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北京大学海外学者讲学计划暨20周年院庆系列活动邀请，2021年10月23日，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友，哈佛大学政府系王裕华副教授作题为“古代中国的兴起与衰落——国家发展的社会起源”的讲座，我院政治学系主任、长聘副教授张长东老师主持，本次讲座采用线上模式进行，来自校内外约400名师生在线参与了本次讲座。

张长东副教授向大家介绍了王裕华老师，并对他能在线上进行讲座表示感谢与欢迎，王裕华老师感谢张长东老师的介绍与感谢，同时提到了自己作为北大政管的院友，多年来一直关心学院的发展，也对学院20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感到自豪。

在正式的讲座环节中，王裕华老师向我们介绍了他即将出版的新书《帝制中国的兴起与衰落：国家发展的社会起源》（The Rise and Fall of Imperial China: The Social Origins of State Development）。他首先通过一系列数据与比较向我们展示了古代中国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悖论：从时间来看，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在唐代以后，皇帝的在位与执政时间呈现越来越长的趋势，与此同时，皇帝的非正常退位（被精英谋害）概率也不断降低，皇位本身的稳固性不断提升。然而另一方面，伴随着皇权日益巩固的，是帝制中国自唐代以后，其军事力量、税收占经济收入的比重等反映国家能力的数据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反而是唐代以前的中国，拥有更强的国家能力。这一悖论形成了他所要解答的问题：为什么皇帝的个人命运与古代中国的国家命运呈现出截然相反的趋势？王裕华老师提出，中国古代政治的发展遵循着“皇帝的困境”，即领导人有两个目的：国家强大与维持自身的统治。然而，建立强大的国家则需要可采取集体行动的团结的精英集团，而维持自身的统治，则需要削弱精英的力量，统治者的困境即需要同时平衡这两个目标之间的矛盾。

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王裕华老师提出了两种不同的社会网络关系模型，用以建构他的理论，分别是“星状网络关系”与“领结型网络关系”，在两个模型里，位于中心的点代表居于中央权力的政治精英，边缘的点则是其位于地方的家族组织。在“星状网络关系”中，权力核心的政治精英通过姻亲联结形成了社会关系网络，而其各自的地方宗族又通过彼此间的姻亲关系形成星状关系网络，从而建立起了遍及全国的家族利益。而在“领结型网络关系”中，中央精英之间并不存有姻亲关系，精英们仅与自己的地方家族保持联系，最终形成了封闭性与地方性的社会网络关系。

王裕华老师提到，星状图社会网络更容易产生集体行动，也更容易推翻统治者，这样的社会网络对皇帝来说是非常不安全的，但是对国家能力建设来说却起着积极作用，因为在朝大臣的家族利益遍布全国，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会非常愿意建立强大的中央政府以保护自己家族的利益。而领结型社会网络则有效的隔绝了精英之间的联系，阻碍了其产生集体行动的能力，尽管这更有利于皇帝的统治，但是精英会更关心自己的地方家族利益，而不愿意把资源上交给国家，从而削弱了国家能力。

沿着这一思路，王裕华老师提出，帝制中国，在唐宋形成了重要的转折点，唐宋以前政治精英的社会网络主要是“星状图网络关系”，而唐宋以后的政治精英则表现为“领结型网络关系”，在这一情形下，尽管统治者本人的权力越来越大，在位越来越稳固，但是国家能力却开始不断下降。

通过对古代大臣及其家族成员生平的追踪与编码，并对不同朝代官员进行社会网络分析后，最终的结论肯定了王裕华老师提出的假设，唐代以后的政治精英的社会网络关系相较于唐代及以前朝代官员的社会网络关系呈现出了更强的地方化趋势。

那么为什么唐宋之际会发生这样的转变？王裕华老师向我们展示了他收集并编码的古代中国气候变化与战争发生的统计数据，二者存在有高度的相关性，他认为，在公元9世纪与10世纪，“黄巢起义”是改变中国古代历史的一场重要起义。在“黄巢起义”里，黄巢的军队成功攻下了长安与洛阳两都，并在此盘踞了两年，史书记载，这一时期黄巢基本消灭了当时两地所有的中央官员，这导致了此前长期存在的星状网络关系的摧毁。

而通过比较唐宋两代官员入仕渠道的数据也能佐证上一观点，从科举入仕的比例来看，唐代科举入仕比例远远低于宋代，宋代以后，科举产生的官员比例急剧上升，社会流动性也日渐变高。从宋代开始，真正的科举社会才出现，旧有的门阀精英在这一过程中被彻底摧毁了，然而科举制也进一步导致了中国精英的地方化，这是因为，第一是宋代的科举需要有地方考过科举的人举荐，才能参与乡试，这就对地方地主家庭产生了动机，他们会倾向于与地方科举精英形成联姻关系，从而形成了地方化的关系网络；第二，是旧有的门阀势力并不需要通过土地与科举入仕，血统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然而从宋代开始，门阀制度的消失与科举制的全面推行，教育开始变得非常重要，这也产生了参与科举与购置土地的双重循环，加深了精英建立地方社会网络的动机。

最后王裕华老师总结道，国家建设是一个系统的社会工程，除了理清政治制度，国家能力所能发挥作用的社会结构也非常重要，产生有利于国家能力形成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也至关重要。

在问答环节，线上的听众就国家能力的衡量标准、税收能力能否等同于国家能力、唐宋之变以及合理的社会结构应当呈现什么样的形态等方面向王裕华老师提出问题，王裕华老师也一一进行了解答。

最后，主持人张长东老师总结了王裕华老师的观点，对王裕华老师在提出问题与收集材料中体现的严谨的学术态度表示钦佩，也再一次感谢王裕华老师进行的精彩讲座。

现场学术氛围热烈，活动取得了圆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