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高玮：围观改变中国——信息化与城市化双重叠加下的舆情治理

香港中文大学金融财务MBA（FMBA）

2022-02-12 20:43 浏览量: 2501

来源：西泽研究院

本文首发于2018年9月，学术性的探讨了信息化和城市化双重浪潮叠加下的社会治理问题。最近“丰县八孩锁链母亲”事件引发热议，甚至在整个社会造成了焦虑感和不安全感。而让人诧异的是，官方四次公布事件调查真相，说法都不一样，更加增大了公众的质疑。有人说徐州丰县已经陷入了“塔西佗陷阱”。可以想象的是，如果没有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微信微博等自媒体，这样的事件可能永不见天日。因此，在信息化浪潮之下，基于自媒体的“围观”真的正在改变中国的社会治理结构......

媒体多元化、媒体自治，的确是一种社会进步，当然同时也带来了种种噪音和喧哗。然而无论如何，我们发现这是一个社会大众表达自己、释放情绪的重要空间，它正在为渐进式的社会治理改革做出重大的贡献。通过围观，即使仅仅是围观，让每一个个体的声音都发表出来，让每一个光明的或黑暗的角落让大家都看见，这才是中国治理现代化的真正体现。

本文作者赵建，西泽研究院院长、教授；高玮，原西泽研究院研究员。

摘要：互联网塑造的零边际社会，正在重塑中国这个具有超级规模效应的大国经济“国运”。从技术形态上，信息技术保障了公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但另一方面，互联网也并非一个非常理想的公共空间，信息和内容因为被严格管制处于半垄断状态，谣言“自甄别”能力严重缺失。人们处在人声鼎沸的“广场”上，没有经过知识和真相过滤的“标题党”和假新闻一浪高过一浪；“乌合之众”和“狂热分子”的羊群行为模式，隐藏着个体理性的丧失和集体行动的狂热，在群体主义幻觉中造就混乱、盲从和非理性化冲动。而更加值得注意的是，网络“广场”上的波涛汹涌，其深层原因还来自于当前我国所处的快速的城市化浪潮，当农耕文明分散的村落生产和小农家庭作业模式，快速积聚到城市空间的时候，公民身份形成的是另一种利益诉求和意见表达模式。一方面快速的城市化进程虽然赋予了人们钢筋混凝土式的现代生活空间，但是并没有相应的提高人们对公共社会的理解和对市民身份的再确认，这为中国新时代面向城市为主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提出了挑战。在这一过程中，公共生活参与感和信息知情权的失落，使得民众对基于新媒体传播模式下的碎片化和标题党式的信息更为敏感，也更为情绪多变和激愤焦虑，甚至可能是“塔西佗陷阱”产生的根本原因。于是在舆情事件频繁发生的当下，政府如何主动应对舆论浪潮的挑战，建立更加富有场景性和理性导向的语言体系和传播界面，保持公共治理能力在快速的信息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与时俱进，丰富和扩大公民信息和话语生活的参与形式，将是推进我国现代社会治理改革的重要举措。因此，研究当前信息化、城市化进程对我国舆情社会带来的影响，并提出新时代下社会治理的初步框架，在当前形势下具有较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关键词：信息时代集体行为逻辑城市化塔西佗陷阱

[1]

今年的夏天如同它的天气一样，热浪滚滚中人心焦躁不安。

7月6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温，唱衰中国资本市场论调引发全民焦虑，经济学者对贸易形势相继发表分析文章篇篇成为爆文，舆论热议“修昔底德陷阱”；

7月21日，自媒体文《疫苗之王》出世，再次引爆舆论场。短短一周内，仅“疫苗”相关微信文章就产生了589篇10W+席卷朋友圈，不仅打穿了舆论，还打爆了股价；

8月24日，温州乐清，一名20岁女孩乘坐滴滴顺风车过程中被司机杀害，此时距离滴滴顺风车上一起死亡事件仅110天，滴滴在国内的公众形象一时滑落谷底。而随着互联网对事件的进一步传播，网民义愤填膺，滴滴人人喊打；

8月27日，江苏昆山，人称“龙哥”的宝马车主，在试图挥刀攻击一位电动车主时，因不慎丢刀而被后者捡刀反杀。记录这场惊心动魄的搏杀视频随后在社交媒体上被千万人观看转发，并引发了一场孰是孰非的社会大辩论，网友们齐齐声援电动车主，抵制街头霸凌。

此情此景不由得让人感叹，在技术赋予的新传播手段下，信息的扩散像大海一样一浪高过一浪。一方面，在困惑迷茫时传播知识，在真相缺失后不惮质疑，在阴云迷雾中揭露真相，这是互联网时代下自媒体的正能量。

然而另一方面，人们在声势浩大的滚滚浪潮中，可能更倾向于夺眼球的标题党、碎片化的檄文和情绪化的声讨。信息零边际成本的社会里，最容易消费的，一是焦虑，二是义愤。如果群众情绪传染在狂热中听不到或不愿听到理性平静的声音，在这种情况下，官方舆论机构就会成为弱势一方。

另一处值得回味的事件发生在资本市场上。正当社会大众沉浸在信息浪潮的波涛汹涌中感受微信等新媒体平台威力的时候，远在大洋彼岸的社交媒体大佬Facebook却在7月26日发布财报之际股票闪崩，市值一夜蒸发1500亿美元，跌出两个百度、三个京东，一个蚂蚁金服。其“泄密门”更是引发民众担忧。有评论称Facebook、Twitter 和YouTube 已经是当下的数字武器贩子了，“它们武装了社交媒体，武装了《第一修正案》，武装了公民言论，最重要的是，给政治加上了武装。”[2]

扎克伯格的那句“Facebook其实是一种公共事业”尚话音未落，就被冷漠的现实扼住了咽喉，掐断了声音——Facebook 面临的，也是硅谷所有社交媒体大佬们面对的共同困境：在维持企业高速增长的同时又该如何推进一个更好的社会秩序建立？

这更给“技术乐观派”们带来了一系列反思。是从什么时候，我们周围的声音变得如此聒噪？一个个触目惊心的公共事件背后，一个个歇斯底里的刨根指责下，一个个汹涌澎湃又迅速消弭的舆论争端中，任由那些自由的声音此起彼伏，这究竟是人类的进步还是倒退，背后是机遇还是危机？它对治理者提出了怎样的挑战？现代社会治理模式又该如何面对这些舆情浪潮下的暗流涌动？

一、传播学：媒介的演变与公众社会的诞生

[3]

有效的交流成为社会有机体得以正常运转的先决条件。而从传播学角度而言，媒介是我们的经验世界变革的动因，是我们互动关系变化的动因，也是我们如何使用感知的动因。某种程度上讲，新媒介的出现改变了人看待世界的方式，从而对人的行为也产生了全面性的影响。

历数传播媒介的形式，从一开始的符号到现在的新媒体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符号：开始于人类进化过程的早期；

·口语：9万年-4万年

·文字：开始于5000年到3500年前

·印刷：15世纪中期

·大众传播：19世纪中期

·网络传播：20世纪80年代

农耕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往往是线性和局域的。信息的传播媒介主要限于口语。其在时间的延续性与空间的拓展性上都有较大限制, 但这种方式足以满足农耕文明及其对信息的需要。文字媒介的发明使人类的精神活动得以用文字记录和呈现，知识与经验得以在空间和时间的维度上传承，人类文明有了继承的可能性。

如果把社会认同为斯宾塞笔下“如同生物一般的有机体”，那么随着社会有机体向现代模式的进化，曾经如草履虫般的单细胞生物也面临着器官组织的不断分化和身体结构的空前复杂。

十五世纪古登堡印刷术的发明，使文字信息的机械化生产和大量复制成为可能，促进了人类思想成果的流传，更造就了个人主义和民族主义。正如18世纪如火如荼的出版物使法国实现了民族的同一性：法国人从北到南成了相同的人。印刷术的同一性、连续性和线条性原则，压倒了封建的、口耳相传文化的社会的纷繁复杂性，在法国大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自此，传播学者和社会学家们比肩接踵乱哄哄的上台，你方唱罢我登场，开始了媒介变革对集体行为的基本逻辑产生何种影响的持续思考。

斯梅尔塞的价值累加理论将集体行为的形成与社会结构联系起来，并提出只有在以下六个因素不断累加影响下，才会导致集体行为的发生：有利于社会运动产生的结构性诱因；由社会结构衍生出来的怨恨、剥夺感或压迫感；一般化信念的产生；触发社会运动的因素或事件；有效的运动动员；社会控制能力的下降。

源于启蒙运动的浪漫主义光辉，卢梭主张人民根据个人意志投票产生公共意志，更鼓励：“如果主权者走向公共意志的反面，那么社会契约就遭到破坏。人民有权决定和变更政府形式和执政者的权力，包括用起义的手段推翻违反契约的统治者。”[4]

但“法国大革命”的悲剧性后果使得未经控制的集体行动很容易的就被贴上了“退化”的标签。与斯梅尔塞的结构功能主义思路不同，勒庞在他的传世名作《乌合之众》中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分析道：个体一般是理性的，但一旦聚集到集体里，他们之间就会相互影响、启发和感染，最后导致原本互不相同的个体在思维和行为方式上趋同；其行为也越来越受到脑下垂体控制，变得越来越非理性。依赖于信仰与权威的引导，用想象来判断，模仿他人行为，行为冲动，易被煽动。简而言之，民众是盲从的。[5]《乌合之众》对群体狂热给出的诊断非常简单直接，让人们可以迅速拿来解释身边的现象，因而在后世一度受到追捧。

布鲁默在勒庞理论的基础上创造循环反应理论。布鲁默认为，聚众的形成过程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符号互动过程。他把这一过程称作循环反应。循环反应过程有三个阶段：集体磨合、集体兴奋和社会感染。在第一阶段，一个群体中的个体开始不安并信谣传谣；第二阶段，随着不安定感的增强，人群之间相互感染并产生某种共同的愤怒情绪；最后，随着人与人之间的感染力和愤怒感继续增强，循环反应就进入了第三阶段——爆发集体行为。

当然，对他们的理论批判从来没有停止。加布里埃尔·塔尔德首先站出来反驳，和勒庞们对民众的蔑视和不信任，对“控制盲流”等威权政策的支持，把人群叫做“乌合之众”、“群氓”（crowd）不同，塔尔德将人群叫做“公众”（public）。他强调，公众是报纸的产物，自此人们即使住在相距很远的地方，但却享有了同样的信息，有了共同的知识基础，这让他们可以无障碍地对话，可以分享同样的参与热情，这也就促使各类群体运动不断发生。群众的时代已经过去，社会进入了公众的时代。[6]

塔尔德是第一个将人们的注意力转向大众传播领域，而且也是第一个把媒介技术置于社会理论分析的重要位置的学者。他不但认为新媒介的出现改变了集体行动的逻辑，还展现了另一种可能性：通过提高信息质量，通过促进对话质量，可以获得更好的公众群体。

麦克卢汉继承了塔尔德的思想，并提出了最广为人知的传播学思想“媒介即讯息”，意图让人们注意：新媒介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比个人用这个媒介具体做什么更加重要。但他同时警告：媒介即人的延伸，人们使用媒介的愿望和使用自己器官的愿望一样强烈，在这种持久性的自恋式的使用中，人们的潜意识里就对媒介影响维持在无意识的水平上。“对媒介影响潜意识的温顺的接受，使媒介成为囚禁使用者的无墙的监狱。”[7]

二、信息化：信息大爆炸与集体行动的逻辑

[8]

二十世纪是信息大爆炸的时代。电影、电视、广播等“电”媒介的出现，让人类实现了声音与影像信息的大量复制和传播，思维方式也随之变得立体，信息在思维处理的过程中变得可视、可听、可感甚至可触。但也正如麦克卢汉所担心的：这种立体化的信息反而让人类的思维方式变得抽象。

此后学术界对媒介的研究也开始产生分歧：

一、以控制为动因建立起的“工具”传播学。1927年，在标志着大众传播理论体系建立的拉斯韦尔《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中，传播方法被视为政府管理舆论不可或缺的经济巧妙的“万能工具”，他认为：“宣传是唯一可以唤起民众支持的手段。除此以外，它比暴力、腐败或其他治理技术要经济得多。”[9]

此后，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结构理论、拉扎斯菲尔德的二级传播理论、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理论研究、卢因的群体决策研究、霍夫兰的电影宣传效果研究均是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出发。于是媒介的宣传、广告、管理、选举、技术推广等取得了主流地位，这张系统的社会“控制”网络已然编制得非常完整。

二、对传播和传播学发展背后的“控制”的批判。“控制”的铁笼从不可能密不透风。批判者们极力反对媒介成为权力统治和经济统治的的工具。功能主义之外，他们试图分析媒介在整体上将怎样有效地导致社会否定性力量的丧失，以及个人内心生活的愚钝。

实证主义的芝加哥学派在考察都市人格的两面性时认识到，媒介一方面充当解放的力量，并能够深化个体的经验，同时也制造肤浅的社会关系，并造成社会的分化。20世纪4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创立了文化工业理论，认为文化工业的权力扩大会导致社会异化和文化枯竭；技术理性把言语、思想进而把人与社会简化为单向度。[10]

波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一书中也指出，现代大众传媒不仅像阿多诺描绘的那样，借助于“文化工业”的内容产品，以变相控制手段，占领人的闲暇时间和私人空间；而且在技术帮助下，未经加工的事件“会被大众传媒过滤、切分、重新制作，变成与工业生产的制成品同质的符号材料，变得‘可以消费’”。[11]

就这样，新技术的出现不仅扩大了集体行为的研究范围，而且曾为经典的学说开始受到重新审视，曾遭忽略的思想则得以回溯。

迈入二十一世纪，在信息网络时代中，尤其是博客、微博、视频网站等技术平台的出现与发展，正在颠覆性地改变着人际交往的模式，催生出一些新的社会组织与动员方式；网民尤其是具有影响的一些“意见领袖”，通过互联网的聚合能够轻而易举地将散布各地的火种似的观点聚集为“意见同盟 ”，形成强大的舆论场和群体性意见，进而转化成一种网络集群行为。

从2009年的突尼斯革命到伊朗“推特革命”，社交应用Twitter当仁不让得成为极其理想的群众运动工具，于是革命不止发生在街头，还发生在网络。它使抗议者变得更大胆，令他们觉得自己“并不孤独”。

曼瑟尔·奥尔森曾在《集体行动的逻辑》里指出，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并不总是一致，它表现为集体行动的困境。理性的集团成员将尽可能地避免承担集体行动的成本，而试图分享由他人提供的集体收益，于是表现为集体不行动，每个集团成员都想成为“搭便车“者。很明显，互联网的出现降低了人们行动的成本，从而降低了“搭便车”的动机和行为，甚至产生“反搭便车”效应。

以图形表示，统治者的暴戾程度和民众的反抗意志之间的关系似乎是一个V字形的变化——随着暴戾程度的增加，民众的反抗程度会先下降，然后到一个拐点后开始暴涨。而组织资源的丰富程度，决定了这个拐点的位置。组织资源越少，拐点越靠右，组织资源越多拐点越靠左。[12]而组织资源大小的决定因素，即在于信息传播的范围和有效性。信息化的运用让拐点左移。

图1（资料来源：汉唐天/知乎）

在《“网络集群行为”与“价值累加”》一文中，赵歲斐指出，相较于传统媒介下的集体行为逻辑，网络集群行为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3]：

一）集群的不确定性

网络集群行为具有一定的易受影响与感染的不确定性特征。网民由于受到各种事前无法控制的因素变化的影响，加之网络信息具有海量性和及时性，信息真伪难辨，因而，无论是群体还是个体都很难在短时间里做出完全理性的决定。群体、个体间普遍存在心理感染与情绪激动，他们反复交错、振荡，甚至激起强烈的情绪爆发，导致人丧失理智，失去分辨、判断能力，极易将被暗示的情绪转向直接行为。这样一来，不仅削弱了个人的责任感和社会控制力，从而破坏既有的社会规范，而且还可能导致某些非理智的、冲突性的行为发生。

二）集群的非现实性冲突

“非现实性冲突”主要表现为，社会成员因为剥夺和受挫等压抑感引发不满情绪的发泄。对网络集群行为来说，“非现实性”特征表现得更加突出。当某一网络冲突事件发生时，与在某些事件冲突尚未明朗之际，往往能够在网上迅速流传并成为网络热点话题，参与者们可以通过网络抒发自己在线下现实生活中无法得以抒解的社会情怀，从而使得冲突呈现极端化趋向。对于事件本身，参与者们可能并没有十分明确的观点和利益诉求，主要是为了释放紧张或不满情绪而卷入其中。在此过程中，冲突主体以及冲突事件往往被符号化，被赋予了许多的象征表象和遐想空间，其表达的意义大于实践的意义。

三）集群的众声喧哗

网络世界中充斥着差异多变的观点和看法，在集群中被制造、流动、弥漫、否定，构成了一个众声喧哗的世界，人们通过网络将表达冲动带向最大化激发的可能。这个众声喧哗的时代，似乎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似勒庞笔下的“乌合之众”与“群氓”时代的所有特征；尽管人们在发泄着狂欢甚至愤懑，但人们仍能在这些表达中感受到最浓厚的自由气息、平等色彩和无限制原则。“众声喧哗 ”逐渐打破了传统媒体“ 一枝独秀 ”的话语霸权和思想专利权，“打破了昔日信息垄断的中心话语模式，促成个体话语，小众话语对主流传媒话语的消解。在这个时代，人们扮演着信息制造者、传播者、接受者与交流者等多重身份。形成了开放、透明、民主、平等、宽容的大众话语新格局 ”。

四）集群的从众效应

德国社会学家诺伊曼认为舆论的形成不是社会公众“理性讨论”的结果，而是“ 意见气候”的压力作用导致人们惧怕孤立的心理，进而对“优势意见”采取趋同行动，就产生了从众效应。她认为，舆论的形成要具有三个基本条件：首先是多数传播媒介报道内容的类似性，由此产生共鸣效果；再者，同类信息传播的连续性和重复性，由此产生累积效果；最后，信息到达范围的广泛性，由此产生遍在效果，这就是“意见气候 ”的著名假说理论。互联网时代，民众也很容易产生从众行为,即在暗示、诱导和感染的情绪下会产生重复性“ 累积效果 ”，形成群体意识和群体结构，并对个人成员的态度和行为产生一定的制约，使其思想和感情转向一个共同的方向，最后导致群体极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体走向群体成员的过程，其实也就是一个心理与行为退化的过程，大量的旁观者以及后来参与事件的网民则根据论坛上表现的舆论和观点去判断事实，极有可能被群体一致所感染、认同并加入到同质信息的传播中。

一切正如麦克卢汉所预料的那样，“媒介延伸人体，赋予它力量，却瘫痪了被延伸的肢体。技术也是。”[14]从柏拉图时代的文字使用到古登堡发明了活字印刷，再到如今的网络时代人人都成了媒介，集体行为的逻辑也在不断变迁中。尼采说理解能阻止行动。那么如果我们知道媒介如何影响着集体行为的逻辑，或许我们就能从容应对，不会再被媒介催眠而进入麻木不自知的状态。

三、城市化：公共空间的重塑与治理模式的再造

[15]

相较于网络广场上集体行为的暗流涌动，发生在城市广场上的，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而引发的利益主体不断分化、多元化以及主体意识不断增强的社会现象，同样为管理者带来巨大挑战。

城市化是人口和人类文明(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空间集约化过程。[16]它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和经济现象，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居住结构、经济结构和社会生活方式，对人类的政治生活也具有重大影响。而公民身份起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成熟于中世纪的西方城市，城市化进程伴随着公民身份的扩展。而公民参与是城市化的重要表现，是公共社会的基石。

从历史上看，现代公共治理模式发端于古希腊的城邦文明。在希腊城邦中，公共生活以市政广场为中心，公共领域由讨论和共同行动组成, 前者包括参与议事和法庭陪审, 后者包括参战和体育竞。可以说，没有城邦作为土壤，希腊公共社会精神就无从产生。

中国春秋时期的“乡校”类似于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广场”。《左传》记载，郑国人到乡校休闲聚会，议论执政者施政措施的好坏。郑国大夫然明主张毁掉，子产不同意，他说，“我闻为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也：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17]

意思是：只听说用做好事来消减怨恨，却未听说能用高压来阻止怨恨的。不是不能及时堵住，但这就象筑堤防水一样，一但大水决堤，必有大伤害，要想补救也来不及了，倒不如预先以小小的决口来疏导。也就是说，不如听取这些民间的议论，并以此作为良药。不过乡校的平民百姓虽然可以议政，却无权参政，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因此，相比希腊城邦还是有实质性的差别。但无论如何，“子产不废乡校”的故事，在礼崩乐坏的年代代表的是一种公共文明的进步。

近代公共治理则直接起源于城市共和国。中世纪晚期在教皇和国王统治之外的一些城市，由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城市中产生了很多的商会和手工业行会，为了联合起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用金钱买下了城市的自治权，并且按照社会公共制度进行管理，从而促进了西方社会制度的发展，形成了西方政治经济制度的很多传统。[18]

世界城市发展史和政治发展史也表明，现代政治文明的发展与近代以来大规模的城市化基本上是同步的。如果说，城市交通、通讯、建筑等基础设施建设是城市硬件现代化的重要内容，那么，公共社会的价值则应成为城市政治文明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只有当城市成为公共辩论的话语平台，围绕现代性展开的思想论争和意识形态冲突才能获取某种新的表述。

另一方面，马克思从社会分工的发展来论证城市化的出现。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某一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19]

确实，人口的集中、知识与信息传播的加快，尤其是分工和利益分化也使市民权利意识觉醒，使社会成员在经济、社会进步中扮演了更主动的角色。他们关心公众事务，不仅要求在这方面取得利益，而且也会积极投入。这种大众参与的政治文化，也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体到我国而言，一方面，我国传统上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历来的国家治理都是从这一国情出发的；尤其我国曾经历计划经济时代，强调集体利益，忽视个体意识和个人权利，那时的人们很少有独立的利益要求及政治参与诉求。

在与市场经济同步推进的城市化过程中，人们的权利意识、平等意识、契约意识、参与意识、公共意识得到了加强，视野也更开阔了，市民的知识素养和社会素养不断提高，成为参与型的现代政治人，这些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的转变，对我国的国家治理将产生深远影响：

第一、中产知识阶层的崛起。城市化形成的过程也是居民收入提高的过程，同时也是中产阶级形成的过程。不仅仅城市居民的劳动收入明显高于农村，真正拉开城乡收入差距的是财产性收入尤其是不动产收入。收入的提高和财富的积累为中产阶层提供了更好的教育机会，使其拥有更多的知识和社会理性，从而可以为成熟的城市政治文明建设提供良好的群众基础。

第二、不同利益主体的形成与分化。城市分工促进社会各阶层利益分化，他们有各自的利益诉求和权利要求，形成新的博弈结构和行动逻辑，构成公共社会治理的阶层因素。

第三、公民身份和社会公共治理基础。城市化赋予了人们新的市民和公民身份，首先人们会更加有意愿参与到社区和单位的“小型社会治理”之中，逐渐的延伸到对整个城市公共社会生活的关注和参与。市民身份的自我确认和公民身份的价值认同，从微观个体聚合的层面为社会公共治理提供了制度基础。

第四、多元化的社会组织基础。城市降低了集体行动和社会交往的成本，使市民参与各个社会组织变得更加便利和高效。尤其是信息化技术的提高，城市中的人们可以低成本、高效率的形成线上组织并顺势迁移到线下。加上利益的分化和社会交往的活跃，从而形成了众多的社会团体和组织。他们在城市生活中表达自己的声音和建议，在集体活动的背景下积极参与城市社会的组织和运行，构成多元城市生活的重要力量。

基于此，城市化进程为我国公共社会治理提出了新要求：即城市化进程中社会矛盾的解决，必须以对我国当前社会利益主体激增、分化、多元以及主体意识增强这一时代背景的清楚认识为前提，进而在此基础上改变过去政府主导城市规划、建设和运行的城市治理模式，让更多的利益主体参与到城市化发展的进程中来。这可以说是新时代，基于信息化社会下新型城市化对公共事业管理的新要求。

从目前情况看，提升我国城市化中公众参与的水平和质量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快完善法律制度体系，提升公民的社会法律地位，构建市民参与城市公共生活的基本游戏规则，同时通过科学合理的流程保证公民的参与在合法的范围之内，防止出现由于城市化进程过快导致的集体非理性表达和社会治理困境。需要意识到，城市化不是简单的通过混凝土构筑现代社会的物质生活空间，还需要一系列软性的法律制度条文。面向和符合城市化要求的法律体系，是城市另一个重要的的基础设施。

第二、积极引导与规范非官方社会组织（NGO）的健康发展，形成多元化、机构化、有效制衡的的社会治理格局，减少单个公众“散户化”参与城市公共治理的局面，有利于更加理性和规范的利益诉求和表达。按照“政府组织、依法办事、专家领衔、部门合作、公众参与、科学决策”的公共社会决策和治理模式，采用科学规范的流程将公民参与的方式和流程固定下来，降低各类事项的随意性和不规范化，提高市民的参与度和对社会稳定的责任感。事实上，公共治理路径并非“二选一”，而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政府主导公共管理的大部分行政性事务，另一方面在部分领域实现与社会组织间的横向合作，由此共同形成纵横合作的公共治理中轴。[20]正像米格代尔指出的，国家与社会组织的互动可以为双方带来收益，而这时治理模式也会随着国家与社会组织间的关系变化而变化。

第三、建立扁平化、效率导向的信息公开和发布机制，事件发生后第一时间主动占领媒体阵地，向社会公众及时真实的传递新闻事件背后的真相，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提升事件进程的透明度，将信息的不良发酵和舆论浪潮规避在摇篮之中。行为经济学和管理学表明，知情权和透明度能有效降低客户对商家或企业的负面情绪，只要客户能在全程拥有知情权，对企业的一些行为比如时间拖延等表示极大的理解和宽容。该发现也是越来越多的企业建立透明化车间或厨房的理论基础。建立新闻发言人和市长信箱等制度，都是积极的尝试，而且事实证明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第四、充分运用互联网技术手段和信息互动模式，构建扁平化、网络化、社交式的城市公共治理体系，提升公民公共生活的参与度和责任意识，形成社会、政府和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网络。实际上当前很多城市行政部门建立了微信公众号、小程序和APP，在提升公民参与度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公民的充分参与，对于构建社会理性和提升制度文明方面具有良好的正面效果，也可以大幅降低舆情事件的冲击。

虽然城市化为公共治理体系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也奠定了形成新型社会的基础和条件。同时我们也需要认识到，城市化社会管理的推进也要循序渐进，要与国家公共治理能力建设相适应。没有科学有效的行政管理系统，城市公共社区的治理也将难以保证。社会公共治理是一门科学，需要站在技术和制度两个层面来理解和审视。

四、新的命题：舆情社会的双刃剑与走出“塔西佗陷阱”

[21]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认为，权力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影响力，突出地表现为话语权的拥有状况，并将“话语”界定为说话的资格，“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22]媒介社会，话语已经成为人们表达意愿与观点，引起大众和政府决策者注意，从而影响乃至左右公共政策的重要工具。

在塔尔德眼里，舆论本身是各种判断的总合，而舆论的源头就是话语权之间对抗的所在。他提出：“从一个人开始的观点转化为社会的观点、然后又转化为舆论；这个转化过程的动因，在古典时代和中世纪是公共话语，在当代则是报纸。”当然，两百年后的今天，时代的车轮滚滚而前，报纸早已拱手让出自己的话语垄断地位，取而代之的是日新月异的网络媒介，是门户网站、个人博客，社交媒体…..

现如今，互联网已是全球最大的公共信息平台。据统计，截至2017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7.72亿，普及率达到55.8%。[23]今年5月，腾讯公布的2018年第一季度财报显示，微信和WeChat用户已突破10亿，达10.4亿。同月，来自新浪微博的2018年第一季度财报显示，微博月活跃用户数达4.11亿。

于是，网络时代传播方式的变革带来了整个社会话语权的重构，以往官方的垄断地位受到冲击，这一方面是现代社会文明的进步之处，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新的命题和挑战。传统媒介时代，信息传播的“把关人”制度保证了政府“集约式”的话语权，彼时政府对信息的流动内容、数量、方向都有高度的掌控能力。而网络时代的话语权特征是分散的、流动的和开放的，来自民众的批评、质疑声无时无刻不在挑战政府权威。

甚至于身处社会转型期的中国，许多民众都患上了不同程度的“我不相信”强迫症，“症状较轻的每当读到新闻报导，不管来自《环球时报》还是新浪微博，第一反应一概都是我不相信这是事实的真相；症状较重的则惯用阴谋论去揣度整个世界，他们奉行‘两个凡是’原则：凡是你竭力主张的一定都是假的，凡是我能设想到的最坏可能性就是真的。”[24]

这可能是快速信息化、城市化进程中所必然经历的“过渡性”问题。在这一进程中，传统信息表达的权威遭到质疑，一些政府部门因为语言体系的限制而逐渐步入“弱势地位”。

在2014年的一次地方考察中，习近平总书记就曾提到“塔西佗陷阱”。他说：“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提出了一个理论，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无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给以负面评价。这就是“塔西佗陷阱”。我们当然没有走到这一步，但存在的问题也不谓不严重，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就会危及党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25]

确实，随着近年来公共危机事件频发，经网络媒体传播曝光后，政府如果缺乏及时有效的应对措施，难免会逐渐陷入“塔西佗陷阱”。

政府跌入塔西佗陷阱的深层原因，从宏观层面看，随着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的深刻变革和调整，利益主体多样化和价值取向多元化日益凸显，各类社会矛盾逐渐显现。尤其是，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人民大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包含着超越基本物质经济层面的要求，还有社会公平、公共生活的参与、制度文明、健康的精神生活等方面的要求。

从微观层面看，政府工作人员尤其是一些地方官员和基层官员，对信息化和城市化带来的社会治理模式变革，存在较大的不适应。尤其是在应对舆论事件方面，对信息化、自媒体化的“信息广场”还采用传统的危机处置方式，不仅无法想当然的“息事宁人”，还可能引发处理不当导致的“二次危机”。来自政府基层和执行层的粗暴治理，某种程度上加速了“塔西佗陷阱”问题，也为社会治理和舆情管理带来新的命题和挑战。

从公众心理角度看，公众对于公共政策和公共服务的期望与对行政部门整体角色和运作的认知产生的相对剥夺感和失落感是陷入“塔西佗陷阱”的根本的原因。

舆论学奠基人沃尔特·李普曼曾言:“管理者要么是驯服舆论, 要么是服从舆论”。[26]面对社会舆情，有些政府官员要么极力遮掩、手足无措, 要么反映迟滞、出言搪塞, 甚至将希望寄托于事件的不了了之，追责的承诺也抛之脑后。这些举措显然并不是治疗“塔西佗陷阱”的药方。长此以往，负能量会在民众中淤积，只会是一剂破坏社会公信力的“毒药”。[27]

而唯当有关方面正视“塔西佗陷阱”给政府工作和社会管理带来的冲击和挑战，不忽视、不畏惧，勇于直面危机、解决问题，加强信息的公开、透明和权威发布，重塑政府公信力，官方和民间舆论进行互动、协商, 通过补充、完善, 才能使分化的官民话语体系渐趋走向融合。

回到开篇提到的疫苗事件，从7月21日疫苗舆情爆发以来，政府处理不可谓不迅速：

7月22日，国家领导人对疫苗事件作重要批示；

7月23 日，公安机关立案调查长生生物；不合格“百白破”疫苗流向查明，28省份回应；

7月24日，公告长生生物股票将被"ST" ；

7月25日，国家药监局：今起对全国45家疫苗企业全流程、全链条彻查；

7月26日，中国疾控中心：已展开接种不合格百白破疫苗儿童补种；

7月27日，国务院调查组：调查工作取得重大进展，已基本查清长生公司违法生产狂犬病疫苗的事实。

还有昆山龙哥事件，9月1日昆山警方发布案件通报，认为于海明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撤销该案。一时间转发评论刷遍朋友圈，网友直呼：大快人心。

可见只要处理得当，社会公众还是最终趋于理性和平静，尽管它在人们的心口留下了永久的印痕。而舆情浪潮后，摆在我们面前更大的问题是：政府该如何面对信息化时代下汹涌澎湃的的社会舆情，与城市进程中的公共意见表达诉求？又如何充分抓住信息化和城市化形成的新时代背景下，新型社会治理在技术和公共认知方面出现的新机遇？事情的第一步，当然需要的是全体社会的积极面对、理性对待。社会治理者和公众之间，应该不断强化信任和理解。

我们其实更加期待的是，随着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舆情危机会变少。不是因为官方处理舆情的能力与日俱增，而是因为太多的舆情事件在它发生以前，就已被扼杀在社会理性和科学思辨的摇篮里，它们根本就不该发生。

参考文献：

[1]肯·弗莱特著，《永恒的边缘》，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5

[2]KaraSwisher，

[3][7][14]马歇尔·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译林出版社，2011.7

[4]让·雅克·卢梭著，何兆武译：《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3.2

[5]古斯塔夫·勒庞著，冯克利译：《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6.

[6][21]加布里埃尔・塔尔德著，[美]特里・N・克拉克编，何道宽译：《传播与社会影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8]哈罗德·伊罗生著，邓伯宸译：《群氓之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5

[9]哈罗德·D·拉斯韦尔著，张洁、田青译：《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10]阿芒·马特拉、米歇尔·马特拉著，孙五三译：《传播学简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11]让·鲍德里亚著，刘成富、全志钢译：《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