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16日，由UCMT协進教育承办的上海管理科学论坛2021-系列分论坛第一场顺利举行。本次论坛聚焦数字时代背景下的变革、协同、共生、创新等深度议题，以“数字 经济·商业模式·管理创新”为主题，邀请数十家高校的商学院教授进行相关的主题分享，从学界视角出发，共同探讨全球新格局下的管理变革与创新。

论坛期间，南京大学以“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成长”为主题进行了分享。分享嘉宾有南京大学商学院营销与电子商务系姜正瑞教授、南京大学商学院营销与电子商务系陈曦教授、南京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系贾良定教授。

以下是南京大学三位教授的分享总结。

《消费者隐私保护和人工智能发展》

南京大学商学院营销与电子商务系 姜正瑞教授

姜教授引用了《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以及《环亚数字经济研究报告》的三组数据，指出中国数字经济正取得飞速的发展。他认为，数字经济是个很宽泛的概念，人工智能产业包含在其中，近年来也呈现出突破性的增长。

接下来，姜教授探讨了在数字经济急速发展的背景下人工智能与隐私保护之间的关系。他指出，中美两国都处于人工智能产业的第一梯队，美国在基础研究和吸引全球人才方面占据优势，而我国在国家支持和技术转化速度方面也有着相对的优势。

姜教授认为，人工智能的训练需要以数据作为支撑，海量信息数据是人工智能迭代升级不可缺少的“食粮”。人工智能越是“智能”，就越需要获取、存储、分析更多的个人数据信息。然而，借助获取的数据信息，基于日益强大的数据整合、处理能力，人工智能技术可以为用户精准“画像”的同时也潜藏着不容忽视的隐私泄露风险。如果数据搜集和人工智能应用得不到合理管控，人类将被置于隐私“裸奔”的尴尬境地。

人工智能被认为是科技创新的下一个“超级风口”，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把握了人工智能技术就把握住了未来。那么，鉴于当前激烈的国际技术竞争形势，为加快人工智能的发展，我国是否应该牺牲一些隐私保护来赢得人工智能的跳跃式发展，从而在下一次产业革命中赢得更有利的地位呢？这是姜教授一直在思考和研究的一个课题。

他指出，过去一些年，相对于国外来说，我国对人工智能应用的监管比较宽松，数据监管和隐私保护存在很多漏洞。例如，人脸识别应用广泛、手机APP过度索权等行为让消费者变得透明，且更容易成为非法推送商业信息、大数据杀熟的对象。

对于数据监管和隐私保护，2018年5月25日生效的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是迄今为止最完善、最严格的数据保护监管框架。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GDPR已产生1.14亿欧元罚单，最大罚单是法国给谷歌的5000万欧元，因其发送广告时缺乏透明度、信息不足，未获得用户有效许可。

美国虽然高科技发达，且是世界上最大的数据保有国之一，但尚未有一部单一的、通用的网络隐私保护立法。其关于数据隐私立法的最新进程是2019年2月美国政府问责局发布的《互联网隐私》报告，强调推进类似于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的隐私立法的进程。

2021年11月1日，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正式实施，与《民法典》、《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电子商务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共同编织成一张消费者个人信息的“保护网”。切实落实“告知-同意”规则、不得过度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严格限制对敏感个人信息的处理、禁止“大数据杀熟”等行为、大型互联网平台当好个人信息保护的“守门人”。

随后，很多互联网公司与相关科技公司都在依据《个人信息保护法》进行整改，可以预见的是，《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实施对很多平台企业的盈利模式，尤其是广告盈利商业模式将产生深远影响。

加强个人信息保护已是全球趋势，但是这也带来了一些副作用。因为用户跟踪对提高社交网络的广告效果起到关键作用，是高科技企业高额利润的保证，用户信息保护的加强势必引起此类企业市值的大幅缩水。同时，个人信息保护的加强会减少数据量和特征丰富程度，降低人工智能算法的训练质量，影响人工智能产业的快速发展。

过去一些年，丰富的数据和宽松的监管被认为是中国在人工智能产业上赶超西方先进水平的两大有利因素；而最近实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和其他相关法律则可能会改变这一态势，将使我国从数据监管最宽松的主要经济体变为监管最严格的主要经济体之一。

忽略隐私保护不可取，但是保护程度越高越好吗？过严的隐私保护让企业的数据收集、使用及流通的合规成本增加，影响高科技行业的盈利水平，进而降低对研发的投入水平。

企业界和学术界需要积极探讨隐私保护和人工智能发展两者之间的共生与矛盾关系，以及最近实施的数据保护法律对相关产业健康发展的影响。

除了立法之外，通过技术，包括加密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来保护消费者的数据安全、区别对待不同行业、加强政府部门和国企对关键核心数据的搜集和使用监管、行业协会协调行业层次的数据搜集和使用监管等，都是可以考虑的补充方案。

《企业数字化转型生态路径》

南京大学商学院营销与电子商务系 陈曦教授

陈曦教授从我国所处的数字化背景介绍开始，逐一探讨了我国数字化转型的内涵与特征、数字化转型的维度、以及数字化转型的策略选择。

首先，他指出，我国数字经济的整体规模位居世界第二，但就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角度而言，中国未来数字经济仍有巨大的增长空间。

陈教授认为，不同国家对其数字化部署的侧重点不同，从《“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为目标”来看，我国推行的是全面的数字化，制造业是我国数字化转型的主要阵地。

数字化转型的内涵与特征

陈教授列举了一些权威研究机构和知名企业及学者对数字化转型的解释，这些视角呈现出一定的差异，但也可以提炼出一些共性，从战略高度来说，在数字化转型中，技术不再是从属地位，而是与组织较之耦合、深度融合的，其对组织的价值由“支撑”作用进一步向“重塑”作用的转变。

数字化转型的主要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 用户为中心，即产品为中心转向用户为中心，流程驱动转向场景驱动、注重功能转向注重用户体验；

第二， 能力多元化，包括数字化连接能力、数字化洞察能力、数字化创新能力；

第三， 智慧导向，在挖掘数据价值的基础上，提供智能化洞察、分析、预测；

第四， 动态演变，基于社会发展、业务变化不断动态调整、迭代推进、阶段平衡；

第五， 数据驱动，对企业积累的数据进行资源化、资本化、资产化，释放数据价值；

第六， 跨界融合，包括知识跨界融合、部门跨界协作、组织跨界共赢；

数字化转型三维度

一、数字化转型“三步走”

第一步是组织内的数字化，即组织内部纳入员工，让全体员工参与数字化转型，共同体验数字化转型的价值；

第二步是组织间的数字化，即组织间联动伙伴，与合作伙伴共同感受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效率提升和业务增长；

第三步是组织外的数字化，即组织外连接用户（客户），建立更为紧密的连接，企业不只提供数字化产品，更为用户创造数字价值；

当组织内、组织间、组织外的数字化叠加在一起的时候，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生态圈就会浮现。企业内数字化转型关注“点”的数字化，企业间数字化转型关注“链”的数字化，企业外数字化转型关注“网”的数字化。

二、单点转型：战略、业务、组织

战略数字化是指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一定是自上而下推动的，它包含领导者的数字化转型、数字化团队的构建，以及之后的全员参与数字化转型三个部分。

业务数字化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产品即服务、服务即产品的业务模式改变产品/服务的内在逻辑。以产品为中心的商业价值创造理念转向以用户（客户）为中心，促使企业从产品运营商向用户运营商转型。

组织的数字化通常情况下贯穿在战略和业务的数字化过程中，它关注两个要点：

一个是信息的传递模式转向基于数字平台的“广播式”传递，例如社交媒体应用、组织沟通协作等；

另一个是组织管理机制将趋向灵活化、柔性化、敏捷化。

三、从供应链数字化到数字化供应网络

“链”的数字化就是把每一个数字化企业串联起来，“网”的数字化更多的是将多个链条织成一张网。相比于“点”的数字化，“链”与“网”的数字化更为复杂，难以剥离。

传统的供应链关注计划、采购、生产、物流，供应链数字化就是对其中的每一个关键环节进行数字化。在技术上，侧重于对供应链全链条上的数据进行采集和分析，在流程上，关注持续改善多方协同模式。

供应链数字化的建立使得搭建数字化供应网络、协同平台和基础设施成为可能。数字化供应网络中心相当于供应链的数字大脑，主要负责产生供应链运营的洞见，用于指导、改进、优化数字化计划、采购、生产、物流、以及与之相关的服务；协同平台贯穿所有供应链活动，并连接客户关系管理（CRM）系统和供应商关系（SRM）管理系统等。

四、从创新链数字化到数字化创新网络

陈教授把创新链简化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创新的产生、创新流动/转换以及创新价值实现。相应的，数字化对创新链的改变也体现在创新生产范式的变革、创新生产过程的变革以及创新价值实现的变革三个方面。

陈教授认为，数字化转型不仅是组织内一次短期的变革，更是一场持续性的价值增值过程。企业需要从整个生态角度出发，将员工、伙伴、用户纳入同一数字生态圈，共同推动生态的数字进化。

同时，企业应当依据自身的转型需求、转型重难点、资源禀赋等条件选择合适的转型方法、模式与路线。他提出了三种通用递进式的数字化转型策略：

1

聚焦局部优化的单点转型策略

适用于数字化基础较弱，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所需资金、能力等的投入较为有限的企业，一般表现为中小传统企业，它们的转型目标是为了实现企业关键业务的表达。

这些企业可以借助数字技术或依托大型工业互联网平台，对企业某个关键设备、系统、业务环节或者相对独立的业务场景进行单点投入，实现某一环节的数据汇聚和互联互通，并将数据价值融入该环节中，实现既有方案的数字化升级。

2

集聚体系建设的“点+链”转型策略

适合数字化基础较强，具有较为充沛资金的行业大型企业或平台型企业，它们的转型目标是构建企业级数字平台或行业级工业互联网平台。

这些企业可以将数字技术应用于企业生产经营的全过程，以“点”带“面”搭建数字化平台，重整企业碎片化资源，消除或赋能企业生产经营环节中的低价值环节，实现企业全链条业务活动的数字化。

3

集聚生态重构的“点+链+网”转型策略

适合数字化基础较强，在细分行业中具有话语权的头部大型企业或领军企业，他们的转型目标是依托行业级工业互联网等数字载体构建具有一致价值观的企业生态群落。

以头部/领军企业为核心，将企业集聚在供应链、创新链、价值链各个环节，形成基于数据联通的供应网络、创新网络和价值网络，实现企业可持续、可共赢、可增值的良性数字生态圈。

最后，陈教授指出，以生态重构为导向的数字化转型势必改变企业的生存方式，除转型中的研究问题之外，还有数字化的测度问题、如何平衡数字化过程中的隐私与安全问题、如何在知识管理、产权保护、技术创新之间寻找动态变化的平衡点问题、在追求效率的同时如何兼顾公平的问题等，都是当下与数字化转型紧密相关的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

《“无中生有，有中生无”的企业成长理论》

南京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系 贾良定教授

贾教授选取了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6家典型企业--海尔、美的、TCL、格力、福耀、吉利为研究对象，对它们从创业起始至今的成长历程进行了剖析，旨在建立新的企业成长理论。

他认为，企业成长是“无中生有->小有到大有->有中生无”的过程。“无中生有”是将生产性机会和市场性机会的可能性实现为产品或服务的过程，其本质是定位和取舍。“小有到大有”是指产品或服务的市场地位和占有率不断扩大的过程，需要不断解决效果和效率问题。

“有中生无”是指在从小有到大有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新生产性和市场性的机会，使企业进入新一轮“无中生有->小有到大有”的成长过程。

两类能力驱动企业成长过程：

一是企业能力，由“创新力、执行力、文化力、制度力、共生力”构成，解决效果效率问题，驱动企业从小有到大有；

二是企业家能力，由“环境洞察、大势把握、体系笃建、宗旨慎思”构成，审视“无中生有”过程的定位与取舍，克服机会陷阱，同时审视企业能力建设，克服能力惰性陷阱。

稿源：姜正瑞、陈曦、贾良定教授编辑：杨明排版：陈茜茜往期精彩回顾“上海管理科学论坛2021”成功举办 数字经济时代的商业模式与管理创新再成焦点2020年上海管理科学论坛成功举办 大咖云集共话数字经济时代管理变革！UCMT | 上海管理科学论坛2021-系列分论坛第一场圆满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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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凌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