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2022年1月1日，随着世界跨入新的一年，RCEP在中国等10个国家正式生效。那么在新的一年当中，RCEP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RCEP框架下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2021年中国提出加入CPTPP的愿望能够实现吗？就相关问题，中国网《中国访谈》特别邀请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长余淼杰进行分析，并同广大网友一同展望2022年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形势。

积极财政靠前发力 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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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我们回顾一下2020年和2021年，虽然被疫情笼罩，但是中国经济其实表现还是不错的，特别是外贸，进出口规模创下了历史新高。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也有不足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占企业总数99.4%的中小微企业还有个体商户，它们的发展似乎不太顺利，遇到了一些困难，还有消费可能也不是表现得特别好，那么您对于2022年中国经济的走势怎么看？

余淼杰：好，首先我对新的一年经济的判断还是相对比较乐观的，我认为今年的经济增速6%是没有问题的。因为2021年中国经济增速，“两会”给出一个基调是6%，但事实上来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后给我们中国调了一个数是8%。国际上对中国的经济比我们自己更为积极、更为乐观，换言之，因为我们自己在发展经济，所以我们比较稳健，我们叫做“当局者稳”，不叫“当局者迷”，叫“当局者稳，旁观者清”。

今年的情况，我觉得跟去年其实差不多。换言之，去年的出口态势比较好，今年的出口态势也会比较好。我甚至可以给一个大胆的预测和判断，我认为2022年中国的外贸顺差能够达到3.5万亿人民币。所以，我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因为疫情并没有完全过去，并且可能出现新的变化，给定这样的情况，那么其他国家完全复工复产或者扩大生产在短期内不太可能，因此，它们对中国产品的需求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并没有看到今年和去年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是关于出口。

那么刚刚您讲得特别对，比如说现在碰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就是中小企业难，中小企业的存活特别难。为什么会特别难？也是受到疫情的负面冲击。比如说六中全会提到我们现在面临着三期叠加。三期叠加就是经济增速的换档期、经济结构的调整期，还有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讲到了三重压力，就是预期减弱、需求收缩、供给冲击。

问题和挑战的确是存在的，这里面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小微企业存活难，而且中小微企业又特别重要。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民营企业占了5、6、7、8、9的比例，50%的GDP，60%的税收，70%的创新，80%的就业，90%的企业数目，所以民营经济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主体。

给定它现在面临这么大的压力的情况下，其实我们的政策就要努力进行纾困，然后有效地拉动内需，这是我们的需求方面。那要有效地拉动内需，从短期上来讲可能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客观地说，目前如果要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话，我们还是要靠今年（2022年），除了出口，还要靠投资来拉动。这就是中央经济工作报告里面讲财政政策要积极有力的原因，我们的政策要“适当靠前”，适当靠前就是这个意思。客观地讲，我认为今年中国的经济跟去年差不多，保持6%是没问题的，并不需要太悲观。

中国网：有一些在疫情期间的惠企纾困政策，包括一些普惠金融政策，可能随着疫情逐渐平稳而有所降低或者有所减少，那这样会影响到这些企业吗？

余淼杰：对，讲这点特别重要。我们怎么样有效拉动内需呢？必须从两个方面来着力。第一个方面，就是要保就业。因为假设老百姓就业都成问题的话，就不会去消费。保就业的前提就是稳市场主体。稳市场主体刚才也已经讲到，我们现在创造就业的市场主体主要在中小微企业，所以就是要保中小微企业。我们市场主体很多，包括个体户在内有1.3亿个，我们14亿人有10%的市场主体，这是非常大的规模，所以中小微企业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如果要保中小微企业的话，现在疫情情况下，正如您所讲的其实很困难，那怎么办呢？要以稳健的货币政策进行纾困。因此，今年的货币政策不但不会减速，反而会保持并增速。所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的稳增长当中，其实稳健的货币政策是其中一块。

第二点，再回到刚才说的，如果我们想拉动内需，还必须保证老百姓的可支配收入的绝对额的上升。就是说必须提高老百姓的可支配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简单说，您不能够说我税前工资1万，税后剩下7000，对吧？我希望税前1万，税后变成8000。如果要提高可支配收入比重的话，怎么办呢？那就必须减税降费，可支配收入才会上去。那要减税降费的同时，另外一方面还要加强基础设施的投资，这都需要钱。一方面是减税降费，财政收入就下降了，那还要加强基础投资设施，支出又增加，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是采取积极财政政策，这就是为什么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协同发力的一个深层的背景跟原因和逻辑。

中国网：您刚才也提到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多次提到了以稳为主的主基调，那么如何稳增长，我们下一步的经济工作的重点是什么？

余淼杰：对，其实稳增长的重点，今年讲到了七大政策，最核心最关键的就是宏观政策。宏观政策又分成两个，积极的财政政策，还有稳健的货币政策。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首先我们判断这个盘子有多大，我们到底有多少钱可以用。那么我的一个简单的理解，今年大概还是有27万亿左右可以用。一般的财政收入20万亿，我们今年肯定不会有抗疫特别国债，但是我们还是会有地方的专项债，地方的专项债应该跟去年也差不多，3.65万亿左右。然后，除了这个数以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的赤字财政，保持一定的赤字财政，估计也会安排3%左右，三点几还得推敲，3.3%到3.5%之间，这个有三四万亿，加在一起，有27到28万亿的钱可以用。所以积极财政政策要继续发力，而且要靠前发力。

因为一般当经济比较热的时候，想冷却经济，逆风而动，就必须采用比较紧的货币政策；相反，如果说当经济比较冷，想把它拉动的话，必须采用比较宽的财政政策，比较积极的财政政策。而我们现在目前就是这样，积极财政政策配以稳健的货币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跟去年的货币政策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比如说我们刚刚所讲的给中小微企业的再贷款，再贴现，只会加，我的判断是只会增加不会减少。我们已经有2000亿，3000亿，和1万亿，我觉得今年还会继续往前推。所以最重要的政策就是宏观政策。当然，我们还有微观政策，包括市场主体，做好放管服的工作，提升市场主体的活力，然后再做好公开、公正、公平的中性原则，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配置，这方面都是有的。但其实如果从短期上来讲，稳经济稳增长最关键就是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博雅特聘教授余淼杰接受《中国访谈》主持人专访。（董宁摄）

中国网：那么您展望一下2022年我国的外贸还会像去年一样有比较强劲的增长势头吗？

余淼杰：对，我觉得2022年中国的外贸其实还是比较乐观的，我认为还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一个主要的火车头。其实如果要做一个大胆预测的话，我认为中国的外贸顺差，2022年外贸顺差可以达到3.5万亿人民币。然后我们的外贸主要的出口目的地会是东盟，东盟会取代欧盟和美国，成为我国最大的出口目的地。如果说从对外贸企业的一个建议，新的一年，如果想做得更好的建议，我其实有这几方面的建议。

第一个方面的建议的话，对出口企业要做好出口目的地的多元化。出口目的地的多元化的意思是说不要老是把出口的目的地瞄准到欧美这些成熟市场去。诚然，欧美这些市场做生意比较方便，因为它市场比较成熟，规则比较简单和透明，相对来讲比较方便。但是它有个不好的地方，给定现在中美关系日趋的复杂，所以这里面有一定的态度的不确定性。相反的话，那么对企业而言，它应该未雨绸缪，也多出口产品到东盟国家或者其他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去。一开始来讲，不容易，因为对这个市场不熟悉，但是我们要用敲牛皮糖的方法，一个一个地啃，一块一块地啃。这样的话，以后等到如果说那边中美关系更加复杂的话，那这边的话就成为主要的市场，所以企业应该未雨绸缪，做好出口目的地的多元化。这是第一块。

另外一块的话，是说对服务贸易的建议，相对商品贸易的话，我们做得不太够，总额只有6000亿。那其实6000亿相对于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来讲比例是比较小的。

那怎么办呢？服务贸易我有9个字的建议：扩总量、调结构、树特色。第一个，总量要扩大，结构要调整。结构调整比如说像医疗、像教育，像运输，像旅游，这四大板块、四大产业的服务贸易应该做得更好。树特色的意思是说其实我们可以学学韩国，人家韩国的医疗在保健贸易方面做得多好。我们中国也可以发挥我们的比较优势，你比如说中医。这个是一块，关于服务贸易的。

第三块的话，我觉得对中国企业走出去有个建议，中国企业当然要出口，还有服务贸易，对企业走出去，我的一个建议不只是要走出去，更重要的是要“走进去”。走出去的话，我到那个地方建厂。走进去的话，就是你建了厂之后，你还要盈利，受到当地老百姓的欢迎和接受。怎么样受到当地老百姓的欢迎和接受呢？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事情是还要做一些当地的社会责任的工作，多做一些公益的活动。这个其实也能够提升当地对该企业的认同感，有利于这个企业进一步长期的发展。这是一块。

另外一块，从国家层面的建议，就是说政策方面的建议，我们当然要做好“一带一路”的工作，但“一带一路”的倡导或者“一带一路”的落地应该差异化。我们应该优先发展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固然也很重要，也是要发展，但是陆上丝绸之路有太多的地缘政治的原因。因此，我们和陆上丝绸之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也很重要，但是可能还是以简单的进出口形式为主。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国家，不只是可以简单地进出口，还可以鼓励企业走出去。刚才我们也分析为什么到东南亚国家去投资，因为他们那边劳工比较优势很明显。另外一点的话，我们跟他们的合作是有源之水、有本之木，我们跟东盟10国的经贸往来是西亚18国的5倍，目前来讲已经有这样的规模。换言之，以后要发展更加方便，所以这是一个建议。

另外一个建议是我们的地区经贸合作，刚才谈到了CPTPP，还有RCEP，我们地区经贸合作应该有一个递进化的特征。我们现在的确是如此的，我们先完成了RCEP，之后我们再积极谈判CPTPP。其实的话，我们应该继续重启——我的建议是继续重启中欧CAI（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所以未来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以及CPTPP将是我们对外经贸合作谈判的重点。这也是要跟各位网友分享的内容。

想加入CPTPP，中国该怎么做？

点击观看视频中国网：去年9月，我们也申请加入CPTPP，今年1月1号RCEP又正式生效了。但我们知道CPTPP和RCEP之间是有一些重叠的部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申请加入CPTPP，对于我国经济进一步升级有什么助益呢？余淼杰：对，我们之所以申请加入CPTPP，其实是跟我们的国策一以贯之的，我们是一直都强调我们要推进贸易的自由化、投资的便利化，做全球化的坚定的支持者。中国不仅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你可以看到原来的RCEP，包括现在的CPTPP，都是这个意思。您讲得特别对，CPTPP跟RCEP其实有重合的地方。重合的地方体现在两点，第一点是国家，国家有部分重合。那您可以看到CPTPP现在有11个国家，RCEP15个国家。那就是东盟10国，再加上中日韩，再加上澳大利亚、新西兰；CPTPP11个成员国，目前11个成员国，它就包括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越南，然后再加上日本，再加上澳大利亚、新西兰，再包括美洲的几个国家，4个国家，就是加拿大、墨西哥、智利跟秘鲁，11个国家。你看这11个国家之间，亚太国家是有重叠的，新加入的国家就是美洲的4个国家。为什么说CPTPP对我们特别重要呢？

其实我们刚才讲到现在全球经贸格局，它是三足鼎立的一个态势；第二句话就是说三足鼎立它不等于说三足孤立，三足鼎立它们彼此之间也是有联系的。那怎么个联系法呢？比如说CPTPP，就是连接我们的亚太经贸圈跟北美经贸圈的重要的一根纽带。中欧CAI（中欧全面投资协定）那么就是亚太圈或者中国为主的亚太圈跟欧盟之间（的纽带）；然后欧盟跟北美的话，他们现在正在谈一个北大西洋的贸易投资协定，那其实这块也是，是彼此之间的一个联系。这对促进11个国家以及促进亚太之间的经贸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在给定现在多边合作式微、WTO改革相对比较困难的情况下，那么这个合作就显得更为重要了。中国网：但是现在在世界上，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反全球化其实还是很有市场的，那中国加入了RCEP，又申请加入CPTPP，对于遏制这种反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以及个别国家搞的经济冷战，有什么样的帮助呢？余淼杰：我们看到自从2017年之后，个别的国家强行推行贸易的霸凌主义，采取贸易保护措施、以邻为壑这样的一种政策，所以出现了这种思潮或者说行径。我们也应该看到，全球化作为一个基本的态势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判断全球化有没有发生一个根本性的改变，主要是看全球化的两个核心特征。

第一个核心特征，生产的地区化；第二个特征就是贸易的多边化。比如说一个iPhone产品，原来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它由很多国家共同来生产——生产的专业化、地区化，然后找中国或者现在可能有越南或者还有其他国家，把它进行装配，包装，卖到全球各个地方去。所以这个特征并没有因为一些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贸易的欺凌行径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个还是存在的。但是，的确是因为中国一直高举着自由贸易的大旗，我们在做完了RCEP之后，我们积极表态，甚至先于美国表态申请加入CPTPP，再次彰显了中国开放大国的自信。因为通常是这样子，一个国家什么时候它喜欢贸易保护主义，什么时候它喜欢开放，贸易开放呢？当一个国家它比较强大，对未来很有信心的时候，它一般是采取开放的、贸易开放的（态度）；相反，它如果觉得它在贸易或者在生产中处于弱势地位，它就比较喜欢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您可以看到，历史上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态势。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各种方面显示出中国经济其实作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火车头，那是有源之水和有本之木的。

中国网：那我们要加入CPTPP，就要满足它所要求的一些条件，那目前来看，我们国家还有哪些差距或者有哪些不足，需要我们来克服和提高呢，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改革？

余淼杰：对，CPTPP相对RCEP来讲的话，RCEP它强调一个叫做灵活性跟原则性的结合，不同的国家它有不同的发展阶段，因此RCEP是允许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阶段采取相对比较灵活的政策，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有一个叫“6年的转变”，还有服务贸易6年的转变，商品贸易10年逐步降到零关税，这个是有一个灵活度。但是对CPTPP而言，它比较强调一致性，就是规则的一致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因为每个国家的发展阶段不一样，所以这对发展中国家加入来说，小国相对比较容易，对一个发展大国加入CPTPP，的确是存在一定挑战的，因为有可能规则跟原来不一样。所以，从哪些规则上，我们可能需要或者哪些方面我们需要考虑同步呢？或者是我们也可以申请例外，也不是不可以，也可以申请例外。简单讲五个方面，我认为对CPTPP，我们的做法，我的建议，应该做到几点：第一点叫做积极表态，第二点叫做有序推进，第三点叫做主次分开。那积极表态我们已经做到了，我们已经积极表态说我们准备加入CPTPP，方向是对的，我觉得可以用我们的老话形容：“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说我们应该有序推进。这什么意思呢？从五个方面来看，这五个方面的话也是包括我们要工作的五个方向。

第一个是环境保护，第二个是知识产权，第三个是数据的贸易，第四个是国有企业，第五个是劳工的标准。我觉得中国的改革以及中国的推进也应该按照这五个层次来推进。咱们先说第一个，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所讲到的环境，环境保护。其实中国一直都是环境保护的积极推动者，您看包括之前在1997年，我们加入GENERALFCCC，就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我们是10个缔约国之一，这是1997年的事情。然后再看到后面的《京都议定书》，乃至到现在的《巴黎协定》，中国都是，一向都是全球气候保护的一个坚定的支持者。然后我们最近又提到“双碳”，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这些都是，可以说是走在发展中国家前面，甚至是走在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的前面，也受到了国际上绝大多数国家的认同跟支持。这是一块。所以，我的核心观点是说，在环境方面的合作是比较简单的，因为我们已经做得很好，我们已经是标杆以及表率，所以这里没有问题。

第二个，知识产权保护。您可以看到我们这两年大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当然，知识产权保护的话，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和发达国家的要求可能不能够简单地一刀切，因为发展的阶段不一样，但方向是一致的。所以您可以看到我们在强调知识产权保护的时候，在许多场合，从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有各级政府，都特别地强调，比如说在博鳌论坛等等，我们也真的是这么做的，包括最近的很多协定，涉及到知识产权以及它的实施，其实中国都做得挺好，也得到很多国家的认同。所以知识产权的合作也是比较容易实现的，第二个。第三个，就是数据。数据的贸易其实现在全球有三个不同的态势，有三个不同的观点，一个是美国的，一个是欧盟的，我们中国在中间。

三个不同的方案，美国比较强调完全的开放，要求对方开放原代码；欧盟比较谨慎，它认为原代码涉及到国家安全；中国呢，我们的观点在中间。我们也是强调一方面要数据开放，这是大的方向，没有问题，但是要有序地推进，不是马上放开，还是要做好原产地的（保护），特别是涉及到国家安全方面的原产地代码的保护。所以我觉得这三方面，因为您可以看到CPTPP11个国家，其实在这一个数据保护或者数据政策方面跟中国的观点是比较接近的，因此第三点也比较容易达成协定。第四点就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核心特征，中国跟其他国家一样，跟CPTPP11个成员国一样，我们也是坚持一个中性原则，如果用我们的大白话来讲就是公开、公正、公平这“三公”的原则，来对待各种市场主体。

这个没有问题，是一致的。如果说稍微存在分歧的话，就是说一些产业——哪些产业是可以允许国外企业或者是外国企业来进驻的？比如说资源垄断的行不行？资源垄断的产业包括水、电，属于资源垄断的；会产生规模经济递增的产业，还有国计民生的产业。我们一个核心观点：相对在国计民生的产业，我们还是应该由国有企业来主导，因为我们要增加我们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控制力和发展力，所以这个是一块。那么真正的一个区别或者真正我们需要做的一个事情呢，就是说如何做到更好的透明化，国有企业的透明化。比如说一些补贴，补贴有绿色的补贴、黄色的补贴，也有红色的补贴。

一般绿色的补贴绝对是允许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您可以补贴，但您把这些规则透明化。所以，我觉得细致的工作可能是文本方面的，还有公布方面的工作，这点是这个国企方面的改革。我觉得国企方面的改革也是可以有序地推进只不过需要时间的问题。最后一个挑战呢就是劳工的问题。劳工的问题，我倒觉得中国没必要一定说照单全收，不是说CPTPP的国家就照单全收，因为它尽管有一致性的原则，但是后面有补充条例、例外的条款。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墨西哥，就在最近的USMCA，USMCA就是最新版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自贸协定，这个USMCA，这个自贸协定中有一个规定，说墨西哥的汽车工人每小时的工资不得低于16美元。如果这个成本是在美国的，在加州或者在其他的如密歇根州，可能觉得是正常的很低的标准。

但对墨西哥的发展程度来讲，这16美元是挺高的成本，因为给定这样的话，对墨西哥的发展是不利的。那么换言之，我们中国的劳工标准可能跟其他国家的劳工标准是不一样的，那其实这个无可厚非。举个例子，因为我们中国是劳力丰富型国家，总体上我们相对美国还是劳力丰富型国家，因此工资比较低，美国不能够说因为你工资低，你必须把工资全部提到跟我们一样高。如果可以这么做的话，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讲，因为你美国是资本丰富型国家，利率低，我们中国相对资本比较稀缺，你应该把利率提得跟我们一样高。所以，我们应该根据不同的国情，这是一个要素禀赋，外生的要素禀赋，根据不同的国家对劳工标准进行更好的谈判，并不是说要简单地一刀切或者说把他们目前的标准都拿过来。这些东西都可以讨论，我们可以积极地提出来，然后在谈判桌上来谈判。所以我觉得CPTPP它有这五点，我觉得总的方向是非常明朗的。我觉得谈成也是比较乐观的，对前景是比较乐观的。具体在每一点上，我们应该认真地进行拆分，然后有序地推进，主次分开。

RCEP助力中国经贸合作重心向东盟转移

点击观看视频中国网：在2022年的元旦，RCEP正式开始生效了，那么从短期来讲，它会对中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余淼杰：RCEP叫区域经济全面协定，这个协定的生效对中国经济来讲有个非常正面的作用。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是特别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那么构建新发展格局里面一个重要的推手呢，就是做好双循环的工作。毫无疑问，RCEP的签订，对我们来推进外循环的工作来讲是特别重要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全球的经贸格局是一个三足鼎立的状态，也就是说以中国为中心节点的亚太经贸区，还有以美国为中心节点的北美经贸区，还有以德国为中心节点的欧盟经贸区，这样的三个区，三足鼎立。那么其实RCEP的签署，对形成以及发展以中国为核心的这个区域的东盟经济圈特别重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因为东盟是我们主要的、最大的经贸伙伴，所以RCEP的签署对于中国外贸进一步的发展起到一个关键的作用。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毫无疑问，RCEP的签署，助力中国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我们进一步地构建我们的新发展格局。中国网：那对于RCEP其他成员国以及经济区域化和经济全球化又有什么影响呢？

余淼杰：对，其实也有非常正面的影响。我们其实可以从几个方面具体来看，其实RCEP的话，它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是商品贸易的内容。在商品贸易中，15个成员国之间，它们的商品贸易要实现90%免关税零关税，然后要在未来的10年中实现全面的免关税零关税。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对15个国家——包括东盟10国，再加上中、日、韩，再加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15个国家的经贸格局都非常重要。这是第一块。第二块，从服务贸易角度上来讲也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服务贸易的话，这里面有个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相结合的问题，那么就是有一个“六、七、八”的三个时间点。什么叫“六”呢？原来这15个国家分成两批，有一批采用负面清单，有一批采用正面清单的形式。那么采用正面清单的形式最终又转成改用负面清单的形式，时间只给了6年。然后有7个国家是采用了负面清单的方式，包括新加坡、文莱，还有澳大利亚，再加上印尼、马来西亚这些国家，总共是7个国家采取负面清单。

另外有8个国家采取正面清单，所以是“七”和“八”，8个正面清单的国家在6年之后要变成负面清单。那负面清单当然就是更加有利于这个区域的服务贸易进一步发展，这是服务贸易方面。如果再回到商品贸易，我们还是可以再看得更深一点，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零关税，商品贸易的零关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我们其实还可以看到里面还有另外一条非常重要，叫做“原产地原则累计计算的原则”，原产地累计计算的原则，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出口一个产品到国外去，那么它要认定这个产品是您中国制造的话，您的附加值必须达到一定的阈值、一定的数目，比如15%或者35%，不同的产品它不一样。

现在的话它的意思是说，您只要贴上RCEP这个标签，那这15个国家可以抱团取暖。比如说您中国的附加值是15%，那韩国的附加值是10%，举个例子，还有另外一个国家的附加值是5%，加在一起就会达到35%。如果没有这个抱团取暖的话，那您是不能够享受低关税的好处的，所以这就是它抱团取暖的好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叫做“贸易救济中禁止归零的原则”。比如说，通常我们有贸易的争端，这个贸易争端的话，它有一个倾销跟反倾销的政策，它的意思是说，比如说一个产品卖到国外去，那当地的进口，看到您的产品价格低于本地价格的话，他会怀疑您有倾销。那他怎么计算呢？他说好，比如您卖一件衬衣过去，10块钱，他当地是20块钱，他说你为什么10块钱？10减20等于负10，他可能对您这个产品征收10块钱的关税。但如果说您另外一件产品卖过去，比如说您是30块钱，他还是20块钱，30减20不等于正10嘛？他这个时候不会算，对他有利的他不会算，他只会算对他不利的，有利的他就把它就归零——您的价格比我高，那我清零。所以的话现在问题就是说您不能够这么做，负面的也要计算，正面的也要计算，这叫“贸易救济中禁止归零”。

这三个原则特别重要，这就是RCEP对我们15个成员国进一步发展区域贸易、相互之间的贸易有一个正面的促进作用，也体现在这个地方。中国网：所以说也是推动了贸易的自由化和便利化？余淼杰：对，推动了贸易的自由化和投资的便利化。中国网：其实您刚刚也提到了负面清单，那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出台了2021年版的全国和自贸试验区的外资准入负面清单，那这两个清单的出台，对于我们国家吸引外资，特别是RCEP成员国对华投资会有什么帮助呢？余淼杰：对，我也觉得有一个非常正面的促进作用。因为您可以看到，自由贸易试验区从2013年试点到现在已经有21个。其实自由贸易试验区做了很多方面的工作，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准入前国民待遇的话，就是欢迎外资来华投资，那么它们进来的时候，您让它享受跟其他企业一样的待遇，叫做国民待遇，而且在准入之前就已经说好了，叫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之前有个正面清单转向负面清单，正面清单的话有三种方式，一种叫允许类，一种叫禁止类，一种叫限制类。如果是您按照之前的一个做法，正面清单，如果您是没有在上面的，那您可能不能够进来，因为没有允许类，不能进来。负面清单的话，就说我只给一个负面的清单，法无禁止即可为，除非您的产业在这个单子上面，才不能够进来，要不在的话您就可以进来。您就可以看到负面清单其实比正面清单要开放得多，自由得多，这是核心的关键。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博雅特聘教授余淼杰接受《中国访谈》主持人专访。（董宁摄）您可以看到，我们去年年底还有今年年初出台的文件，其实就是要缩短负面清单这一个长度，要做到更好地来引进外资。这个也刚好跟RCEP的理念和要求一致，非常地一脉相承。因为你可以看到在RCEP，它在讲到负面清单、投资负面清单的话，第一个是说要求所有的国家逐渐地改成负面清单，这是属于国家覆盖的范围。然后第二点的话，它是要求您的产业不只是一般的制造业，制造业以外，还包括农林牧渔，有不同的产业，所以它是全方位地采用负面清单的形式。可以说我们中国在签署了RCEP之后，我们就尽快地出台并缩短了负面清单的模式，也是给其他国家做一个表率，所以我们是彰显了我们贸易全球化的信心跟理念。

中国网：提到RCEP，其实就不得不提到东盟，那东盟也是在2020年首次成为了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与此同时，美国想方设法与中国在经济及科技方面脱钩。那么RCEP正式生效之后，是不是也就意味着中国的经贸合作会从欧美地区转向亚洲地区，特别是东南亚地区呢？

余淼杰：简单地说，我的回答：是的。很明确的：是。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中美经贸关系日益地复杂化，其实东盟成为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它不会是一个暂时的现象，而会是长期的现象。您可以看到，接下来之后，我国的三大贸易伙伴，将会逐渐是东盟、欧盟和美国。当然，如果说从一个国家的角度来讲，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依然是美国，但如果说从一个区域、经济的区域来讲，那其实就是说东盟已经取代欧盟和美洲地区或者美国，成为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且这个贸易伙伴、最大的贸易伙伴不会说是一年的情况，将会长期存在。这也应该得益于2010年中国跟东盟10国签署了东盟10+1的自贸协议。这东盟10+1自贸协议使得东盟和中国经济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使得我们今天，我们在2021年底签署RCEP也是水到渠成。正是因为有了东盟10+1自贸协议，RCEP才能非常顺利地推进，也包括我们现在成功地签署，并真正地执行RCEP的协定。所以简要地说，我认为东盟特别是东南亚地区10国对中国的外贸是非常的重要；反之亦然，我们当然也是它们最大的贸易伙伴，所以这个是合作互赢的局面。

中国网：今天我们聊到了很多RCEP，在RCEP正式生效之后，一方面中国和RCEP其他的成员国之间的投资和贸易肯定是会增加的。但另一方面受中美贸易战的影响，在中国的一些西方企业以及跨国公司，它们在中国设的工厂被迁移出去了，而目目的地最多的就是东盟国家。从这个方面来讲，其实我们和东盟之间也是存在着产业竞争的。那么您如何看待这样一个矛盾，特别是对美欧日这些地方的出口，我相信中国和东盟的竞争是会更加激烈的，那您是怎么看待这个竞争的？

余淼杰：对，这个问题也特别好。现在这样子，就说我们面临一个客观的事实，就是中国的劳工成本在不断上涨，所以中国相对于越南、柬埔寨，还有孟加拉国这些国家，我们已经不是劳力丰富型的国家，我们的劳工工资其实已经没有比较优势了。我们的劳工成本再加上生产率对比，我们已经没有比较优势。怎么体现这点呢？比如说，我们的生产率大概是孟加拉国的两倍，比如我们做一双鞋，我们需要两个小时，他们可能需要4个小时，我们的水平是他们的两倍，但是我们的工资是他们的好几倍，可能是5倍到6倍，现在。给定价的话，所谓比较优势就是这两者比较，发现我们其实没有优势。换言之，哪怕欧美这些国家它不转走，它们的产业不转移到东南亚国家去的话，我们也应该主动转移，就是我们的劳力密集型产业应该主动转移出去，因为在中国已经没有比较优势了。当然，我们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其实没必要转移，如果要转移的话，那是从东南沿海向中西部的内陆省份转移，而不是转移出去。为什么呢？因为资本密集型产品主要的投入不是看劳工成本，主要的话看有没有全产业链的配套，这是我们中国的比较优势，有没有全产业链的配套，所以资本密集型会转移到中西部的内陆省份去。现在回到刚才的问题，我们中国的产业会转移到东南亚国家去，欧美因为从中国有一部分撤资，也会转移到东南亚国家去。其实这对东南亚国家来讲短期内是一个非常好的情况。因为相当于它们的规模扩大了，不只是来自于中国，也来自于欧美。但是长期来讲，会像您讲的有个竞争的关系，哪怕没有欧美这些国家的转移，它们也会有竞争优势，只不过有它们的话更加明确。为什么？

我们的产业规模特别是劳力密集型的衣服鞋帽这些产业，规模特别大，但越南、柬埔寨、孟加拉国这些国家的市场又比较小，换言之它们的劳工有限。我们一开始小规模转移的话，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大规模转移的话，那对当地劳工的需求就增加了，就需要人打工，它没有那么多人来打工，所以当地的工资就上去了。当地工资上去，那您为什么从中国转出去呢？原来是因为中国工资贵，所以您转出去，您在那个地方建厂，建了两三年之后，发现那个地方的工资也上来了。这对企业讲是很难的，有企业建了两三年之后，又得转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其实建议从中国走出去的企业走得更远一点，不只是东南亚国家，其实政治上比较稳定的非洲国家也是可以考虑的。第二块，是我们的产品跟欧美的产品彼此的竞争。他们原来在中国做，通过中国出口，现在跑到东南亚国家去生产，然后再出口到欧美去，跟中国的出口产品会不会形成竞争，或者东南亚他们自己生产的产品会不会形成竞争呢？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会有竞争，但是产品还是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一般而言，产品的销售是根据当地的收入水平来区分的，换言之，高质量的产品通常卖到高收入的经济体中去；价美物优的产品一般是卖到通常收入比较低的地区去。所以它有产品的差异化的这个原因。换言之，我们把最好的产品卖到日本、欧美去，因为单价高，必须是收入比较高的人才能买得上。如果说我们的产品质量也挺好，单价相对比较合理的产品，我们肯定会卖到东南亚国家去，这样的话，当地能够承受得起，所以有这样差异化的表现。

本文来源：中国网

编辑：刘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