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与全球经济论坛”在香港大学黄丽松讲堂盛大开幕。本次论坛由香港大学经管学院中国经济研究所（ICE）联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共同主办，旨在深入探讨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论坛汇集了来自学术界、金融界和商界的顶尖专家学者，共同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预测未来走向，并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战略性建议。陈志武教授指出，对外开放是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动力，揭示了开放政策如何塑造了中国南方的崛起和整个国家的繁荣。

陈志武

香港大学经管学院金融学讲座教授

香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

香港大学校务委员会成员

香港大学经管学院金融学讲座教授、香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香港大学校务委员会成员陈志武教授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以下三个问题：一是怎样评价邓小平的历史贡献。二是既然邓小平和1978年改革开放划等号或者是起到关键作用，在改革和开放这两项中，到底是改革更重要还是开放更重要？三是，借助历史研究的话题，探讨今天的政策选择基本的底线应该是什么？

在公元2年，中国土地上最大的30个城市都在北方，发展也集中在北方，南方则是南蛮之地。到唐朝之前，这种情况也基本没变，但到唐中期742年，今天的上海周边太湖平原开始有比较多的高人口密度地区出现。到北宋1102年，南方就发展得更多了。从唐朝初期一直到明朝初期，中国才真正有南方，人口和发展都往南边转移。而到明朝、清朝，南方则没有太大的变化。一直到邓小平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最大的30个城市的分布呈现“遍地开花”。

把邓小平的历史贡献放在过去两千年看，也可以是千年数量级的功劳。

在唐朝初期以前，南方沿海地区的人口占比一直没有超出过4%；但到唐朝中期，南方沿海的人口第一次超过4%，达到4.96%；到了北宋，南方沿海人口达到7.02%；而到了明朝朱元璋海禁初期，南方沿海地区人口已经上升到了18.55%。从唐朝初期公元7世纪，一直到14世纪明朝初期，南方沿海人口的占比翻了四倍左右。

再看一下整个南方人口占比发生的变化（这里的南方指的是长江以南的各府），从唐初到明初的七百年间，南方人口占比从原来的20%左右上升到58.26%，相对占比翻了近两倍。

在唐初到明初的七百年里，为什么发生这么大的变化，让南方真正地崛起？主要的原因是唐初，阿拉伯和波斯穆斯林商人陆续来到广州、泉州、宁波和扬州等沿海港口，他们的本意是来传教，但也顺便把中国的对外开放和海洋贸易推到全新高度，在那七百年中真正创造了中国南方。

朱元璋1368年建立明朝，然后在1371年开始海禁，结束长久的对外开放和发展外贸的政策，重新回到以农为本。从那时开始，南方人口占比从朱元璋起初的58.26%，一直到清朝、到鸦片战争时期都在下降。海禁带来的闭关锁国，没有外贸、没有对外开放，使得南方经济和社会停止发展，出现持续萎缩。到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前的50、60年代，南方人口占比下降到了38%，比明初的58.2%下降了很多。改革开放以来，南方人口占比又重新回升，到2010年达到46.4%。也就是说，过去两千年里，中国对外开放、发展外贸时期就是南方发展的时期，反之就是北方相对发展更快的时期；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南方文化更是重商、亲商文化，而北方文化则更偏好权力。过去两千年的经历验证了孔子当时就说的南方人与北方人之区别：“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

经济史研究中，认为工业革命之前的社会都没能走出马尔萨斯增长模式，所以，以前人口多的地方必然是经济更发达的地方。按照这个思路来理解，中国过去一万年主要发生了三件大事，这三件大事形成了今天我们熟悉的中国：一是直到唐之前的北方战备驱动的发展模式；二是唐初到元末的“对外开放加海洋贸易”，由阿拉伯穆斯林商人到来后带动的海洋贸易和对外开放；三是19世纪的洋务运动、尤其是1978年邓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加上外贸所带来的新一波影响。在这个意义上，从过去两千年看，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历史意义重大，是千年级的功绩。

为了证明海洋贸易、对外开放确实造就了中国南方、尤其南方沿海，我跟林展、彭凯翔做了细致的量化历史研究。因为唐宋元时期的海洋贸易主要是出口中国的丝绸和陶瓷，所以我们就根据考古发掘出来的各地主要窑址数量来度量一个地区当时参与外贸的程度；当然，我们也用各地区离每个时期的市舶司的最短距离来度量一个地区的海洋贸易参与度；结果，我们发现，从唐朝到宋朝、元朝期间，离市舶司越近或者陶瓷窑址数量越多的那些地区，其人口增长就显著更快更多；而到朱元璋海禁之后的明朝和清朝，窑址多或者离市舶司距离近的地方就不再是人口增长越快的地方了，而是反过来。尤其是，我们发现，在唐时期，主要窑址多数都集中分布在北方，南方不多，沿海更少了，但是，随着海洋贸易的发展，到了宋元时期，大多数主要窑址在南方、尤其密集聚集在沿海地区；可是，到朱元璋海禁以后，在明清时期，南方尤其沿海地区的窑址就减少了很多，那里的人口增长速度也不再高于北方了，中国的发展就再次从南方回到了北方。

总而言之，从唐初到明初的七个世纪，海洋贸易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创造了中国南方，培育了其独特的商业文化，改变了中国。邓小平改革开放延续了19世纪的洋务运动，其历史意义虽然低于唐宋元时期的对外开放和海洋贸易带来的影响，但这次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确把对外开放政策和国际贸易的潜力发挥到了最高水平，做实了对外开放政策的潜力。从我们的研究也看到，开放比改革更加重要，因为一旦开放了，改革会自然被逼出来的；唐宋元的经验就证明了这一点。

编辑：朱晨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