两个国家都是如此。正是由于这些相似之处使我们能够有更好的共鸣，携手创造一些属于我们的管理知识。我和印度的学者有过一些合作，当时是做了草根创新的项目，这是由草根阶级为草根阶级做的创新，另外的一位清华教授也做了一些项目，叫做金字塔底层的创新，它和我们草根创新的理念是一致的，这样的一些知识是和社会阶级危机这个概念紧密相关的。我相信如果未来和印度在教育领域能够合作的话将会是非常好的，这就是我的提议。

    Amit：非常感谢张院长的讲话，这里涵盖了很多信息，讲到了我们中印两国如何在今后的管理学方面取得进步。最后一位讲者是Sanjay Verma先生。

    Sanjay Verma：大家晚上好，我发现他们给我的话题正是我想讲的话题，因为印度和中国现在正在开展很多合作。简单地介绍一下我本人，我是在15年前在MDI毕业的，那个时候接受的是西方的教育，刚才各位教授都讲到了关于管理学方面的学生情况，里面是有很多不同的情况。这个话题有一点奇怪，中印合作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景象，我们有5位来自印度的代表，也有5位来自中国的代表。讲到美国和加拿大的合作，他们具体操作的模式可能会和我们不一样，我们在中印两国之间进行合作，谁来负责这个课程的制定？到底如何制定？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共同的课程？当然，现在我是在公司这边工作，我也看到了我们公司当中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教育背景，我本人现在还不是一个商学院的院长，如果看看我们现在的公司经理，我们在46个国家都有运作。我们公司在全球确实是需要有很多很多的经理，讲到目前整个公司的情况，最为重要的就是那些经理人到底应该具备一种什么样的能力来应对目前的危机，所以在你们制定这个课程的时候，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很多事情都会发生变化，这个世界在6个月之内就会发生很多的变化，当你做好准备之后又会发现这样一种变化。按照中国的话来说，“计划是永远赶不上变化的”，我认为这是最大的挑战。我希望现在公司的经理人具备非常快速地适应这种变化的能力，他们要能够有这样的能力承受一些负面的压力。如果我们认为当今中国和印度的商学院，甚至包括全球世界的商学院都要具备这样一种能力应对这样一种挑战，这是最为重要的。有一个人在过马路的时候在十字街口左顾右盼，一个司机过来说你在看什么，他说我皮夹子掉了，你是不是可以借我点钱呢？后来又过了十五分钟之后过来了很多人看热闹，就问你是在哪里掉的，他说我不是在这儿掉的，我是在另外一个路口掉的，那个路口没有路灯，不像这个路口有路灯。问题在于，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如果今天我们只是看看全球经济发展的情况，中印两国是非常重要的。当今世界我们处于一个全球化的环境，当你在做全球贸易的时候你甚至会忘记你的国籍是什么。现在国界的概念已经变得越来越淡了，如果我们要做生意的话，你很可能会碰到一个来自英国或者印度的经理人，或者你会跟来自中国和印度的公司做生意，如果我们看看这个购买力评价计算的话，受到这两个国家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如果今后大多数的管理教育能够在中国和印度两个国家展开，我认为今后就可以应对世界上的很多问题。

    讲到合作，我认为合作并不能简单地说一件好的事情，有的时候大家没有什么事情也要讲合作。现在管理学的课程并不能很好地应对全球的现实。在几天之前我在北京碰到了一家非常大的制药公司的高管，我们进行了交流，他认为在做生意的过程中人是最为重要的，他说到他们公司有80%在中国做的市场营销都是用这样一种新型的社交媒体来做的，所以人的作用是非常大的，这就是印度和中国面临的情况。我们必须了解中国和印度面临的挑战，讲到影响，从文化的角度来说，中国和印度两个国家能够开展很好的合作。现在全球的教育必须迫使这种合作发生，在亚洲必须使用一些中国的教师，如果在中国这边做这样一个管理学教育的话，有个印度学校到中国来办学的话，中国当地的师资是必须的。现在的问题是，现在我们需要紧跟现在形势的发展还是仍然沿用过去的这种做法，我认为印度和中国在这个方面都是做得非常好的。我认为这个课程的基础应当基于当今世界一些发展得最前沿的情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为我们的学生提供更多更好的能力。讲到课程的设计，中印两国的商学院要有更多的合作。

    Amit：他的要点在于我们是沿用最新的做法还是老的做法。刚才嘉宾们讲了他们的观点，如果要做一个总结的话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还是请周教授来做总结。

    周林：作为今天会议的主持人，我觉得我可能是不够资格的，在座的几位讲者都讲到了非常前沿的，特别是针对商业教育方面最为前沿、最为重要的问题，另外就是关于新兴市场的管理和商业教育，在这方面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双边合作也是今天一个非常热点的话题，诸位嘉宾都谈到了未来两个国家到底应该进行什么样的合作，我们应该把这个话题放到一个比较宽阔的背景下面。其实未来的合作是东方和西方之间的合作，在这种情况下，来自新兴市场国家的人们相互之间应该有一个更好的了解，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在迪拜的那次会议上，Nick讲到了他的观点，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流程。从新兴市场国家的观点来看，我们并不  需要非常彻底的革命，我认为作为中印两国管理学领域的人士，我们需要获得更多的元素、因素或者力量，也就是说我们要在我们两个国家现有的基础上加入一些更多的东西。你可能更愿意把它叫做“Dynamic”，不管怎么样，这些词汇代表的都是未来的发展方向，我本人对于我们两个国家今后的合作也是非常乐观的。相信在座的各位对于今后全球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合作也是寄予厚望的。

    今天是星期五，我们上海交通大学有请在座的各位嘉宾参加我们的黄浦江游江项目。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