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本书的写作为解答中国古代外交研究中的两个基本问题：什么是中国古代外交？如何研究中国古代外交？由于导论的性质缘故，诸多问题只能试水，不好详细论及。因此关于中国古代外交的具体展开，结构特色与历史影响，大抵存而不论。通篇写了许多文字，但除了挑选出来作工具书，方便读者检阅的史料部分；真正承担的理论工作，也只是解释三个概念，什么是“外交”，什么是“中国”，以及什么是“古代”。冗言之多，可窥一斑。尽管限于篇幅，书讯中照搬二十余万字的论述几无可能。但困窘之中，倒是拾取第三章的第二节来解牛，皆以说明本书的思路，权博一笑。

2

近世学术的浪潮自晚清始，莫不以“西学东渐”同“中体西用”两派纠缠为表里，为相手。欧洲学界以语言为工具，由西向东地追索语言的共性，以图展开一幅文明自地中海灯塔而等差扩散的图谱。在这一方面，比较语言学发挥了但开风气的作用。早期智人的迁徙路径已证明由东非扩散至东亚，伴随着洲际迁徙的高歌猛进，石器的奥杜威传统在欧亚大陆遍地开花，尤其以东亚大陆为盛，这便造成了人类学早期研究的经典误会：似乎打制石器的扩散，便是人类文明辐射的明证。至于后来，又衍生出更为复杂的阿舍利传统，活生生用木棒与鹿角来剥离石核。这种技法太困难，势必有原始语言的加持，才能完成知识的传递，由此它成了诸如原始印欧语乃至于更原始共同语实存的一个旁证。欧洲学术在人类学与比较语言学两个维度取得的突破，一路奔袭至昆仑山之西为止，才迎头撞上了遗世而未必孤立的汉藏语系，为表音文字见长的欧亚研究平添了一堵高墙。

语言与文字何者为先，原本只是语言学要解决的问题，讲音位、讲词法、同国际关系研究无涉。但近代学术体系的协作效应，使得学科之间的互相影响，到了超乎想象的地步。法国人拉克佩里(T Lacouperie)以广府白话为基础，认为“黄帝”（Hwangti）与《圣经》中记载迦勒底人中的一支“巴克族”首领“奈洪特”(Nahunte)发音相近，而两地出土的陶器在纹理、象数、阴阳与天文的排列等方面又有相近之处，因此汉族当为移来之族。国府种德马上写成了《支那文明史》。除迦勒底-汉族外，居住于长江流域的原生民族是苗族与其分支越族，属苗瑶语族；真古斯族，亦即肃慎-女真-满族一条分支线盘踞于东北，持满语；多尔噶族，即匈奴、鲜卑和突厥发源于天山以南的中亚，持粟特语及突厥如尼文等；蒙古族发源于草原，持蒙语；藏族为大月氏和羌人的故属，持藏语；韩人被归于支那七眷之中。但日本人由此指出，所谓支那文明，特指黄河与长江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后裔之汉人（巴克族）独创的文明。将汉人与中华分割，才能取得“东亚”的解释权。这是一例明显依据语言而立民族，进而作用于区域霸权国的历史实例。“语言-民族”的模式，已经透出相当明显的原教旨色彩。

中国传统的经学体系，亦从语言出发，但更侧重文字。林语堂曾指出文字的特色为单音组织，印欧语系尽管浪费了大量子音，而贵在缀合；至于文字，虽有一字记多音节的特例，更多的却是单音字，表义效率低下不说，还过于考究遣词创作的精确性，消磨了过多智慧。然而，林语堂以音韵和诗歌作为比较中西文化优长的切入点，仍有错谬之处。考究传统经学，必定要讲文字，因为文字的造型就是其本义的暗示。中国古代文字的形成，并非借助“约定俗成”，譬如“一个青蛙射手是A”的“约定”法则来赋值，而是会意。譬如“商”字的字头从“二”，“二”是古文“上”，亦即“帝”的字头。由此，从字头上就能看出“商”的政治合法性来源——《诗经》记《商颂·长发》篇：“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周”的字头则从“用”，甲骨文为密封井田之相，结合汉字中以土和田为义符的字大多创自周人的史实，二者的同异昭然天理。中国的文字系统始于殷商，原本就是求卜时龟胄受热开裂而成的神谕；“祝”这个字的含义更是从“祭主赞词者”剖白至“以人口交神也”。可见上古流行信仰中文字的神性。因此音韵系统可以整体改易，文字却不可随意偏废。文字是理解中国古代政治的核心。

3

正因如此，即便古代中国亦多胡语，也未催生回鹘与唐的文书纷争。具体来说，唐代西北地区至少流行包括汉语、粟特文、古叙利亚语、八思巴文、回鹘文、突厥文在内的多种语言。著名的《九姓回鹘可汗碑》由汉语、粟特文和突厥文三种语言写成。回鹘所使用的语言即非汉语，而是当时已经成型的突厥如尼文。1969年，苏联考古学家克里亚施拖尔内（S·G·Klyashtorniy）在蒙古国赛列维地区发现了由大粒大理石雕刻而成的《塞维列碑》，石碑以粟特斜体文和突厥如尼文记述了鄂尔浑回鹘史；1915年，苏联学者弗拉基米尔佐夫（Boris Yakovlevich Vladimirtsov）于蒙古阔索郭勒盟的铁兹河上游发现《铁兹碑》，1957年，蒙古国考古学家道尔苏吉荣在蒙古国境内杭爱山的铁尔浑河流域发现《塔利亚特碑》，该碑由牟羽可汗撰写，记录其父磨延啜可汗生平，兼论骨力裴罗事迹，亦由突厥如尼文写成。可见至迟至唐时，北方突厥、回鹘与黠戛斯等国已有成熟文字，且以民族文字记载国内政务与宫廷记事。这一点或与欧洲当时的时势相同。但有唐一代，回鹘等国对唐的对外文书均由汉文写作。《白氏长庆集》记白居易代拟宪宗致回鹘可汗书，抬头为“皇帝敬向回鹘可汗”，同时回鹘与唐的进表与书信亦为汉文。中国古代外交的本质特征潜藏于民族集团林立的表象之下：从外交语言的物理标志出发，即便各民族有自己的语言，但外交文书却仍以汉文书写，这一点堪为传统民族集团话语解释体系所不逮。从政治和外交的解释体系出发，我们可以发现，它实际是外交上自觉进入“中国”体系的象征。

追本溯源地看，在对外事务中使用欧洲外交通用语言，正是亚欧国家逐渐融入欧洲外交体系的显著标志之一。在1856年的《巴黎和约》中，奥斯曼帝国批准签署了由法语完成的和约原本。其中第7条还规定：“奥斯曼帝国被正式纳入欧洲社会及其公法体系，为此，欧洲各国将尊重并保障其政治独立及领土完整……”这一声明结束了“东方问题”，宣告奥斯曼帝国融入欧洲外交体系。但追忆1536年2月，法国特使让•弗赖特（Jean de Foret）与奥斯曼帝国特命全权大臣易卜拉辛（Ibrahim Pasha）签定《奥斯曼帝国和法国友好与商业条约》（Traité franco-turc de 1536），其条约却是依照交换文本的方式签订的，盖因奥斯曼帝国对当时的欧洲抱有相当的优越感，坚持使用奥斯曼土耳其语。欧洲的外交史大家莫沃特（R.B.Mowat）指出，“单边外交”这个术语就缘起于奥斯曼帝国拒绝使用作为欧洲外交共同语言的法语，也拒绝与基督教国家平等相待的做法。可见，从外交史的角度考虑，外交体系与外交语言之间的关系是密切而统一的。

4

早期的中国外交研究坚持了外交学的研究框架，而受困于先入为主的成见与救亡图存的事功之心，求其大体，删其枝叶，结果便是学理的粗糙囫囵。1936年杨振先完成的《外交学原理》，虽有志模仿萨道义(Ernest Satow)的《外交实践指南》，将“元首”“中外外交部”“外交官”“领事官”“外交会议”等外事活动分章详介，这一转译却很不彻底。民国学术界对外交的移植，大多重视权力与机构，对国书，文体与语言这些细枝末节不屑一顾。正是这种欧洲经验的生搬硬套，才使得中国古代外交研究卡在关键的节点上——在外交学研究的视域下，“中国”不是汉人中原王朝的代称，它非一家一姓之王朝，亦非某一具体古代国家，而是一个具有相当文化特征的各国共同构成的体系：首先，周边政权积极地以较为统一的礼节与语言来传递国书，并接纳建立在这一礼节与语境下的政治禁忌，政治名目与是非观点；其次它有简单可靠的辨识标记，即各国是否自觉地运用这一体系中的外交语言与对外礼节，尤其是在国书中使用汉文。正是借助外交语言的视角，我们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捕捉到“中国外交体系”的新意。

以前讲学术，不太讲学术史。即便讲学术史，也重在讲学脉在学人社团中的传承，不讲诸多思潮彼此间的撕裂与冲突。西学脉络条例分明而又不相凿枘，传入的概念因切合传统经学为士大夫留下之“循名责实”的正名传统，在晚清与民国之际广为流传，只是切入得还不够，还有进一步对话与磨合的空间。中国古代外交以国与国关系为最主要的研究对象，编排起历史之故迹。虽然整个外交的研究旨趣自西而来。但框架下的细目完全可以根据历史的状态有所取舍。有些欧洲外交素来就有的，中国古代也有，只是学人是否留意；有些则是欧洲素来就有，但不见于中国，或中国素来就有，而不见于欧洲。碰上了这些便例，最好的方法，是回到外交学自身的脉络，从欧洲外交的发展角度来界定外交的核心特征。从整体上看，“辩经”本就是“师法”的延续。今天，中国古代外交研究的赓续，正是在充分汲取学科史上的两次重大挫折之后，自然发育的。而进一步的发展，亦维系于学界的大力挞伐，铁口断直，日更其过。迄今而止些许尝试，附上目录，还盼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古代外交”的学科缘起

一.何为“外交”

1.“新情况”：国际组织与新型外交

2.“老问题”：“外交”的理论回溯与历史渊源

二．中国古代外交与中国古代对外关系

1. “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

2. “中国古代外交”之研究的起源

3. “中国古代外交”的当下发展

（1）阶级分析路径与历史学研究

（2）结构现实主义理论进路与量化历史研究进路

第二章 “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对“中国古代外交”的理论影响

一．核心概念的影响——以“帝国”为例

1. 一种传统的误解：“广袤的帝国”

2. 两种误解的传统：“结构的帝国”与“政体的帝国”

二．研究方法的影响——以“中国”为例

1. “中国”与中原王朝

2. “中国”与民族政权

三．学科建制的影响

第三章 “中国古代外交”的主要内容

一. 作为研究基本单位的“国家”

1. 形制、礼节与神圣性

2. 货币通兑的政治意蕴

3. 监管机构与货币政策的缺位

二. 作为研究主要对象的“中国”

1. 外交语言的代表性问题

2. 外交语言标准的适用性问题

3. 语言界定功用的有效性问题

三. 中国古代外交研究的结构和对象

四. 中国古代外交的历史分期

1.上古时期

2.拟古时期

3.中古时期

4.近古时期

5.作为附录的明清两代

五.中国古代外交的研究目的

第四章 中国古代外交研究的史料学

一．外交与史料

二．中国古代外交的史料学原则

三．外交的史料类型：出土文物与外国史料

四．外交的史料类型：传统文献（二十四史、类书与通典）

五．史料的补充（以朝代为单位）

1. 春秋战国时期

2. 汉代

3. 隋唐时期

4. 宋辽金时期

5. 元代

附录 传世文献所载春秋外交史料

一． 《诗经》

二． 《今文尚书》

三． 《周礼》

四． 《仪礼》

五． “左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