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2021年12月19日，北大国发院第六届国家发展论坛在承泽园隆重举行。论坛由北大国发院主办，中国石油集团国家高端智库联合主办。本届论坛特邀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教授发表演讲并与国发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展开对话。本文根据斯蒂格利茨的英文演讲翻译并整理，未经本人确认。

斯蒂格里茨教授演讲的完整视频

很高兴就中美经济关系的一些相关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目前，困扰中美两国的经济问题和挑战分别是什么？中美关系将朝什么方向发展？中美关系的发展将对国际局势产生哪些影响？

全球合作是必须的，却又是艰难的

我从最后一个问题说起。当今世界面临着一系列全球问题，只有全球合作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道路，但这条路并非坦途。

比如说，目前最重要的全球问题可能就是气候变化，它关系到我们整个世界的存续；再比如说新冠疫情问题，还有更广泛层面的国际法治问题。为了经济稳定、和平与繁荣，无论是在世界范围内还是在每个国家内部，法治都是非常必要的，法治领域的国际合作十分重要，符合我们所有人的利益。

以上都是典型的“全球公共产品”或“国际公共产品”。这个术语是我在大约25年前提出的，现在已成为一个标准的专用名词。

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全球科学领域的合作，我们一起确认了造成这种可怕疾病的病原体，研发了疫苗、抗病毒药物。这些快速行动是全球科学家携手合作的结果，充分体现了知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合作价值。

但这个合作进行得并不彻底，因为对抗疫情并不只是科学层面的事情。比如疫苗接种，人类拥有了疫苗，并不等于每个国家都拥有了疫苗，并且用得起疫苗。问题是，病毒一直在变异，只要病毒在全球的任何一个角落有向着更危险的方向变异的机会，对整个人类都是威胁。

但令人痛心的是，很多经济体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都是自我利益至上，人类远未达成我们真正需要的那种合作，很多国家之间还恶化了彼此间的关系，这种失败非常令人忧心。

我们能够在病毒检测、疫苗研发等更复杂的领域展开合作，为什么却在很多本该简单的领域却不行呢？为什么现代经济学和社会体制的合作方面反而比科学还困难呢？

目前我们面临的最紧迫问题，是世贸组织的新冠疫苗专利豁免。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世贸组织为此问题原定于本月初在日内瓦举行的会议，因为奥密克戎新冠变异毒株的流行而被迫取消了。假设疫苗专利豁免的提议在一年多前的十月份，即首次被提出的时候就获得了通过，那么，我们今天的处境可能会好得多，也许变异毒株根本就不会出现。

在世界经济复苏方面，全球合作也非常必要。在大多数国家恢复到疫情前的状态并恢复增长之前，强有力而可持续的全球经济复苏是不可能出现的。这个领域的问题，既可以从乐观的角度看，也可以从悲观的角度看。

从乐观的角度看，在发行特别提款权方面，合作正在开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增了价值6,500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但是在另一些领域，合作现状仍比较令人悲观，特别提款权如何回收和再分配，目前还没有制定出一个完备的框架。

另一个令我担忧的主要问题是债务处理。许多国家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就已经负债累累，疫情将它们进一步逼到了绝境。我们需要跨境债务重组机制，尤其是对于主权债务。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被联合国大会主席任命为国际金融与货币体系改革专家委员会主席，建立跨境债务重组机制是我们的主要政策提议之一。2014年，该提议得到了联合国大会的认可，接着在2015年的联合国大会上以压倒性的支持率通过了一套准则来指导这种重组。然而很不幸，一些债权国拒绝表示赞同。从那之后，此事几乎没有什么进展。如果这个机制存在，本可以对我们今天面临的困境产生很大的帮助。不幸的是，如我之前所说，我们可能需要多个这样的重组。过去，债务重组进行得太少，或者进行得太晚，而且，几乎有一半或一半以上的重组在完成之后会在五年内经历再次重组。在这种“太少、太晚”的框架下，债权方和债务方的表现都不尽如人意。

过去，债权方之间的博弈使这些债务问题的解决变得更加困难，而今天的债务问题也无法使我们乐观。我们连在疫情期间暂缓还债这一点上都无法达成充分的全球合作，这让我感到很悲观，因为这意味着实现债务重组所需的那种全球合作将更加难以实现。在这一领域，中国和美国必须进行合作，以保证所有政府机构、多边机构和私营部门都完全参与进来。

美国已经不再是40年前的美国

现在我谈谈中美经济关系更宽泛的问题。

与特朗普执政期间相比，如今两国经贸关系在很多方面都有了明显的不同。直白地说，特朗普不懂经济，他从零和世界的视角来看待一切问题，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发展得好，那么另一个国家就会发展得差。这当然跟我们从经济学中学到的知识相悖。如果规划得当，国家之间的贸易是互利的，双方都能从中获益。

特朗普不理解多边贸易赤字的本质。其实，赤字是国内宏观经济的问题，是国内储蓄和国内投资之间的不平衡导致的。讽刺的是，赤字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变得更糟了。这不奇怪，因为他为亿万富翁和公司减税的政策拉大了国内储蓄和国内投资之间的不平衡，刺激了多边贸易赤字的上涨。

关于中美经贸关系还存在其他许多令人担忧的问题，绝大多数已经被反复讨论过，我在此不再赘述。但其中有一个重要问题还未引起足够重视，那就是美国自己的国内问题。我在《全球化逆潮》这本书中谈到，美国并没有充分解决其过去40年的贸易政策所带来的分配后果，这导致其贸易自由化议程失去了政治支持。

在过去40年里，美国所推行的贸易议程是由特殊利益驱动的。现在，美国必须面对后果了。

举个例子，世贸组织框最初是在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条款协议上建立起来的，这些条款实施的方式对知识的获取造成了阻碍作用，尤其是在疫情期间削弱了我们应对疫情的能力，使我们无法保证使最不发达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获得充足的疫苗供给。现在，美国必须面对贸易议程缺少支持的后果，贸易已经成为美国国内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

制度没有唯一答案，中美的合作是绝对必要的

另一个问题涉及更深层次的哲学问题。在世贸组织初创的时候，随着国际经济议程的制定，人们曾一度产生了对未来的过分乐观。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写过一本很有影响力的书《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书中他认为，世界上不同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最终将会融合趋同。

然而，现在大家都明白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至少短期内不会。这反过来要求我们重新思考现有国际规则的基础。当时的规则主要基于新自由主义，而这一套理论现在已被广泛质疑。

例如，在新自由主义理论下，大家普遍对产业政策避而不谈，认为一个国家无论是生产薯条还是生产电脑芯片都无关紧要；现在这种观点已经没有太多市场了，人们接纳了产业政策。但这就要求我们对公平贸易概念进行深入反思。一个普遍共识是，国家援助会造成竞争环境的不公平，而产业政策可以被视为国家援助的一种特殊形式。那么，什么是可接受的，什么是不可接受的？最终，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分割充其量会变得模糊，国内和国际都是如此。

毫不奇怪并且值得赞许的是，大部分美国人对民主和人权问题都极其热衷。引用一句莎士比亚的话“To err is human（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都难免犯错误。在西方，至少自启蒙运动以来，人们不仅一直在为提高知识水平而努力，还在为改善我们的制度、社会体制和政治体制而奋斗，并且一直把包容、民主和人权放在核心位置。这是我上一本书的中心主题，书名是《美国真相:民众、政府和市场势力的失衡与再平衡》。

我们经常壮志难酬，但这激励我们在国内和国际上不懈努力。关于实现目标的最佳途径，无论是短期策略还是长期结构和战略，都存在很多争论，不同的观点必然会对国际经济规则造成不同的影响。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要忽视一点，也就是我发言开始时所说的：为了地球上所有人的福祉，世界上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合作是绝对必要的。

整理：白尧 |编辑：王贤青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是当今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之一，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现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经合组织经济表现与社会进步评估衡量部门高级专家团联合主席，美国智库罗斯福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他曾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美国克林顿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及主席。2000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创建智库组织“政策对话倡议”，聚焦国际发展议题。斯蒂格利茨以其在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理论方面的开创性研究而闻名，研究领域主要为收入分配、资产风险管理、气候变化、公司治理和国际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