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总理在报告中表示，2021年中国经济保持恢复发展。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14万亿元，增长8.1%。全国财政收入突破20万亿元，增长10.7%。城镇新增就业1269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5.1%。居民消费价格上涨0.9%。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对于2022年的经济增长，《政府工作报告》透露，今年经济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5%左右；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全年控制在5.5%以内；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左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解读《政府工作报告》，认为实现GDP5.5%左右的增长目标，优势还是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需要在消费端多想办法。

以下为正文。

5.5%的增长是一个可以理解的指标

《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设定了5.5%左右的目标值，有些出乎市场的意料，之前很多人预期会给一个区间，比如5%-5.5%。但是，政府工作报告直接设定了5.5%左右，我想更大的原因是要给大家鼓劲。

但是，设在5.5也不是一个非常高的目标。我做过比较简单的计算，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仍然是5.5%-6%之间。设在5.5%我觉得也是一个可以理解的指标。从2020年开始，这两年中国的平均增长率还没达到5.5%，也就是没有达到我们的潜在增长率。今年把目标设定在5.5%，接近我们的潜在增长率，也许也是一个考虑。

实现这个增长目标，我们优势还是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当前中国财政政策的力度是非常大的，有3.65万亿元规模的地方债。地方政府也制定了30万亿的投资方案，虽然这些可能需要很多年来实施，但是今年的投资额肯定会超过3.65万亿。这会收到比较大的效果。

在货币政策方面，兼容性比较强，也比较宽松一些。

在消费端会有阻力，如果消费端不能跟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起来，要实现5.5%这个目标还是有些难度的。

消费端可能的好消息，或者说我们期待的一个好消息，是到年中的时候疫情管控方面可能会有所调整。在过去这一年多时间里，我们积累了很多的防疫抗疫经验，现在完全可以做到精准防疫，发现一例马上完成流调，然后采取相应的措施，可以做得非常精准。如果到今年年中的时候，在能够实现精准防疫的基础上，放开国内旅行，甚至在某些城市也可以适当地开放国际旅行，会对消费的增长非常有帮助。

2021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和防疫力度加大就有非常大的关系。

影响消费的另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是居民收入状况，如果看数据，去年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已经达到了GDP的增长速度。所以，也不见得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跟不上经济增长的速度。另一方面，由于疫情之后居民的储蓄是增加的，说明很多人看到未来的一些不确定性，有意减少了消费，增加了储蓄。一旦他们看到了经济向好的趋势，大家的消费就会增长起来。整个社会信心提升会有助于消费的提升。

还是应该多在消费端想办法

当经济增长没有达到潜在增长率的时候，国家一旦要刺激经济，无外乎一个是财政政策，一个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今年加码，货币政策还是比较宽松的，其实已经在做了。当然财政政策有一个投向的问题，是更多地投到投资端，还是更多地投到消费端，这是可以选择的。现在看来，我们还是比较习惯于投到投资端而不是消费端。

从《政府工作报告》的内容看，财政政策方面的力度比较大，给地方政府3.65万亿的地方债的额度，是很大的力度了。另一方面，对消费的强调还是不太够，措施没有财政政策那么到位，只是提了一些鼓励某些行业比如汽车等领域的消费。如何去鼓励消费，我想这仍然是政府宏观政策里的一个老大难的问题，这两年以来我们在消费方面拿出的措施，远远没有供给方面和投资方面那么多。

我觉得还是应该多在消费端想办法。现在看好多地方已经把房地产放开了，把首付降到了20%，这是个比较低的比例。现在总是出现时紧时松的状态。去年下半年，把房地产行业管起来，今年又放开，如果总是放收放收，就不是一种管理经济的好的办法。

宏观经济学最基本的一条是，当经济增长速度没有达到潜在增长率的时候，凯恩斯经济学就是管用的。凯恩斯一再强调，投资依赖于预期，预期不好大家就不会投资。也就是说投资是内生的，消费当然也有一部分是内生的，但是，消费还有很大一部分事实上凯恩斯说是自主性的消费，你给我多的钱，我就会多消费一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把自主性的消费给调动起来。经济是个闭环，一年生产的东西最后要么投资了，要么消费了。投资又取决于未来的生产，它是内生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自主消费这块拉起来，这块拉起来了，生产就跟着涨，短期里面宏观经济学就是这么运作的。一百多来年，这是一个被实践检验正确的理论。

消费不上去，生产就上不去，要关注供给端，短期来说它是一个闭环，这是恒等式。当然还可以考虑进出口，但是进出口占的比例实在是太小了，进出口占GDP的比例不到2%，最重要的还得靠消费和投资。

以前，我们说投资还有政府投资，但现在地方政府投资的意愿也降低了，这两年很多地方政府投资额度都没有用完。

有两个原因。一是好项目不多了，地方政府越来越理性了，不想乱投。第二，经过2018年去杠杆，要求地方政府降杠杆，他们也不想多负债。所以，地方政府投资的拉动作用也在下降，积极性不高了。

这跟地方政府的债务有很大的关系。比如，城投债这一部分，从银行借的钱，规模很大。有数据显示，去年从市场上筹来的市政债增加了5.7万亿元，但是，很大一部分是借新还旧，实际融来的新的融资不多，很多地方是借新钱去还旧钱，快到无法运转的地步了。在这种情况下，让地方政府再去借债，他不愿意借啊。现实中出现这样的矛盾：中央政府一直在说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要求地方政府不能再借债了，但是另一方面，又说再给你些地方国债，拿上钱让这些钱再去投资。而且，一般来说地方债这点钱不够地方政府花，它还需要到市场上去筹钱。在这种情况下，它投资的积极性就更低了。

这几年反复讨论地方债务的隐性风险，增加大规模的地方政府债务和控风险的目标存在着矛盾。老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现在说要保增长，就要求地方政府去投资，过两年一看地方债务这么大，还款周期来了，怎么办？就要控债务。

这样不行，还是要有一个想法。首先，不能老用政府投资、基建投资作为唯一的刺激经济的手段。现在看来，似乎又有点回到了基建投资。尽管我们好多时候都在说这个，“铁公基”不好，关键时刻，又经常只能把这个拿出来。但是，基建的的确确它的效用是在下降的。地方政府更明白这一点。要慢慢转变观念，得搞消费，难度非常大。但观念不转变更没办法。

另一方面，中央核发的地方债规模可以增加一些，应该让地方政府用地方债把活全给干了，不要让他们拿上地方债，这个工程就变成一个“钓鱼工程”，他到市场上去举债，欠一屁股商业性债务。商业性债务是很麻烦的，因为周期短，所以它需要不停地借新还旧，扰乱金融秩序。

地方债有个好处，期限长，用政府税收来还，地方政府用起来也会比较谨慎小心。

炒房一夜暴富的时代已经过去

去年下半年，我们觉得经济过热，特别是房地产过热，调控手段比较猛。一下把房地产给压下来了。房地产是个链条非常长的产业，一旦房地产下来，好多产业都跟着下来。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于房地产的定位没有变化，还是“房住不炒”，所以总的而言，房地产未来不会是一个保值增值的手段。

中心城市房价不太可能掉下来，但是增长空间比较小了，不是说没有增长空间，肯定有，但是如果算复合增长率未必比投资其他资产要高。而且房地产的流动性很差，有好多地方的房，挂在市场上一年半载都卖不出去，因为它的价格太高了，哪有那么多人有那么多的资金买这样的房子。如果你握着这样的资产，急需用钱的时候脱不了手，最后赶紧打个折变现，会发现实际上没赚到钱。它不像金融资产说卖就卖掉了。

过去这20多年间，房价增长速度太快，房地产对很多人来说成为保值增值的手段，但是在发达国家很少有人把房地产作为保值增值的手段，因为它涨得已经快见顶了。你也不能说它不涨，纽约、伦敦那些地方还在涨，但是很少有人说把房产作为一个金融资产的主要储值手段。年轻人应该转变思路。其实中国特别是在一线城市，很多人收入水平都超过25000美元了，还把房子看作一个主要的储存资产的手段，恐怕是不太理性的做法。通过炒房一夜暴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人民币不会剧烈贬值

美联储加息，中国没有跟着动，没有跟着它也加息，这是对的。我们的货币政策比较宽松一些是正确举措。当然，它会对人民币有一些贬值的压力。但是，如果在经济增长方面，基本面方面做得更好一些，贬值的压力也不一定会有想象的那么大。人民币稍微贬点值，说不定对中国的出口还有好处。

我不认为人民币会出现剧烈地贬值，贬到6.8、6.9不太可能。如果要贬值的话，顶多到6.5左右，不用太担心。而且，老百姓、企业对人民币汇率贬值、升值的承受能力比以前强多了。

在通胀方面，去年大宗商品价格猛涨，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才涨了0.9%。今年报告定在3%的通胀率，我们的通胀率已经连年低于“两会”定的数据了。今年如果能达到3%，那说明我们的经济真的复苏了，需求回来了，消费回来了。所以一些人说滞涨，根本不存在，中国绝不会有滞胀。

有人可能说PPI比较高，这主要还是原材料价格上涨推动，但是，它最后没有反应到老百姓的需求消费品上。一些生产企业承压，但老百姓得利了。

今年两会我们也看到了一些保护中小企业的措施。譬如今年税费支持政策增长到了2.5万亿，去年是1万亿元的规模，增幅非常大。这说明中央对于保市场主体的用力非常猛，很明显地是要保护中小企业，因为大企业事实上对于这点税收减免是不敏感的。别看2.5万亿是很大的数，分散到近千万各级别的市场主体上面并没有多少，主要受益的还是中小企业。它们是吸纳就业的主体，保市场主体也就是保就业。

姚洋，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北大国发院院长、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6年）、北大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执行院长。姚洋教授的研究领域为中国经济发展、新政治经济学。

编辑：刘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