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这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其历史承诺的兑现，也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中国故事，凝聚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社会主义建设奋斗终身的精神力量。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余淼杰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深入探讨“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建党精神与理论逻辑。

坚持为人民服务造就中国经济奇迹

《21世纪》：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你如何理解伟大建党精神的内涵？

余淼杰：我认为中国共产党一百年来最核心、最本质的坚持就是为人民服务，这一立场始终贯穿于党领导下的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之中。无论是1949年之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1949年到1978年的社会主义建设，1978年到2012年的改革开放，再到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各个时期，中国共产党都坚持把为人民服务的理念贯彻到执政的路线、方针、政策之中。

比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人民服务最本质的表现方式就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从工业发展角度来看，中国从一个封闭落后的农业国家，从“一五”时期开始，建设成为初步具备完整工业体系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为现阶段中国打造全产业链优势奠定了雄厚坚固的基础。此外，从民生的角度来看，我们实现了从过去的乡村“赤脚医生”体系，到覆盖全中国的医疗健康体系的飞跃。可以说，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两大奇迹。

从1978年到2012年，我们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解放生产力，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以先富带动后富，强调效率，同时兼顾公平。迈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之后，共同富裕是主题，更加强调公平和效率“两条腿走路”“两翼并行”。

从以上发展成果可以看出，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一直体现在党的发展路线中，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立党根本，融入中国共产党人的血液之中。

《21世纪》：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六次峰会时提出，必须统筹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兼顾应对气候变化和保障民生。这与上述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有哪些联系？

余淼杰：中国承诺要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这就是强调我们不只是单纯追求GDP增长的目标。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经济发展说到底是为了服务于人民，为了民生福祉的改善，经济发展不能牺牲民生利益也不能牺牲环境。因此在这一原则的引领下，要推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持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现在中国积极地采取措施保护生态环境，成为发展中国家的表率，同时中国在这一领域里做出的很多努力、取得的成绩，也将逐渐得到全球人民的认可。

从具体的目标来看，“十四五”时期要实现单位GDP能耗与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分别下降13.5%和18%；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在2030年达到25%，而目前这一比例达到约15%，主要还是依靠传统的化石能源。这就意味着未来“双碳”工作仍然任重而道远，但是我们相信，只要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一定可以实现这一目标，实现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

《21世纪》：在一百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了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疫精神等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你如何看待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

余淼杰：毫无疑问，我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就，创造出人类经济史上的一个发展奇迹，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首先，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无法在近代历史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的。第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带领中国人民取得这样的发展成就，最核心的关键是拥有自己的精神谱系，坚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开放合作。

无论是在多么困难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从不言放弃，从不怕牺牲，只要认定了一个理想和目标，哪怕是牺牲自己，也一定要把革命的建设事业做成功，这是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本着“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献身精神，才使得我们在各个阶段的革命建设都取得了胜利，实现了辉煌的成就。所以，历史已经证明，而且将不断地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领导中国走向胜利，才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的成功，并且领导人民将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求真务实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关键

《21世纪》：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如何把上述伟大建党精神，以及在百年奋斗中形成的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转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现实动力？能否从政府、市场主体、社会的角度谈一谈你的看法。

余淼杰：中国经济建设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固然归因于改革开放。但其实改革开放只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因为改革和开放是这个时代的潮流。换言之，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各个国家都或多或少受到全球化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融入到全球化中，所以这并不是中国所独有的。要开放就必然需要对国内的规则中和国际规则不对称的部分进行改革。因此，以开放促进国内改革，许多国家都有相应实践。

那为什么只有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功呢？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求真务实的领导。“求真”和“务实”，一个都不能少。改革开放就是非常务实的举措，而追求真理是其核心与出发点。具体可以从以下方面得到体现。第一，我们始终坚持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经济建设，始终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相结合的方针，始终强调党对国家的领导，强调全国一盘棋，保证各项路线方针政策执行到位，纵向到底、横向到边。

第一个例子是加工贸易。其实上世纪90年代，印度采取了与中国一样的贸易自由化政策，但是为什么相对于中国而言，印度的进步比较缓慢呢？与中国不同的是，当时印度并没有以加工贸易的方式融入到全球价值链当中，因为他们认为加工贸易的附加值比较低，企业利润较薄，因此希望一步到位发展服务贸易。这种方式虽然可以推动第三产业发展并创造一部分就业，特别是白领就业，但没办法解决蓝领工人就业的问题，而蓝领工人往往是社会多数。

反观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求真务实，第一步先采用加工贸易的方式参与全球化，加工贸易尽管附加值较低，但是可以创造大量就业，这为当时一大批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第一桶金，奠定了扎实基础。因此，现在中国制造成为全球第一，与求真务实原则指导下的加工贸易发展密不可分。

第二个例子是汇率制度的选择。在求真务实原则的指导下，中国并不是一定采用固定汇率或者浮动汇率某一种制度，而是从实际情况出发，采用不同的汇率制度。比如，1995年到2005年，中国采用了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降低了企业在外汇兑换上的成本。2005年之后，中国逐步采用浮动汇率，因为经济学中“不可能三角”理论指出，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采用固定汇率、资本开放并且执行独立的货币政策。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最需要坚守的就是独立的货币政策，另外两者是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来调整的。所以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采用独立的货币政策与固定汇率制度，彼时资本项目没有放开。而现在，随着资本项目逐步放开，中国依然需要独立的货币政策，因此开始采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可以看到，不管是哪一种汇率制度，都是根据当时中国经济具体情况采取的务实选择。

第三个例子，改革开放路径的选择。当时，中国选择的双轨制曾受到国际经济学界的一些质疑，而实践证明，双轨制在中国非常成功，通过体制外的增量改革，来推动体制内存量的改革，中国也因此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综上所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创造性地运用有效市场跟有为政府相结合的方式，将市场和计划有机地、科学地融合在一起，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

探索一套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指导实践

《21世纪》：日前，习近平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会议上的讲话提出，“一个国家走的道路行不行，关键要看是否符合本国国情，是否顺应时代发展潮流，能否带来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生改善、社会稳定，能否得到人民支持和拥护，能否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贡献。”结合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求真务实的探索，你如何理解这句话？

余淼杰：中国创造了一条不同于西方一味强调市场化、私有化的经济发展道路。一些西方国家认为的市场经济中“小政府”的角色，其实是脱离当时社会实际情况的，比如美国从立国之初到现在，一直都有各种各样的产业政策，国家对产业的扶持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只是现在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之后，才更加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而政府主要是在市场失灵以及出现外部性的情况下进行干预。但对于其他发展阶段还较为落后的国家而言，简单地借鉴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模式，并不能取得很好的结果。中国非常务实地把市场化与政府的宏观调控结合在一起，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中国经济奇迹的背后是中国治理模式的成功，这反映出党中央一直强调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就是要坚定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一个人都不落下地实现共同富裕，最大程度地为了人民的利益谋发展。理论自信，需要我们提出一套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来指导道路实践。中国经济学理论背后的源泉根基是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具体体现。中国已经从实践上摸着石头过河，走到新的高度。作为理论工作者，接下来应该思考如何把这些实践升华成一般理论，并探索出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道路。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向其他国家输入中国模式，而是说这条发展道路至少是值得其他国家借鉴的。

《21世纪》：今年8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你认为迈向共同富裕应遵循哪些路径？

余淼杰：实现共同富裕要通过不同的主体来发挥不同作用，即三次分配：一次分配靠市场，主要通过做大市场蛋糕，实现效率提升；二次分配靠政府，主要通过税收以及转移支付实现收入调节，防止贫富差距扩大影响社会稳定；三次分配靠道德力量，通过慈善捐献，鼓励先富带动后富的方式来现，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因此，实现共同富裕还是要鼓励勤劳致富、鼓励创新致富。

《21世纪》：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角度来看，在新征程上应该如何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余淼杰：关键是从四个方面进行探索，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应该根据每个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将马克思主义进行落地融合。从文化自信的角度来看，要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跟中国的实践相结合。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再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再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从不同角度丰富完善马克思主义。同时，我们也要更好地把马克思主义跟中国传统文明结合起来，包括儒家文明、法家文明等等，汲取其中科学的部分，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实践中不断摸索，知行合一，并且不断从实践中归纳理论，并用理论进一步指导下一阶段的改革开放。

总而言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取得了伟大成就。历史已经证明，而且将不断证明，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中国才能不断向前发展。我们相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日可待。

记者：洪晓文

本文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余淼杰

■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青基金获得者、北京市卓越青年科学家。研究领域为国际贸易学、国际经济学、发展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