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中国经济的“内外”问题

香港中文大学金融财务MBA（FMBA）

2021-10-27 21:13 浏览量: 1658

· 秦朔| 文关注秦朔朋友圈ID：qspyq2015 ·

大者行仁义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曾国藩

中国经济在最近一段时间出现了一些令人关注的变化。例如对一些平台和行业进行了相当力度的整顿，不少房地产企业在多重调控下遭遇流动性问题，地方政府债务进一步加剧，经济增速下滑大于预期，拉闸限电对部分合规企业的正常生产造成了负面影响，大学生就业的不确定性上升，考公考编的热忱则不断上涨。

从企业界来看，具有一定行政化色彩和资源型特征的央企的利润屡创新高（前三季度中央企业实现净利润1.5万多亿元），一直践行高质量发展的行业龙头（特别是上游企业）和科创企业表现良好，高杠杆金融化的民企巨头危机四伏，中小微企业的困难继续增加。

当然，中国经济有坚强的韧性，基本面向好的大势并未动摇，但作为观察者、研究者，不能只是说几句“总体良好”就大而化之，而应该把边际上发生的，也许不那么乐观或不那么简单的问题提出来，以求集思广益，共谋解决。

如所周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政府和企业的关系问题。本文由此提出一个观察框架，并给出分析和建议，请朋友们批评指正。

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

改革开放肇始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会议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如此“才能充分发挥中央部门、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使社会主义经济的各个部门各个环节普遍地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此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从未中止。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新华社播发的“十八大报告解读”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键是寻求政府行为和市场功能的最佳结合点，使政府行为在调节经济、弥补市场功能失灵的同时，避免和克服自身的缺位、越位、错位”，“如果管理和调控的范围、力度超过了弥补‘市场失灵’、维持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合理需要，或干预的方向不对路、形式选择失当，其结果非但不能纠正‘市场失灵’，反而会抑制市场机制的正常运作”。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后的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一锤定音。

《决定》指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必须积极稳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通过梳理，可以看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导方向是推进市场化改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只有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来配置资源，才能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是今天和今后相当长时间最重要的国家使命。要实现这一使命，发展是第一要务。只要这一点不改变，就必须坚持“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的原则。而要实现两个最大化，必须通过市场竞争。

我们历史上有过不要市场、依靠指令性计划管控经济的岁月，教训太深了。

回顾43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政府总体做的是不错的，主要表现为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改善营商环境，建立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和工业体系，逐步开放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除个别年头之外一直没有发生严重通胀。和发达经济体比，中国的成长是快的，和新兴经济体比，中国的成长是稳的。一个大国，在历史大变革中既快且稳，殊为不易。

在我看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最重要的成就，是在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发展出了近1.5亿个市场主体以及“56789”的非国有经济，从而调动起聪明勤劳的中国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一个经济体，愿意创业致富、劳动致富的比例越高，意愿越强，得到的正面鼓励和支持越多，经济就越活跃，就发达。我们走过的几十年，在在都是证明。

我们感谢改革开放，也要充分肯定政府的作为，肯定政府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尊重市场规律，建设性地超越了很多旧有的体制和观念。

举一个例子。2021年《财富》世界500强，中国大陆（含香港）上榜企业有135家，其中各类国企有95家，在《财富》500强中占比接近20%。与此同时，内地也有30多家非国有企业上榜。这构成了独特的中国现象，即国有和非国有企业在中国都可以做大，做到世界规模，虽则还不像太极图那么对称，但确实是并存关系而不是有你无我的关系。

“内”与“外”的含义

由于改革之初的中国经济体制是高度指令性控制的计划体制，运动员和裁判员也基本“同体”，所以可以说，那时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活动基本只有一种类型——指标和资源基本在计划内制定、调拨和配给，市场主体基本是体制内成分（1978年中国经济几乎100%为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只有14万人），对市场主体的控制基本通过表内的行政性控制。

如前所述，中国经济体制演进的大方向是由市场配置资源，因此大的演进过程，一言以蔽之，就是“由内而外”，走市场化道路。越来越多的经济主体，它们的经济活动，以及开展这些活动所需的支持（如金融），都不是在传统计划内、体制内、表内形成的。

对政府来说，“由内而外”的市场化大转型、大迁徙，促进了亿万劳动者的极大活跃和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也给很多传统国企带来了巨大竞争压力；放松，放宽，放活，下放，放水养鱼，这些朝着市场化方向的去中心化、去管制化努力，造就了难以置信的经济增量，也给政府的宏观调控与监管能力提出了全新挑战。而中国经济独特的“内外”问题，也就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

我所说的“内外”问题，是指我国相当大比例的经济活动，是在传统的计划外、体制外、表外发生的，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是体制改革的方向与结果。但是，由于法治化、市场化的经济管理体制尚不完善，或者说仍在探索之中，导致一旦政府感到这些外部活动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就会采取“由内驭外”的整顿举措，而且习惯性地回到命令式的简单方式，比如压缩甚至取消某些计划外的活动，抑制和收缩体制外的力量，把表外支持强制性地缩进表内，进行统一管理。这个“内缩”“内敛”的过程，如同要把已经长出来的肢体再收进去，注定是矛盾、痛苦的，而且如果把握不好“时度效”，代价也很高。

如果没有计划外、体制外、表外的经济活动，中国经济绝对没有今天的活力。事实上，很多原来在正规计划和正规管理之外，没有得到多少体制营养的活动，后来都变成了市场主流，从当年的小家电、鞋服玩具小商品，到后来的互联网，莫不如此。市场才是检验企业竞争力和服务价值的最好裁决者。

而问题的另一面在于，如果对计划外、体制外、表外的经济活动，完全放任，奉行不管主义，则中国经济又会出现不少问题，最后还要政府兜底。例如1993年经济过热时，很多地方通过乱拆借、乱集资，争先恐后进军房地产、股市和开发区，留下惨痛教训；又如2008年和2010年美欧相继出现金融危机后，中国企业走出去并购国外高技术资产是一个很好的窗口期，当时的地缘政治环境也相对宽松，政府也大力鼓励企业走出去，但几年下来，中国的外汇储备少了近1万亿美元，很多资本走出去后大肆购买房地产、娱乐和体育俱乐部，以及估值极不合理的“甩包袱”资产，正儿八经的技术没有买到多少。政府只能紧急叫停“非理性投资”，500万美元的投资也要到发改委备案；再如P2P、过度杠杠化、金融化的资产扩张等等，都是如此。

既要“由内而外”促发展，又要防范不健康、有隐患的外部活动；既要整顿外部活动中的有害成分，又要防止一刀切和层层加码导致的误伤，并且要给无害的、有益的外部活动留出空间；此外还要防止经济调整中的大起大落以及系统性、传染性风险。这就是中国经济问题的复杂性。

要弄明白中国经济的问题，其价值可能比多少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理论都大。

“内”“外”复杂性的辨识

让我们再做一些更加深入的探讨。

“内”的问题相当复杂，大致涉及到四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的问题主要是：政府在经济方面的目标、规划、政策和行为，如何体现全民福祉和国家长远利益？政府如何成为对所有运动员都公平公正的裁判？政商关系的恰当边界在哪里？《宪法》序言指出，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经济建设中，如何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如何真正践行“两个毫不动摇”和“三个平等”（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

第二个层次的问题主要是：由于国企、政府平台公司的存在，以及政府在资源、采购、担保等方面的巨大影响，政府或多或少也在直接参与微观市场，也是运动员。这是一种客观存在。但作为运动员，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种方式参与经济活动才是合理的和有意义的？我们要求企业行稳致远，对利益相关者负责，但一些政府部门的负债加杠杆、拖欠款、不守契约的行为越积越多，又该如何解决？

第三个层次的问题主要是：政府并不是一个抽象概念和单一概念，不同层级的政府（从街镇到中央），不同的部门，往往有不同的目标和诉求，那么如何促进多目标、多部门之间的协调和统筹？例如，一些未按更高一级政府要求备案或许可的耗能工业项目，因对下一级政府的政绩有利，孩子就生出来了，等有一天发现没有户口要查处，如何是好？

第四个层次的问题主要是：政府的公共权力，以及国家机器的权威性、强制性，有可能被某些特权部门和掌权官员及其特定关系人，用来介入市场活动，谋取私利，如何才能从机制上真正加以解决？即便是正常的对国家机器力量的动用，如何切实做到依法和合规？

以上是和“内”相关的问题，而“外”的问题其实也很复杂。

哪些外部活动，尽管不是体制内身份，也要大力支持，鼓励开拓新空间，摸出新路子，带来新增量？

哪些外部活动，尽管不是那么规范（如小商小贩），也要支持，至少审慎包容，给其出路？

哪些外部活动，尽管有瑕疵甚至偏差，需要治理，但治理的目的应该是为了更好发展？

哪些外部活动，尽管有某些政府背书、官员站台，听起来一片莺歌燕舞振奋人心，其实需要特别小心？

还有一些外部活动，尽管一开始有着所谓“创新”名目，却已有不祥之兆，但因尚无明确的监管者，就一直无人问津，无人愿意担责。此类问题，如何跨地区、跨部门及早预警，及时施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前无古人，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规律性认识的形成，也必将经历漫长的过程，因此“内”“外”经济形态并存也是长期的，很可能这就是中国经济的一种特色。但我们有理由在“内”“外”两个方面都做得更好，并努力推动“内”“外”之间良性互动，融通混合，最终建立统一的、法治化的现代经济体系。

“内”“外”如何都做得更好？

先说一下“内”。

在政府发挥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推动可持续发展等作用的层面上，改革的方向应该从内外有别，走向法律面前各市场主体一律平等。不分内外，都是一家人，都是自己人。经济大舞台的基座是法治，谁来演出都要遵循，而只要守规则，不管什么出身的演员都应有机会表演，让观众评价，这就是市场化。

尽管一些行业准入在现阶段有合理性，但长期看，还是应该尽最大可能，对各种市场主体进行无差别对待。2017年1月印发的《关于创新政府配置资源方式的指导意见》指出，“对于适宜由市场化配置的公共资源，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切实遵循价值规律，建立市场竞争优胜劣汰机制，实现资源配置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对于不完全适宜由市场化配置的公共资源，要引入竞争规则，充分体现政府配置资源的引导作用，实现政府与市场作用有效结合。对于需要通过行政方式配置的公共资源，要遵循规律，注重运用市场机制，实现更有效率的公平性和均等化”。

《意见》中的三个“对于”是三种场景，每一种场景，包括通过行政方式配置公共资源的场景，都要“注重运用市场机制”，可谓切中肯綮。相反，一旦把资源和机会封闭，只向特定利益主体开放，一定无法保证效率和效益，往往是投入巨大，而效果甚微。

注重运用市场机制，而不是习惯性地依赖行政权力和指令做法，这应该成为广大政府部门的一种自觉。

在那些主要由体制内力量发挥作用的领域，也要不断加强市场化改革力度。例如，在文化体制改革中，曾经有领导指出，“业内人士戏说的‘政府是投资主体，领导是基本观众，评奖是主要目的，仓库是最终归宿’的状况，虽然极端了点，但确是原体制的真实写照”，“不进入市场，不‘去行政化’，不管我们的主观愿望如何善良，结果也只能是进博物馆的结局”。

领导还举例说，本来猫抓老鼠天经地义，可我们总是喂猫吃鱼，本意是鼓励它抓老鼠，可后来猫就觉得喂鱼才是天经地义，就不抓老鼠了。意思是，有些剧团本来应该开拓市场，现在都被人为地养了起来，结果被市场“炒鱿鱼”，边缘化了。

要言之，“内”要改革，并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方向不动摇。

问题很多，但答案更多

再说一下“外”。

“外部”的经济主体，也要超越过去那种对市场经济的简单理解，要根据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的要求，稳中求进，诚实守信，创新驱动，对相关方负责。这里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万科。万科集团的郁亮最近说，在房地产行业调控政策不断的浪潮中，企业该如何面对以获得发展机会？

他的答案是：缩表。

“作为企业要减少债务，控制杠杆。在去杠杆过程中，短期内业绩会不可避免受到冲击。但过去我们地产行业取得的业绩是源于为客户提供好产品带来的，还是金融杠杆带来的？行业会有缩表的过程，这就像减肥一样痛苦，成功的减肥都是有很多血泪史的。我们相信天下没有做完的生意，只有没做好的生意。”

第二个例子是海信。不久前我到海信集团交流，海信集团总裁贾少谦说，海信有着基业长青的“百年”执念，坚持稳健经营，在财务上可以用“保守”来形容。

海信有一个独有的指标——还贷后现金资产。即用手中可迅速变现的全部货币性资金偿还外部负债后剩余的资金余额。此指标直接反映出企业的偿债能力、资金风险和经营安全，尤其是可以抵御银行供应商集中挤兑的风险。海信始终认为，在涉及到肚子和面子的问题上，肚子比面子重要，在涉及到企业安全问题上，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动摇“安全第一”这个原则。

有自省的精神，有“保守”的态度，企业会走的更远，也会得到从政府到社会的肯定与支持。

第三个例子是总部位于桐乡的中国巨石和振石集团。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需要提升活力、提振信心的关键时刻，每当我自己也觉得有些疑惑时，我就会找一些地方和企业调研。在中国巨石和振石集团，我看到大大小小几十家企业，按照“高质量发展、高速度增长、高品质提升”的要求和“制造智能化、产销全球化、管控精准化、发展和谐化”的目标，基本都发展得很好。两个集团的收入和利润都创了历史新高。最让我吃惊的是，中国巨石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投资的工厂今年6月实现了盈利，预计全年能够扭亏（去年是第一年，亏损）。

我深知在美国投资制造业工厂的不易，比如美方原来说给巨石方面50个工作签证，结果只给了几个。美国本地招聘的员工到桐乡总部培训，回去后流失率很高，因为干活15美元一小时，疫情下不干活政府也补贴15美元一小时。用于玻纤运输的桶有裂缝，美国当地工人一天只焊好了一个，中国派去的员工一天焊了30多个。所以总的情况就是，投资成本比预想的高，员工效率比预想的低。

“但如果不布局，情况是什么？现在关税加了25%，从中国运一个集装箱玻纤到洛杉矶，运费涨到和货值一样，都是1.8万美元，这样美国市场根本就没法做，多年积累的客户会全部丢失。所以再多困难，我们也要走出去，并且好好走下去。”中国巨石总裁张毓强说。

高质量发展和全球竞争，不是轻轻松松就能赢的。如果没有强大的管理、文化、技术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早就被困难打趴下了。而如果你一直都在兢兢业业地蓄力，挑战也能变成新的发展机遇。

在桐乡到上海的高铁上，望着窗外的原野，我想到了一句话：这块大地上的问题很多，但答案更多。

因为我们依然有很多直面问题、努力去解决问题的人。

求解如此复杂的“内外”问题，于我其实是不可能的任务。唯借曾国藩的一句话以表胸襟，“大者行仁义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意思是，在大的方面，要将仁义广施天下，使所有事物都得到合理的安排。

在以人民为中心的今天，各级政府在思考和处理“内外”问题时，更当如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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