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收入分配报告：根源、影响与建议

香港中文大学金融财务MBA（FMBA）

2022-01-07 22:50 浏览量: 1501

文：任泽平团队特别鸣谢：华炎雪、梁颖、李晓桐、毕然实习生关尹、王嘉铭对本文数据整理有贡献

导读

增长与分配，效率和公平，是几百年经济思想史的两大命题。过去几十年全球重视增长和效率、忽视分配和公平，全球贫富差距拉大，导致社会撕裂，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占领华尔街运动等。新冠疫情后经济K型增长，全球过度依赖货币放水，穷人通缩、富人通胀。收入差距和贫富差距问题日益引起全球重视。近年中国高度重视收入分配，精准扶贫被列为三大攻坚战，将共同富裕纳入十四五规划，浙江省被选作共同富裕示范区。为什么从效率优先转向重视公平？中国收入分配的问题是什么？根源在哪里？如何治理？继《中国收入分配报告：现状与国际比较》篇之后，本文为《中国收入分配报告：根源、影响与建议》篇。

摘要

根源：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有全球共性原因，比如，流动性泛滥和劳动报酬份额降低等；也有自身发展阶段和制度的原因，比如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公平和效率抉择问题，三次分配调节机制不完善等。既要肯定过去收入分配制度在刺激经济增长方面的历史进步性，也要客观承认现阶段所存在的问题。第一，全球货币超发造成财富再分配，易加剧贫富差距。2020年疫情冲击下，全球央行大规模货币宽松，结果是美股创新高、美国房市量价齐升、中国股市走牛、热点城市房价异动。其实，过去十多年，全球处在货币超发的，美国量化宽松，中国金融自由化。第二，全球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资本收入份额上升，导致贫富差距拉大。1980-2011年，全球劳动所得份额从64%下降到了59%。2009-2020年国内财产性收入占比从2.5%提高至8.7%；劳动性收入占比从72.1%下降至55.7%。2020年财产性收入增长6.6%，远高于工资性收入的4.3%。第三，国内收入差距的变化与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制度、所有制、分配制度的变革与转型是分不开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收入分配思路从平均主义，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兼顾效率和公平；贫富差距逐渐由处于低位、到持续扩大、到缓和。回顾我国经济改革历程，大致分为6个阶段：1）1949-1978年，“平均主义”，收入差距处于较低水平，但是效率低下、分配平均但不公平、缺乏激励。2）1978-1992年，“按劳分配”，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经济效率的同时，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也率先扩大。3）1992-2002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企业转制，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态势，城市内贫富差距快速扩大；户籍制度与土地改革制度促使资源进一步向城镇集聚，城乡间的贫富差距迅速扩大。4）2002-2012年，逐步强调公平，农村社保体制、城乡社会救济制度不断完善，贫富差距趋于缓和，同时受益于全球化红利和人口红利，经济高速增长；5）2012-2019年，提低、扩中，兼顾效率和公平，在就业、社保、扶贫攻坚等方面实施了一系列积极举措，贫富差距有所改善。6）2020年至今，更重视公平和共同富裕。第四，不完善的收入初次分配及再分配制度。中国过去劳动力供大于求、市场化程度不够、以及工会调节机构欠缺等问题，都是造成初次分配不均衡的原因。同时，再分配制度的不完善导致再分配调节效果逐渐下降。如个税改革力度较轻、步伐较慢；大量财产性收入未被征税；税收征管制度存在漏洞等。展望：为什么未来更加重视公平和共同富裕？改革开放之初，一穷二白，钱少人多，生产要素上劳动过剩、资本稀缺，劳动的话语权弱、资本的话语权强，为了促进增长、做大蛋糕，所以收入分配上以效率优先、让一部分先富起来为基本导向，衍生了一系列对资本友好的制度，比如户籍制度、土地财政、社保制度、税收制度、地方招商等。随着老龄化少子化加速到来，“刘易斯拐点”出现，人口红利渐远，开始出现劳动稀缺、资本过剩的逆转，各大城市上演“抢人大战”，劳动的话语权提升，同时收入差距过大导致社会不稳定性因素增多，所以要提高劳动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适当抑制资本，收入分配上更重视公平、分好蛋糕、共同富裕，要“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先富带后富帮后富”、“合理调节过高收入，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清理校外培训、推出房产税，等等。这些都有助于双循环、扩大内需、发展实体经济、制造业、硬科技、新基建等。这就是大势，经济社会发展到现阶段的客观要求，时代的力量。建议：贫富差距问题值得重视，其对经济健康发展、社会稳定影响重大。未来调整收入分配、实现共同富裕，在更重视公平导向的同时，也要注意兼顾效率，兼顾对经济增长的激励。分好蛋糕的前提是把蛋糕做大，不要陷入存量思维，凡事过犹不及。我们从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的角度，提出如下建议：第一，初次分配要兼顾效率与公平，注重保护劳动所得，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最低工资、工资支付保障、工资合理增长机制。第二，完善再分配制度，提低扩中。继续完善个人所得税税收制度；加大政府对低收入人群的转移支付，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兜底社会公平底线；提高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继续推进农村土地的市场化流转，探索实施农村宅基地的流转；对房产的保有环节和资产的代际传承环节征收房产税和遗产税。第三，鼓励三次分配，完善配套制度。完善慈善捐赠的税收优惠政策；完善慈善基金会和慈善信托的监管制度，提高慈善组织公信力；普及慈善意识，提高个人慈善捐赠积极性。第四，促进就业、创业、教育、投资等不同方面的机会均等，使不同收入层级的居民均能有实现阶层流动的机会。解决外来劳动力落户、子女教育、子女医疗等问题；帮扶困难群体创业和提供创业孵化的扶持；平衡区域间、城乡间教育资源，降低房产与优质教育资源的捆绑关系；设置低门槛多样化金融产品，使更多居民可以参与到财富性收入的分配环节；建立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推动城市群战略、人地挂钩、金融稳定和房产税。

正文

1根源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有全球共性原因，比如，流动性泛滥和劳动报酬份额降低等；也有自身发展阶段和制度的原因，比如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公平和效率抉择问题，收入三次分配调节机制不完善等。既要肯定过去收入分配制度在刺激经济增长方面的历史进步性，也要客观承认现阶段所存在的问题。1.1 全球货币超发，资金脱实向虚货币超发造成财富再分配，易加剧贫富差距。超发货币流入市场，造成通货膨胀和广义资产价格上升，一方面通胀挤压居民实际收入，另一方面资金流入资本市场催生资产泡沫，资产配置结构中房产和金融资产占比高的人财富增值快，财富两极化、贫富差距扩大。过去十多年，全球处于货币超发，美国量化宽松，中国金融自由化。全球性的货币超发带来资产价格上涨，尤其在经济的衰退期。2020年疫情冲击下，全球央行大规模货币宽松，结果是美股创新高、美国房市量价齐升、中国股市走牛、热点城市房价异动。2020年4-12月，纳斯达克和标普500指数均上涨45%；上证综指、沪深300、创业板指分别上涨26%、41%和59%，上海、深圳、杭州等部分热点城市房价快速上行。

1.2 全球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资本收入份额上升近年来，全球劳动的话语权减弱、资本的话语权增强，导致贫富差距拉大。在过去，全球多数经济体，包括中国的技术进步，更多地提高了资本的边际生产率（资本偏向型）。这使得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资本收入份额上升，从而扩大了劳动所有者和资本拥有者的收入差距。而资本要素所有者逐渐积累财富，劳动要素所有者集聚财富的能力下降，财富差距逐渐加大。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资本收入份额上升的现象在大部分经济体中均有出现，包括中国。国际方面，1980年以来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劳动所得份额都在下降，1980-2011年，世界范围内劳动所得份额从64%下降到了59%，且仍然呈现持续下降趋势。（L Karabarbounis，B Neiman，The Global Decline of the Labor Share，NberWorking Papers，2013）。国内方面，财产性收入占比从2009年的2.5%提高至2020年的8.7%；劳动性收入占比从2009年的72.1%下降至2020年的55.7%。2020年财产性收入增长6.6%，远高于工资性收入的4.3%和经营性收入的1.1%。企业部门在初次分配总收入中占比从2000年的22.3%上升到2018年的26.0%，居民部门在初次分配总收入中占比从2000年的64.9%下降到2018年的61.2%。1.3 国内经济不同发展阶段对效率和公平的抉择国内收入差距的变化与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制度、所有制、分配制度的变革与转型是分不开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从平均主义到按劳分配、再到多要素分配；思路从重视平均，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兼顾效率和公平；贫富差距逐渐由处于低位、到持续扩大、到缓和。建国以来，经济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可细分为6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1978年），“平均主义”，收入差距处于较低水平，但是效率低下、分配平均但不公平、缺乏激励。在此期间，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在城市实行全面公有制经济，在农村配合实行“人民公社”制度。由于城市就业和工资由政府决定、且各层级工资差异化较小，形成了接近于“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制度，农村和城市内部收入差距维持在低水平。但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力差别被忽视，严重挫伤劳动者生产积极性、打击生产效率，是一种低效、非公平的社会形态。第二阶段（1978-1992年），“按劳分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率先扩大。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克服平均主义，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大提高了经济效率。一些剩余劳动力转移非农就业，刺激了乡镇发展，这也带来了农村内部收入的扩大，农户工资占比上升、农业收入占比下降。城市经济转型相对滞后，1984年以后，随着公有制企业薪资体制松动，以及私有部门的出现，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也出现扩大迹象。1987年十三大确立“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补充”。第三阶段（1992-2002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经济高速增长的态势，贫富差距快速扩大。1992年十四大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城市改革进入实质性阶段，企业所有制多元化转型，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减员增效，导致城市收入差距快速扩大。而户籍制度改革滞后、土地公有制、以及社会福利向城市倾斜，加剧了城乡贫富差距。第四阶段（2002-2012年），逐步强调公平问题，贫富差距趋于缓和，同时受益于全球化红利和人口红利，经济高速增长。2002年十六大提出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此阶段城市改革基本结束，收入分配差距问题逐步得到重视。政府的关注点逐渐转移到农村发展，重视“三农”问题，农村社保体制、城乡社会救济制度不断完善，对调节收入分配起到了积极作用。而随着中国城镇化加速推进，城乡收入差距也趋于缓和。第五阶段（2012-2020年），提低、扩中，兼顾效率和公平，贫富差距有所改善。2012年十八大后，公平更受重视，要求“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政府秉持“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思路，在就业、社会保障、劳动保障、打击非法收入、扶贫攻坚等方面实施了一系列积极举措，并最终于2020年全面消除贫困。第六阶段（2020年至今），更重视公平和共同富裕。1990年，邓小平就已突出强调社会主义要“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十四五”将“更加积极有为地促进共同富裕”写入纲要，共同富裕的计划就此提上日程。

1.4 国内收入分配调节机制尚不完善中国收入分配制度分为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初次分配主要由市场主导，以各生产要素边际生产力或供求关系为基础。再分配主要由政府主导，通过税收、社保、转移支付手段等途径调整。三次分配，主要由企业和高收入人群主导，通过自愿募集、捐赠和资助等慈善手段进行。中国过去劳动力供大于求、市场化程度不够、以及工会调节机构欠缺等问题，都是造成初次分配不均衡的原因。一是，婴儿潮带来的劳动力供大于求，劳动工资被不断压低，劳动力话语权弱、收入向资本要素所有者倾斜。新中国成立后共出现过三次婴儿潮，分别是建国初鼓励生育时期、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结束后补偿性生育、以及八、九十年代大量人口进入育龄。三次婴儿潮使得大量劳动力持续进入市场，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二是，市场化程度不足，国有垄断、寻租行为导致资源向少数行业和群体集中。中国特色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各种经济制度并存的经济制度造成了国有垄断行业的盛行，如电力、银行等。资源向少数垄断性质行业倾斜，拉大行业间的收入差距。此外，钱权结合的寻租行为，导致资源向少数资本要素拥有者倾斜。三是，工会力度不足，与发达国家存在体制差异。工会的主要职责为行政管辖而非为工人维权，工人作为缺乏话语权的个体，合法权益不断被压缩。国内再分配制度的不完善导致再分配调节效果逐渐下降。一是，个税改革思路是正确的，但是改革力度较轻、步伐较慢。例如，我国在探索个税综合征收的路径上花费时间较长。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便确定了个税“综合与分类相结合”改革方向，2006年写入“十一五”规划，但直至2018年才有政策落地。此外，专项附加扣除实施较晚。2009年“两会”期间就呼吁提高个人工薪费用扣除，但直到2018年才明确6项专项附加扣除的具体范围和标准。当前专项附加扣除仍存在项目少、未考虑地区实际开支情况等问题。二是，税收仍主要针对工资性收入，大量财产性收入未被征税，反而加剧了收入差距。如遗产收入、房产增值收入等大量财产性收入尚未列入纳税范围。三是，税收征管制度存在漏洞。中国税收制度对于拖欠税收的行为以催收为主，惩罚力度不足，致使大量税收被拖欠。此外，税收优惠政策的核实力度不足，导致企业存在骗取税收优惠行为。2 影响2.1 对经济：影响消费，降低总需求，中等收入陷阱收入分配失衡会影响消费倾向和需求结构，从而影响总需求水平，阻碍经济发展。少部分人拥有大部分财富，将使总需求下降，社会供需失衡，社会跌入中等收入陷阱。根据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理论，当人们收入增加时，消费也会增加；但当收入提升至一定水平，再增加收入几乎无法提升消费量。据此规律，在社会总收入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随着社会群体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高收入的人群的收入增加将无法提升需求量；而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份额降低，本该因收入提升而增加的需求量无法被释放到市场之中。高收入人群的需求几乎到达上限而不会继续增大，中等收入和低收入人群的需求因收入不足受到抑制而无法继续增加，收入差距的加大将使社会总需求呈现下降趋势。2.2 对社会稳定：可能激化不同群体间的矛盾收入分配差距会引发低收入群体心理失衡，被剥夺感会扰乱社会稳定。收入差距的拉大会带来教育、医疗等社会资源的倾斜，产生机会不平等的问题。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持续扩大，容易招致中低收入群体心理失衡、强化“相对剥夺”，进而导致不同群体间的矛盾，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其次，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也会引发不同地区、行业、城乡和社会群体的对立和冲突，影响社会治安。收入差距滋生和激化了各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导致对立和社会冲突；冲突恶化将导致社会动荡，社会危机在这一连串的演变过程中随时会触发。如巴西贫富不均严重，社会矛盾较大，恶性事件频发；它是全球枪击谋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每年有超过4万人死于枪击案件，死亡率已和战火中的伊拉克不相上下。3 政策展望与建议为什么现阶段更加重视公平和共同富裕？改革开放之初，一穷二白，钱少人多，生产要素上劳动过剩、资本稀缺，劳动的话语权弱、资本的话语权强，为了促进增长、做大蛋糕，所以收入分配上以效率优先、让一部分先富起来为基本导向，衍生了一系列对资本友好的制度，比如户籍制度、土地财政、社保制度、税收制度、地方招商等。随着老龄化少子化加速到来，“刘易斯拐点”出现，人口红利渐远，开始出现劳动稀缺、资本过剩的逆转，各大城市上演“抢人大战”，劳动的话语权提升，同时收入差距过大导致社会不稳定性因素增多，所以要提高劳动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适当抑制资本，收入分配上更重视公平、分好蛋糕、共同富裕，要“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先富带后富帮后富”、“合理调节过高收入，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清理校外培训、推出房产税，等等。这有助于高质量发展、双循环、扩大内需、发展实体经济、制造业、硬科技、新基建等。这是经济社会发展到现阶段的客观要求，时代的力量。未来调整收入分配、实现共同富裕，在更重视公平导向的同时，也要注意兼顾效率，兼顾对经济增长的激励。分好蛋糕的前提是把蛋糕做大，不要陷入存量思维，凡事过犹不及。我们从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的角度，提出如下建议：3.1 初次分配兼顾效率与公平：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完善最低工资、工资支付保障、工资合理增长机制收入的初次分配要兼顾效率与公平，才能在激励生产积极性的同时避免引起社会不稳定。当前中国收入分配的原则是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市场机制，政府不应直接干预，但应通过相应的法律法规调节收入结构，避免话语权低的要素未能按贡献获得收入。应注重保护劳动所得，保障分配效率，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完善最低工资、工资支付保障、工资合理增长机制。3.2 完善再分配制度：改革配套税制、健全社保制度、征收财产性收入税政府通过差异税率、社会保障或其他财富转移支付手段等途径可以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即完善再分配制度，扩大中等收入群体。1）继续完善个人所得税税收制度：当前我国个税占税收收入比重仍较低，进一步提升收入来源和税收减免项目的综合征收，根据居民收入情况实时调整和优化税档分级与分档税率，另外专项费用扣除项目及数额与通货膨胀因素挂钩，还要考虑到地区差异。2）加大政府对低收入人群的转移支付，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兜底社会公平底线：过去针对贫困家庭和低收入群体的扶贫政策已产生一定效果。在落实全面、精准扶贫的基础上，需要持续完善这些政策以加大对城乡低收入人群的保障。3）精准扶贫：持续完善针对落后区域的地区发展政策和惠农政策，持续推进对扶贫对象的帮扶。4）提高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继续推进农村土地的市场化流转，探索实施农村宅基地的流转。5）征收房产税、遗产税：对房产的保有环节和资产的代际传承环节征收房产税和遗产税，是调节收入分配的有效手段。3.3 鼓励三次分配，完善配套制度相较于政府主导的二次分配，三次分配强调的是道德力量推动下企业和个人自愿的慈善捐赠。由于当前我国在慈善捐赠方面的配套激励制度不够完善、遗产税房产税等税种缺席，导致个人进行慈善捐赠的动力较弱、财富传承给子女的意愿更高。建议：1）完善慈善捐赠的税收优惠政策。提高对慈善捐赠的激励和税收减免，有助于推动慈善捐赠事业发展、缩小收入分配差距。2）完善慈善基金会和慈善信托的监管制度，提高慈善组织公信力。因监管制度欠缺，部分慈善组织发生了挪用资金、虐待儿童等丑闻，引发慈善组织整体名誉下降，降低居民慈善捐赠意愿。除现有《慈善法》、《红十字法》等制度外，政府应当尽快推进遗产税、房产税的制定，并继续完善慈善组织的监管制度，对慈善组织进行系统性梳理和持续督导，提高慈善组织公信力。3）慈善意识普及，提高个人慈善捐赠积极性。当前我国慈善捐赠的企业占比较高、个人占比较低。个人慈善捐赠占比较低，除遗产税、房产税等税种缺席的因素外，也与慈善捐赠的意识普及有关。政府应着力于提高全民慈善意识，促进个人慈善捐赠积极性。3.4 促进就业、创业、教育、投资机会均等机会不均等会阻碍阶层流动、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政府应积极促进就业、创业、教育、投资等不同方面的机会均等，使不同收入层级的居民均能有均等机会接触到对应资源。1）促进就业机会均等，促进劳动力有序流动：促进区域间发展均衡；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和加快落户；推动各大城市群内户籍准入年限累计互认；尽快解决进城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解决子女教育、医疗等问题；通过完善对性别、少数民族等就业歧视；2）促进创业机会均等：对低收入人群和微型企业提供持续性小额信贷服务，帮扶返乡下乡人员、农村劳动力等群体创业，并注重创业孵化的扶持工作，保障创新创业能力；3）促进教育等公共服务的机会均等：平衡区域间、城乡间教育资源，惠及更多农村学生，促使区域间、城乡间升入高校的机会均等，降低房产与优质教育资源的捆绑关系；4）促进投资机会均等，使更多居民可以参与到财富性收入的分配环节：充分考虑不同社会群体的经济水平，设置低门槛多样化金融产品，使低收入的社会群体也能获得资产合理配置的机会，获得一定的财富性收入。5）建立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推动城市群战略、人地挂钩、金融稳定和房产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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