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长周期的视角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不但连续快速增长，更是打破了工业革命以来长期萎靡不振的局面，实现了实实在在的再崛起，那么下一步应该怎么走？

李 伟

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长江商学院案例研究中心主任

长江商学院中国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亚洲与欧洲市场副院长

2023年来了。每逢年初，各种关于当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预言就会“百花齐放”。

有的预言是基于一定的理论和现实依据，不论其最后是否准确，都可以给予人们一些参考和启发；有的预言则有点不着边际，让人满心狐疑，感觉似乎有信口开河之嫌。

鉴于这场盛会已有足够的“嘉宾”参与其中，笔者就不凑这个热闹了，但我们缺乏从长周期的视角来看待中国经济发展的分析。

今天，笔者就着墨于此，希望可以抛砖引玉。

以史为鉴

历史是个好东西，经济史也不例外。

虽然有时候我们会打趣说人类从历史中得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不会从历史中汲取教训，但多读些史书的确可以让人明智，下面笔者就来讲三个经济史上有趣又有些发人深省的小故事。

先来谈第一个小故事：韩国与索马里。

假如我们不回溯历史，仅仅比较今天的韩国经济和索马里经济，可能大家会有点奇怪。

一个是发达的东亚国家，制造业兴旺，服务业在全球也表现不俗，人民生活水平很高，国家的象征是江南Style；一个是穷苦落后的非洲国家，连年战乱，饥荒四处横行，营养不良在这里见怪不怪，在全球最出名的标签则是海盗。这两个国家有什么可比性？

你说的很对，如今这两个国家的差别可谓是云泥之分，但它们在历史上却并非一直如此，有图有真相：

图表1

单位：1990年美元（购买力平价）；资料来源：Maddison Database 2010。

图表1显示的是韩国和索马里从1950年到2008年的人均GDP变化，单位是1990年的美元（购买力平价）。

从图中你可能会惊奇地发现一个现象——韩国的人均GDP曾经长时间与索马里的人均GDP处于同一水平。

在1950年的时候，韩国和索马里的人均GDP分别为854美元和1057美元，后者比前者多出约24%。韩国的人均GDP竟然比索马里的人均GDP低这么多，这恐怕是今天的人们无论如何都想不到的。

实际上，直到1963年，索马里的人均GDP都是高于韩国的。

此后两国的经济发展走上了截然不同的轨道，索马里的经济是“跌跌不休”，2008年的人均GDP在绝对数量上甚至是低于1950年的；韩国则是高奏凯歌，2008年的人均GDP已是1950年的约23倍。

再来看一个例子：美国和阿根廷。

卡塔尔世界杯刚刚结束，阿根廷队捧起了大力神杯，梅西终于圆梦，但近现代的阿根廷经济即使不是一团糟，也是令人失望的。

图表2

单位：1990年美元（购买力平价）；资料来源：Maddison Database 2010。

根据图表2的数据，美国的人均GDP与阿根廷的人均GDP曾差距很小。在1900年的时候，阿根廷的人均GDP约相当于美国人均GDP的67%。

假如你当时是一个希望移民美洲的欧洲人，那么到底是选择美国还是阿根廷，恐怕不是一个容易做出的抉择。

想不到吧？阿根廷经济曾经那么繁荣。可惜的是，在日后的岁月中，阿根廷错失了多个发展经济的机会，高通胀、财政危机和金融危机轮番上阵，政局也时常混乱不堪，这一切导致的结果就是经济徘徊不前，甚至出现倒退。

到2008年的时候，阿根廷的人均GDP已经只相当于美国人均GDP的约35%。

最后来看中国自己的例子。

近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逐步落后于欧美列强，但差距尚不大，例如在1820年，中国和美国的人均GDP分别为600美元和1257美元，中国接近美国的50%。

然而，此后这一差距越拉越大，到1950年的时候，美国的人均GDP已是中国的约21倍。

新中国建立后，这个指标有升有降，但并未获得实质上的改变。1978年，也就是改革开放的那一年，这一指标仍高达约19倍。

真正发生改变的就是改革开放之后，此后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到2008年时，该指标已降为约5倍（图表3）。

图表3

单位：1990年美元（购买力平价）；资料来源：Maddison Database 2010。

由于Maddison Database 2010的数据仅持续到2008年，无法看到近十几年的情况，因此笔者用世界银行的数据来进行替代，以观察最近十几年中美人均GDP的相对关系。

图表4

单位：2017年美元（购买力平价）；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世界银行的数据是从1990年开始，截至2021年。假如按照世界银行的口径，那么中美之间的差距在过去会更大，而中国的追赶速度相应也会更快。

图表4显示，在1990年的时候，美国的人均GDP是中国的约28倍（Maddison Database 2010的数据是约12倍），到了2021年，这一指标已缩小至约4倍。

三个案例讲完了，索马里和阿根廷的故事无疑是令人扼腕叹息的，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的经济状况也可以说是有些不堪。

相反，韩国的起点并不高，但在战后实现了连续数十年的高增长。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也显现了巨大的发展动能，在44年的时间内极大地改变了中国自近代以来积贫积弱的经济状况。

那么这些小故事对我们的启发是什么呢？

笔者认为至少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那就是经济发展并非天命所归，政策的选择、制度的构建才是具有决定性的因素。

中国经济再崛起

在进入近代之前，世界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都比较相似，人均GDP差别不大，但在进入近代之后，这种局面被完全打破。

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西方国家实现了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其经济发展水平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差别越来越大。

从这个角度来看，世界经济出现了一种“大分流”的局面。让中国人一直有些“耿耿于怀”的是，中国属于落后的这一支。

在近代历史之前，世界各地的经济交往并不多，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国际贸易、国际资本流动和人员跨国来往开始大量增加，这是前所未有的景象。

西方国家在工业革命之后有强烈的对外扩张的动力，例如英国，打开世界市场成为其最大的心愿之一，但很多传统国家，比如中国和日本，都还是希望维持旧有国际政治经济交流模式。

一开始，西方国家还希望通过谈判等办法扩大与这些传统国家的交往，但在碰壁之后就改为了武力入侵。

传统国家的武力远落后于西方国家，在坚船利炮的威胁下，前者只好慢慢打开国门，被动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在传统国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过程中，有的国家在见识了西方国家的发达与繁荣之后，很快改弦易辙，开始主动学习西方国家，从技术、制度到思想全面进行改革，例如日本的“脱亚入欧”。

有的国家则遮遮掩掩，总希望延迟、甚至逃避这一过程，例如中国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不同的选择很快就带来了不同的结果，日本迅速融入世界市场，出现了工业革命，经济大踏步前进。

根据Maddison Database 2010的数据，1850年日本的人均GDP为679美元，到了1950年，该指标已攀升至1921美元。

相对于日本，中国则成为了反面教材，在1850年时中国的人均GDP为600美元，与日本的679美元差距不大，但到了1950年，这个指标已降至448美元。

当然，这里需要考虑到解放战争的影响，但即使我们不选择1950年，从1851年到1949年，中国人均GDP的峰值也仅有597美元（1936年）。

换句话说，1936年中国的人均GDP还没有1850年时的高，前者更是只相当于日本1950年人均GDP的31%。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的经济出现了一定的发展，但幅度不大，1978年中国的人均GDP为978美元，还没有突破1000，而日本此时已达到了12585美元。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离“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目标是更远了，而不是更近了。

为了改变这一局面，中国领导人终于决定开始大幅度地修改自己的内外政策。中国经济此后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按照2017年的美元（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GDP总量已于2017年超越了美国（图表 5），排名世界第一，并将这一趋势保持至今。

图表5

单位：2017年美元（购买力平价）；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假如从1820年开始计算，那么直到1978年，中国在158年的时间中基本都是处于落后的状态中，是一只真正的“睡着了的雄狮”。

那1978年之后，中国经济又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幅的增长呢？

在笔者看来，这主要有三点原因：

第一，工作重心的转移。

从1949年到1978年，新中国对内的工作重心是阶级斗争。

虽然有时候政府也会重视经济建设，但总体上缺乏一致的政策，而且经济政策还经常违背经济规律，例如大跃进，这些举措给经济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新中国对外的工作重心是反帝反修、准备战争。当时领导层的主流观点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因此中国的发展要立足于备战。

本来中国是与苏联结盟，一起对抗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没有想到的是，中苏之间后来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甚至刀兵相向。

中国一下子与两个超级大国为敌，外部环境极为恶劣。这样一来，经济建设当然不能是优先目标。

1978年之后，党中央、政府和全社会痛定思痛，认识到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于是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并开始缓和与美苏等国的关系。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中国人开始将经济建设调整为国家工作的重心，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

第二，民营企业的崛起。

1978年之后，中国将工作重心转向了经济建设，但应该如何去做却没有一致的共识。最后，在邓小平等人的努力下，改革开放成为了中国发展的基本政策。

改革的政策很多，但核心的政策是允许民营企业的发展。这方面我们可以看看苏东集团的经济改革。

在现代历史上，苏东国家和中国一样，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而且苏东国家也进行了经济改革，但这些改革无一例外的全部都失败了，问题何在？

笔者认为关键就是民营企业的发展。

苏东国家的改革主要是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中国的改革除了对国企进行改革之外，更重要的就是允许民营企业的发展。

民营企业的发展为中国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更重要的是，民营企业的发展带来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这方面我们可以看看当年俄罗斯的经济改革。

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继承了大量的国有企业，但民营企业却非常弱小。

在一些西方经济学家的“帮助”下，俄罗斯选择了“休克疗法”，短时间内将大量国有企业私有化，废弃原有的价格管制。

由于民营企业的基础非常薄弱，无法形成有效的市场化估值体系，因此全社会都不知道这些国有资产的价值，结果国企在私有化的过程中普遍存在价格低估的问题，“休克疗法”很快演变成了寡头们对社会财富的掠夺。

这样的改革可以说是既无效率，也无公平，是彻头彻尾的坏的资本主义。

相对来说，中国允许民营企业发展的做法在国企之外形成了一个竞争的市场体系，这带来了市场化的估值，避免了国有资产的大规模流失，而且产生了市场化的价格，这有利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

第三，对外开放。

中国对外开放的最大意义就是融入了全球生产体系，这与当初的苏东国家是非常不同的。

苏东国家的经济自成体系，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交流非常少，因此也谈不上对外开放的问题。

历史已经证明，闭门造车是行不通的，只有融入全球经济，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发展。这方面无论是日本的经历，还是东亚四小龙的发展，都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制造业的中心国家。在与外界的经济交流中，中国快速地提升了生产效率，实现了产业和技术升级，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改善。

还记得前文所述的日本的对外开放吗？本质上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走的也是这条路。

调整市场与政府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不但实现了连续的快速增长，更是打破了工业革命以来长期萎靡不振的局面。

从长周期的视角来看，中国经济实现了实实在在的再崛起，那么下一步应该怎么走呢？

首先，不要担心中国缺乏发展空间。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按照2017年的美元（购买力平价）计算，2021年中国人均GDP只相当于美国的28%，中国的发展空间仍然非常大。

其次，中国改革仍有不少未开垦的处女地，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调整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一旦这些领域的改革成功，哪怕只是部分成功，那么中国经济都很可能继续保持一个相当不错的经济增速。

这方面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的土地制度。

简单来说，中国的土地在一级市场上是地方政府垄断的。为了招商引资，工业用地和商服用地的价格很低，甚至低于成本。

地方政府从工业用地和商服用地上很难赚钱，于是就把住宅用地当成了摇钱树，采取多种手段抬高房价，进而抬高地价。

实际上，住宅用地扮演了地方政府隐形税收的工具。这么多年我们都在说中国的居民消费率太低，要想办法让居民消费，但为什么中国总储蓄占GDP的比例会这么高呢（图表6）？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要买房。进一步说，假如存在这样一笔巨额的隐形税收，那么老百姓怎么敢放开消费呢？中国经济又怎么能转型为以国内消费为主的经济体呢？

图表6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熟悉中国土地制度演变的人都知道，目前的土地制度来自香港。

与绝大多数资本主义经济体不同，在1997年回归之前，香港的土地归英王所有，由港英政府代管。

根据《基本法》的规定，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土地的拥有者变为了国家，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负责管理、使用、开发”，以及“出租或批给”土地使用者，基本的制度没有改变。

内地学习香港的土地制度有两大好处，第一，香港离得近，信息比较容易获得；第二，也是最重要的，香港在土地一级市场上实行的是土地公有制，实质上是官有制。

对香港来说，土地出让的只是使用权，而非产权。这样一来，政府一方面不用改变土地的所有权，另一方面可以从土地中获得资金。

这样的制度设计正中我们这些地方政府的下怀，于是拷贝这种制度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

那么下一个问题来了，香港当初为什么要实行这样的土地制度呢？

这与当时的历史环境有关。在18世纪，英国在北美殖民地征收了许多税收，这引起了殖民地人民的反抗。

经过艰苦的独立战争，美国独立了，英国失去了当时很好的一块殖民地。战后英国当局进行了反思，认为明着收税的方法容易引起人们的反抗，应该使用其他办法筹集资金。

几十年后，鸦片战争爆发，战败的清政府将香港割让给英国。英国在获得香港后很快就宣布香港的土地属于英王所有，垄断了土地交易的一级市场，通过土地出让向全港人民征收隐形税收。

这样的土地制度使得香港政府有很大的动力去抬高地价，而为了抬高地价，抬高房价就成了顺理成章的选择，结果这导致香港人民的居住条件极其恶劣，与其发达经济体的身份完全不相符合，相信这样的事情内地人民一定感同身受。

有趣的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2006年10月6日曾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称香港是自由市场经济体的典范，战后香港的快速发展也得益于此。假如中国内地想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那么也应该学习香港的相关制度。

看到此文笔者不禁哑然失笑，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土地，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市场化，又何来的自由市场经济体系呢？看来即使聪慧如弗老，也会被香港的表面所迷惑。

很明显，由于土地价格的扭曲，工业用地和商服用地在使用中容易出现浪费，住宅用地则容易出现供给不足，降低居民本应获得的福利。

改革的关键就在于打破地方政府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让土地可以自由交易。

这方面一个比较好的切口就是承认小产权房的合法地位，让集体土地可以直接进入土地市场进行交易。

土地交易自由化在短期内会对房价和地价产生向下的压力，但会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改善居民的福利，这会降低居民储蓄的倾向，有利于经济转型。

除了土地之外，还有很多生产要素的价格都并未市场化，例如资金价格，等等，这里囿于篇幅笔者就不展开了。

说一千道一万，中国下一步的改革重点就是要调整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避免让有形的脚踩住无形的手。

最后，笔者相信，只要我们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开放，那么中国经济就一定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中国经济再崛起将肯定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来源 | 财新网

编辑：梁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