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日，由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为主承办的2020全球城市论坛在上海交通大学举办。本次活动系“世界城市日”主题活动之一，论坛主题为“提升社区和城市品质”。上海交通大学政治经济研究院名誉院长郑永年教授在论坛上发表题为“新冠疫情背景下全球城市治理走向”的主题演讲。

根据郑永年教授主旨演讲视频整理

大家好，首先祝贺全球城市论坛的召开，也希望这次论坛开得非常成功。我很高兴今天就新冠疫情背景下全球城市治理大趋势的问题，跟大家交流几点意见和我自己的一些观察。那么这个问题当然很大，城市所面临的挑战是非常大的，我今天围绕这几个方面来讲一讲。

新冠病毒背景下，实际上我们看到很多城市，无论是中国也好、北美也好、欧洲也好，大家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新冠疫情就暴露了各个国家、各个国家城市，本来就存在的弊端和短板。只是说新冠病毒来了，大家没有准备好，把这些弊端和短板给暴露出来了。

那总体来说，我们这个城市所面临的问题，就是来自于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来自自然的挑战，一方面来自我们人类人为因素的挑战。来自于自然的原因现在当然非常多了，例如像气候变化带来的环境变化、水资源干旱、超寒流、超高温等，这些都是一个大的趋势。有些城市越来越热，气温越来越高，有些城市冬天没到，就是超寒流，城市生态就跟以前不一样。实际上以前的SARS也好，今年的新冠病毒也好，本质上说也是城市化的结果。因为城市化，人类生存的空间越来越扩大，跟自然越来越没有边界。也就是说自然跟我们人类生活、已经不可分了，吻合在一起了。那么人类挤压大自然，大自然自然地就起来反抗。当然，现在我们还没查清楚新冠病毒到底来自于哪里，但是科学家发现，类似于像冠状病毒100多万种冠状病毒，随时都可以向人类袭来。如果从历史上看，像这个病毒的流传，就跟城市化相关的。但是如果城市化不可避免，那我们如何把那些病毒纳入城市管理的一部分、治理的一部分，也是需要考量的。

那么来自人类自己发展所带来的挑战，也是非常严峻的。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2008年，我们经历了一波超级全球化。这波超级全球化一方面为我们带来了巨量的财富，包括美国、中国很多国家都是从这一波超级全球化获益。超级全球化表明，资本、技术、人才的自由的流动，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再加上技术的进步，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但另一方面，我们社会就越来越不公平、越来越不平等，财富越来越流向了少数人的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从二战到70、 80年代，美国的中产阶层就达到70%。但是这波全球化以后80年代以来，美国的中产阶级总体上是一样的不断下降。所以美国以前被称为中产社会，但是现在他们就叫富豪社会，财富太集中，社会不公平。一个社会基本的公平不存在了，这个社会治理就很难。现在美国发生的民粹主义运动，欧洲发生的民粹主义运动，它实际上就是这个结构的反映，就是城市治理、国家治理问题，分配不公平。大家借着这样一个机会，把什么样的愤怒都表达出来。如果这些东西不能有效解决的话，一个社会城市的发展，它的可持续性就有问题。那么我们所要回答的问题，就是如何改善城市治理。

这里想讲三方面的结构性的平衡的问题。结构性的问题，当然很多细小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提出来，可以讨论。

第一个是大城市跟中小城市之间的平衡。大家可以看到从中国武汉封城，到欧洲意大利、法国、德国、英国这些国家大规模的封城。一个大城市的封锁，它不仅非常困难，而且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中国的武汉封城，我们的执政党把老百姓的生命放在第一位，这种人道主义精神很重要。另一方面，我们也造成了巨大的经济上的损失。如果从城市治理的角度来说，这里有一个城市规模的问题。大城市化我觉得不可避免，我们的很多经济学家也在提倡大城市化。实际来看，例如日本，日本已经有1/3左右的人口，集中到东京周边的地区，韩国的人口主要集中在首尔。那么中国呢，我们的人口不断地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集中。因为大城市化与经济的效率有关系，城市越大越能创造GDP。

但是大城市化也是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包括我上面所说的气候变化、瘟疫、新冠、SARS，当然也包括战争的风险，社会动荡的风险。现在是和平时代，所以战争冲突的风险意识就小，但是别忘了一战、二战，欧洲有多少的城市毁灭于战争。韩国的首尔，那么多的人口集中在这里，整个国家集中这个地区，如果发生战争，我是感觉到非常危险。很多发达国家，他们的城市（规划）防止超大城市的发展，就是说比较均衡的发展，超大城市跟大城市、大城市跟中小城市有个均衡的发展。

我们不仅要考虑经济效益的问题，还要考虑城市安全的问题。我个人觉得中国一方面不要人为地去推动超大城市化。政府如果真的要发挥更好的作用的话，应当引导城市平衡的发展，尤其是我们要筛选三线四线的城市，要把他发展好，不要所有的优质资源都放在*城市。如果是这样的话，*城市以后的治理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失去均衡了，那就很困难了。

第二个是经济增长跟社会发展，或者社会安全之间的平衡。我们如果看一看世界上的城市，分析经济增长跟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其实不难发现这几类城市：有一类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了，但是社会不稳定了。其实美国有些城市，经济发展得很好，亚洲也是一样，但社会不稳定。这就是一个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也就是城市治理的问题。因为高速的经济增长，往往带来收入、财富、环保等问题，这些问题又会影响到城市的稳定。还有一些城市，经济不发展，城市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社会死气沉沉，经常发生街头运动，稳定不下来。我是非常担心我们有些城市，经济发展了以后就高度政治化，高度政治化了以后，天天街头运动，没有一个社会稳定的环境。经济就不发展，没有就业，没有税收，这样城市的衰落其实很快的。如果社会抗议、不稳定、经济不发展，陷入一个恶性循环，这个城市肯定会是麻烦。但是也有些城市，实现了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可持续的稳定。

无论从理论和实践上说，经济的根本问题还是一个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因为西方很多城市，包括美国“铁锈带”的城市。为什么会衰落，我是觉得它的资本过于处于主导地位。马克思指出，资本肯定会跑到赚钱的地方，不赚钱的地方资本就待不住，所以资本来了城市就发展起来了，资本走了城市就衰落了。资本过于强势的城市，也是有问题的。也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它的城市政治起了主导作用，因为政治趋于保守，所以市场不发达、所以经济也是发展不起来。两个极端，无论是资本主导的城市，或者政府主导的城市，都没有发展起来。

大家去看看那些发展好的城市，政府跟市场两个角色，都能发挥充分作用。诚如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说，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我觉得这就是普遍适用的一个规则，不仅是适用于一个国家的发展，也是适用于一个城市的发展。在城市发展中，也是同样要做到市场和政府两条腿走路，这样的城市就能做得好。无论是西方也好，中国也好，在这方面确实有很多的经验可以学。

第三个平衡就是一个国际化与地方化的平衡。一个城市要发展，国际化非常重要。大家可以看，越是国际化的城市就越开放，越开放它的发展动力就越强，发展水平就高。这是比较好理解，一个城市越开放，所需要的生产要素更能从外面进来，不仅能从国家的其他方面进来，也是从国际生产要素进来。深圳市如果不开放，深圳发展发展所需要的生产要素如何能跑到深圳来。所以我是觉得国际化非常重要，无论是西方的城市，还是中国的城市，大家一定要国际化。

但同时城市的发展，也要照顾到地方的需要，城市毕竟是人居住的地方，所以城市的发展就要跟城市居民的需要结合起来。一个城市居民的需求如果不能得到满足，这个城市的社会稳定就会成为问题。我刚才上面也讲了，因为开放经常会带来国际化和地方化的失衡，城市的经济和社会本来是一体的，经济和社会是互相嵌入的，城市的发展，经济就需要提供城市的就业和税收。但是如果开放，就像上个世纪80年代到2008年那波超级全球化一样，开放就导致了国际层面的劳动分工，使得经济和社会互相脱节、脱嵌，脱离开来了。所以一方面我们看到经济突飞猛进迅速发展，但城市居民的需求不能得到满足。我就列举一个这次新冠疫情英国、美国流传扩散的例子，英国和美国是西方经济非常发达的经济体，那为什么他不能有效的对付、遏制新冠的扩散。当然这里面也有制度的因素。早期有一个因素非常重要，大家可能忽视了，是因为国际劳动分工而导致的他们的医疗物资的短缺。当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电视上给美国老百姓说，你们大家不用怕，美国是世界上最强的经济体，是最先进的医疗体制。但是因为美国缺少口罩、缺少洗手液、缺少防护服、缺少呼吸机，老百姓感觉到不大安全。这并不是说美国没有能力生产口罩、防护服、呼吸机，因为美国不生产了。美国把大量的医疗物资的生产，转移到其他国家，因为附加值比较低，就转移到中国或者其他国家。

从经济上说，这是国际劳动分工，大家可以理解因为美国控制了附加值高的产品的生产，把附加值低的都转移到其他的国家去了。这种现象当然不仅是美国发生，欧洲在发生，我想中国未来也会发生。同时，我觉得大家也要照顾到社会的需要，老百姓生命安全的需要。如果国际劳动分工太过于为国际资本所主导，这个资本就和社会的需要脱节，一旦危机来临，那么资本和社会不相关了。这就是导致了为什么先进的经济体，缺少医疗物资，不能为老百姓带来一个安全感。因而，一方面我们要国际化，另一方面我们要照顾地方居民的需要。

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讲这三个结构性的问题。但我觉得今天我们城市治理中很多问题，都和结构性的有关系。80年代以来，为什么有些城市成功了，有些城市失败了，有些城市停滞不前了。我想成功故事背后，都有他们自己的原因，失败的城市也有它自己的原因。所以我们这样一个国际城市论坛，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大家互借互学，大家互相学习成功的经验，同时也要去避免失败的，或治理失败的那些悲惨经历、教训。这样，我们可以共同努力追求更加美好的城市生活。

谢谢！

编辑：陈志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