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做对了什么？还要做些什么？——读达利欧《原则2》

香港中文大学金融财务MBA（FMBA）

2022-02-02 12:16 浏览量: 2002

·秦朔| 文关注秦朔朋友圈ID：qspyq2015 ·

现在请你想象一场关于国家实力的奥运竞赛。哪些国家会赢？

竞赛项目一共有18个。

经济/金融地位（债务负担，预期增长率），内部冲突（内部秩序），外部秩序；贸易，经济产出，教育，创新与技术，成本竞争力，军事实力，市场与金融中心地位，储备货币地位；基础设施与投资，个性/文明/决心，地质，资源配置的效率，治理/法治，自然灾害，贫富、机会差距与价值观差异。

每个项目由更细的指标构成。如教育，一半的权重衡量受过各种级别的教育的绝对人数，另一半衡量教育质量，如高校排名、考试成绩和平均受教育年限。

又如成本竞争力。如果一国的产出成绩最佳，但成本过于高昂，这个国家的状态就不好。成本竞争力根据质量和生产率因素调整之后的劳动力成本，以及其他生产率指标而得出。

经过建模、仿真和对上亿个数据的计算，截至2021年8月，11个主要经济体的分数由高到低依次是：

上述结果是桥水投资公司创始人瑞·达利欧在其新著《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中发布的。达利欧前几年也出过一本《原则》，谈的是生活和工作的原则。这本《原则2》关注的则是世界的运行规律和规则。作者研究了过去500年间世界财富和权力的重大变化，试图从中找出变化的典型模式、规律、周期和因果关系，并由此为基础推断未来。

达利欧在解读计算机生成的美国数据时说：

“对美国来说，大周期看起来是不利的。”

首先，美国在其经济和金融周期中处于不利位置，债务负担高，未来10年的预期实际增长率相对较低（每年1.1%），美国已经在通过印钞来将债务货币化，虽然美国拥有世界主要储备货币地位（对自己很有利），但假如这一地位发生改变，将大大削弱美国的地位；

其次是内部混乱风险大。在不平等方面，美国收入最高的1%和10%的人分别占有19%和45%的收入（这两个比例在11个主要经济体中均为第二高）；

再次是外部混乱风险存在，最重要的是美国和中国正在发生重大冲突，中国在迅速崛起，在考虑所有因素的情况下是世界第二强国。

达利欧对中国数据的总体解读是：

“对中国来说，大周期看起来较为有利。”

首先，中国在其经济和金融周期中处于较为有利的位置，债务负担低（且大部分债务以本币计价，因此风险不高），未来10年的预期实际增长率相对较高（每年4.3%）；

其次是内部混乱风险适度。在不平等方面，中国收入最高的1%和10%的人分别占有14%和41%的收入（这两个比例在11个主要经济体中分别为第三高和第四高）；

再次是外部混乱风险存在。最重要的是中国和美国正在发生重大冲突，美国在衰落，但在考虑所有因素的情况下仍是世界第一强国。

1978年12月16日中美同时发表《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宣布自1979年1月1日正式建交。1978年中国的人均GDP为156美元，外汇储备为1.67亿美元。

2021年，中国的人均GDP为1.2万美元（按年汇率折算），外汇储备为32502亿美元。

在历史的大周期里，中国做对了什么？未来还需要做些什么？

人类已经越来越数字化，但如果有谁说可以用计算机给各国的现状和长期前景打分，听上去还是很不靠谱。不过当事情是由达利欧完成时，就变得值得重视了。

1949年，达利欧出生于纽约长岛一个普通中产家庭，1971年获纽约长岛大学金融理学学士学位，1973年获哈佛商学院MBA学位，之后从事大宗商品期货交易，1975年创立桥水基金。在波涛汹涌的金融大海上，他穿越了一次次风暴，令桥水不仅活到今天，而且成为世界头号对冲基金。

在投资生涯中，达利欧一直试图“充分理解世界的运行方式，以便成功地在这方面押注”。他找到的主要方法就是研究历史，正如医生研究病例。他说：“要想预测和应对前所未有的情况，我必须尽可能多地研究类似的历史案例，搞清这些案例背后的驱动机制。”

例如，当今世界发生的重大态势包括：在巨额债务和零利率（或接近于零）的综合影响下，世界三大储备货币国家大规模印钞；在各国（特别是美国）内部，由于财富、政治和价值观差距达到约一个世纪以来的最大程度，政治和社会出现了严重冲突；一个崛起的世界大国（中国）挑战现存的世界大国（美国）和现有世界秩序。

达利欧说，“在我的有生之年里，这些事件从未发生过，但在历史上曾多次出现”“最近一段与目前类似的时期是1930—1945”。

还有新冠肺炎疫情，“这是另一类我一生中从未发生过但历史上曾多次发生的大事件”。通过研究历史，这种自然界中的异常天灾，“与最严重的经济萧条和战争相比”，影响力甚至更大。

研究类似的历史时期，为了是真正理解当前的势态，应对即将发生的情况。

达利欧发现，就像生物存在生命周期一样，历史通常也是通过相对明确的生命周期，随着一代人向下一代人的过渡而逐步演进的。同样的事件受大致相同的原因的驱动而反复发生，同时也在不断演进，所以通过考察许多相互关联的历史事件，可以看到这种演化的典型模式和因果关系，并以此为基础推断未来——如果X发生了，那么我们就下注Y。

达利欧的分析框架大致如下：

1、进化是宇宙中最大的也是唯一永恒的力量。进化是走向进步的上行轨迹，而进步源于适应和学习。

2、朝着一个方向的走势中，潜藏着导致反向走势的要素。这就是周期。人类的本性例如恐惧、贪婪、嫉妒和其他基本情感始终没有改变，它们是驱动周期发展的重要因素。

3、进化和周期共同构成螺旋式上行轨迹。进化是一种相对平缓而稳定的进步，而周期则是来回波动的，像钟摆一样周而复始。

4、人类的生产率是驱动世界总财富、权力和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的最重要的力量。不同群体的生产率增速有差异，其原因是不同的教育质量、创造力、职业道德以及将想法转化为产出的经济体制。自古以来，成功的体系一直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文明相处，提出创新想法，透过资本市场获得资金，将创新转化为生产和资源分配，从中获利而得到回报。那些最广泛地使用人才，并根据个人业绩而不是特权来赋予公民责任的社会最可能取得可持续性成功。

5、改变人类向上进步命运的三大周期是：债务/资本市场周期、内部秩序和混乱周期、外部秩序和混乱周期。世界秩序会按照一定规律发生周期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世界强权国家的兴衰更替，也就是财富和权力的转移。

6、有8个主要实力指标可以用来衡量各个经济体在兴衰过程中财富和权力的变化。即：教育、创新和技术、成本竞争力、军事实力、贸易、经济产出、市场与金融中心地位，以及储备货币地位。这8个指标，加上三大周期和其他实力指标，最终形成关于一个国家实力的全部宏观因子——“18个因素”（也即18个竞赛项目）。

透过对过去100年的研究，达利欧预测，与今天相比，未来10年世界人口将增长10%-15%，人均产出将增长20%左右，人均财富将增长30%，平均寿命将延长7.5%。

达利欧的预测在多大程度上是准确的？基于回溯测试，对一个国家未来10年的年均增长率，在59%的情况下预测值与实际增长率的差距在1个百分点以内，在90%的情况下差距在2个百分点以内，与增长率的相关性为81%。

这就是达利欧的研究值得关注的原因，首先，研究不是“拍脑袋”，而是基于一套完整的逻辑、事实和数据；其次，回测表明估测的价值很高。

《原则2》中有不少关于中国的内容。

达利欧早在1994年就成立了“桥水中国合作伙伴”，1995年把11岁的儿子麦修送到北京史家胡同小学读书。2018年桥水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成为境内私募管理人。

他说：“中国是一个正在重新崛起的、多元化发展的强大力量，它不仅向金融投资者开放，而且在以一种创新形式改革金融市场。中国这个市场具备足够的流动性、深度和广度。因此，我没有任何理由不投资中国。”

在关于中国的部分中，达利欧回顾了中国的历史和今天的“大周期兴起”。

|图：11个主要经济体在过去500年相对实力的变化

他将中国从1949年到现在的崛起分为三个阶段：

1949-1976年，奠基阶段；

1978-2008年，第二阶段，透过改革开放赢得实力，同时未对其他国家造成威胁；

2008年至今，第三阶段，巩固之前的成就，推动中国前进，以在2049年实现既定目标——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最终目标是让中国经济总量达到美国的两倍左右，并让经济增长的好处得到广泛分享。与此同时，中美冲突日益凸显，全球化走向终结。

达利欧指出，1978年至2008年中国快速发展的原因是：

1、世界仍处于大周期里的和平与繁荣时期，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是广泛被接受的通往更美好世界的道路，这包括如下信念：商品和服务应当在成本最低的地方生产；应当让人才自由流动，不因国籍受歧视；淡化民族主义，重视全球机会均等和寻求利润的市场经济。

2、改革计划经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使中国学到了很多东西，吸引了很多外资，成为一个巨大的出口国和储蓄国。

2012年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诞生。达利欧写道：“多年来，中国政府积极推行改革政策，旨在开放市场和经济，管控债务增长，提高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支持创业和以市场为导向的决策（特别是那些中国希望领先世界的产业），建立合理的监管体制，由高度完善的监管机构实施监管，发展未来科技和工业潜能，扩大经济效益，使其惠及最落后的群体和地区，控制污染和环境退化。但许多人对此仍持有不同观点。我认为原因如下：a）在进行这些改革的同时，政府收紧了其他管制措施；b）中小企业得到的一些支持（如信贷可得性）不如国有大企业；c）政府自上而下地指导经济，银行和企业有时发放不符合经济效益却有社会效益的贷款；d）政府扶持企业来实现宏观目标；e）外国公司在华不能享受与中国公司相同的待遇；f）与主要储备货币国家相比，中国更多地通过协调财政和货币政策来管控经济。”

从这段话来看，达利欧对于中国经济的理解很富辩证性，他说，“各国领导人应当妥善管控和协调货币与财政政策，以使‘国家’与‘市场’之间取得最佳平衡”。

从我阅读全书的体会看，中国崛起的最重要原因是两个。

一是长期主义。

达利欧说，大多数美国人关注的是特定的事件（尤其是当前事件），而大多数中国决策者则从更大、更渐进的视角来看待当前事件。美国人冲动，具备战术思维，他们为现在想要的东西而战。大多数中国人具备战略思维，他们为未来想要的东西未雨绸缪。中国人拥有更长远的、基于历史的视角和规划视野，并把这落实到短期规划和操作方式中去。

他还说，中国领导人关心的是百年大计，因为100年是一个好的王朝延续的最短时间。他们明白，典型的发展轨迹包含不同阶段，每个阶段持续几十年，他们为此进行规划。中国领导人不仅努力实施规划，还制定了清晰的标准来评估规划的表现，而且他们实现了大部分目标。

二是从封闭走向开放。

1984年，达利欧应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邀请首次访问中国。“当时的中国十分贫穷落后，但我很快发现中国人聪明且有教养。在这方面，中国的情况和我去过的大多数其他欠发达国家不同。那些国家的贫困者似乎生活在另一个世纪，而中国的落后是由于其体制缺乏激励性，人们普遍无法接触外部世界。例如，我把10美元的计算器作为礼物送给人们，他们都视为奇妙的装置。当时所有企业（包括小饭馆）都归集体所有，由集体经营。人们无法选择自己的职业，从不关心自己的职业前景，努力工作也得不到任何经济激励。人们对房屋等各种财产没有私人所有权，也接触不到世界上最好的做法和产品。”

“在我看来很明晰，封闭是中国贫困的原因，所以我相信，去掉这道屏障后，中国的生活水平自然会赶上发达国家，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自然。对外开放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天然良机，而中国人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机会，其表现甚至超出了我的最高期望。”

达利欧在《原则2》中还专门用一章的篇幅探讨了“中美关系和战争”。

中美建交后，有过很长一段“二战后和平与繁荣时期通常发生的情况”——当领先大国没有受到威胁，崛起国家还不构成威胁时，崛起国家能从领先大国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它们以一种共生的方式合作。除了从学习中受益外，它们还从相互交易中受益，并以互惠互利的方式利用资本市场从中受益，直到这变得对它们不利。

如今，中美关系中不利的一面正越来越多地呈现出来。达利欧说，历史告诉我们有五大类型的战争：贸易/经济战；技术战；地缘政治战；资本战；军事战。还可以再加上两种，即文化战和自我交战的战争。

这一部分我印象最深的地方是，在谈到“爆发不必要战争的风险”时，达利欧说，“愚蠢的战争往往因针锋相对的升级过程而发生，在这样的过程中，对敌方哪怕是小的举动做出回应都要比被视为软弱更重要，特别是当双方并不真正理解对方的动机时。历史告诉我们，对正在衰落的帝国来说，这尤其是一个问题，衰落的帝国倾向于投入不符合逻辑的战争，因为任何撤退都会被视为失败”。还有一种风险就是“不真实、情绪化的言论在美国和中国都占据了上风，为局势升级营造出一种氛围”。

所谓“自我交战的战争”，意思是“敌人就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的强弱主要是由自己控制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明智的做法是国民应该扪心自问，他们和他们的领导人付出了多大的努力，来促使那18个指标向好的方面上升。同时记住因果关系，避免导致衰落的过度行为和分歧。

最后谈一下读完《原则2》后，我个人对中国未来的几点想法。

1、中国需要继续秉持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长期主义，继续坚持并深化改革开放，只有在开放、富有激励和竞争性的环境中，中国庞大的人力资本才能得到充分的利用和激发。和人力资本相关的教育，无论怎样重视都不为过。中国应该尽可能保持相对主要经济体来说更高的经济增长，如果这一点做不到，那对于未来的很多乐观估计都会大大失色。

2、中国需要继续保持忧患意识，保持适当的“延迟满足”，而不是因为崛起了就热衷于“当下满足”。《原则2》中提出了“多代人心理周期”的观点，提示我们国民认知和国家发展之间的关系的重要性。

“多代人心理周期”分为5个阶段：

第一阶段，人民和他们的国家都很贫困，他们也认为自己贫困，这个阶段国家的发展速度取决于它们的文化和能力，这个阶段的国家称为“早期新兴国家”；

第二阶段，人民和他们的国家都富裕了，但他们仍然认为自己贫困，仍然努力工作，大量储蓄，投资于人力资本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研发等。这个阶段的国家称为“后期新兴国家”，一个大国走过这个阶段后，通常会成为世界强国；

第三阶段，人民和他们的国家都富有，他们也认为自己富有，人们的优先重点从强调努力工作和储蓄以免受到困难时期的影响，转为品味生活中更精美的东西，人们更愿意多花钱，艺术和科学通常得到蓬勃发展。这个阶段的国家称为“健康高峰国家”，美国在1950-1965年处于这个阶段，中国正在进入这一阶段；

第四阶段，人民和他们的国家变贫困了，但他们仍然认为自己富有。此时债务相对于收入上升，劳动者的收入和支出都很高，由于基础设施、资本品和研发方面的投资效率下降，城市和基础设施变得陈旧和低效，国家越来越依靠自己的声誉（而不是竞争力）来为赤字融资。这个阶段的国家称为“早期衰落国家”；

第五阶段，人民和他们的国家都贫困，他们也认为自己贫困。这个阶段的国家称为“明显衰落国家”。

3、中国在未来的发展中，要建设更加开放的知识、信息和观念市场。并在此基础上，提升治理的现代化、法治化水平。达利欧在上一本《原则》（2017）中倡导的核心工作原则是：创意择优=极度求真+极度透明+可信度加权的决策，这对我们颇有借鉴性。

要让“创意择优”发挥作用，需要人们做三件事：一是坦陈自己最诚实的想法，公开讨论；二是理性地表达分歧，进行高质量的辩论，拓展思路，尽量形成最优的集体决策；三是用创意择优来处理所有不同意见（例如可信度加权决策，即给一向有高可信度的发言者更高的权重）。

我在日常调研中发现，中国的制造业做的很好，政策和市场边界也比较合理，充分发挥了民企的作用，让它们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最终锻炼出强大的中国制造。而服务业，无论是金融、房地产、教育、医疗、文娱、养老、媒体等等，一直磕磕绊绊。

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给消费者带来了很大福祉，而服务业的不如人意则让居民生活成本偏高，获得感和幸福感下降。这里很重要的原因是在服务业，政府部门有很强的干预性。不是说不应该干预，而是说，如果不能“创意择优”，越干预可能越麻烦。而且干预也要走向法治化，权力不可随意和任性。

最近大家都很关心人口问题，2021年全国人口只增加了48万，“负增长”就在眼前，而2014年前后，有关部门及其周边的人口学家的测算还是如果实行全面二孩政策，生育率将达到4.5，每年将出生四、五千万人，即使单独二孩，生育率也会反弹到2.4。类似这样与实际情况大相庭径的判断，误导了多少政策，带来了多少问题！这背后都有缺乏独立思考和学术争鸣，不实事求是的原因。

如果我们不能抓住目前中国制造充满韧性、正向中高端升级的“窗口期”，在服务业领域全面提升水平，释放活力，那么未来当中国制造因为成本上升步入调整期之后，谁来支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要做到政策择优，解放思想、集思广益、尊重常识与规律，是前提。

总之，《原则2》是一部有体系、有洞见的好书，达利欧本人也不吝啬对中国的肯定和赞赏。他说：“我研究了中国这么多年，可以告诉你，如果换做是我的话，我几乎会做与他们完全相同的事情。”

但作为中国人，我们还是要记住，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尤其是外部溢美之词越来越多的时候，更要自我反思，胸怀谦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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