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共同富裕离不开教育公平 城乡教育差距急需缩小
题记:2021年12月19日,北大国发院第六届国家发展论坛在承泽园隆重举行。论坛由北大国发院主办,中国石油集团国家高端智库联合主办。本文根据北大国发院院长、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姚洋在“人口与教育”专题环节的演讲内容整理。
姚洋教授
我想和大家探讨的是教育公平和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
富裕离不开教育,共同富裕离不开教育公平
教育跟共同富裕有什么关系?很多人不太理解。教育与共同富裕的根本关系在于教育是富裕最重要的前提之一。只要不是靠着石油等自然资源富裕起来的现代经济体,都离不开人力资源的发挥,都是知识和技术造就的经济增长,而知识和技术都以现代化的教育为前提。
因此,对今天的社会而言,共同富裕的核心就是教育公平。
大家可能都有一个很直观的感受或观察:上世纪80、90年代的时候,企业家中的“草莽英雄”很常见,小学还没毕业,照样可以把企业做到百万、千万甚至亿万级别的规模。然而在过去十几二十年,这种情况越发少见。不要说成为卓越的企业家,在今天的中国,一个没有接受过高中教育的人想要迈入中等收入阶层行列,成功的概率也正变得越来越小,可能已经远远低于5%。
教育是决定收入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教育回报率也在不断提高。我们曾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数据核算过,对20多岁的年轻人而言,其教育回报率最高可达12%,意味着20多岁时每增加一年的受教育经历,步入职场后的工资水平最高可能提高12%。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这一回报率仅有6%。当然,这也反映出年轻人受到的教育质量也有了大幅提高。
在我看来,本届的论坛上,把人口和教育这两个话题合在一起讨论很有意义。在未来,教育可能是我们对冲老龄化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因为老龄化意味着没有更多的劳动人口可用,支出却要增加,必须提高人口的平均劳动产出。因此,我们要想实现共同富裕,提高教育水平是根本,是关键。
林建华校长讲到教育的三重属性,其中一个基本属性就是教育的个人属性。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个人的解放是全人类解放的前提条件,所以我们更应该关注个人的教育,更应该注重提高每个人的受教育水平。尤其是要着重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教育水平,令这部分人群有能力获得可持续的、更高的收入,而不能指望通过“杀富济贫”“削峰填谷”的方式实现共同富裕,那只会把我们带回共同贫穷。
教育的城乡差距急需缩小
既然富裕的关键是教育,共同富裕的关键当然就离不开教育公平。
就我们目前的教育情况,最大的差距仍然是城乡差距。尽管我国教育的整体水平在提高,但城乡间的教育差距仍然没有缩小,情况依然非常严重。
我们根据CFPS的相关数据,得出关于教育流动性的一组研究结果也很能说明问题。比如,上世纪30年代出生的人所受的教育与其父辈所受教育之间的相关性约为0.6,应该说相关性非常高。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这一相关性已经降到0.35以下,应该说相关性已经非常低,甚至低于当时很多发达国家的水平,这反映出这一时期教育的流动性大大增强。在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人,其教育流动性的相关系数重新上升至0.5以上。这样的一个U型大回转,值得我们好好研究。
这些数据说明教育的城乡差距没有缩小,主要原因是社会的流动性在下降。比如,在现在北大学生中,父母双方都是农民的比率已经非常低。我每次上大课时都要做个小调查,满足上述条件的学生占比大概在1%-2%左右。当然,这限于我教学的班级,可能有标本的偏差。然而在我上学的上世纪80年代,这一占比能达到三分之一。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双减”可能治标不治本。雷晓燕老师的研究成果也说明,“双减”落地后,部分高收入群体的家长开始聘请私教。然而低收入群体家长可能无法做到这一点,教育差距反而在无形中被拉大,我们的政策有可能好心办坏事。
在我看来,解决这一问题应该从制度入手,从中小学开始入手。目前,高考仍然是中国教育的指挥棒,这种客观事实暂时无法改变,但各地都在积极地落实一些有益举措。比如江西省在降低考试难度的同时,增加了考题的数量,这样的考试其实是在考验人的智商,与知识掌握程度关系不大。我认为这是另一种方式的减压。
以上只是问题的一方面,但解决这一问题绝非一日之功,需要很长的时间。在我看来,可能要等到我们大学入学率达到80%的时候才能解决,而我们现在的入学率还不到60%。
缩小城乡教育差距的政策建议
对此该做什么呢?我认为至少应该做两件事情。
第一, 普及高中教育。
赵耀辉老师在演讲中也提到这一点。现在很多省份都普及了12年义务教育,比如浙江,其他一些省份其实也有这样的财力。对于那些财政上存在困难的省份,是否可以考虑把初中和高中合二为一,从6年学制缩减到5年,再把小学压缩到5年学制,形成一贯制10年义务教育。我当年上学的时候就是十年一贯制,总体来看,这样的安排也没有影响我们这一代人成才。如果觉得十年的时间不够,也可以考虑上大学之前增加一年预科阶段的学习,以最大程度地缩小城乡教育差距。根据CFPS的数据,在我国1985年出生的人口中,将近10%没能完成小学教育,这部分人大都生活在农村。
在教育拨款方面,我认为应该完全按照学生人数平均拨款,每所学校都该一样,不应该分类。现在有很多超级中学和超级小学都获得了太多的社会资源和国家资源,主要原因就是这些学校的排类高。
第二,大学收费要改革。
能考上北大清华的这些学生,进入好大学已经相当于被奖励了一次。入学后,他们在学费方面再一次得到奖励。自1997年以来,北大的学费一直没怎么涨,大概是每年5000元的水平。然而一些“三本”“四本”学校,学费几乎涨到天上去了。我曾经见过学费八万一年的学校。这些学校的学生大都来自农村,好不容易考上大学,还要承受高昂的学费及生活费,无疑是双倍的不公。
我认为,像北大清华这样的好学校,可以适当提高学费,国家拨款也可以相应减少。国家拨款应该向实力弱一些的学校更多地倾斜。北大清华这样的学校,也可以拿出学费中的一部分设立奖学金,支持贫困家庭的孩子读书,通过这些措施在大学教育的层面把城乡差距稍微拉平一些。
教育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为何遇到这些困难?最近几个月,我参与了一些讨论,也和教育界人士进行了交流碰撞,结果让我很吃惊。我发现很多教育界人士的精英主义思想根深蒂固,他们认为从幼儿园开始就应该层层选拔。像我这种想要拉平城乡教育差距的观点,在他们看来是天方夜谭。在这些人眼中,每个孩子的志向不同、家庭背景不同、付出的努力不同,因此选拔是必需的。
中国发展到今天,我们是否可以考虑中小学教育不再以选拔为主,而是以培养完整的人为主?如果我们的教育能更关注林建华校长所讲的个人属性,更在意人的全面成长,我认为这对于国家未来的经济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是最有利的。
整理:文展春 |编辑:王贤青 白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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