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余淼杰:数字贸易正在成为中国“弯道超车”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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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疫情的影响,第127届-129届广交会均在线上举办,三次“上云”之后,本届广交会终于首次在线上线下融合举办,这是在特殊时期、特殊国际环境下举办的一次特殊盛会,具有里程碑意义,并实现广交会历史上多个“首次”:首次以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为主题,首次线下设立“乡村振兴特色产品”展区,首次举办国家级珠江国际贸易论坛……本届广交会期间,南方财经专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余淼杰。
广交会的两个转变是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的体现
南方财经:余教授您好,我们都知道广交会过去主要是在线下举办的,但是因为疫情的影响改为线上,从这一届开始线上线下融合举办,您的参会感受是什么样的?
余淼杰:广交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国交易的平台,一般被认为是中国经济的晴雨表,所以我也非常荣幸能够有机会参加论坛。我总体的判断是,现在我们的广交会采用线上和线下两种形式相结合,也更好地体现了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数字经济的大时代,这也是一种与时俱进。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也反映出我们现在的国际贸易不只是一般的商品贸易,还有服务贸易,它也包括了我们刚刚兴起的数字贸易,广交会的形式刚好体现了这种方式,非常好。
南方财经:2020年广交会也提出将加快实现“从货物贸易为主,向货物服务技术全方位的贸易转变”,“从出口促进为主,向进口和出口并重来促进贸易平衡转变”,您怎么看待广交会发生的这些变化?
余淼杰:广交会发生这些变化,也体现了我们要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的一些方向。要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要做到几点,一方面是要扩大出口,另外一方面是要扩大进口。扩大进口的好处体现在几方面:对消费者来讲因为有更多进口产品,所以普通老百姓能够享受到更多的进口产品,能够提升幸福的获得感;从生产者的角度来说,扩大进口中间品可以降低中间品的生产成本,比如进口一部汽车的轮胎皮带发动机,如果这些产品的关税下降,整个汽车的成本也会下降,成本下降的话它利润就上升,对企业和产业都有促进作用。利润上升加大竞争会产生优胜劣汰的选择,会让更好、更多的企业留在市场上。所以广交会出口和进口并行并重,刚好反映了中国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的一个要求。
另外,除了商品贸易我们还强调服务贸易、技术贸易。中国是全球第一大商品贸易国,也是第二大服务贸易国,在十四五规划期间,对服务贸易要加大力度发展,主要体现为扩总量、调结构、树特色。我们要增加服务贸易的总量,调整服务贸易的结构,特别是在旅游、运输、教育产业方面要更好地发力,然后树立自己的特色,比如说我们的中医产业就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产业。
今年广交会的主题设计,也非常好地契合了全面开放新格局构建的主要内容。
数字贸易成为中国“弯道超车”的机会
南方财经:广交会专门设置跨境电商展区,您怎么看外贸的数字化转型和跨境电商这种外贸新业态的兴起?
余淼杰:今天的广交会设置数字贸易专区是一个非常好的做法,数字经济、数字贸易是现在国际贸易主要的一个表现形式。数字贸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数字的商品贸易,比如电子商务化,另外是数字的服务贸易,比如请人写代码的软件外包,还有阿里云、华为云等数据贸易。不管是哪一种,都是新兴的贸易业态,这也反映了中国对外贸易一个新的发展态势。
我想特别强调一点,数字贸易是数字经济的一个主要支撑。中国经济要实现弯道超车,赶过欧美的话,不应该只是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上跟跑,因为尽管我们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人家也在发展高精特尖,所以可能我们还会在后面。应该找一些我们具有比较优势的,或者是其他国家比较优势并不明显的产业发力,实现弯道超车。弯道超车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数字贸易,因为中国的数字经济、数字贸易跟成熟欧美的国家对比一点也不逊色,处在一个相同的起跑线上。再加上国内的统一大市场,我们完全有可能实现弯道超车,创造出新的比较优势。
我国外贸企业的出口目的地应尽量多元化
南方财经:截至8月,我国的外贸已经是连续15个月实现了正增长,您怎么看待我国外贸的恢复态势,并且怎么判断接下来的外贸走势?
余淼杰:今年中国外贸的正向的增长跟我们之前的预测是完全符合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现在在全球价值链的中心,或者说是核心的国家,依然是世界工厂最重要的地方。可以看到,中国已经在疫情中完全地恢复过来,而欧美主要国家还没有,因此他们对我们的产品的需求还是不断地在上升,中国的出口在上半年上升得非常明显。我总体的判断是今年的出口形势跟去年差不多,我们还是会有大量的贸易顺差,我对今年总体的外贸形势是看好的。
南方财经:我最近看到一个数据挺有意思,如果是一个毛绒玩具,从中国到美国消费者的手中,它可能是要经历运费上涨、等待空集装箱等困境,单单物流成本就暴涨了650%,这也给我们的外贸带来很大的压力。当前全球疫情仍然暂未稳定,加上国际航运价格高企,人民币汇率走高等因素的影响,我们的外贸企业会面临着哪些机遇和挑战呢?
余淼杰:首先,中国外贸企业现在面临的一个最重要的挑战,就是随着国际经贸环境越来越复杂,外贸企业传统的出口目的地必须进行多元化的调整。企业不应该只是把出口的目标瞄准欧美成熟市场,因为美国和欧盟市场虽然比较成熟,做生意比较容易,但是中美或者中国跟其他国家的关系会日趋复杂,中国的企业应该出口目的地多元化,比如积极开拓国际新兴市场,特别是具有活力的“金砖五国”另外四个国家的市场。
其次,是产品出口分类要加以调整,比如高质量的出口产品应该主打欧美等高端市场,价优物美的这类产品应该主打新兴工业国家。通过差异化的市场定位,便于企业应对人民币不断升值的挑战,以及国际经贸格局更加复杂多变的态势。
南方财经:那么在双循环的背景下,我觉得比较优势可能不再是便宜的劳动成本,而是超大规模的市场,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余淼杰:我们中国的比较优势其实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市场以及一个规模经济的比较优势,这也是未来20年我们看好中国经济的一个核心源泉。相对欧美我们的劳工成本还是比较便宜,但相对于东南亚国家,我们的劳工成本已经是他们的好几倍,比如说中国的劳工成本已经是孟加拉的4倍,当然我们的生产率也比他们高,但是我们的生产率并没有达到孟加拉的4倍,所以劳动密集型产品,比如衣服鞋帽这些产品上,中国跟东南亚国家比其实是没有比较优势的,我们应该认识到这点。
于是产业要逐步向外转移,向外转移并不会影响到企业利润,只不过就业的机会转移到外面去。如果我们还自己出口的话,竞争不过别人的。中国的比较优势是国内统一的大市场,如果形成一个国家统一大市场,每一个企业都可以通过市场的扩大来降低生产的固定成本,然后实现更多的利润。借鉴一下之前一些发达国家的成熟做法,他们都是先构建一个国内大市场,外贸的比重相对于内贸来讲比较低,但是内贸市场比较近因此也做得风生水起,利润也非常多。中国未来的做法就是要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做好放管服的工作,降低地区的贸易壁垒,进一步地扩大形成一个统一的、规范的国内大市场。
中、美、欧三方经贸圈要紧密结合在一起
南方财经:当前的这种大变局之下,全球的一个贸易格局它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余淼杰:全球的经贸格局一句话来讲是三足鼎立:以中国为中心节点的亚太经贸区、以德国为中心节点的欧盟经贸区和以美国为中心节点的北美自贸区,它们三足鼎立,逐步形成自己内部的价值链。当然,三足鼎立不等于三者孤立,三者之间也是彼此相连的。比如北美自贸区跟欧盟现在正在谈的一个就是《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再比如中国为核心节点的亚太经贸区跟北美的自贸区,我们正在谈的一个其实就是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再看中国跟欧盟是《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在不断地深入融合。
这是下一步,目前来讲还是区域的经贸合作,它背后是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撑。未来,一如欧盟的自贸区背后支撑的是欧盟一体化,美国为核心节点的北美自贸区背后的支撑是美国USMCA自由贸易协定《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议》,以中国为中心节点的经贸圈主要的一个支撑,就是去年刚刚落地的RCEP《区域全面经济合作协议》,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三足鼎立的态势。
南方财经:您刚刚说到RCEP和CPTPP,我想请问的是这对于中国的外贸行业来讲可能意味着机遇,但是不是也带来了一些挑战呢?
余淼杰:总体而言是机遇和挑战都有,但机遇大于挑战。RCEP已经签署落地了,CPTPP正在谈判。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市场规模的扩大其实更好。
第一点,如果从商品贸易的具体内容来讲,RCEP要求商品贸易在一定的期间内,有90%的产品慢慢实现完全的零关税,这样企业的成本就下降了。然后一定的时间内,根据发展水平,有的马上要求零关税,有的发展程度比较低要求是10年之内变成零关税。
第二点,RCEP原产地规则可以累积计算体现了一种抱团取暖。什么意思呢?以iPhone的产品为例,iPhone是中国出口,里面中国是5%的附加值,5%的附加值通常很难被认为说原产地就在中国,因为世界国际贸易的一个规定是,原产地一般的要达到35%,至少也不能低至30%。5%离标准太远,如果允许15个国家抱团取暖,中国的iPhone的附加值5%、日本9%、韩国7%,再加上泰国等15个国家,加在一起也就接近30%。RCEP之所以特别重要,就是因为它允许区域之内合作抱团取暖。
新发展格局下应深化全球价值链合作
南方财经:我们看到疫情好像是一剂催化剂,也给全球的产业链和供应链都带来了一些变化,您怎么看待这种变化呢?
余淼杰:我们现在处在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同时也遭受了百年一遇的疫情。疫情也反映出不同的国家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不同,这一次中国的体制优势体现得非常清晰。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在经过疫情之后,中国经济逆势上扬。我举两个指标来说明这点,第一点就是中国的外贸依然是全球第一,第二点是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中国的对外投资在全球位居第二位,然后有一度掉到第三位,但是经过疫情之后,尤其是今年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又恢复为全球第一。因为其他国家都衰退得特别厉害,中国虽然总量也没有上升,但是保住了体量。
南方财经: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应该如何去深化价值链的深度合作?
余淼杰:关于价值链的深度合作,我们应该抓住三个圈,包括刚才所讲的亚太经贸圈和欧盟一体化、北美自贸区,然后通过三者之间的彼此联系,通过CPTPP、TTIP以及中欧CAI全面投资协定来进行深度合作,目标是打造互利共赢的、开放合作的营商环境。
南方财经:有没有哪些是可能会影响全球经济发展的因素,中国又应该如何去应对呢?
余淼杰:第一是国际经贸形势更加复杂多变,逆全球化有所抬头;第二是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不只是在中国存在,在全球中更是共同的一个话题。这两点挑战是百年未有大变局我们所深受的挑战。同时各国也遭受了百年一遇的疫情,我个人的判断是人类迟早能够从疫情走出来,只要人类团结一致,疫情不是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该面对共同的经济问题,比如人口老龄化,以及怎样打造一个合作共赢、开放共享的国际经贸环境。
记者:赖禧本文来源:南方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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