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至今新冠疫情的暴发，不仅威胁了人们的健康、对经济带来冲击，同时也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特别是社交距离、封城等疫情防控措施，使得疫情期间大量的社会生产活动转由家庭承担，比如原本可以购买的家政服务减少；对于有子女的家庭来说，学校、育儿机构停业导致育儿负担大幅度增加。这些无形中增加的家庭生产活动，在家庭内部产生了男女之间的较量和制衡。

本研究发现，由于男女的家庭和社会分工的传统差异，2020年女性相对男性的劳动力市场劣势进一步扩大，特别是已婚、有未成年子女的女性从业者，相对具有同等特征的男性，承担了更多的家务劳动和照顾子女的责任，生活和工作的兼顾导致女性更多职场损失，心理健康水平也发生了显著的下降。

疫情防控期间女性职场损失更为明显

2020年3月初到11月底，北大国发院与“腾讯智库”合作进行了近6000名从业人员的追踪调查，其中男女比例各占一半，包含了3512个已婚家庭的信息。关于该数据的全国代表性，在《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基于个体追踪调查的全面分析》一文中进行了系统的阐述（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可见）。利用该数据，本研究系统分析了我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上不同性别从业者在2020年经历的就业状况以及家庭分工情况的变化。

首先，相对男性劳动力，女性劳动力失业率更高，复工进度更慢，居家办公可能性更大。2020年3月初有近10%的女性从业者失业，男性则为6%；6月中旬，女性的失业比率上升到11.6%，男性为10.7%；到11月底仍有7.4%的女性处于失业状态，10%退出了动力市场，而男性失业比例仅为2.4%，退出比例为5.7%。

从全年来看，经历过失业的女性从业人员达到19.2%，男性为13.3%。女性不仅失业可能性增大，其失业时间（152天）也较男性更长（104天）。女性失业时长超出半年的比例高达28%，男性则为16.4%。同时，居家工作的女性比例更高，特别是2020年上半年，女性居家办公的比例比男性高出25%-35%。

女性失业率高、复工缓慢、居家工作比例高主要有两方面的解释：一是，疫情带来的经济下滑主要打击的是服务性工作，而这些行业多以女性就业者主导，可能导致其受到更大冲击。CNN报道的一个研究也发现，美国疫情以来失去了14万个工作岗位，其中大部分为女性工作的岗位，经济恢复后女性就业的恢复速度也比男性要慢 ；二是，女性承担了更多的家庭照料工作，她们更可能牺牲工作顾全家庭，导致其工作时间减少，失业以及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比例增加。

为了进一步厘清女性失业的原因，本研究利用回归分析，通过控制与劳动力市场表现高度相关的个人特征，如年龄、教育程度、疫情前收入水平等，以及在疫情前从事的职业、行业和工作单位类型等就业特征，进一步排除了由于劳动力生产率的性别差异和职业、行业等分布差异带来的不同就业结果，尽可能地识别出单纯由于性别差异导致的就业状态变化。分析发现：一是，女性仍比男性失业的可能性高；二是，男女之间的个体特征和职业、行业的就业分布差异无法解释男女的失业率差异，这说明女性所从事的职业、行业在疫情期间并不存在劣势。

为了进一步探讨女性的家庭角色是否导致其就业状态处于劣势，我们分析了婚姻和未成年子女对男、女从业者的不同影响。分析发现：一是，婚姻使得女性在职场上处于更不利的地位；二是，有未成年子女会进一步加大女性的职场劣势地位。由此可见，疫情期间家庭照料的压力可能是导致女性就业损失的不可忽视的原因。

这一影响还可能是深远的。纵观2020年，女性从业者相对男性劳动力市场的差距显著扩大。2020年末相对2019年同期，女性从业者相对男性失业或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比例增加了6.1个百分点，周工作时间显著减少了3.7小时，月工资损失了462元。随着疫情的持续多点暴发，女性劳动力恐怕难以在短期内回到疫情前的水平。

家庭内的夫妻互动

有研究发现，疫情期间欧美国家的家庭工作模式也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夫妻的受教育水平影响了他们的劳动分工：无论男女，教育程度高的一方更有可能变成家里主要的经济支柱。这主要是由于疫情的冲击使得低端工作、远程工作的可能性小，更可能停工，而高技能工作更可能在家继续工作，适应新形势下的家庭工作模式只能抛弃传统的性别分工，由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赚钱养家。

中国家庭内的夫妻互动情况如何呢？基于3512个家庭样本，本研究进行了复工、失业状况、工作时长等方面的夫妻双方交互影响分析。研究发现，面对共同的疫情威胁和经济冲击，中国夫妻会对工作和家庭生产共同做决定，并呈现出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合作模式。具体来说，相对于丈夫，妻子更不可能复工、更易失业或退出劳动力市场；有6岁以下子女还会进一步加剧职场妈妈的相对弱势地位。

从家庭内部的分工谈判来说，是否女性的人力资本越高，她就越能够决定家里的分工呢？利用上述家庭模型，可以进一步分析女性相对收入优势和人力资本优势是否能逆转其女性身份的劣势，缓解女性的家庭照料压力。分析发现，收入或者人力资本水平比丈夫高的妻子，可以扭转劳动参与方面与丈夫的差异，但是不能完全抵偿其劳动时间的减少，如果有6岁以下的子女，则妻子的强议价能力几乎无法发挥出减轻其家庭照料负担的作用。

时间分配方面的分析也发现，相比丈夫，妻子们在疫情期间承担了更多的家务劳动，特别是更多地陪伴孩子的学习，同时妻子们的社会活动参与度、上网时间和运动时间都明显少于其丈夫。

职场母亲的心理健康损失显著

最后，对男、女从业者的心理健康水平的差异分析显示：一、女性整体的心理健康水平显著低于男性，这一差异从2020年3月到年底呈现缩小趋势；二、已婚从业者的心理健康水平性别差异更大，在2020年上半年，已婚心理健康水平显著低于已婚男性，在2020年下半年随着疫情的有效防控和经济复苏得以一定程度上的缓解；三、有未成年子女进一步加大了疫情期间不同性别的心理健康差距，职场妈妈经历了更大的心理健康冲击，年中之后随着孩子逐渐复学，孩子对女性从业者造成的额外心理压力不再显著。

总之，本研究关注疫情期间女性的家庭和社会地位的变化，提供了女性在2020年整体劳动力市场地位相对男性下降的证据，特别是已婚、有学龄前子女的女性，其劳动力市场地位下降更为明显。研究指出，家庭照料负担是导致女性职场损失的重要因素，作为妻子、母亲，即使女性在家庭中的相对收入和人力资本具有优势，也只能弱化而无法改变其被赋予的家庭分工角色。

疫情期间，社会、经济生活停摆的同时，女性在家庭和职场上权衡势必作出更多的牺牲，使得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劣势地位加强，心理健康水平明显下降。不容乐观的是在后疫情时期，女性的相对劣势地位并没有在短期内发生反弹。本研究呼吁，社会和家庭层面，在疫情及经济下行期，对女性特别是职场妈妈们应给予更多关注。

张丹丹，北大博雅青年学者、北大国发院经济学副教授（长聘）、教育部长江青年学者。张丹丹老师的研究领域为劳动经济学、应用计量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