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2021年9月19日，北大国发院暨南南学院承泽园新院区落成启用庆典举办。在北大国发院校友基金的支持下，北大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北大国发院BiMBA商学院联合主办，国发院校友会协办的“医疗改革与健康中国”庆典分论坛暨校友基金大讲堂顺利举行。本文根据北大国发院EMBA2005级校友、武汉大学副校长、医学部部长唐其柱的演讲整理。

我是一名心内科医生，从事医院管理工作近23年。2019年11月我卸任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院长仅一个月后，新冠疫情凶猛来袭，依靠习近平总书记及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武汉用了一个多月控制住疫情蔓延，两个月左右将本土病例数控制到个位，三个月左右取得了武汉保卫战和湖北保卫战的决定性胜利。

突如其来的疫情

虽然目前全国疫情并未完全消除，散在病例时有发生，但武汉阻击战是决定性的胜利。我还记得武汉封城当天晚上，书记、校长要求我迅速组织做好武大抗疫，一方面全力支持附属医院进行临床救治，另一方面组织全校相关人员开展科技攻关。当时我住的那栋楼里，有很多已经感染了新冠病毒，也有死亡病例。我亲身经历了一床难求的日子，找我帮忙安排床位的有普通老百姓，也有我的学生和他的亲人。同时，我也接到省领导通知，参加了省防控指挥部科技攻关组的一些工作。也参加过中央指导组召集的多场座谈会。

武汉抗疫始于2019年的12月27日。湖北省中西结合医院有一位张继先医生，是我们武汉大学的校友。当她发现几个相似病例可能预示一场疫情后，立即依照《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按照程序如实上报。虽然这一情况没有公开，但就是从张继先上报情况的那一天开始，武汉市卫生局开始反复组织讨论，并内部通知各个医院加强监控并即时上报，在我看来，从那时候起抗疫已经开始。我们也应该记住张继先医生的贡献。

抗疫初期，我们确实经历过一段忙乱。但很快就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进入有序状态。2020年2月5日，武昌方舱医院开始正式运行，这是第一家正式运行的方舱医院，由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负责管理。在我看来，建方舱医院要规范标准，因此我组织了一批武汉大学的管理学、法学专家，他们虽然不懂医学，但可以从法律和标准化管理的角度指导方舱医院的建设，他们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万军副院长等专业团队撰写的报告成为我国制定方舱医院标准的基础。

后来雷神山医院也建立起来。建成后由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整体接管。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是2008年我担任医院党委书记时，时任武汉东湖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唐良智同志与我们商谈而签约开始建设的。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占地200多亩，到2017年已开放病床近2000张。这次武汉疫情中被政府确定为重症病例收治医院。2020年4月26日上午，随着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最后8个病人核酸检测结果转阴，湖北省及武汉市所有新冠肺炎病例实现清零。

救治方法的摸索

2019年12月30日，医务人员在严格防护下对集中在武汉金银潭医院的部分病人进行纤支镜检查获取肺泡灌洗液，通过该检查最终确认疾病源于一种冠状病毒感染。

在疫情暴发初期，由于病因不明，当时的诊断也不是很清楚。此外，检测是否感染新冠病毒的方法敏感度不高。为此，我组织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本部和东院各一个病区临床医生开展讨论，提出“临床医生不能完全依照检查结果诊治”。即使病因不明，临床医生有自己的医学专业技能和诊疗规则，必要时该插管就插管。

同时，我们以救治需求为导向，筛选出一批具有一定疗效的药物，推动血浆治疗、干细胞治疗等技术实现突破进展，不断完善诊疗方案，患者治愈率从初期的14%提升到93%。

此外，我们也研发出数个检测产品获批并应用于临床，整体检测水平显著提高，能满足国内诊断检测的需求。抗体和核酸两类检测的试剂互相补充，也进一步提高检出率。

总体来看，在疫情暴发初期尚不明确病因的情况下，上述治疗方法非常有效。后来，也有很多医院采用了类似的临床救治策略。

尽管针对新冠肺炎到现在也没有特效药，但在救治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很多有效药和有效救治方法。通过实验研究我们发现，有8种药物或化合物显著抑制COVID-19的复制。其中一种有效药叫“来氟米特”，是一种用来治疗风湿性关节炎的药，2018年我在实验研究中发现该药对心肌重构和心肌纤维化有抑制作用，并有论文发表。我们武汉大学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蓝柯等进行研究，“来氟米特”在细胞水平有抑制COVID-19作用。我们将它用于COVID-19治疗效果明显，病毒核酸转阴时间比对照组缩短40%。另外，中医药的“三药三方”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救治原则的确立

最重要的是，面对如此猖獗的疫情，我们始终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把病人的生命安全摆在第一位。

有一位65岁的病人让我印象深刻，为了治疗这位病人，几乎尝试了所有抢救手段，后来使用ECMO即人工心肺机维持了62天，国家付出巨大代价，对他成功进行了肺移植，这位病人康复出院。

然而，这一案例却引发海外媒体的一片猜忌，认为这位病人一定背景了得，不是高官就是富商巨贾。由于病人的救治是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完成的，我非常清楚这位病人就是一名普通的电焊工，家中老伴已经退休，女儿也是普通的上班族，住在武汉一处普通的两室一厅。正是遵循以病人为中心、生命至上的原则，这位病人经过三次转院到了武汉人民医院东院，最终在这里康复出院。

网络上曾经有一张医生陪伴一位年事已高的病人看日落的照片，当天晚上这张照片的点击量就有1.28亿次。这位病人当时87岁，被确诊为重症后，他完全靠呼吸机维持生命，并持续了很长时间。后来病情缓解，病人提出想看一看阳光，我们的医生和志愿者就把病人推到外面，当时刚好夕阳西下，画面非常感人。现在，这位老人已经康复了。

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习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总结了在抗疫斗争中我们积累的重要经验和深刻启示。这次抗疫过程也让人民群众深切感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

抗疫模式的优化

回顾整个抗疫过程，武汉大学形成了独特的抗疫模式：一手抓附属医院的医疗救治、一手抓疫情防控的科技攻关。

一方面我们动员一切医疗资源，包括各个附属医院的医护人员，多院系协同攻关，为救治提供科技和人力支撑。除了附属医院的本部和分院外，还临时接管了两家市属医院、4所方舱医院、并整体接管雷神山医院。还支援金银潭医院，我们派去一个医疗队接管了其中一个病区，合计提供13000多张床位。当然，单凭我们自己的力量不可能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当时全国约有4.2万名医护人员驰援武汉，武汉大学所属医院的医护人员与驰援的医护人员工作在一起，共同作战。

同时，我们广泛发动海内外武大校友捐赠，进行全球采购。疫情期间武汉市接受捐赠40亿元，武汉大学校友的捐赠就有12亿元。疫情暴发初期，校友们捐赠近1000万个口罩、60多万件防护服、20多万副手套、10多万副护目镜和其他短缺的物资。

在医疗救治的同时，我们也牢牢守住校园防疫这个底线。在决策上采取分类、分区、分诊策略，物质上也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给予支撑。

在加强科技攻关而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方面也持续发力。在元月2号，我们病毒国家重点实验室就从中南医院获得疑似病例的肺泡灌洗液标本中检测出病毒核酸，并随后确认为一种新型冠状病毒，依规将核酸序列上报国家疾病控制中心，命名为WHU01、WHU02，后来被中国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考察报告所引用。病原确定之后，传播途径不完全清楚。除直接接触和飞沫传播外，气溶胶传播问题亟待解决。我们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蓝柯教授等迅速启动研究，在重症病房、医院通道、医务人员工作和生活区、方舱医院、社区等不同区域采集气溶胶，解释了气溶胶在新冠病毒传播中的情况。

当时，我们的研究人员在进行环境气溶胶病毒载量监测时遇到了困难，医院院长对此有顾虑。我从专业和职责角度协调后得以顺利完成。研究结果证明，病毒可以通过气溶胶传播。同时也发现，常规消毒方式如酒精或普通的消毒方式就能阻断气溶胶传播。后来这一研究成果发表在《自然》杂志主刊上，也被美国CDC采用，这一成果的影响力确实很大。

再比如核酸检测方面，疫情刚开始时核酸检测的试剂敏感性、特异性不高。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我们组织药学院、病毒国家重点实验室、生物技术研究院、中南医院和人民医院的专业人员，采用相关高新技术大幅提高了试剂的敏感性和特异性。而且，按照传统的检测方式，原本一天只能检测200人，在新技术指导下，检测人数一下提升至1900人。这也体现了科技创新在抗击疫情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我们未想过为这些新技术申请专利，我们想的只是如何为抗疫贡献自己的力量，扫清抗疫路上的“拦路虎”。后来北京新发地疫情发生，我们人民医院、中南医院带着先进的核酸检测技术进京支援。

科技创新的力量还体现在其他方面，比如感染新冠肺炎的病人，其肺部可能发生大面积感染，诊断肺部CT影像片的放射科医生严重不足，为此我们组织计算机学院、人工智能研究院、遥感国家重点实验室、人民医院、中南医院的科研力量，合作开发COVID-19 CT图像的人工智能处理系统，借助人工智能的力量辅助影像诊断。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我们发现COVID-19 CT图像的人工智能处理系统其检测灵敏度为97.6%，初筛正常型和重症患者的准确率为91.5%。这是一项令人惊喜的突破。我们依然没有为这项技术申请专利，还直接在网上公布了这一成果。后来，新冠疫情在世界其他国家陆续暴发，许多国家提出希望采用这项技术。本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原则，我们为这一系统开发了中文、英文、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共五种语言版本，与世界各国无偿共享。

2020年2月8日，雷神山医院正式启用。雷神山医院的规模比火神山医院要大一些，然而从开始建设到投入使用仅用了12天，整体由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接管。但这不是我们一己之力就做到的，有来自武汉、辽宁、上海、广东、吉林等地16个医疗队的3000多名医务人员在雷神山医院接诊病人，在67天内，有2011名患者入院治疗，其中一半是严重或危重病人。最终，有超过1900名病人从雷神山医院康复出院。随着疫情形势好转，雷神山医院剩下的病人全部集中到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和同济医院。

方舱医院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一项成就，集中救治新冠肺炎轻症患者，这对切断传染途径非常重要。武昌方舱医院为首家投入启用的方舱医院，我们组织了法学家、管理学家等多方人才，多学科联手，合力制定方舱医院的运行机制和建设标准。可以这样说，中国方舱医院的运行机制和标准就是在这里诞生的，这些机制和标准也成为香港等地防控和支援海外抗疫时的重要经验参考。

疫情也对部分民众带来心理恐慌，还需要大量心理辅导来帮助克服恐惧、忧虑情绪。一对一的心理辅导显然无法满足需要，于是由武汉大学救援中心牵头组织研发了可供30多万人共同使用的相关软件。我们做的这些工作在国际上也产生了较大影响，美国机构Digital Science曾做过一份关于2020年上半年机构发表关于新冠肺炎疫情论文的排序，排名第一位是美国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排名第二、第三位的就是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和人民医院。

疫苗方面，现在大家打的疫苗大都是灭活疫苗，灭活疫苗安全性高，目前主要有国药、科兴和武汉生物所的三种疫苗产品。第二代疫苗属于基因工程疫苗，主要有重组亚单位疫苗、病毒样颗粒疫苗、活病毒载体疫苗等。第三代疫苗是核酸疫苗，主要有DNA疫苗和RNA疫苗。在2020年4月开始，我们即组织武汉大学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蓝柯、徐可等开展三聚体蛋白亚单位新冠疫苗的研发，目前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结果非常令人振奋，所以大家一定要相信科技的力量。至此，我们非常自豪地回顾发现，2020年3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军事医学科学院视察时号召的五大攻关领域“病毒溯源、传播途径、核酸检测、药物筛选、疫苗研发”我们全部落实，而且都取得了显著成效。

今年春天，武汉大学在樱花盛开的美好季节，我们盛情邀请全国各地援鄂医务人员到武大赏樱，以此表达我们对全国各地医务人员支援武汉的感激之情。

目前，新冠疫情远未结束，国外疫情尚在蔓延，国内也有局部散发病例，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注意常态化疫情防控。普通非医护人员，主要途径是正确洗手和戴好口罩。举个例子，前段时间有一位石家庄的新冠肺炎患者，在不知道自己已经感染新冠病毒的情况下，到武汉呆了几天。经过相关流调排查，这位患者在武汉的密接和非密接约有七八千人，但最终没有一个人感染。这是为什么？原来这位患者考虑到武汉曾发生过疫情，所以走到哪里都把口罩戴得严严实实，而武汉人自己的防护意识也很强，口罩也戴得很到位。这一案例足以说明，戴好口罩还是非常有效的防护措施。

不过戴口罩要注意一个问题，口罩不要过度节省，一般四到六个小时就要换掉。外科口罩能够抵御病毒的原理，不是靠过滤而是靠荷电，荷电完好，病毒才无法侵入。口罩如果使用时间太长，我们的呼吸可能会湿化口罩而失去荷电保护。这也就是为什么疫情期间，医护人员四到六个小时就要换一下防护服，也是同样道理。

统筹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与慢病防控

疫情防控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但与此同时也一定要高度重视慢病防治。

目前，慢病防控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重大慢性病仍是我国人民健康的主要威胁。2018年国家统计年鉴的数字显示，在导致中国城乡居民死亡的慢性疾病中，排在前四位的分别是恶性肿瘤、心脏病、脑血管病和呼吸道疾病。

这些年，糖尿病、恶性肿瘤发病率同样居高不下。我正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中南地区重大慢病防控科技示范研究》，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做了一些对比，发现全国范围内糖尿病患病率仍在不断上升；从全国范围来看，恶性肿瘤的发病率也很高。对比近十年来数据，我们发现中国恶性肿瘤发病率没有上升，但是肿瘤病人大大增加。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在各种部门的共同努力下，癌症病人的生存时间明显延长，社会上癌症病人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这也是国家医疗费用耗资越来越大的原因之一。

作为一名心内科医生，我呼吁大家一定要注意到心脑血管病的防控，目前心脑血管病造成的死亡已经占总死亡的43%。我们国家大部分人群都生活在心血管病高危区域，比如辽宁、山东、河南、湖北、重庆、湖南、广东高危区域，有许多心脑血管病人在“无声无息”中发病甚至猝死。超过50%的心血管病死亡突然发生、毫无征兆，只有20%患者心梗发作前有心绞痛。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医疗卫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5岁。在1949到1996年这35年间，中国的人平均寿命几乎是每年增加一岁。在这段时间里，新生儿和孕产妇的死亡率大大下降，许多致命的急性传染病消失了。

然而大家生活水平提高以后，对慢性病的防控没有足够重视，因此在1996-2006年间，慢性病对很多人的健康带来明显影响。我们国家从2016年开始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目前我国已经完全实现了2020年人均寿命77.3岁的既定目标，2030年有望达到人均寿命79岁。

必须看到的是，随着新冠疫情的暴发，公众对重大慢病的高度关注转移，重大慢病防控秩序受到一些干扰，重大慢病的防控能力受到削弱。疫情导致的次生灾害反复出现。

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越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重大慢病仍是人民群众的主要危害，一定要统筹做好疫情防控与重大慢病防控。

在重大慢病防控项目当中，我们应该建立个人随访制度，我们的课题研究就是如此操作，只是因为疫情原因有时被迫中断。随着疫情好转，我们应该重新落实这项措施。

此外，我们也应积极借鉴一些国家的先进经验。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慢性病的发病率很高，采取有效防控以后心血管病的发病率大降。芬兰也是同样的情况，上世纪60年代的芬兰，大街上很少看到老年男性，因为大部分老年男性都患心血管疾病去世。经过一段时间的慢病防控，目前芬兰的心血管发病率下降，人均寿命也与其他欧洲国家水平相当。

心血管病的关键是控制好血压，呼吸道疾病也可以提前干预。比较难的可能是恶性肿瘤，目前还不知道如何有效干预。不过我们仍然可以把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有效防控措施结合，这样做可以有效降低死亡率和发病率。

整理|文展春

编辑|王贤青、王志勤

“医疗改革与健康中国”分论坛相关阅读：

刘国恩：价值医疗的经济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