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你是否读过《史记》，你一定都知道司马迁那句“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名言，以及他忍辱而生、倾尽毕生精力撰写《史记》的故事。想要了解中国历史，《史记》是部绕不开的经典。作为二十四史之首，它与《资治通鉴》被并称为“史学双璧”。鲁迅先生也给予其“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评价。这部史书究竟蕴藏着司马迁怎样的观点与态度？如何理解他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一家之言”？在中欧北京校区“合聚课堂”上，作家杨照先生为大家解读了司马迁的深情的历史精神。

很多人知道海明威，一位非常有名的美国小说家。海明威有很多重要作品，他成名后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我们的时代》中写了一个叫做尼克的小男孩与其村医爸爸的故事。一天深夜，尼克和爸爸被人叫醒，乘坐独木舟来到了位于印第安人保留区的一个部落。那里有一个女人难产，急需尼克爸爸的帮助。

他们刚进入印第安人的帐篷，便听到了女人惨叫的声音。父亲在快速诊断之后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在没有麻醉药、没有手术刀和手术床的情形下，用剖腹产的方式帮助那个女人生下孩子。这个小说从尼克的视角描述了他的父亲如何救死扶伤，但小说的玄机却不在此。

女人分娩成功以后，尼克和父亲从帐篷走了出来，他们发现原来守在产房外的神情紧张的男主人——那个即将当父亲的男人却割腕自杀了。这个男人无法忍受在帐篷里面发生的事情，他不知道妻儿是否能够活下来，在强大的心理压力下他冲动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件事情对于小尼克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在回城的独木舟上，尼克问了爸爸一句，“人要死容易吗？”尼克的父亲看似简单却意味深长地回答了儿子的问题，“It depends.（视情况而定）”

这个答案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死亡并非有一个固定答案。我又联想到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一句名言，他曾提醒我们，“死亡不是人类经验”。人不可能体验死亡，但以怎样的方式看待死亡，或者选择以怎样的方式走向人生的终点却是最艰难的人类经验。

真的“好死不如赖活着”吗？

在中国历史中，春秋算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时代。因为西周建立起来的贵族制度，春秋时期存有一种与我们平常所熟悉的民间谚语“好死不如赖活着”截然相反的独特生命态度：当个人处境与自身的贵族身份不相匹配时，就不应该苟活于世了。

中国传统戏曲里有一出很有名的京剧叫《伍子胥过昭关》。伍子胥的父兄均被楚平王杀了，他从楚国逃到了吴国。一路有追兵，他想要渡河，这时有个渔夫把他送到了对岸。伍子胥下了船之后走了一段，又回头跑过去跟渔夫说，我在逃亡，如果有人追来，请不要告知我的去向。渔夫说，请放心，我绝对不会让追兵知道你往哪里去。伍子胥继续向前走，回头一看，渔夫从船上跳进河里淹死了。

伍子胥走到城下，饥寒交迫，这时有个洗衣服的老妇人救了他并给他饭吃。他走了一段又想起来回头跟老妇人说，等一下如果有人来问，请不要说我往哪里走。老妇人说，你尽管去。伍子胥往前走，待到一回头，老妇人跳河了。

渔夫和洗衣服的妇人为什么要跳河？在他们看来，在人的生命价值当中有太多比活着更重要的东西。他们不能忍受当倾其所有帮助了一个自认值得帮助的人的时候，对方却怀疑自己会出卖他。因此，他们就用一种决绝的方式挽回自尊。这种“赖活着不如好死”是春秋时代所产生的非常特殊的生命价值，我觉得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和文化的关键转折点。

司马迁与《史记》的“命运共同体”

《汉书·司马迁传》是除了《史记》之外认识和了解司马迁最为重要的史料记录，其中的《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写给狱中好友任安的一封私人书信。司马迁写了这样一段话：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棰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

这段话的关键词是“辱”，他讨论的是人的尊严在受辱之后层层降级的概念。我们甚至可以感觉到这段话是一口气写下来的。男性遭受阉割的腐刑是司马迁所理解的最下层的耻辱，这甚至不应该是人所能忍受的。作为一个春秋时期思想的推崇者，司马迁在《史记》中记录了很多人物，他们受到不与身份相称的刑罚却苟活于世，余生都生活在深深的懊悔之中。

为什么司马迁自己口口声声说“刑不上大夫”，却在遭受了宫刑之后，仍然选择活在世上？我们或许可以从这封信上窥探一二：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

他以这种方法告诉任安：你以为我受了宫刑后能够接近皇帝，就会沾沾自喜或者期望我利用权力为你求情，这是对我的误会。这种权力是我视为耻辱的事情，如果不是因为要撰写《史记》，我死不足惜。

至此，《史记》不再只是单纯的作者与作品之间的关系；这部作品与生命个体之间产生了一种独一无二的联系，这在浩渺的人类文明史中都是不曾有过的独特奇观，也成为了《史记》的重要特色。

司马迁的三个“野心”

《列传》第七十篇是《太史公自序》，司马迁把自己写进了《史记》里。太史公是他认为值得被载入史册的一个人物。如果我们以这种角度来看，就不会单纯地把《史记》第一百三十篇《太史公自序》仅仅当作是作者自序而已。

如同记录别人的传记一样，司马迁在自序中彰显了两件事：第一，凭什么这个人值得被写进历史；第二，这个人有哪些方法论。司马迁写到，太史公最重要的成就是写了《史记》，并着重提到了他的家世背景和责任感。司马家世代都是史家，这个传统可以上溯到西周；另外，他有强烈的责任感和野心，要用这本书来完成这几件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一、写历史就要“成一家之言”，不能人云亦云。作为二十四史之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之后的大部分史书虽然被称作正史，但品质良莠不齐。而司马迁在《史记》的呈现标准、表现形式方面都可以骄傲地说：“这些都是我设计出来的。”司马迁在《史记》里借用董仲舒写孔子作《春秋》的动机和目的清楚地表达了他的政治标准，即“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 。

司马迁认为作为一个史家有责任和权力用笔指出，在天子之上有更高的权威，那便是“以达王事而已矣”。斥责天子、贬抑诸侯、声讨大夫，不过是为了阐明王道罢了。这就叫做一家之言。

二、通古今之变。在时间长河中，不仅要看单一事件的来源、发生、变化，还要把眼光拉高，看长时段里的人在集体行为中如何运用权力，组构社会，进行交易。这类集体的行为，在更长的时间周期里必然有一种特别的模式，我们掌握之后，不管是看待古人还是分析今人，都能够有一种超越时间的眼光。

《史记》包含五个部分：本纪、世家、表、书、列传。其中“世家”记载的是贵族和诸侯王们的历史。贵族的身份与周代建立的封建制度有关，依照对于历史的认知和理解，换作一般人写“世家”，一定是从周公开始讲起，但《史记》偏偏从《吴太伯世家》写起。吴太伯是太公的儿子，因为知道四弟季历比自己能力好，更适合把周朝文化和封地发扬光大，他就带着三弟离开了周原，他把权力让给了更合适的人。司马迁想通过这个故事传递一个信息：人面对权力时最高贵的态度不是滥用权力，而是让渡权力，把权力给到更值得拥有的人，这是一种美德。

此外，司马迁在《史记》里写了很多君王之侧的人。这类人本身不是掌权者，却极力讨好、谄媚国君，觊觎权力；他们的人格跟吴太伯正好相反，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酷吏。在《史记·酷吏列传》中司马迁多次谈到一个关键词：“上以为能”。皇帝觉得他们很有能力，这里的皇帝指的是司马迁所在时代的汉武帝。汉武帝是一个非常容易表现出好恶的人，他喜欢听人赞美他，喜欢别人揣测他的想法，并且在不需要他出面和发言的情况下，帮助他整肃不喜欢的人。

从《史记》目录来看，我们发现有两篇文章似乎可以对应阅读：一篇是《酷吏列传》，另一篇是《循吏列传》。为什么司马迁在《史书》中偏偏不把这两章放在一起呢？如果我们将这二者对照来看就会觉得更奇怪：《循吏列传》写的是东周时代的人物，《酷吏列传》则是从汉景帝重用的官员郅都开始讲起。换句话说，两章的时代完全对不上。司马迁这么做当然别有深意：他就是要告诉我们，汉武帝当朝时期政治方面最大的特色就是创造了集体性的酷吏，这种情况并非历史上长期存在的。

三、究天人之际。“天”是庞大的、集体的和外在的背景与力量，比如说命运，这是个人没有办法转移的，这些因素不是司马迁要探索或记载的。司马迁要记录的是人，一个人如何思考、如何选择、如何作为、如何承担责任。

《本纪》记载的是最高权力者的故事和历史，司马迁却偏偏没按朝代更迭表上的次序来写。秦是被汉给灭亡的吗？司马迁认为灭亡秦的是自封为西楚霸王的项羽。汉高祖的成就是打败了楚，建立了汉朝，我们不应在历史上抹掉项羽的贡献。因此，他写完《秦始皇本纪》之后写的是《项羽本纪》，然后才是《高祖本纪》。

为什么项羽会败给刘邦？司马迁有非常清楚的评断。项羽败走垓下，在乌江边仰天长叹道，“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这是项羽给自己的评价和安慰：不是我打不赢刘邦，是上天要亡我。但司马迁对这句话持批判态度。

跟汉高祖刘邦相比，项羽的天资非常好，他是天之骄子、楚国之后。司马迁在《史记》里一步步追溯了项羽犯下的错误：六国时代已经结束，项羽却没有意识到要面对一个新的时代，等他打进咸阳城之后犯下了一连串的错误，比如说不遵守诺言、不会用人，等等，从而导致了在楚汉相争中刘邦取得了胜利。在司马迁看来，作为一个史学家要有书写和声张历史的责任，必须给予历史人物以公允的评断。

如何读懂《史记》所蕴含的深情的历史精神？在我看来，司马迁和他的《史记》不止于精彩的文辞和令人称叹的人物故事，也不止于用52万字撰写一部从远古文明到其所处时代社会通史的雄心壮志，他的史学观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也超越我们一般的观念。司马迁希望整理从他所处时代往前能够追索到的所有人类的经验，从而起到以古鉴今的作用。

司马迁如此独特，以至于我们要了解中国史学的精神，一定要回到司马迁。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体会何为历史？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历史？在回答这些问题上，司马迁似乎比后来的中国史家都更勇敢、更负责、更深刻。在接下来的几千年里，甚至没有人能够追随或者超越司马迁，这或许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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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照，作家、文学评论家。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师从杜维明教授，研究专长为中国古代思想史、社会人类学，著有《史记的读法：司马迁的历史世界》。本文编辑整理自杨照先生在中欧北京校区“合聚课堂”上的演讲“向司马迁学习深情的历史精神：阅读《史记》”，已经本人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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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赵培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