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是否可完全避免？各国公共卫生系统应对新冠大流行及格吗？什么是决定新冠疫情防控成效的关键因素？人类能从新冠大流行中获得什么？人类需要怎样的公共卫生体系？

围绕疫情防控与城市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应急管理、基层治理等关键议题，自4月19日起至6月7日，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牵头举办7期公益讲座。其中，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导师、上海交通大学-耶鲁大学卫生政策联合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赵大海在讲座中回应了以上问题。

他认为，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原本完全可以避免。然而，在全球大流行的“机会之窗”未关闭之时，大多数国家对新冠肺炎疫情做出了错误的预测和研判，各国公共卫生系统都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经此一“疫”，各国公共卫生体系应如何“亡羊补牢”？人类能否建立起理想的全球公共卫生体系？

近日，界面新闻对赵大海教授进行了专访。他指出，政治和经济必须让位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再次暴发重大公卫事件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以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共同应对未来重大突发公卫事件是人类的唯一出路。

以下为经过编辑的访谈实录。

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完全可以避免

界面新闻：您在讲座中的第一个问题就提到“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是否可以完全避免”，“完全避免”是指什么？

赵大海：中国总共有8万多新冠确诊病例，中国人口众多，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还经历了春节和春运，最终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将确诊病例控制在了8万多人。也就上海说从1月25号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各地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开始，到2月25号湖北以外新增病例降至个位数，我们用了1个月左右的时间就控制住湖北以外地区的疫情。3月17日，湖北新增疑似和现有疑似病例双清零，湖北的疫情也得到了控制。

中国能做得到，那其他国家呢？如果各国进行严格的防控，或者采取类似于中国这种防控措施的话，那每个国家的确诊病例都会控制在一个非常小的数量。如果各国早一点防控，一定不会出现全球大流行这个问题。

更为关键的是，2月22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就开始呼吁各国继续采取防控措施。我们很多学者，包括我本人在内，于2月25号前后一直到3月1号之前，密集地通过各类的国际媒体发表评论，呼吁各国一定要重视新冠肺炎，因为它有可能会很快导致某一个或某几个国家的暴发。

另外，当时我们还专门提到了欧盟，因为欧盟2月底依然实行成员国公民自由入境政策。我们当时建议欧盟进行严格的入境健康检查，如果有发烧或新冠肺炎疑似症状者，必须进行隔离。但当时欧盟认为完全没有必要做这种防控，其他国家也是如此。

再比如美国，总统特朗普3月9号还在其社交媒体上表示，不用担心新冠疫情，这种疾病比流感死的人少多了。当时，美国只有21例新冠肺炎死亡。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整个欧盟在自由入境政策的“绑架”下，美国在总统特朗普呼吁公众不要关注新冠肺炎的前提下，才导致了整个新冠疫情在全球的大流行。

因此说，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原本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回顾新冠疫情在全球的整个发展过程、各国当时防控的力度，一旦到了3月中旬再防控就来不及了。

界面新闻：您提到了一个观点，决定新冠疫情防控成效的不是公共卫生系统到底强不强，而是有其他因素？

赵大海：最主要的因素，目前来看，就是国家主要领导人对于新冠疫情防控的重视程度。

3月1号的时候，全世界真正做好疫情防控的，除了中国之外，还有我们的邻居蒙古国。日韩也开始防控了，韩国2月23号全国进入红色级别紧急状态，24号就比较严格了，25号开始对韩国的大邱市和庆尚北道实施了类似封城的措施。意大利当时已经封掉了北部主要是伦巴第地区的11个市镇。除了这些国家和伊朗之外，全世界其他地方并没有重视。

说到这里我就想提一下蒙古国，蒙古到目前（5月14日）为止，全国只有61例新冠肺炎确诊患者。而且它在2月13号就开始防控。这个国家肯定不是拥有多么强大的公共卫生系统，但领导人非常注重疫情防控，直到现在为止，它依然采取强度比较大的防控措施，政府一直非常重视。

为什么新冠疫情的防控成效跟公共卫生系统是否强大没有必然关联？因为本次新冠疫情防控的办法很简单，不需要强大的公共卫生系统。

首先，因为它是一个传播性疾病，对于所有的外来人员需要进行集中的检查、隔离，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比如说上海，所有从国外入境到上海的人必须全部集中隔离，集中隔离期间的14天内每天进行健康检查，出现疑似病例还要做核酸检测。经过这14天医学观察，如果有确诊的患者，再把确诊患者的所有密切接触者全部进行集中隔离，再确认其中是否有新的患者出现。新增的病例一旦出现了，再把这个新病例的所有密切接触者全部隔离——就是用最原始、最简单的方式一圈一圈来找确诊病例。

这种防控手段不只是防控新冠肺炎，很多传染疾病的防控，基本都采用这种溯源患者的流行病学调查方式。我们中国差不多是用了三轮时间追溯确诊患者就控制住了疫情。

要做人群的集中隔离、检查，单靠公共卫生系统是不行的。对于中国而言，需要公安、交通、社区等各个部门的配合。国外也一样，必须得多个部门联合来进行防控。

我的观点就是，国家最高领导人必须重视疫情的防控，公共卫生系统的强大与否和本次疫情的暴发与防控关联性很小。但是，这只是针对新冠肺炎而言。

界面新闻：中国实行严格封城措施时，有一些欧美国家却强调“自由”，认为如此严格的防控措施是“中国模式”的应对？

赵大海：其实其他国家也在做，因为没有别的有效办法。正是因为当时中国在做疫情防控的时候，他们没有真正来了解中国新冠疫情防控的真正本质是什么，以至于当他们发现问题再防控的时候，一方面不愿意借鉴中国的防控经验，另一方面又没有别的有效办法可以采纳，才导致疫情的暴发。

尊重公共卫生专家的正确建议很重要

界面新闻：您认为英国疫情目前被严重低估？

赵大海：是的。最开始的时候，英国首相不太关注新冠肺炎，同时英国政府的科学顾问提出了非常错误的策略。因此英国对新冠疫情的防控，在整个欧洲算是最晚的。

意大利是欧洲最早进行防控的国家，确诊病例就已经突破了20万。那么，比意大利采取防控措施要晚大半个月的英国，在人口数量和密度差不多的前提下，不可能比意大利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少。

另外还有一个非常显著的问题，英国最主要的政治核心层都已经沦陷，倾巢之下岂有完卵？英国的病例数据一定是非常高的。

但是英国没有做大量人群的核酸检测，也没有采取正规的流行病学调查、隔离的方式，而是你愿意去做检测就做检测，而且每天核酸检测的数量非常低，因此每天新增病例数据偏少。英国的疫情一定会比较麻烦。

界面新闻：您也提到，这次疫情防控成效，除了领导人的态度，是否尊重公卫专家的正确建议也很重要。

赵大海：英国的首席医学顾问是医生同时也是流行病学家，另外比较巧合的是，英国的首席科学顾问也是一位医生，而且首席医学顾问曾经还做过首席科学家。在一个国家里，首席科学家是医生、首席医疗官又是医生的情况是不多见的，英国刚好具备了。这原本是英国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是没想到他们有巨大的错误认知，对英国的疫情防控造成了非常大的负面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幸亏英国帝国理工大学的流行病学家做了新冠病毒的数据模拟，他们在报告中指出，如果英国政府不采取任何行动防控新冠疫情，可能会面临50万以上的死亡人数。

在这个前提下，英国政府就有点担心了。很快问题更为严重，查尔斯王子有了明显症状并确诊，然后英国首相自己也被确诊。假定首相没有被感染的话，我相信英国的疫情只会更严重。正是因为他自己进过ICU，知道新冠病毒比他们预期的要严重得多，所以后来英国采取了更积极的防控措施。

中国在这次疫情防控中应该讲非常尊重临床医生、呼吸系统疾病和公共卫生领域的专家，像钟南山、王辰、李兰娟三位院士，都是重症医学、呼吸系统疾病非常知名的院士。而且中国还出现了一些网红专家，他们主要从事呼吸系统疾病或者传染性疾病的治疗，疫情期间也发挥了比较好的科普作用。中国政府和主流媒体还是比较愿意听专家讲解自己的观点。

美国也有一流的公卫专家，比如安东尼·福奇（Anthony S. Fauci），他从1985年开始就在白宫做首席健康顾问。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公共卫生专家、传染病专家，但特朗普不愿意听他的建议，这个就非常麻烦。

疫情暴露出全球协作不足

界面新闻：您提出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一个共性，就是各国公共卫生系统的应对完全由本国政府、政治掌控，几乎未有共同的预警、应对、预防与援助机制？

赵大海：世界卫生组织本身是帮助各国应对传染性疾病的，比如哪个国家或地区出现传染性疾病，世卫组织可以对各国发出警示。另外，世卫组织有比较专业的资源、技术人员等，甚至可以来协调各国的资源，以共同应对某一个或几个地区发生的比较严重的传染性疾病。但是世界卫生组织毕竟是一个国际组织，必须得依赖于各个主权国家的配合。

现在一些国家之间也建立了一些小型联盟，比如去年大流感的时候，中日韩就有一个应对大流感的共同行动计划，在信息共享、风险沟通、快速干预等领域进行合作。这个机制之前就存在，刚好去年冬天中日韩对行动计划进行了更改和补充。

这次新冠疫情极个别国家之间有一些合作，但总体而言各国基本上还是单干，各扫门前雪。比如最典型的就是欧盟，意大利在2月底、3月初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曾经郑重地向欧盟提出援助请求，被欧盟拒绝了。当西班牙疫情也比较严重的时候，欧盟同样拒绝了。

在新冠疫情大流行的时候，欧盟根本就形同虚设，大家各自为战，最终的结局就是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每个国家都难以幸免，包括当时反对援助的德国、法国。现在，主要的欧盟国家如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德国，没有一个国家疫情是很轻的。

新冠疫情在欧盟暴发的时候，世界卫生组织基本上无能为力，因为疫情大面积暴发下，警示就已经没有意义了。而且世界卫生组织原本是一个科学的国际组织，后来也遭到一些发达国家的刁难，甚至被断供。我们未来必须要有真正的一个以防控传染病作为最重要任务的国际组织。

各国经过新冠疫情也会深刻体会到教训，未来如果再出现比新冠病毒死亡率高很多的传染性疾病，那人类可能就会直接灭亡。如果人类还不团结起来，还是完全纠结于各自的利益，那在重大恶性传染病面前，人类就面临生死存亡。因此，传染性疾病需要国际协同防控。

界面新闻：现在总结来看，在重大突发公卫事件当中，全球存在预警系统，但是协作不足？

赵大海：全球的预警系统现在也主要依靠各国上报信息，比如世界卫生组织的上报机制，我们现在还没有建立一个一整套的跨越国界的预警机制，建立协作机制就更难了，援助机制也是空白。未来这是一个重要的、必须要完成的任务。

全球新冠疫情应该会在本年度内结束

界面新闻：您预测，新冠疫情带给人类的灾难最终是怎样的？

赵大海：我认为，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只是人类历史长河中一次普通的大流行。人类经常遭受全球疾病大流行的摧残，各国公卫体系屡次被打穿。因为传染病大暴发是经常性的事件，上一次是10年之前，2009-2010年，H1N1大暴发，当时波及190多个国家，大量患者死亡。

而且，新冠疫情一定不可能是最严重的那一次，因为严重的传染病太多了。1918-1920年，西班牙大流感暴发，当时全世界人口17亿，感染了10亿。当时死亡人数没有具体的统计数字，至少是2500万人死亡，比较客观的统计数字是2500万到5000万之间。另外，科学技术在100年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我认为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不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大流行，而是一次普通的大流行。当然“普通”要加引号，它也不会太简单，最终的死亡人数也不少。

界面新闻：根据你们的测算，新冠病毒的感染人数预计将在1500万左右（包括未检测的人数），死亡人数将在100万左右？

赵大海：是。在没有太大政策变动的前提下，我们保守估计感染人数应该在1500万左右，死亡人数最保守估计应该在100万人左右。我们有一些比较成熟的模型来测算，根据主要参数平均感染人数、各国防控措施、干预时间和干预强度等进行。现在很多国家重启经济，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可能就要重新来调整测算。

另外，巴西是潜在的疫情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虽然当时巴西各个州采取了一些防控措施，但是总统极力主张防疫不能耽误经济发展，巴西的防疫措施肯定会越来越松散。而且巴西人口数量巨大，人口聚集的地区密度比较大，在这种情况下非常容易导致巨大的疫情暴发。

界面新闻：这是什么时候做的预测？

赵大海：4月中旬。当时各国基本上都在采取比较积极的防控政策，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都处于疫情比较严重的时期。但是4月底之后，各国也吃不准是否还要采取积极的防控措施，因为经济下滑的形势比较严峻，比如美国有3000多万人失业，11月3号又即将迎来总统大选，导致整个国家的社会压力和政治压力比较大，所以美国五一之后开始重启经济。

界面新闻：您当时预测新冠疫情应该会在本年度内在全球消失，那现在怎么看？

赵大海：我依然会持同样的观点，主要原因是，世界上任何一次大流行的传染病（除了100年以前的西班牙大流感，因为那时候刚好有战争这个特殊的因素在），一般情况下它的生命力比较弱，来得很猛，去得也很快，包括“非典”和H1N1。这一次我相信也不例外，它不会成为一个伴随人终生的传染病。目前所有的大流行传染疾病都有同样的规律，虽然科学很难推断、解释它怎么消失，但一般就是跨一个年，按道理今年年底应该会在全球消失。新冠疫情在中国的消失，是我们自己防控防住的，但有些国家可能是因为人群免疫，就是牺牲一部分人来保全另外一部分人。

以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来应对是唯一出路

界面新闻：人们能从新冠肺炎疫情世界大流行的惨剧中获得什么？

赵大海：新冠肺炎疫情的世界大流行是完全可避免的，完全是一群政客贻误了战机，比如英国、美国，基本上都差不多是这样，如果早一点防控的话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还有，政治和经济必须让位于重大突发公卫事件的防控，政治、经济把戏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前“一文不值”。

人类对未来突发重大公共卫生等事件仍充满未知，再次爆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可能依然存在，可能不需要等待10年。唯有以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共同应对未来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是唯一出路。

界面新闻：怎么理解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

赵大海：任何一次传染性疾病大暴发的时候，这个传染性疾病本身是人类唯一的敌人，人类应该是一体的。病毒不会只针对中国人或者只针对于越南人、美国人，病毒对任何人都是一样的。而且未来随着人口流动更加频繁，地球的交通距离越来越短，从中国到美国可能只要五六个小时。在这种情况下，在重大传染病面前，如果不将所有人类利益完全契合在一起，而是搞分裂的话，病毒很容易把所有国家的公共卫生系统各个击破，威胁全球生物安全系统。

界面新闻：人类需要怎样的公共卫生体系？

赵大海：公共卫生体系的首要任务是预防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尽量不要让传染性疾病来测试我们的公共卫生系统，因为这样一定会有伤害。我们真正要做的其实是预警，在传染病暴发的萌芽状态，就能灭掉它。

其次，人类最新的科技成果应优先应用于公共卫生领域，实时更新公共卫生预警能力。目前我们的公共卫生系统一直是被冷落的，它是一个冷的部门。不发生重大传染病的时候，大家都想不到它的存在。这一次各国的公共卫生系统都表现出来落后性，使用的技术、人员的知识储备可能还是几十年之前的，因为它没有经过历练，政府也不愿意投资公共卫生。未来，我们应该充分意识到对公共卫生的投资是必不可少的。

未来，我们需要将公共卫生的地位进一步提高，这可能要改变一些机制，政府不但要投资公卫，而且要培养一支精锐的公卫队伍。同时，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的经常性实战演练应该成为公共卫生体系运行的常态。

界面新闻：您也提到未来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国家公卫系统的应对能力、话语权在国家政治体系的地位不应根据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不同而有差异。怎么能做到这一点？

赵大海：意思就是说公共卫生专家应该有更大的话语权，未来应该意识到，遇到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得尊重专家的建议，专业的事情必须有专业的人来做。政治是政治，公共卫生是公共卫生，不能把公共卫生事件当作政治事件。

界面新闻：您提出，未来应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建立起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全球公共卫生应急与治理体系？

赵大海：经过新冠肺炎疫情，我相信未来各国会少一些争吵，多一些对问题的真正思考。我们必须要建立全球层面的、实体的公共卫生联防联控机制，否则疫情下次还会来，我们还会被打败，到时我们还是会像今天一样，没什么区别，只是重复同样的故事而已。

编辑：刘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