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2021年底-2022年初，北大国发院和腾讯新闻联合策划出品了“全球经济十一问”系列专访视频，并在腾讯新闻平台首播。本系列以“新格局下的长期主义”为大主题，结合不同的研究领域和时事热点，通过对十一位教授的一对一专访，探寻不同研究视角下国家、企业和个人的长期主义发展之道。本文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余淼杰教授的全部专访文字整理，与视频作品一并呈现给大家。

问：最近几年贸易保护主义明显抬头，尤其是美国，一方面退出很多国际组织，另外一方面又试图把很多工厂搬回美国本土。虽然这并不符合美国的产业结构或者比较优势，进展也不大，但这种声音和行为本身让大家觉得这是全球化退潮的一个信号。在您看来，全球化退潮了吗？出现这种逆全球化现象的深层原因又是什么？

余淼杰：过去这段时间全球化确实出现了一些变化。自从特朗普推行贸易保护主义以来，我们看到一些国家，特别是美国，逆全球化的行径越来越厉害，贸易摩擦也时有发生。但从根本上讲，我并不认为全球化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我的基本判断是全球化依然还是一个趋势，只不过是形式变化。

为什么说全球化依然是趋势？因为当我们判断经济是否全球化时，其实是看两个基本特征，即生产的地区化和贸易的多边化。也就是说，如果全球的经贸格局依然出现这两个形态，就意味着全球化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

过去这段时间我们可以发现，生产的地区化和贸易的多边化这两个特征依然清晰地存在。一个产品，比如说iPhone手机或者汽车，还是在全球不同的国家/地区协作生产，各地只生产其中某一部分，然后再拿到另一个地方装配、加工、包装，最后卖到全球。从这个角度来看，全球化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

问：中国也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如今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20年，但WTO这样的全球化组织现在遇到很大的挑战，另外也出现了很多像东盟经济共同体（AEC）、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区域化经贸组织。我们该怎么理解这种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余淼杰：它们可以说都是全球化的新表现形式。

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世界主要靠WTO为代表的多边经贸合作来推进全球化。现在多边经贸合作相对比较困难，核心原因是WTO里面最重要的机构之一争端解决委员会最近陷于瘫痪状态。这个争端解决委员会需要由三个大法官来组成，由于美国的阻挠，现在几个法官成员并没有到位，所以WTO无法接受新案件，只能办理遗留案件。

正是由于WTO的争端解决委员会陷于瘫痪，全球化出现了一种新形式，就是从主要靠WTO变成现在主要靠地区经贸合作。

当然，从另外一个意义上，地区经贸合作本身也是全球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因此，我认为全球化并没有退潮，但出现了新表现形式。这是变化的第一点。

变化的第二点是以前的全球化主要是一个国家跟很多国家，甚至是跟离自己很远的国家贸易，但现在主要跟自己区域相对比较接近的国家贸易，地区经贸合作成为一种新趋势。当然，这两点本质上合一。

总而言之，全球以WTO为代表的多边经贸合作机制，现在基本上已经让位于地区经贸合作机制。

问：既然全球化形式不断变换，中国接下来在全球化方面应该往哪个方向努力？

余淼杰：我觉得中国对于全球化还是要两条腿走路。

一方面是继续推进地区经贸合作。继续深入地跟区域经贸联系比较紧密的国家/地区进行经贸合作，包括做好RCEP的工作，做好正在谈判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乃至另外一个正在准备谈判的全面进步跨太平洋贸易协定（CPTPP）。

另一方面是要积极推进WTO的改革。中国要提出自己的改革方案，应该坚持我们的改革方案中的一些要点，比如关于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关于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等核心关键点。

如果就市场经济地位和发展中国家地位这两点，我个人甚至认为“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这一点比“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更为重要。因为随着我们的经济水涨船高，经济持续增长，规模越做越大，人均GDP很快就会达到1万2000美元，这是界定发达国家的门槛。也就是说，不管如何，中国在不久的将来都会变成发达国家，争论“中国是不是发展中国家”，意义不是特别大，而确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意义重大。一个国家如果是市场经济，在世界贸易中遭受到一些比如反倾销、反补贴等措施，跟非市场经济国家所受到的对待不一样。所以，我们应该尽力争取市场经济国家地位。

问：在全球化过程中，我们坚持“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似乎能受到不少优待。您刚才说我们应该强调“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市场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两个概念在国际贸易中的要点分别是什么？

余淼杰：两者的判断标准不一样。

一个国家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主要看人均GDP，达到1万2000美元以上就叫发达国家，以下则是发展中国家。中国目前人均GDP是1万美元，按照每年5%、6%的增速，再过几年就会变成发达国家。就像前面所言，争论这一点意义已经不大。

市场经济国家的地位则不一样。要判断一个国家是不是市场经济国家，基本上看两点：产品市场是不是按照市场来定价，要素市场是不是按照市场来定价。

对中国而言，产品市场按照市场定价一点问题都没有，要素市场其实也是按照市场定价，只是很多人的理解有偏差。对于“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这个概念，我们应该用一种动态的角度来理解，它不是简单的0和1的关系——要么是，要么不是。今天的美国是市场经济国家，假设把它作为一个参照物，那可以说中国某些方面的市场化水平离美国还有一定距离，但这并不代表中国就不是市场经济国家。用同时代的标准比较，菲律宾等国家相对美国的市场化水平也有一定距离，但没有人说菲律宾不是市场经济国家，这里面有一个“度”的问题。有跨时代的标准比较，今天中国的市场开放水平相对于四、五十年前的美国更加市场化，但没有人否认四、五十年前的美国是个市场经济国家。所以，不能说今天的中国不是市场经济国家，这是一个程度的问题，是一个选取参照物的问题。

如果从内容方面来讲，判断一个国家是不是市场经济，包括是不是存在着汇率操纵、国有企业在要素获取方面是不是跟民营企业的条件一致这两点，当然还包括其他方面的一些考量，比如知识产权保护等。

我的核心观点是，市场经济不是一个非1即0的关系，而是一个度的问题，相对于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按照市场经济国家来衡量是没有问题的。

问：新冠疫情已经两年，至今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全球除了金融市场的动荡，产业链也受到巨大冲击。中国因为疫情防控有优势，叠加制造业优势，使很多订单转移到中国，两年来出口超预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带动全球产业链形成新的布局。您怎么看中国这两年的出口，以及全球产业链格局的变化？

余淼杰：新冠疫情的确在某种角度上重塑了全球产业链。

之前全球产业链基本上可以理解为“两翼并行”，一个是以德国为中心的欧盟地区，一个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亚太地区。这些年特别是在2015年之后，逐步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态势，就是以德国为中心节点的欧盟区，以美国为中心节点的北美经贸区，以中国为中心节点的亚太经贸区。这三个经贸区背后是彼此依赖的生产链或者价值链。发展到现在，特别是受到疫情影响，使得这种形势变得更加明朗。

需要强调的是，三足鼎立不代表着三者孤立，而是彼此联系，而且正走向更加紧密的联系。比如亚太经贸区跟北美自贸区正谈判CPTPP，以加强二者的联系；再比如欧盟区跟亚太经贸区也即将谈成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欧盟和北美之间也有跨大西洋贸易投资协定。所以，三足鼎立不等于三者孤立。

疫情的确会使三者的价值链圈更加明显。比如，之前中国生产的产品可能依赖于南美，也有可能是北美的供应链，现在更依赖于亚太经贸区（即亚太价值链圈），这是一个新的格局。

即便疫情得到控制，我认为基本上还是以这三个“圈”为代表。换言之，这三个“圈”其实并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因为要形成一个价值链圈或者经贸圈，必须有外因和内因：这段时间的疫情，可以说是外因；而这三个“圈”本身形成了一个自由贸易协议，这就是内因。所以，我觉得这种“三足鼎立”的价值圈会长期存在。

问：当欧美走出疫情，中国的出口可能难以保持如此的强劲。对中国经济而言，在影响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里，投资面临着地方平台约束的压力，消费似乎一直没有达到预期，未来的出口又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您怎么看待整体的中国经济格局？

余淼杰：第一点，关于中国出口的变化，我的判断是，后疫情时代，如果美国经济2022年相对变得更好，开始全面复工复产，他们对中国产品的迫切性（尤其是医药防疫相关产品）可能不如目前，这是一个不利方面。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变好，其居民收入将更高，外需市场会跟着扩大，因此对中国的外贸也会带来正向影响，这又是一个有利的方面。总体而言，我并不认为2022年中国的出口会下降，更准确地讲，我认为中国出口的绝对金额还会上升。当然，中国出口占全球的比重应该是比较稳定的，在13%-13.5%之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占自身GDP的比重可能在1/3左右。

第二点，2021年中国经济的增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判断大概在8%左右，中国自己的估计比较稳健，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目标6%。如果就目前的数据来看，哪怕第四季度增速较低，我觉得全年达到8%也没问题。而从大宗商品的价格来看，因为美国的量化宽松，很多钱转移到这里，对能源产业的需求很旺盛，推高能源产品价格。中国现在扩大进口，特别是对于上游产品的进口，价格也会随之上去。所以我们看到PPI的上升，当然PPI上升跟CPI还不完全一样，并没有完全传导到消费端。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经济还是实现了比较良好的增速，尽管商品价格也出现了一定的提升，但放在全球角度上是可以接受的。

第三点，对于2022年中国经济或者是“十四五”中国经济的走向，其实非常明确，应该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我前面讲过，中国出口的绝对值还会上升，出口比重保持稳定。给定投资相对比较困难或难以持续的条件下，就要努力来拉动内需。如果要拉动内需，就得考虑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必须保市场主体，因为只有保市场主体才能保就业，这样老百姓才有工作、有收入，才能拉动内需，才能扩大消费。既然要保市场主体，就要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进行纾困。

另一方面要扩大消费，还得努力提升老百姓的税后可支配收入，这就涉及到减税降费，减税降费则意味着财政收入会下降，但同时必要的财政支出还是要持续，这样一来，就必须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来保证能够更好拉动内需。

总之，就是要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来拉动内需，提升消费，这是未来中国经济的一个走向。

问：尽管中国GDP已经占到全球的17%、18%，但全球市场依然是最大的文章，大有可为。但中国为什么提出“双循环”，而且以内循环为主？

余淼杰：这一点要特别指出，“双循环”绝对不是不用外循环，因为哪怕中国经济占了全球经济的17%-18%，还有82%的大市场是绝对不能放弃的。

首先，我们之所以强调内循环、强调科技自立自强，主要是在一些领域面临严重的“卡脖子”困扰，更需要国内市场发力。

我们在做外循环时，也是在拉动内循环。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要把产品卖到国外去，就会用到更多的国内中间品，再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这句话，其意思是内循环、外循环是联动的。

再有，我们强调内循环其实也强调的是扩大进口，如果进口更多高质量消费品，就可以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这是另外一个角度。

说到经济的长期发展，事实上不只是中国，其他发达国家也一样，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对国内市场的依赖度会越来越大，也就是说，要打造国内统一大市场就越来越重要。比如美国外贸的依存度只有1/4，内需占3/4。中国的目标也是要形成统一的国内大市场，这样企业可以非常轻松地实现规模经济，利润也可以上升。所以，打造内循环应该是未来工作的一个重点，当然内循环和外循环紧密相连，不能也不会彼此割裂。

问：中国制造业的优势很大程度上源于人口成本带来的优势。但现在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过去，人力成本上升很多，中低端制造业要不要转移？如果转移，是向东南亚等人力成本低的地方，还是向中国自己的中西部？您怎么看中国制造业的产业升级与产业转移？

余淼杰：我们现在的确面临一个不争之实，就是劳工成本的上涨，现在中国的劳工成本已经是孟加拉国的四倍。

基于此，对于那些以劳力投入为主的劳力密集型产品及产业来说，在中国没有比较优势，劳力密集型产业应该转移出去。如果只是从东部沿海地区，腾笼换鸟转移到中部和西部，劳工成本仍比孟加拉国、埃塞俄比亚等国高很多。最理想的，其实应该转移到非洲那些政治比较稳定的国家。如果只转移到东南亚国家，好处是比较近，文化上也比较熟悉，很快可以建厂开工；不好在于当地劳工市场比较小，如果批量转移，当地的工资不到两、三年就会往明显上升，又得再往外搬。所以，不如一步到位，到劳动力丰富的、成本最低的国家去。非洲一些政治上比较稳定的国家就应该是理想的选择。

对于资本密集型产业，我认为应该转移到中国自己的中西部的内陆省份。对于资本密集型产业来说，劳工的投入并不是最主要因素，更强调的是全产业链配套。如果转移到东南亚或者非洲，这些条件并不具备，尽管那边的劳工成本比较低廉，但没有全产业链配套。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去，可以对接国家的乡村振兴战略，“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正好还可以通过产业升级带动这些地区发展。

总之，我觉得应该是分开考虑：劳力密集型产业向海外转移，资本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问：在中国整体的贸易关系方面，中美贸易体量最大、最复杂，也最引人关注。特朗普上台之后，中美发生了一系列的贸易摩擦，后来形成了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拜登上台之后，似乎有所缓和。关于中美贸易，您觉得未来可能会向哪个方向发展？

余淼杰：看中美贸易有非常重要的一点，这不只是理解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甚至是理解两国之间关系的关键。我个人的判断是，中美应该能够达成第二阶段的经贸协议。理由就是：达成第二阶段协议，不只是对中方有利，对美国是更加有利的，两方都希望中美贸易能够往好的方向发展。2021年11月两国元首的视频谈话也释放出积极的信号；而在之前，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和财政部长耶伦的表态，尽管是站在美国的立场出发，其实也承认跟中国发展比较健康的经贸关系是重要的。

如果从协议内容方面来看，我个人认为是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翻版。翻版的意思是说：

第一，我们不能很乐观地期望美国会马上废除掉中国向美国出口的高关税，因为毕竟还有3700亿美元的产品遭受到美国的高关税，这方面可能还是会跟第一阶段的经贸协议差不多。

第二，中方还会扩大进口，然后同时做好自己各方面的工作。当然，从另一个角度，中国也会对美国提出对等要求，比如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

我的总体判断是，近期内第二阶段的经贸协议有望达成，有效期间我估计也是两年。

问：过去的贸易更多的是实物和商品贸易；现在数字经济兴起，产生了数字贸易。我们应该怎么理解数字贸易？怎么看数字贸易在未来的整个国际贸易格局中的地位和趋势？

余淼杰：数字贸易的确是国际贸易发展的一个新方向。

数字贸易可以分成三块：

第一，数字化的商品贸易，比如说平时的商品贸易的数字化，原来在线下做，现在变成线上做；

第二，数字化的服务贸易，比如软件外包服务；

第三，数据贸易，就是有很多大数据之间的贸易。

我们可以看到，数字贸易在中国的贸易中越来越重要。以服务贸易为例，现在的数字服务贸易基本占到服务贸易的45%左右。2020年的服务贸易总量大概是6600多亿元，而数字化的服务贸易贡献了近3000亿元，应该说这一比重会越来越大，因为它代表着未来的方向。

在这三者之中，特别是数字化的服务贸易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因为相对于商品贸易来说，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速度还不够快，所以我对服务贸易有一个观点，可以用九个字来概括，要做到“扩总量、调结构、树特色”。

* “扩总量”的意思是，相对于商品贸易，中国的服务贸易的比重太低，只占20%左右，所以要扩大总量。

*“调结构”的意思是，相对于商品贸易，中国数字贸易的主要几大类都是逆差，比如旅游、留学、医疗、教育等四大类，所以要调整，挖掘比较优势。

*“树特色”就是调结构的同时找某一类的比较优势，比如韩国的医疗产业、美容产业做得特别好，中国也可以塑造这样的比较优势，比如中医产业等。

同时，服务贸易又可以通过数字贸易、数字化进行赋能。我们其实应该深刻认识到，如果中国经济要实现弯道超车，不能简单地在“高精特尖”这些产业或者资本密集型的产业方面一直跟在美、德的后面。要想尽量缩小距离，更好的办法是弯道超车，就是要在数字贸易上发力。美国和德国在数字贸易方面并不见得有清晰的比较优势，如果中国能迎头赶上，很有可能实现弯道超车。这是未来中国外贸发展的一个方向，应该对贸易进行数字化。

问：如果对2022年的全球经济进行展望，您最关注哪些事件？

余淼杰：关注的第一件事情是受疫情冲击的全球经济究竟什么时候复苏，特别是美欧什么时候能从疫情中走出来。如果按照之前的判断，应该是2021年第四季度，但现在因为疫情又发生了新的变化，病毒出现了新的变异，因此我估计美欧发达国家从疫情走出来的速度要慢一点。如果正常发展，应该到2022年的第四季度，问题就不大了。可以说，疫情对人类经济社会的影响是在逐渐地缩小。

对于全球经济增速，我认为在三大经济体中间，美国还会保持2.5%左右的增速，欧盟会小一点，大概1.8%-2.0%，中国保持6%的增速问题不大。因此，2022年的经济态势和2021年并没有本质差异。主要的差异也就是2022年受到疫情的负面冲击会稍微低一点，会相对乐观一点。

问：汇率在国际贸易中很重要。有观点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比美国快，所以人民币还能升值。您认为，人民币将来“破6”“破7”哪个方向的概率更大？

余淼杰：对于人民币汇率的走势，我2019年12月在咱们北大国发院的国家发展论坛上就曾判断说，“三个月之内到6.8多”。那个时候汇率是7.03。一开始还有些朋友将信将疑，结果2020年1月16日汇率就到了6.86，仅仅两个月就达到了。现在大家都看到，人民币汇率从那时的7.03一直在6.3-6.4之间徘徊，从长期来说人民币还是处在升值的趋势中。我的判断是到2022年年底，人民币汇率会达到6.1左右。接近6的概率肯定比接近7的概率要高得多。

之所以说人民币从长期来看是处于升值趋势，因为汇率的长期变化对应的是经济增速。尽管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不如美国，只能达到美国的6成左右，但是经济增速或者说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比美国更快。根据大量的实证研究，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速如果更快，其币种应该会升值。我倒不认为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会破6，更可能是达到6.1附近，然后达到一个短期均衡。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会有起伏。

尽管美国在走向美联储逐步慢慢减少货币宽松力度的系列措施（Taper），逐步收紧银根，但不能仅仅看到美国的动作，中国也有可能会收紧，并不是说中国会一直宽松下去。我估计中国在2022年还会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但稳健的货币政不等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因此，我的核心观点是认为人民币升值的概率会更高。

整理：文展春 |编辑：王贤青 白尧

编辑：刘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