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AChina网讯】凭着不长的媒体从业经验，笔者有时会被若干好友邀去讲新闻写作课。一般情况下笔者不做准备，随手拿一本杂志开讲，讲标题，讲结构，讲阅读体验，讲图文搭配。国产杂志并不乏做得出色的，不过，说着说着便会扯到西方人名刊名，笔者会说：“这个人物若是让威廉·曼彻斯特来写就会是这样这样，那样那样的”，“你们可以去读读彼得·海斯勒的书”，“《纽约客》不会做这样的处理”，“戴维·哈珀斯塔姆从来不追求给读者以结论”。一般情况下，观众们总是茫然一脸，不知笔者在说些什么。
 

　　
笔者试图引导他们去做些描述，去审视细节，一个人物的人生经历里，有很多重要或不重要的时刻，他/她同环境之间会有长期的信息交换，他/她不只是专注于自己手头做的事，对与此事关系或近或远的一切也都会留下印象，并能不乏感情地谈出来;笔者还告诉他们，要有怀疑精神，一个受访人说话竹筒倒豆固然不好，但一个人夸夸其谈同样是不值得你尽信的。新闻人永远需要与人物和事件保持时远时近的动态关系。笔者有时虚构几个细节描写，例如“某某某告别武馆很多年，依然记得那家武馆门上被磨得锃亮的黄铜狮子头”，给记者们看，然后，笔者发现他们会原封不动地搬到自己的文章里。

　　
写作能力的培养是个长过程，但是，这是个纸媒灵光消逝的时代，笔者很快就对这类培训失去了兴趣，笔者意识到，笔者教给他们的能力，其实价值有限，职业新闻人差不多已经死了，人们有采择、编写、记述事件的自由，有发表的渠道，可以满足被收听的欲望。笔者教的这些技巧并非不重要，也没有过时，只是，当记者们自己也陷身于巨大的信息漩涡，他们不能不对这些东西失去耐心，他们感到自己的角色早已被替代了：除了完成任务外，笔者有什么必要把新闻做得那么精细、那么成熟呢?

　　
曼彻斯特和哈珀斯塔姆是两位出类拔萃的记者，他们后来都成了纪实文学大师，初入行的媒体人若想向他们看齐，帽子一定会掉到地上。他们的文字老到到了可怕的地步，你感到他们态度鲜明，说出了可能让你不爱听却又印象深刻的话，而你还无法说他们带有明显的偏见。也许，《出类拔萃之辈》的作者比《光荣与梦想》的作者更加谦卑，更有记者本色，《真相》一书这样评价哈珀斯塔姆：“他一生所追求的最高嘉奖是希望后人记住他是一个总是提问而显得什么都不懂的人，他称之为‘浸润式报道’……每当哈伯斯塔姆完成了一个这样的过程，他的报道总带有一种权威和深度，让人深深感到他的文字远远超越了描绘：他的报道里有解释。……他用事件中人物自己的声音替他的报道作证，但报道的准确性和证据都无可非议。”

　　
好记者都这样：哈珀斯塔姆去见一个越战老兵，和他一起共度三天，带回了20页单倍行距的笔记，每采访过一个人，他总会问“我还应该去见谁?我还应该了解些什么?还有谁比较了解情况?还有谁知道?”大量的时间需要投入进去，最终的成品哪怕是一本“煌煌巨著”，或许也只占他采集的所有素材的十分之一。美国盛产这样的人物。普利策奖得主劳伦斯·赖特写基地组织，好像他自己真的跟本-拉登同食同榻过一样;彼得·海斯勒写中国，刷新了我们对所处环境和他人的认识;笔者还曾见过一部厚达一千多页的书，只写J.F.肯尼迪总统遇刺前后的七天，感觉作者把半辈子的精力都押在了上面。

　　
我们会相信这样的人——《真相》一书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告诉我们该相信怎样的新闻和怎样的新闻工作者。两位作者说，我们应该去听那些让事实变得更为复杂的声音，而不是反过来，去听简化的声音。但是，能有几个人愿意啃下一千多页的书，只为了解肯尼迪遇刺案的全部过程?绝大多数人就算感兴趣，也就是了解下时间地点案情，看几幅现场和背景照片，最多再关注几条有趣的八卦，例如肯尼迪之死与林肯之死的各种巧合。

　　
也许作者能做的，只是打磨文字，以尽量出色的文笔争取读者的信赖。然而，美国新闻人的好年代，与中国一样，可能一去不复返了，大家都面对着相同的困境：时间有限，受众的注意力有限。也就是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到尼克松的时代，“在《巴黎评论》、《花花公子》和《纽约客》等出版物中，采访成为研究文学、社会和政治各界名人个性的艺术形式。那些长篇采访往往是深入调查和准备后的成果，采访本身是一个过程而不仅仅是呈现。”在这个时期，电视摄像术也刚刚兴起，书中提到，那时人们对被访者究竟是怎么想的，对他们内心的“真相”都十分感兴趣，认为新闻可以揭示它。

　　
我们与那个时代最大的不同，是信息太多，于是，我们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觉得那就是“真相”;我们采择新闻，只看符合自己心意的标题与结论。如果我厌恶某人/某机构/某组织，我可以很方便地收集起一堆对它不利的言论，然后告诉别人：看，这些都是有案可稽的。可是我们仍然迷信“真相”，喜欢叫嚷“披露真相”，殊不知，正如那个著名的罗生门故事所暗示的，在许多时候，真相并不存在，它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等待发现或披露的东西;即使有一桩人所公认的事实摆在那里，对它的阐释仍然会是互相冲突、各执一词的。

　　
《真相》的作者要我们去关心一件事、一个人复杂的面向，这是很高的要求，就像我要小记者们去学习曼彻斯特、哈珀斯塔姆、劳伦斯·赖特、彼得·海斯勒那样，似乎有点强人所难了。但一个对自己有要求的读者，即使不读这些大师的作品，也应该明白什么是坏新闻，应该一面抱持一种态度(谁也不可能没有态度和爱憎)，选择性地看一些新闻，一面知道这可能是基于自己脑中的偏见。《真相》更大的用处，是教我们去识别坏新闻，也就是在新浪这种门户网站上占据七八成的所谓“断言式新闻”，它们简略概述事实，旋即给出断语，只要切合一些人既有的印象，比如，中国大妈很愚蠢、年轻人很堕落、官员没有不腐败的、城管就是坏……它就成功了。

　　
世界杯期间有一个段子在流传：中国队是世界杯史上最神奇的球队——八个摘得过世界杯的国家队，只有巴西曾战胜中国队;中国队告负场次的总数比巴西队、阿根廷队、意大利队、德国队等强队都少;中国队只有一名球员曾在世界杯上拿到红牌;郜林在世界杯上的入球数只比梅西少一球……虽然很无聊，它仍给了我们一些启示：人们特容易痴迷选择性真相的游戏，人们想扭曲一个确凿的事实来得出自己所要的结论，也往往能够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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