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NG SHI KAI

汪仕凯

汪仕凯，现任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14年晋升副教授，2017年破格晋升教授，2019年入选华政“经天学者”特聘教授并担任博士研究生导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2008届硕士研究生、2011届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政治发展理论、国家治理、民主体制比较、工人政治等领域的研究。近年来在《政治学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社会学研究》《学术月刊》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60余篇，出版专著2部，主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各1项。兼任中国政治学理事、上海政治学会理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通讯评审专家。

沉浸浓郁，含英咀华

“是偶然也是必然。”

中学阶段，汪仕凯就对政治经济学产生了兴趣。报考本科院校时，错过经济学进入了政治学系就读，当时的偶然如今看来却成为了更合适的选择。从在珞珈山上的武汉大学初识政治学，到研究生阶段来到沪滨屹立的巍巍复旦，习得学术研究，懂得忍耐坚持，博士毕业后任职于华东政法大学，真理无穷，进则欢喜。

汪仕凯

回顾汪仕凯的学术经历，从工人政治、政治发展、比较政治到中国国家治理，他涉猎广泛，但不变的是对政治学一贯的热忱，因为在他看来，任何国家的兴衰存亡都和政治有着根本上的联系，政治的成功是一国发展的坚实基础。政治要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凝聚起集体的力量，并且善用这种集体的力量，最终服务于人的自由和发展。政治对于中国而言有着独特的重要性，无论是作为一种延续千年的文明，还是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的共同体，中国的发展都有赖于政治的成功。想要理解中国——这个创造性延续了政治大一统的现代国家，理解其复兴过程以及战略选择，必须以政治作为基本立足点。

“找到自己的节气”

在复旦大学的学习对于汪仕凯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复旦大学有着非常好的治学传统，那时候，曹沛霖、孙关宏两位老先生还在给研究生上课，林尚立、陈明明、桑玉成、臧志军、郭定平、刘建军、洪涛、任军峰、陈周旺等老师各放异彩，政治学系的氛围很好。从研究生到博士生的六年时间，汪仕凯习得了从事研究的知识基础和技巧、形成对政治学科的深切认同、了解发展学科的基本经验、养成了踏实的学风。今再回首，踏实的学风和对学问的态度，是从复旦大学获得的最重要的传承，更是自己学术生涯的一笔宝贵财富。

忆及当年受到的教诲，汪仕凯仍然对陈明明老师所说的“认识你自己”记忆犹新，这句话鞭策着他寻找并明确自己“正确的学术道路”；而林尚立老师当年在博士毕业典礼上的发言更是让汪仕凯铭记在心，“任何事情都要脚踏实地，不要争一时的得失和短长，眼光要放得长远。要学会等待和忍耐，久久为功。”博士毕业十年，在践行复旦政治人的学风中，更明白正如节气一样，每个人也有自己的节气，春风化雨，夏长万物，朔冬藏瑞，数九盼春，持之以恒，不断前进。

“博采众长，兼容并蓄”

汪仕凯认为学习需要发挥自主性。研究生期间，他充分利用复旦这所综合性大学的平台，极大地拓宽了自己的知识体系。自复旦政治学新时期的开创者王邦佐、孙关宏、曹沛霖、王沪宁老师，到林尚立、陈明明等老师，给学生开设的书单都不止是政治学，还涉及历史、社会学、哲学、经济学等不同领域。汪仕凯生动地形容道，“学习政治学，要背靠历史，左手社会学，右手经济学，前面则是马克思哲学。”马克思的著作塑造了汪仕凯对政治的理解。除了上好本系老师开设的专业课，他还听过公共行政系的竺乾威、浦兴祖，历史系的朱维铮、姜义华、章清、金光耀，社会学系的谢遐龄、刘欣，经济学系的袁志刚、石磊，哲学系的王德峰、吴晓明、俞吾金等老师的诸多课程。“只有触类旁通，才能培养更好的问题意识。”广泛阅读对于培养研究生来说很关键，而培养学生对于政治学的发展来说是根本。

大道至简，知易行难

“我首先是一名教师，其次才是学者”

从复旦毕业后，汪仕凯踏上独立的科研与教学的道路，在他看来，学术是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一种舒适和兴趣。在学术科研的同时，汪仕凯在华东政法大学开设《政治学原理》、《马克思主义政治著作选读》、《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比较政治制度》等课程。对于教学和科研的关系，汪仕凯觉得自己首先是一名教师，其次才是学者。学者的研究要服务于教学，只有将自己的研究融入到教学中，研究成果才具有公共效果，否则就局限在个人兴趣上。而且，只有培养好学生，大学教育才实现了目的，学者的学问才得到了传承。

“选择‘本土化’”

初到华东政法大学，面临的竞争是比较残酷的，一方面是海归的登陆大潮带来的外部压力，另一方面是来自学校的“每年发表3篇CSSCI论文”的要求。适逢政治学新旧变革的振荡时期，汪仕凯在思考论文的选题和研究方法时，也面临诸如学术是否要转向“美国政治科学”的困惑，但他最终选择将政治学理论的“本土化”作为自己的学术追求。

在他看来，本土化不是反西方，而是在吸收现代政治学理论的同时，甄别其中不适应中国国情之处，根据中国现代政治经验，进行理论创造。比如，中国是以多民族共同体为基础的现代大一统国家，先锋队政党以及民主集中制对中国现代政治的构造，这些是很难用西方理论尤其是美国政治学进行解释的，反过来则是中国学者面临着创造本土政治学理论的任务。最关键的是，问题意识必须是本土的，特别是要清楚何种问题对于中国才是重要的。汪仕凯认为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国家理论、政党理论、代表理论、治理理论——是需要并且能够建构本土化理论的。

在汪仕凯看来，虽然自己涉猎不同的政治学研究领域，但他的定力在于探索“中国现代政治原理”。他认为可以从阶级、政党、国家和政治体制能力（制度的执行能力）四个具有内在逻辑一致性的议题入手，从而形成本土化的政治学理论。如果从历史角度理解现代政治学理论，那么就不难发现现代政治学理论包含着这样一条逻辑线索——现代国家与阶级的形成过程是相互促进的，工人阶级被国家接纳标志着现代国家走向成熟，工人阶级拥有投票权后意味着大众选举时代的到来，政党开始扮演重要的角色。国家与社会作为基本的框架，二者通过政党来连接，而“阶级”在社会中又是不可忽视的。这就是说，从阶级、国家、政党、政治体制来探索中国现代政治原理，并不是一种凭空妄想，而是现代政治史的基本经验，欧美学者同样是遵循上述经验发展理论的。

伴随着中国发展，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本土理论，而对于世界大国而言，对于本土政治学理论的需求更为迫切。根据自己的研究，汪仕凯认为现代大一统国家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建设过程的理论发现，而政治体制能力则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治理过程的理论发现。

风物长宜放眼量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回顾自己过去在学术领域所作的工作和成就，汪仕凯认为研究需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过，就自己的研究而言，他认为自己尚未取得学问上的成就，因为没有形成一种立足前人的新学问能够传递给学生，但是过去二十年倾注的时间和精力确实使自己站到了一个基石上面，从而使自己能够触摸到一些东西，只要脚踏实地、持之以恒，假以时日是能够让自己在学问上有所贡献的。从2018年开始，汪仕凯就开始实施了一项以现代大一统国家为主题的为期十年的研究计划，希望自己在过去摸索的基础上突破瓶颈，完成对本土化国家理论的研究，从而为解释中国现代国家以及讨论中国现代政治提供一种理论。

汪仕凯也分享了另外两个自己努力的方向。第一是将作为复旦政治学传统之一的“历史政治学”的研究路径发展为成熟的具体的研究范式，其脉络大致有以下四点：历史的中国、结构的中国、理论的中国、世界的中国。他认为，要“把握历史的整体脉络和结构性要素，给政治以厚重感”，增强“历史政治学”的操作性，便于学生入门。第二是他希望将来能够创作一些学术随笔，从“匠气十足”的论文中解脱出来，不拘于格式、生动地将自己的所思所想呈现出来。但他也认为，学术不能简单地以五年为划分，“有些努力或许需要十年、二十年的厚积薄发，这是学术正常发展的模式。”但他坚信，随着时间的积累，他将更清晰自己的定位和贡献。

从2011年博士毕业离开复旦至今已过去了十个年头。当谈及复旦国务学院的学术传统时，汪仕凯认为复旦国务学院的院训——“卓越为公”，与中国读书人的传统一脉相承，也恰如其分地强调政治学的公共性。

他还引用了陈明明老师对复旦政治学传统的五个概括，即思想走在学术前面、整体分析框架重于研究技巧、问题意识不离价值关怀、以中国为中心、中国是历史的中国也是世界的中国。对于“复旦学派”的学术传统，他相信其可以在整个中国政治学界乃至更广的范围内得到坚持和发扬，薪火相传的关键还在于教书育人，培养出能够在学界立足的学生。

“其心休休，其如有容”

当被问及对国务学子的学习有什么建议时，汪仕凯形容道，“要学会从容不迫地读书和生活”。事实上，在复旦求学期间，他便养成了比较自律的生活习惯，每天清晨6:45便起床，7点下楼吃早饭，然后散步，逛一圈校园，甚至路线都常年不变；此外，复旦的求学生活训练出了他的“坐功”，学生时代能够保证早中晚有9小时的读书时间，工作后只要不出门，依然延续学生时代的习惯。但他也提到，“研究者用脑很厉害，需要适当的放松，”他喜欢散步、听弦乐、每周至少要看两部电影。在假期，他会选择到山川秀丽之处度假，调剂工作压力。

对于当下同学们在求学、求职生活中可能面临的焦虑和迷茫，汪仕凯先是援引了林尚立老师的话作为寄语，“无争一时的短长和利弊得失，要坚持自己的志向，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同时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希望大家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将自己静下来，则大多数问题都会随着时间而一一得到解决。“这便是复旦政治学人的学风，也是复旦政治学培养人才的独特之处。”他笑着说。

院友寄语

不要计较一时的得失，

也不要争一时的短长，

要坚持自己的志向，

脚踏实地、久久为功。

编辑：葛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