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爱的同事，尊敬的各位亲友，亲爱的同学们：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全体教职员工，衷心祝贺2020届一千三百一十九位各个项目的毕业生。突如其来的疫情深刻地改变了世界和我们的生活，也改变了今年毕业典礼的形式。对于绝大部分不得不在线上参与典礼的同学和你们的亲友们，我们会把那见证你们辛苦努力所取得的成就和荣光的学位授予仪式留到明年五月（校庆期间）。对于那些因种种原因不能参加明年典礼的同学，你们会得到一张没有期限的邀请函，选择参加任何一次学院以后举行的学位授予仪式。我们绝不允许大家就这么简单、草率地和北大说再见——因为这是你们的精神家园，是你们永远的校园。

过去的几个月，世界在加速变化着。疫情不仅威胁到我们的生命，更是威胁着我们的经济和生活，小到个人和家庭，大到国家和世界。疫情之下，个人际遇变得微不足道，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法则和秩序中途受阻，社会赖以维系的价值体系受到剧烈冲击，世界突然间充斥着对专业主义的嘲讽，我们深信不疑的理性精神在不同观点的截然对立下被撕裂，对差异性的包容和对多元性的追求的意义受到挑战。世界变得喧闹的同时，也变得陌生。横亘在我们面前的许多事情令人愕然、感慨、甚至无所适从，就像菲茨杰拉德在《伟大的盖茨比》中所说的那样，

因为社交隔离的原因，我们得以慢下来，有了更多静处，可以用于思考的时间。这个世界如何变化，为何变化？疫情暴露出社会不同阶层之间存在的巨大鸿沟，我们不禁怀疑人类社会是否已经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迷失？我们这个时代的精英们总是孜孜不倦交出完美的答案，但他们是否了解真正应该直面的问题？

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William Baumol）1967年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发表的论文中构建了一个两部门增长模型：增长部门和停滞部门。他发现增长部门生产率的快速提升将导致停滞部门出现相对成本的上升，最终停滞部门在整个经济中比重会上升，这样带来的一个不期结果是：经济增长最终由生产率最难提升的停滞部门决定。后人把这一现象叫做“鲍莫尔病”（Baumol’s disease）。澄清一下，这么隆重的场合，我不会也不应该把时间花在一个经济模型上。我只是想和大家分享从‘鲍莫尔病’的经济学分析中引申出的一个启示：经济发展有多好，不取决于我们在好的方面做得有多好，而取决于我们在不好的方面能否真正提升。真正给人类社会发展设限的，不是那些我们擅长且做得好的，而是那些必需但又难以改进的事情（The progress of our society may be constrained not by what we do well but rather by what is essential and yet hard to improve）。

是那些必需但又难以改进的事情在决定着我们这个时代是个什么样的存在！我们习惯性地认为现代经济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持续累进，无限增长的状态，人类只需要坐享发展所带来的复利。诚然，科学技术飞速进步和生产率的快速提升带来了物质的极大丰富，人类似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能够拥有免于匮乏的自由。然而，一场疫情将现代经济这一袭华美袍子上的虱子暴露无遗。仅以美国为例。美国按收入分配处于后50%的人群在过去四十年时间里实际收入没有任何增长，而中间40%的人群年收入增长只有0.9%，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最富有的群体同期年收入的年增长率为5.7%；1980年代出生的美国人里面只有50%的人工资收入比他们的父辈高，而对于1940年代出生的美国人，这个比例是90%—— 美国梦光环的消退（fading American dream）或许是个逐渐的过程，但这一事实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清晰地耸立在世界面前；就在地球一端的年青人大声抗议“大隔离”使得他们自由受到限制，不能像过往那样拥有优渥的生活之时，另一端数以亿计的人们在病毒肆虐下甚至没有维持生存所需的基本食物，遑论最起码的防护设备，例如口罩。如果新冠肺炎疫情折射出的不仅仅是公共卫生系统的危机，更是因为不公正、不平等导致的社会危机时，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某种失败？

我们这个时代的精英们几乎把全部的智慧和努力投入到做大规模和提升效率上，我们的心智模式和盛行的知识体系几乎也是围绕着怎样更快地增长来构建，而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收入分配和发展机会的平等却是我们这个时代必需但又难以改进的事。

在我们生活的周遭，有哪些必需但又难以改进的事情呢？经过四十余年经济的高歌猛进，我们终于完成了从1870年代洋务运动时期就开启的中国工业化进程。我们按附加值计算的制造业的全球占比已经达到27%，大大超过了美国的16%，日本的10%和德国的6%，但我们在全球价值量的位置仍偏中、下游，还不能摆脱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方面对外的严重依赖；2019年我们在按营业收入计算的《财富》全球500强排行榜中的大企业数量已经达到129家，第一次超过美国的121家。每四家全球500强企业里就有一个中国企业，但是我们能数出来的具有全球辨识度的品牌又有几个？

无疑，5G、人工智能、大数据、产业互联网等等能够带来未来增长巨大的空间，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对此充满期待；但是，限制我们未来更好发展的，是那些必需但又难以改进的事。我们的线上零售总额占到全球45%，移动支付交易额是美国的三倍之多，但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正视巨大的数字鸿沟的存在，而数字鸿沟背后是社会阶层渐趋固化所带来的成长机会鸿沟；我们目前个税的起征点是月收入5000元，然而，7.7亿的就业人口里面只有7000多万人缴纳个税，如果把起征点增加到6000元，这个数字在现有收入分配结构下将降到不到5000万人；我国农业产出只占到GDP的7%，但是农业仍拥有26%的就业人口，此外，我们还有3个亿的农民工。他们往返于城与乡之间，不安地寻找安身立命的归宿。如果没有促进要素自由流动的机制，没有人力资本的提升，没有劳动力的重新配置，城乡二元结构这个痼疾会一直陪伴着我们，成为我们发展过程中难言的痛。就在人们兴高采烈、神采飞扬地讨论“前浪”和“后浪”时，有多少人关注到这背后静默、深深的海洋？经济社会发展不是体育竞技——专注于“更快、更高、更强”，总是强调“赢”。一个社会的高度和温度取决于它对待弱者的态度。

抛开人类社会的进化、全球治理架构的变迁、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变革、家国大义等这些宏大叙事，回到微观个体。那些必需但又难以改进的事情同样在制约着个体的持续健康成长，制约着他们成为更好、自己能够尊重的人。信息时代，我们信息和知识的获取已经变得非常容易。那些第三方“信息”、“知识”提供机构利用大数据和各种算法，甚至只是各种噱头，精准或是不那么精准地捕捉人们所谓的痛点，用鸡精兑水熬制的鸡汤和质量参差不齐的信息反复轰炸，不断提醒人们他们的未知（unknowns）和未知的未知（unknown unknowns）。当知识和信息的获取变成表演艺术，思考的过程被替代；没有独立思考，我们满脑子都是被灌输的标准答案，但不知问题是什么；我们变得偏狭，容不得异见，急于对各种事情发表自以为是的见解却忘记了积极聆听的意义；动辄上升到道德层面碾压自己不认同的观点或是不知道的事实，以此遮掩自己在思考、逻辑和实证事实上的贫乏。在信息、知识、事实（facts）泛滥的时代，我们的思想和智慧相应提升了吗？

2020届的毕业生们，走过了三十五年历程的光华，一直以“培养商界领袖、创造管理知识、推动社会进步”为使命。我希望大家在成长中能够展现出改变世界的能力和愿力。疫情使得我们走到了历史的一个拐角，不管大家以后选择什么样的道路，拥有什么样的人生，我希望从这个拐角出发，大家能够去积极思考那些必需但又难以改进的事情，并尽自己努力，采取行动，让改变发生。这或许是一个更为辛苦的选择，但是，就像作家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讲过的那句有名的话，“你无法游向地平线，直到你有勇气告别海岸。”

“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不是你遭遇了什么，而是你记住了哪些事，又是如何铭记的。” 去做那些必需但又难以改进的事情。这个过程中，你可以看到自己、认识自己、点燃自己。世间不论是康庄大道还是旁门左道，一定是熙熙攘攘、人流如织，你的贡献注定有限；是曲折小路上那些必需但又难以改进的事能够给自己、社会和这个时代带来更大的改变，它们也是你刻骨铭心最终会记住的。

2020届的毕业同学们，从这个拐角出发，请记住在未来的岁月里——不管你是一帆风顺还是在经受磨难，不管是身处庙堂还是远在江湖——不时停下问问自己，“哪些是必需但又难以改进的事？”（What is essential and yet hard to improve?）“我是不是正在做必需但又难以改进的事？”(Am I working on what is essential and yet hard to improve?)如此，我相信，即使是最平凡的人生，也将会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最后，我也用西班牙诗人阿莱桑德雷的几句诗送别大家，与大家共勉。

是呵，把赤着的双脚，插进沸腾的生活，伸进这片广场。迈进召唤着你的激流。这颗受了损伤的小小的心儿，它搏动的节奏希冀赶上人群那颗跳动一致的巨心！

——阿莱桑德雷《在生活的广场上》

再次祝贺大家！

2020.7.3

刘俏，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金融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2017年《中国新闻周刊》“影响中国”年度经济学家。刘俏教授在公司金融、实证资产定价、市场微观结构与中国经济研究等方面拥有众多著述，其著作包括《我们热爱的金融——重塑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金融》、《从大到伟大2.0 —— 重塑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等。

编辑：蒋莉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