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系

5月26日下午，国务学院政治学系庆祝复旦建校115周年暨第54届科研报告会在线上成功举行。本次报告会以“风险社会与国家治理”为主题，臧志军教授等八位教师做了主题发言，系主任刘建军教授主持了报告会，陈明明教授做了总结发言，院长苏长和教授和主要来自政治学系的百余讲师生参加了此次会议。

臧志军教授以“风险社会治理的制度安排”为主题，具体围绕“政治规矩”这一核心概念向与会师生做了主题分享。首先，臧老师从学理上具体界定了“政治规矩”的内涵特征：政治制度、优良的传统和工作惯例、党章等被认为是“政治规矩”的内容，但党章以其核心地位统领着其他部分。其次，臧老师认为“政治规矩”在国家治理体制中具有宪制性地位，是各层级政府和组织的最高行为准则。同时，臧老师也注意到现实中还可能存在着不优良的、不符合党章规定的、自我目的化的“伪规矩”或“异化规矩”，据此，臧老师提出要重视政治过程中出现的“伪规矩”或“异化规矩”的纠正机制研究。

郭定平教授以“抗‘疫’的制度反思”为题，就中国疫情应对中的制度特色、制度优势和暴露出的制度短板等内容进行了分享。郭老师首先总结了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在疫情应对所表现出的制度特色：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前提下，党政全面动员、齐抓共管，中央和地方同步发力、同心同向，形成群策群力、群防群治的防控机制。同时，还构建了全国一盘棋、全民一条心的后勤保障体系，形成强大的合力支援湖北抗“疫”和保障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在此基础上，郭老师从理论上总结了中国的制度优势：第一，人民第一、生命至上的制度价值优势；第二，集中力量汇聚资源的制度绩效优势；第三，同心协力、全民参与的制度认同优势。最后，就疫情暴露出来的制度短板问题，郭老师提出要改进和优化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应急管理体系、法律保障体系，保障应急管理等相关部门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同时，还要强化决策者的政治责任与政治担当，改进“责任政治”的监督和激励体制。另外，还需要改进舆情预警治理体系，及时回应民众需求和社会舆情，防范舆情分裂和预警负面舆情。

王正绪教授以“特大社会风险应对与政治制度比较：政治秩序研究的视角”为题做了主题分享。首先，王老师提出了“政治秩序”的理论分析：社会或政治社群以制度组织在一起、按制度运作，政治系统获得或具备了可预测性，就获得了政治秩序。但是，特大社会风险可能会冲击实现政治秩序的技术条件、正式制度的运行、政治共同体的道统和政道。在明确了了特大社会风险与政治秩序的关系后，王老师聚焦到中美两国的疫情应对模式的比较，通过对比发现在国家领导制度、国家组成制度、经济领导制度、信息领导制度、医疗保障制度等方面存在差异化的因素。

陈周旺教授以“社区：风险防范与源头治理”为题，分析讨论了社区治理在风险应对中的重要性。陈老师认为，非典防控是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转折点，非典防控为社区动员能力、基层行政资源整合能力等方面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而且，非典防控留下的诸多制度遗产（如隔离制、巡查制等），已经成为新冠病毒防控的重要手段。同时，社区治理在新冠疫情中发挥着源头防控的作用，在居家隔离、封闭管理、流调追踪、社区服务等方面展现出自身的独特优势。最后，陈老师还注意到技术治理已经在社区风险防控中得到了充分运用。

韩福国副教授以“从‘集分’走向‘平衡’：建构放权到分权的制度化”为题，分享了自己在央地关系方面的思考。韩老师谈到，中国的抗“疫”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成果，中国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优势得到了充分体现。但韩老师还关注到在超大规模的国家治理中，在强调体制集中性优势的同时，如何去有效发挥地方政府的自主性？韩老师认为，在央地权力关系的配置中，需要平衡好集权与分权的关系。特别是在风险社会中，由于信息传递的复杂性和滞后性，应充分发挥好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来有效化解可能的风险。

周志成教授以“风险社会治理的经济维度”为题向与会师生做了分享。周老师指出，此次新冠疫情首先会在短期内对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产生负向效应影响，而且由于此次疫情遍及全球且持续时间长，新冠疫情也会在长期内对经济产生负向冲击。但周老师也指出，当前的经济衰退本身也是经济周期性内在规律变动的结果，新冠疫情只是由于外生强制冲击而提前加剧了经济衰退。有鉴于此，周老师提出，要把疫情冲击危机视为新经济增长模式转换的契机，加快、加深经济—政治—社会结构的制度性治理变革，并提出了三大长期最优治理政策组合。

陈云教授以“如何应对公共危机：‘官民协同型’的日本抗‘疫’模式的启示”为题向与会师生做了分享。陈老师认为，从抗“疫”的短期效能来比较，东亚抗“疫”模式优于欧美。“官民协同型”的日本抗“疫”模式是一个代表，日本政府构建了“三级政府两大系统” 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制，政府通过赋权形成了公民与地方自治体之间的协同体制，最终基本达成了维护生命健康和保障生产生活功能的抗“疫”目标。但是，日本也存在多功能重叠的超大规模城市所引发的结构性抗“疫”风险、过分追求效率所造成的基层医疗机构缺失风险等问题。最后，陈老师提出，在风险社会中，需要建立多方力量互动和协同的应对机制和治理模式，特别是需要处理好政府和公民之间的协同。

桑玉成教授以“抗‘疫’中的中国之治”为题向与会师生进行了分享。桑老师认为，此次新冠疫情是对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一次“大考”，在共同的战“疫”中，社群主义、合作主义、善行主义等价值理念得到了有效弘扬。而中国在疫情应对中也体现出了独特的制度优势：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部署，使得疫情防控工作有序展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始终不渝地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全国一盘棋”思想，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同时，针对此次疫情暴露出的治理短板，桑老师认为，未来还需要思考解决如何在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发挥好地方的自主性，如何以切实的措施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如何使自身的制度体系适应现代技术和信息多元社会，如何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充分尊重自然的和社会的发展规律等问题。

主题分享结束后，与会师生就报告内容与报告老师进行了交流讨论，陈明明教授做了会议总结，并重点分享了自己关于代表制政府和代议制政府的思考。陈老师谈到，以代表制为主要特征的中国政府模式和以代议制为主要特征的西方政府模式，在应对风险时存在着诸多差异：第一，代议制政府下的授权与问责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脱离，而在代表制政府下的授权和问责是随时运用的，并实现了理论上的统一。第二，代议制政府的政治结构是建立在国家公民、政党选民的基础上，竞争性选举是其主要表现形态；而代表制政府是建立在国家人民、政党群众的基础上，选举民主是其主要表现形态。第三，代议制下的政党是部分社会群体利益的代表，而代表制下的政党却是社会整体利益的代表。第四，代议制政府重视形式授权和法理合法性，而代表制政府却重视实质授权和绩效合法性。第五，代议制政府是形式授权，选举换届使得政府承担有限责任，而代表制政府则是实质授权，政党长期执政使得政府承担近乎无限的责任。最后，刘建军教授在主持本次报告会时，指出新冠疫情使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呼吁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真正纳入政治学的研究范畴，提出中国政治制度的运行要尊重人与自然的关系。

编辑：赵培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