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我院唐世平教授关于产业政策的研究成果“Industrial policy intensity,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Evidence from China（产业政策强度、技术变迁与生产率增长：来自中国的证据）”，在产业及创新研究领域的高水平期刊Research Policy（2019年影响因子为5.351）在线发表。这是复旦大学复杂决策分析中心对我国产业政策的重要阶段性成果。

按照字母顺序，对外经贸大学毛捷教授、我院唐世平教授、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肖志国教授为本文的共同第一作者。肖志国教授也是本文的通讯作者；另一位作者是浙江工业大学的智强教授。

【文章摘要】

为了努力追赶世界的前沿技术，中国实施了多种多样的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基于新构建的对政策强度的测量和中国企业调查数据库，本文评估了中国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的效果。本文认为，中国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是否促进产业的生产率增长，会受该产业与世界前沿的相对发展阶段的制约。文章发现，中国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在全球新兴高科技产业的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要大于在国内追赶型产业和国内成熟型产业的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文章为该假说提供了经验证据。本文的研究识别出了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成功背后的一个新的驱动力。

图1：文章发表的网页快照

2016年，一场关于产业政策的大辩论在中国燃起。北京大学的林毅夫教授和张维迎教授就围绕产业政策展开了辩论。张维迎教授基本把产业政策与计划经济划上了等号，林毅夫教授则主张成功的产业政策应该遵循比较优势。林张两人的辩论当时引起了学界和社会的很大反响，类似的研究此后层出不穷。但迄今为止，相关研究大多停留在理论层面，尚未有经济学家或社会科学家用定量方法，系统性的检验中国产业政策的效果。正因如此，本文运用2000-2012年的数据，全面审视了中国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的效果，证明它们确实能起效，且在战略新兴产业上尤其如此。一方面，中心的这项研究表明，张维迎教授认为产业政策完全没用是站不住脚的：产业政策确实对某些产业的生产率有重要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唐世平等人的这项研究也表明，与林毅夫教授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不同，恰恰是在一定程度上违反比较优势的对战略新兴产业的产业政策，才是有用的。

编辑：刘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