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年前的今天，时任法国总统戴高乐以其伟人的远见卓识，在西方世界中率先承认新中国，中法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他说：“法国承认中国只不过是如实地承认世界”，并预见了新中国在21世纪的全面崛起。

戴高乐是20世纪世界伟人之一，其具有深邃的领导力思想，且理论与实践结合，是世界领导力学中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2018年1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与戴高乐基金会签署了“戴高乐全球领导力学教席”的合作协议，并聘请法国前总理拉法兰担任教席教授。3年来，众多中欧学子在戴高乐的领导力学中汲取源源不绝的智慧和力量。今天我们在中法建交纪念日重温戴高乐领导力学，旨在用伟人的远见卓识来提高我们战胜各种困难的决心和取得未来成功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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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为什么要设立

“戴高乐全球领导力学教席”？

无论是世界范围内新冠肺炎疫情的不断恶化，还是部分西方国家的阶层撕裂，当今世界面临着诸多混乱和动荡，时代召唤更多伟大的领导者。无论是防控疫情还是发展经济，本质上都是一场国与国之间领导力的竞争。而学习戴高乐领导力学，对我们在动荡不安的世界中做好各项工作具有一定的借鉴参考价值。

早在1932年，不惑之年的戴高乐发表了其领导力权威著作《剑锋》。他将领导力对人类社会生活的作用比作利剑上的锋刃，理论化地阐述了领导力学的定义和思想内涵。他认为，领导力学是由领导者的远见、责任、担当、使命、激情、魅力和权威等一系列要素构成的，他还将有远见、有责任感的领导者称为“有性格的人”。

纵观戴高乐的一生，就是“远见改变世界”和“有性格”的一生。1940年6月17日，法国贝当政府宣布向纳粹德国无条件投降，法国举国哀鸿一片，悲观主义盛行。他只身飞抵伦敦，并在BBC发表了著名的《6月18日告法国人民书》。他告诫法国人民，法国输掉的仅仅是一场战役，而不是一场战争，法国只要重新建立一支现代化的装甲部队，就可以反败为胜。短短四年后，一切都按照戴高乐的预言发展，法国获得了解放，赢得了尊严，并在战后成为重要的西方大国。

1958年，法国陷入阿尔及利亚内战危机，戴高乐临危受命，以其独有的远见，通过全民公投让阿尔及利亚独立，从而使法国不再因内战承担沉重的财政包袱，国家迅速实现重建和现代化，政治、经济和外交实力快速提升，成为国际上有别于美苏两霸的独立一极。

1964年1月27日，戴高乐不顾美国反对，率先承认新中国，并预见新中国将在21世纪发挥世界中心的作用，这是戴高乐杰出远见能力的又一佐证。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评价戴高乐“是一个令人倾倒的人物，这不仅仅缘于他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还缘于他在有关领袖人物所需具备的条件和技能方面（在《剑锋》一书中）向我们提供了非凡的见解”。1969年尼克松访法期间，戴高乐告诉他“我在为后天的报纸制定政策”。尼克松非常感慨，当全世界各国领袖正忙于应付当天的头条新闻时，戴高乐却不为当下而忙碌，而是运筹未来，使得其能够从历史的长河中考察事物，并总是领先于时代。

中欧戴高乐全球领导力学教席教授拉法兰认为，戴高乐的领导力学体现了一种强烈的法兰西“个人英雄主义色彩”，突出的是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的结合。戴高乐有一句名言，“伟大的事业离不开伟大的人物，而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是其矢志以求的结果”。戴高乐领导力学的核心是事在人为，以及从历史长河中考察事物的远见与当机立断的能力。

一些企业家也如戴高乐一样具有非凡的远见，如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认为，“乔布斯的远见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和我们每个人看世界的方式”。从政治家戴高乐和企业家乔布斯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远见能力是领导力的核心要素。我们学习戴高乐领导力学，就是要通过学习其远见能力，在不确定的时代找准前行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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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高乐领导力学中的执行力

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曾说“领导力就是有效的执行力”，发明家爱迪生认为“没有执行力的愿景就是幻觉”。执行力是领导力学中的核心问题，没有执行力，所有的领导力都是空谈。戴高乐曾指出，“再崇高的原则，都只有在行动后才有价值”。没有执行力，戴高乐的法国梦也只能是空想。

戴高乐的执行力首先体现在军事方面。1942年5月到6月中，戴高乐领导的5500名“自由法国”战士，在柯尼希准将的率领下，挫败了“沙漠之狐”隆美尔率领的3万多人。法军英勇不屈，以弱胜强，不仅大大提升了“自由法国”的军事影响力，还提升了其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中的国际地位。

其次，在外交上，戴高乐对罗斯福“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毫不退缩。戴高乐坚持参加盟军诺曼底登陆行动，坚决反对罗斯福肢解法国东部三个地区以及将法国像德、意一样置于美国军事管辖下的图谋，从而有力地维护了法国在战后的大国地位。在当选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后，戴高乐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联苏抗美，承认新中国，退出美元金本位体制……

最后，在重建战后法国经济方面，戴高乐通过坚定的执行力，彻底解决了法国的通胀问题。他制定的法式“计划经济”，也使法国建立了独立的产业和经济体系，并创造了法国战后经济腾飞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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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高乐领导者权威的确立

早在写作《剑锋》一书时，戴高乐就强烈地意识到人类社会已进入了一个领导者权威处处受到挑战的时代，而面对挑战，领导者唯有充分发挥表率作用才能树立权威。在《剑锋》中，戴高乐多次使用“威望”一词，他说，人们在军队中尊重将领是出于对其威望的尊重，但威望又是一种难以度量的东西，它如同爱情，需要在行动中感受。对此，戴高乐认为，树立榜样是建立权威的最好方法，但保持与下属的距离感同样可提升领导者权威。他认为，由于人们很少尊重或崇拜他们熟悉的人，领导者必须在追随者心目中保持一种“神秘感”。

终其一生，戴高乐不断通过发挥榜样作用，以确立其领导者权威。

首先，他在战场上以身作则。一战期间，他参加了无数次战役，受伤后还与德军殊死搏斗。在成为德军俘虏被囚禁期间，他五次越狱。在二战期间，他亲自指挥著名的“蒙科内战役”，在后来流亡伦敦率领抵抗运动时，也处处身先士卒。

其次，他坚持以道德权威感动他人。戴高乐一生清廉自律，从不与任何利益集团交往，公私分明。在担任总统期间，他在总统府生活区单独安装水表、电表，每月按单交费。当儿孙们每月去总统府看他并与他共进晚餐时，餐费均由戴高乐自己承担。退休后，他放弃了丰厚的总统退休金，只领取作为法国军队准将的微薄退休金。其夫人伊冯娜，人称“伊冯娜大婶”，自己到科隆贝的集市上买菜。

最后，戴高乐有强烈的怜悯心与通透的人生观。戴高乐英雄柔肠，对待残疾女儿安妮的故事在法国尽人皆知。安妮出生时就患有唐氏综合征，戴高乐并没有遗弃她，反而对她宠爱有加，一直呵护她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戴高乐淡泊名利，他立下遗嘱，死后严禁任何形式的国葬，遗体告别仪式只有家人参加。戴高乐的葬礼非常简单，墓地很小，墓碑上也仅仅有其生卒年月，没有任何头衔，反映了其崇高的人生境界。

宜家创始人坎普拉德说过“如果有一种东西存在于良好的领导力之中，那就是好的表率。我必须为所有宜家员工树立榜样”。著名的领导力学专家约翰·麦克斯韦也说过“人们先接受领导者，然后再接受其愿景”。

戴高乐以身作则，通过强大的道德力量建立崇高的权威，值得我们敬仰。与此同时，在沟通无处不在的时代，他告诫领导者要与下属保持必要的距离，不能过度透支自己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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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者成长中的通识教育

领导力学大师沃伦·本尼斯认为“领导者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造就的”。戴高乐从小立志，最终成为法兰西民族和世界一代伟人，其成长轨迹告诉了我们三点：

首先，通识教育具有重要作用。通识教育，法文也叫通识文化（la Culture Générale），指的是各种历史文化综合知识教育。戴高乐明确指出“真正培养领导者的学校就是通识教育”。他认为，通识教育可以使人在繁杂的事物中发现本质的东西。1890年11月22日，戴高乐出生在法国北部城市里尔的一个天主教家庭，他的父亲亨利是巴黎一所教会中学的法国历史和数学教师，他经常给戴高乐讲法国历史故事，培养其爱国主义精神。在父亲的熏陶下，戴高乐特别重视对法国历史的学习，他博览群书，对法国历史人物几乎耳熟能详。

其次，丰富的文学修养有利于提高领导者的思想境界。戴高乐酷爱法国文学，深厚的文学修养使其无论是与他人交谈，还是进行公众演讲或著书立说时，总是充满人文气质。戴高乐一生著作等身，其《战争回忆录》的片段被选入法国中学课本。作为总统，他在爱丽舍宫坚持每周至少看三本书。年轻时，他还曾是一位“文艺青年”，写诗和小说。

最后，重视体育锻炼和培养良好生活习惯有助于磨砺心志。戴高乐从小对自己处处严格要求，他注重学习，也注重体育锻炼，喜欢足球、击剑等体育运动，通过体育锻炼来强身健体和磨砺意志。

总之，戴高乐能成为一代伟人并非偶然，通识教育、人文修养、体育锻炼等均对其成长为伟大的领导者具有重要影响。需要指出的是，现代生活节奏迅速、竞争激烈，领导者更需不断学习。戴高乐领导力学的理论和实践告诉我们，领导者在重视学习各种实用性技能的同时，不能忽视那些看似“无用”的通识，不能忽视对个人兴趣的培养。正是这些看来“无用”的通识，使戴高乐在法兰西民族最困难的时候总能高瞻远瞩，从这些人文知识中汲取营养、灵感和力量，率领法国人民抵达希望的彼岸。

编辑：煊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