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邦佐老师住进华东医院治疗，已经好几年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这几年出差的次数也大大减少，已经好几年没去上海，也没有机会去看望王老师。今年春节，我按往年习惯给邦佐老师打电话拜年，得知他春节期间仍在医院。每次与邦佐老师通话，都会说很长时间，有很多话题，但这次通话，感到老师说话有些吃力，并且有了些语言障碍，这是过去没有过的。担心老师说话太累，没有说多长时间就打住了，但心里却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沉重感，邦佐老师的病情又加重了。半年来，一直挂念着老师的病情是不是有些好转。前几天，刘德厚老师在电话里还问起王邦佐老师的近况，就在我犹豫着要不要给王老师打个电话时，8月21日下午5时收到了桑玉成教授的微信：“邦佐老师近日情况不好，医院方面已经三次下了病危通知，当然还在做全力救治的努力”，我明白，这是给大家打个招呼，有个思想准备。这样的思想准备其实是很残酷的，从那一刻起，我就在心里祈祷，希望能出现转机，出现奇迹，希望老师能够挺住，能够康复。然而，三天后，24日上午11点40分，接到玉成教授的微信“邦佐老师走了，等候正式讣告”。尽管有思想准备，但真到了这种时候，还是难以平复心中的难过和震动。

我在1978年秋季进入复旦国际政治系读研，师从陈其人先生，邦佐老师那时是系副主任，知道他是湖北汉阳人，开始我与他接触并不多，有时在系里遇到，他总是主动问我，“最近怎么样？”“适应吗？”，记得有一次他特别关照，“读研究生，要写文章啊”。到了1980年初冬，我已经开始准备毕业论文，我和两位同学一起去北京查阅资料，刚好王老师也去北京出差，于是相约同行。正是在去京的火车上，听王老师说起国家要恢复发展政治学，他这次去北京开会就是与恢复政治学有关。因为其中一位同学的论文选题需要，王老师带着我们去天津拜访了徐大同先生。从那时起，王老师就把后半生的学术生涯与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和发展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为中国政治学学科的建设做出了奠基性、开创性的贡献。

那时大学的师生都戴校徽，研究生的校徽和教师的一样，红底白字，每周一次的政治学习也和教师安排在一起，参加教研室的周会。教研室有两个连通房间，除了周会外平时没有人使用，经过教研室许可，我就在办公室里看书写论文。由于研究生宿舍每天晚上十点就准时断电，那时我已习惯于夜间写作，后来索性把铺盖搬到办公室，白天卷起来，晚上就铺在靠窗的长桌上睡觉。王老师白天晚上也常会到办公楼来办事，看我学习这样辛苦，很关心我，有时会停下来一起聊聊，讨论一些学习中的问题、国内外的大事，也说一些我们湖北乡下的故事。多年后，王老师还在信中回忆起当年我在办公楼里“挑灯夜战”的情景，令我感佩不已。

毕业前不久，因为一本书的写作，我与邦佐老师有了进一步的联系，这就是我和陈其人、王邦佐两位老师一起写作出版的《美国两党制剖析》。这本书本来是两位老师在1975年写的一个书稿，由商务印书馆约稿，交稿后由于某种原因没有出版，书稿也弄丢了。到了1981年，思想解放，国门初开，对问题的认识和所能获得的资料都有了很大变化，经与商务印书馆协商，决定重写一个书稿，考虑到我的毕业论文写的就是美国民主党，也涉及到美国的两党制，两位老师商量后将这个重写的任务交给了我。作为一个转行读研、刚要毕业的硕士生，能得到两位老师的这般信任，我感到非常幸运。两位老师找到了部分底稿，我在毕业离校前就开始了阅读理解这些底稿，并开始搜集资料，动笔写作。年底到武汉大学历史系美国史研究室工作后，头几个月即全力以赴撰写书稿，于5月初将完成的书稿寄给了两位老师。6月份正好到苏州开个会，会后途径上海，参与最后定稿，两位老师撰写了《后记》，简要说明了书稿的形成过程和每个人所做的工作。我能获得这样的著书机会，已对两位老师心存感激，至于怎样叙述我做的工作，我自然无所计较。但是，隔了一天与两位老师再次见面，却意外地发现《后记》里加了一句话，虽然只有四个字，却明显地抬高了我的作用。后来一位同学告诉我，她偶然听到两位老师在隔壁办公室商量书稿的事，正是邦佐老师提出动议“对小谭所做的工作还可以多肯定一点”。得知此事，我感动极了，深深感受到邦佐老师处事的那份细心、豁达和真诚。

王邦佐老师真诚地关爱、扶持青年人，在学界还有许多广为传颂的故事。人们都知道他那句“不是名师出高徒，而是高徒出名师”的名言，虽然这个金句据说原始出处来自复旦老校长苏步青先生，但据我所知，最彻底的实践者正是邦佐老师。在那个年头，由于“文革”十年的耽误，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却还只是个讲师的现象非常普遍，我1978年入校时，我的导师陈其人先生已经54岁了，也还是讲师，直到第二年的春天才晋升副教授。记得是1985年，邦佐老师写信给我谈到正在评职称的事。那时他虽然已经担任国际政治系的系主任，却还在为评副教授而努力。但是，在这封信里，他并没有提及自己的职称问题，而是谈到要支持一位小他20来岁的青年教师晋升副教授。他在信中说，对他的这个想法，有的人很不以为然，认为这“不可能”，是“异想天开”，他历数了这位青年教师的表现和学术成就，认为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正是由于邦佐老师的坚持，甚至不惜“让青年先上”，他的意图终于得以实现，这件事在学界也早已传为佳话。但若是单单用“先人后己”、“淡泊名利”、“高风亮节”这些来解释，我觉得未免低估了先生的眼光。也是80年代中期（具体时间我已记得不是太准确），有一次王老师来武汉，与我谈起这样一件事：随着中国政治学恢复，中国政治学会成立，为了发展与国外政治学界的联系，中国政治学会与国际政治学联合会（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IPSA）取得了联系，正在运作作为会员团体加入该国际学术组织，并将推荐中国学者进入该组织的理事会。王老师谈了打算推荐上述那位青年教师的想法，他的考虑是由于他年轻，进入该组织可以占据那个位置比较长的时间，将来就可能代表中国政治学界在该组织发挥更大的影响。说到这里，王老师顿了顿，表示为这事他要做好其他老师的工作。虽然后来由于政治的原因，中国政治学会与该国际学术团体的接触未能继续，但对邦佐老师当时的考虑，我仍然不能不惊叹和佩服，他敢于如此大胆、破格地支持和推动青年人，仅仅用谦让来理解是远远不够的，而更重要也更难得的是他从事业发展的大局出发，有长远的考虑和战略眼光。环视当今学界，能做到如邦佐老师这样远谋、豁达、淡定的又有几人？

邦佐老师多次对我谈起过他的人生经历，少年时代尝过乡下的贫困生活，后来到上海投靠一位堂兄，做过临工，有幸上学后刻苦努力，初中毕业时虽成绩优异，但因家里拮据，准备放弃学业务工，他的班主任知道后深感可惜，毅然决定资助他上了高中，堂兄看他可以造就，也倾力支持。他一直记住帮助过他的人的恩德，所以在与同事、同行的交往中总是与人为善。邦佐老师是湖北武汉人，生于蔡甸（原为汉阳县）乡下并在那里度过了他的童年。所以他来武汉并与武汉同仁来往的机会的也多一些。邦佐老师善于交往，乐于助人，待人平和，因而与武汉高校的政治学同仁以及湖北省社科联的同事们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邦佐老师体验过旧社会的积贫积弱，亲身经历了国家天翻地覆之后的发展变化，因此对国家的基本制度、执政党的领导有着坚定的信念。同时，他也体验过以往的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严重伤害，所以他总结出了“实事求是，留有余地”的八字诀作为自己的行事准则。他当过系主任、校办主任、大学校长、上海市社科联党组书记，不可避免地要处理很多人事的事情，又一次，他非常感慨地说，“凡是关系到人家一辈子的事情，一定要慎重”。

武汉大学是1985年才恢复政治学学科的，与复旦大学相比落后了很多，因此在武汉大学政治学学科建设的早期，就聘请了邦佐老师为我们政治学系的兼职教授，常请他来讲学指导。邦佐老师在学术报告中，从来不说空话、大话、套话，说的都是大实话，通俗易懂，但大实话里却蕴含着大道理。根据我的体会，这些大道理归结起来就是，要把原则性与灵活性高度结合起来，既要坚信和坚持我国的基本制度、治国安邦的基本原则，又要关注我国的政治发展和政治进步，尽到一个政治学者的责任。作为他的听众和读者，感到他不时会有一些突破和创新，好比在人们关在一间屋子里普遍感到迷茫、沉闷的时候，他却能把窗子推开一条缝，带来一股新鲜空气，照进一线光亮，使人们耳目一新，但又极为精准地把握着分寸，绝不会做把窗子掀掉，把墙推倒的傻事。我们建立博士点后，常常邀请王老师来主持博士论文的答辩，对答辩的论文，他都认真地读过，每次来主持答辩，都会写好正式的发言稿。对论文的贡献和优点，他总是充分肯定，对存在的问题，又总是很中肯地指出。对于他认为离学位标准差距较大的论文，他也会表明态度，甚至婉拒过主持答辩。同时，对于有的论文中比较稚嫩的表达，他也会善意地提醒，搞社会科学研究，要学会保护自己。

好多年前，王老师就和我谈到过他对后事的安排，他已写好遗嘱，在自己离开这个世界后，要将遗体捐献。听到这话，我很震惊。这种捐献，偶有所闻，但在熟悉的人中，王老师是第一人。我心中既钦佩，又不愿意接受。我心想，老师的子女会接受吗？我也知道，他下了决心的事情，谁也改变不了。直到那天看到讣告，看到其中的“遗体捐献”四个字，我不仅眼眶湿润了，王老师说到做到，落实了他的诺言。邦佐老师真是大彻大悟之人啊！有一次王老师来讲学，我作为主持人向听众介绍时，除了那些常规的内容，我特别说了，王老师是我们政治学界的“大彻大悟之人”。在我看来，一个人只有自觉抵御种种诱惑，才能把世事、人生看得通透，保持清醒，弘扬睿智，才能成为大彻大悟之人，邦佐老师就是这样的人，因此令人肃然起敬。

在收到桑玉成教授8月21日的那条打招呼的微信后，征得他的同意，我立即转发给了刘德厚老师，刘老师回复我说：“邦佐为复旦重建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科培养人才作了重要贡献！他永远是我的学术知己。我们在一切问题上是心知肚明！”我记起来曾经促成两位老师的最后一次会见：2013年10月，我和邦佐老师一起在长沙参加了湖南大学民主理论研究中心成立仪式和研讨会后，陪同他乘高铁到武汉，本来我很想邀请他顺道访问武汉大学，在珞珈山停留两天，但他事先已做好安排，一到武汉站，他在蔡甸的外甥就把他接走了。当时，邦佐、德厚两位老师都已近耄耋之年，我预感到这很可能会是邦佐老师最后一次回武汉探亲，想到应促成两位老师见一面，便提议陪德厚老师去一趟蔡甸。开始，刘老师还有些顾虑，担心这样反倒会给王老师的亲戚带去麻烦。我说服了刘老师，然后自驾往返两个小时车程，陪刘德厚老师一起去蔡甸与王老师相见。没想到那次真的成了两位老师的最后一次会面。我还曾经与王老师相约，如果下次回来，我陪他到我的家乡荆州转转。但荆州之行终于没能实现，老师就离开我们去了天国，把他开创的政治学学科的事业留在了人间。

复旦大学国务学院院友，武汉大学教授

谭君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