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全球肆虐、极端天气频发，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全球变暖的弊病，“碳中和”随之成为热议的话题。然而，“碳中和”的背景是什么？怎么理解“碳中和”的实现路径？又该如何落实企业的碳排放问题？

今夏，第一财经携手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围绕“双碳”话题，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论坛。作为主讲嘉宾，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产业经济学系副教授李治国在给大家全面解读“碳中和”“碳达峰”政策的同时，也为企业如何顺应时代发展趋势提供了参考。

以下内容根据现场速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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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0”战略目标从何而来

碳中和(Carbon Neutrality)是指企业、团体或个人在一定时间内直接或间接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固碳技术等形式，抵消自身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从而实现“零排放”。而在完成碳中和之前，首先有必要完成碳达峰(Carbon Peak)，即二氧化碳排放不再增长，触及峰值之后逐步降低。简单地说，也就是让二氧化碳排放量实现“收支相抵”。

其实，无论是“碳达峰”还是“碳中和”，终极目的都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特别是化石能源的不断使用，已经使得大气当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不断上升，形成温室效应，进而造成冰川融化、极端天气频发、疾病肆虐，整个自然生态体系遭遇难以想象的挑战。

20世纪90年代以来，气候治理开始在国际上被频繁提及与讨论。2015年《巴黎协定》提出，我们应当把全球升温较工业化前水平控制在2℃之内，并努力控制在1.5℃之内。而根据权威机构测算，如果想要控制在2℃之内，全球需要在2065-2070年实现碳中和。

事实上，气侯一直在深刻影响着人类和自然的关系。著名的“胡焕庸线”便揭示了中国差不多95%的人口居住在“黑河—腾冲一线”以东差不多35%的土地上，这种分布特点背后的根本原因便在于东部气侯更加温暖、湿润。如果气侯改变了，人类长期以来规律性的行动轨迹也会受到影响，甚至整个生物界也会受到影响。在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次全球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可能会促使我们对碳中和达成一定的共识。

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之下，2020年9月22日，中国政府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了“30·60”战略目标，力争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在2030年前实现达峰，在2060年前实现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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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正确理解碳中和的政策内涵

2020年，中国GDP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7%，人均GDP也超过了10000美金，这是过去改革开放40年来的经济奇迹，差不多是美国经济总量的七成。与此同时，随着GDP全球份额的上升，中国的碳排放量也在不断增长。

从各大经济体二氧化碳排放规模来看，目前我国的碳排放量已经占到了全球份额的32%，超过了美国跟欧盟之和，甚至还有余。而从产业角度来看，电力与工业行业是中国最重要的碳排放领域，占整个碳排放总量的近8成。

据业界估计，如果按照我国宣布的碳强度下降目标，比如2030年比2005年的单位GDP能耗下降至少65%，我们将看到中国在2030年时的碳排放峰值有望达到108亿吨，而美国和欧盟的峰值则分别是60亿和40亿吨，这是因为经济发展阶段与全球产业分工的差异，导致了碳达峰状态有所不同。事实上，相对于欧美来讲，中国不单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具有挑战，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更具挑战。

碳中和既是理想，又是现实，更是共识。生态体系的不断恶化，正在反复提醒我们，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必须有所改变。但在碳中和从共识走向现实的过程中，我们也有必要考量三个问题：成本VS收益的不对称、长期VS短期的时间跨度差异、碳源VS碳汇的外部性陷阱。

碳源就是增碳，碳汇就是减碳，每一个减碳的动作都是非常困难的，而每一个增碳的动作却又是在自然而然地发生着。事实上，在《巴黎协定》之前，甚至在过去30年更久的以前，全球尤其是发达国家都在想办法应对气侯变暖，但效果却不甚理想。

这是因为碳排放有典型的负外部性特点，用煤的成本远低于用绿色清洁能源，进而造成企业与个人行动力不足。故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往往必须依赖于公共政策的规定与实施，通过积极发挥公共政策的引导作用，纠正碳排放的负外部性（碳源），促进碳排放的正外部性（碳汇），激励技术创新（减碳）。

而至于具体实现碳中和的路径，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 减少/控制碳排放：能源结构调整、重点领域强化节能

● 增加/促进碳吸收：技术固碳、生态固碳

●绿色金融支持碳中和：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股指、绿色保险、绿色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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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如何进行碳识别、碳核算

我们再来思考一下碳排放交易权的问题。随着全国碳排放交易平台落地，并从局部市场走向全国统一市场，碳交易的覆盖面有望慢慢从电力行业推广到越来越多的行业。

而为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将二氧化碳的排放权作为商品进行交易，通过有效资源配置实现减排目标，这是一个有着非常明确的政策导向的途径。比如说对于减排企业和超排企业，通过鼓励减排成本低的企业进行超额减排，产生富裕的配额进入市场出售给减排成本高的暂时无法达到碳排放要求的超排企业，从而帮助其达到减排的目的，最终降低整个社会的碳排放总成本，这就是碳排放交易的基本逻辑。

那么，企业将如何进行碳排放源识别、碳排放量核算呢？

首先我们需要一个信息化的平台支撑，来进行基本碳排放信息的梳理。比如说生态环境部就从发电企业入手，对2013-2019年间的任一年碳排放达到2.6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的（综合能源消费量约1万吨标准煤），进行碳排放核查，实现名录管理。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每家企业的组织边界与运营边界认定非常重要，只有这一步做好了，接下来的识别、数据采集、排放因子测定、实测才有可操作性。

比如一家公司，首先要确认你的股权范围或者实控范围，其次还要看企业的生产部门、研发部门、办公区域等，通过厂区、流程、组织、地址、地图等等要素来全方位厘清企业的边界所在。

在此基础上，我们再对每家企业的碳排放进行识别、数据采集、排放因子测定、实测等操作。比如针对一家钢厂，把主要的排放源找到，然后进行直接排放、间接排放、新增排放等分类，然后再对这些所谓的流程或者工艺一一进行界定，然后再引入排放因子，或者对一些关键环节进行实测，跟踪排放量的变化。

最终我们经过以上流程，如果测算出来A厂区是60吨的二氧化碳当量，B厂区是50吨的二氧化碳当量，办公区域是30吨的二氧化碳当量，把这些数量加总起来，我们就能够知道自己离碳中和还有多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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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观点

李治国副教授近日在接受《解放日报》记者专访时，提到：“‘碳达峰’‘碳中和’是理想，是目标，也应是社会各界普遍达成的共识。‘双碳’目标的提出，是宣示，是硬约束，更是下决心让理想走向共识的重要之举。”小编选摘此次专访的部分内容，希望能让读者更好地理解“碳中和”这件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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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有典型的负外部性。怎么解决外部性的问题？通常来说，必须通过公共政策发挥作用。我个人的理解，政策可以发挥的作用大致有两大方面——

一个方面是纠正碳排放的负外部性。纠正的方法有这么几种：你排得多，就必须要求你创造更多样的价值，请你用创造的价值抵消自己制造的碳；针对同行业或创造同类型产品的企业，如果你的碳排多了，政府就要对你纠正或者处罚，比如通过缴纳碳税，比如进行碳配额的交易。

另一个方面是促进正的外部性，奖励实现了碳吸收或节能减排的企业，当然更重要的根本性对策是鼓励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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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配额交易的背后，需要一个信息化平台的支撑，而信息化平台的架设基础是每一个企业提供准确的基本信息。

要实现这一点，对企业而言，需要做好最基本的信息梳理；对政府而言，需要对每个企业的配额进行精准的核算。其中，企业自身的碳排放识别与排查，可以说是基础中的基础。因为碳中和是双向的，生产的产品本身是减碳的，不代表生产这个产品的过程也注意到了减碳问题。如果企业能在对技术和流程进行优化以后，不断压低自己在生产、流通等过程中的碳排放，它才算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碳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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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最近看到不少领域在往“双碳目标”发力，参与发力的不光有企业家，也有投资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经常能够发现一些让我们意想不到的“突破”，一些跟过往不一样的企业案例。

有好几家企业的负责人告诉我，因为要推进碳中和，他们在对整个企业进行资源重构，不仅是寻找自身节能减排的方式，也对企业积累下的大量数据在进行数字化利用的相关开发。一些核心企业基于自己大量的供应链数据、制造数据、销售数据、采购数据等，寻找未来可以展开“绿色协作”的方式。因为，在他们看来，核心企业自己做到碳中和是不够的，需要整个产业链、供应链协同作战，推动“碳中和”在整个产业链中实现。

*以上“更多观点”节选自《解放日报》，记者：柳森

【教授简介】李治国，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产业经济学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产业发展与金融、货币理论与政策、计量经济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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