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2022年3月15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第60期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CEO），围绕“两会解读与中国经济前景”主题，邀请到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南南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林毅夫，北大国发院研究员、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许宪春，北大国发院院长、南南学院执行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北大国发院金光讲席教授卢锋，北大国发院副院长、金光讲席教授、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共五位学者带来两会解读和中国经济前景研讨。本文根据五位学者的对话和问答环节整理。

黄卓：由于疫情防控的关系，今天媒体朋友无法到场，但我们在线上向大家征集了一些问题，我来代问一下。第一个问题是2022年中国设定5.5%的经济增长目标，底气是什么？对全世界的经济增长有什么意义？

林毅夫：设定5.5%的增长目标，我认为底气主要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方面的空间非常大，只要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按比较优势做得好，国际市场还是有需求的，国内也有进口替代的空间；再者，通过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企业更有竞争力，能创造就业，就业状况好，家庭收入就能增长，需求也能增加。这是底气之一。

第二点，要进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当然需要投资。从投资方面来看，中国的储蓄率依然高达45%左右，投资资金的潜力很大。政府的财政状况在世界上还是比较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负债率占GDP的比重是60%左右，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空间也还都相当大。如果我们能把这些有利的条件用好，实现5.5%左右的增长目标完全有可能，而且应该努力接近6%。

这样的增长目标对于世界有什么意义呢？因为中国的GDP占全世界的比重已超过18%，中国经济增长达到5.5%，对全世界每年经济增长的贡献就是一个百分点，应该能占到全世界增长的25%左右，所以中国仍是对全世界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和最主要的动力源。

此外，这个增长目标对中国2035年远景目标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保障。因为中国希望到2035年人均GDP在202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这就要求从2021年到2035年的年均经济增长达到4.7%。在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的状况下，如果能达到5.5%左右的增长，也有利于2035年远景目标，这是第二个百年目标征程上分两步走的关键一步。

黄卓：下面的问题请教姚老师。您提到给老百姓直接发钱的效果要好于发消费券，但也有担心说如果发钱，老百姓存起来不消费，怎么解决？

姚洋：看一下我们国家收入分配的状况，收入最低的50%的人，占全部收入的比例只有16%，其储蓄微乎其微；收入最低的10%的人，基本上在负债消费。所以，至少对于收入最低的这50%的人来说，不存在给了钱会增加储蓄的问题。如果大家担心这一点，那就只给收入最低的50%的人发钱，每个人两千元钱，其他人不发。

另外，因为现在可以发放有时间标签数字货币，比如要求发钱之后在3个月内花完，不花完这笔数字货币就自动作废。每个人都有一个心理账户，“这钱是给我花的，我就应该花掉”。对于很多本身消费能力很低的人，这种担心没必要。

黄卓：下一个问题给许宪春老师，您这几年特别关注数字经济的发展，以及数字经济的测算统计，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面对数字经济非常重视，专门讲到要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加强数字中国建设的整体布局。想请您谈一下目前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处于什么样的阶段？数字经济下一步会在哪些领域更好地发力？

许宪春：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一些重要的发达国家，都制订了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在国内，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数字经济，习近平总书记在国际国内许多重要会议上都阐述过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性，李克强总理在近几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指出要发展数字经济，“十四五”规划纲要就“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单独设立了一篇，就数字经济的发展作出规划。

美国经济分析局对美国的数字经济做过测算。美国数字经济增加值占美国GDP的7%左右，但后来又增加了云计算等一些领域，使数字经济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9%左右。我们按美国同样的方法测算中国的数字经济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6%以上，略低于美国。尽管和美国相比还存在差距，但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得比较快，在一些领域已经走在前面。

关于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我认为数字化基础设施、数字化交易、数字化媒体等领域发展得比较好并有很大的潜力，因为我们有庞大的市场。

但目前关于数字经济的概念、范围、分类和测算方法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国际标准。到底什么是数字经济，数字经济的范围如何界定，数字经济如何分类，数字经济增加值如何测算，都还在研究过程中。数字经济统计与传统经济统计不一样，传统经济统计理论和方法基本上都产生于欧美发达国家。林毅夫老师常讲，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与经济发展的中心密切相关。统计理论和方法也是如此，当经济社会走到前面的时候，学者和政府统计工作者就有机会总结、梳理、提炼出先进的统计理论和方法。在数字经济的发展方面，我国和欧美国家几乎同步，这给中国的学者和政府统计工作者提供了一次总结、梳理、提炼数字经济统计理论和方法的重要机会，就看我们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

黄卓：下一个问题给黄益平老师，去年房地产行业的金融风险让人比较担忧，今年整个国际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又很大，近期中国A股和港股大跌，整个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压力也比较明显，今年中国金融市场应该重点防范哪一类的风险？

黄益平：应该说从2015年以来我们国家能发生金融风险的地方都发生过一遍了，当然都不是很严重，最后都稳住了。这说明我们的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过去的金融稳定其实主要是靠政府兜底来稳住，但现在完全靠政府兜底变得越来越困难，面临一个所谓的“不可能三角”（Impossible Trinity。注：是指对一个国家而言，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稳定性和货币政策独立性这三者不可同时兼得）。

一方面，增长减速，这意味着会有一些企业要失败，面临一些结构调整，风险会上升；另一方面我们的杠杆率总体来说已经比较高，再加上政府全部兜底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低，所以政府提出来“要尽量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是非常准确的。

至于说风险具体会发生在哪一个领域，经济学家的预测并不总是靠谱。去年我最担心的是一些地方的区域性金融风险，由于融资平台和政府的高杠杆，确实有些地方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当然，因为我们很多地方平台跟政府的信用还是有关系的，所以不太可能出现所谓的“明斯基时刻”（注：资产价格崩溃的时刻，市场繁荣与衰退之间的转折点），但确实有一些风险。我去年第二担心的是中小银行会出现风险，因为这些年给中小企业发放了很多贷款，里面可能存有一些问题。2020年、2021年，这些机构都冲销了不少坏账，现在还有一些债务正在前移，所以这个风险还没有完全过去。去年出乎我意料的风险是房地产开发商。

今年如果从全世界的范围内来看，重点是美联储开始加息，这对全世界都会有影响。一般美联储采取宽松政策时，全世界都觉得受益，资本流入、货币升值、市场利率下降、资产价格上升，对经济增长有正面意义；但等到美联储反向操作时，对其他国家就会带来一些不利影响，特别值得我们关注。当然，中国的情形和一般发展中国家不太一样。

黄卓：下一个问题给卢锋老师，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CPI涨幅要控制在3%左右，去年这一目标控制也是3%，但最后全年下来只是0.9%。今年俄乌冲突使得很多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猛涨，您怎么看今年的CPI涨幅目标压力？

卢锋：去年我国PPI处于多年高位，但是CPI是0.9%，核心CPI是0.8%。去年CPI走势受到一些结构性因素如猪肉价格走低等影响，不过总体看，无论跟我国疫情前CPI增速比较，还是与绝大部分主要经济体比较，都是一个在宏观经济面临三重压力背景下的偏低CPI水平。在这个背景下，今年两会提出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左右的预期目标，意味着今年消费物价有望显著回升。

我理解上述通胀目标含义是要通过稳增长，使得总需求得到较快恢复增长，然后通过菲利普斯曲线（注：表明失业与通货膨胀存在一种交替关系的曲线，通货膨胀率高时，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低时，失业率高）的经验关系，使得通胀能够改变目标偏弱状态。

因而这不单纯是价格或通胀问题，当然也不是要通过大规模货币放水打高价格，而是要针对现实问题，通过合理实施宏观政策、优化监管政策和推进必要改革，对实体经济提供有效扶持，使得经济更好地复苏增长，同时控制外部输入性通胀的过度影响，从而使得物价和通胀能够达到和维持比较正常合意的水平。

从政策的角度，今年宏观政策方针意图比较给力。两会制定加大稳健货币政策实施力度方针，财政政策要动用1万亿元央行多年投资收益结余、支持今年2.5万亿财政扩大支出的措施。具体评估虽然学界有不同探讨，比较起来积极政策取向比较明显，今年1-2月经济数据呈现某些亮点。

然而目前宏观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下一步实现经济稳增长目标还有诸多不确定性。如最近国内疫情变化要求升级防控措施，上海、深圳都针对疫情形势追加采取了较严格的必要管控措施，要知道这两个超大城市是中国经济增长最有活力的地区，即便是较为短期减速也可能有显著影响。即便通过努力快速控制住这一波疫情，后面会不会出现新状态也还有待观察。

另外，行业监管通过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以增强预期仍需时日，如何优化既定政策方针，也是需要观察评估的问题。从外部环境看，俄乌冲突导致了外部环境急速变化，有可能通过大宗商品、贸易、金融等不同渠道对全球经济运行带来负面影响，我国也难以完全屏蔽。

今年中国与美国宏观政策取向不同，这个少见形势会带来什么影响不确定性较大。两国背向而行实施宏调政策潜在具有一些有利因素，如美国经济增速回调，边际上减少资源需求，有利于实现我国经济复苏对资源需求。反过来，我们如顺利稳增长，对美国外需增长客观上也是有利因素。不过，最新俄乌战争危机以及国内疫情新情况，给经济形势和政策都引入了新的不确定性因素。

美国是全球主要货币发行国。从历史经验看，美联储进入加息周期，会通过全球范围流动性紧缩带来冲击。我国经济和金融基本面较好，具备比较有利的应对冲击能力，不过流动性短期变化是否会在某些局部引发意想不到的情况，也是需关注的问题。另外，我国作为多边机构重要成员国，在一些双边场合也有较多承诺和责任，还是不少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债权国，在全球金融不稳定形势下的风险会增加。

综合考虑，CPI问题不简单是能否实现特定物价目标的问题，而是如何在实体经济和金融方面能务实有效地应对目前面临的内外新矛盾，实现宏观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的问题。这些方面如果做到位并且成效好，合意通胀目标自然会实现。

问：请问许老师，您提到行业增加值在2021年从年初到年末有所回落，为什么分行业的增加值增长率会回落这么大？有些能从20%多回落到负值，什么原因？

许宪春：的确，2021年若干个行业增加值增速回落幅度非常大。

有三个比较突出的行业：

第一个是制造业。2021年一季度制造业增加值增长26.8%，四季度增长3.1%，增速回落了23.7个百分点。为什么回落这么快？实际上制造业增加值增速的快速回落主要发生在2021年的二季度和三季度。二、三季度主要是受一些偶发性因素的影响，比如汛情、煤炭短缺、电力短缺、芯片短缺，等等。这些情况导致制造业增加值增速回落幅度过大。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各地方各部门承担起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随后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2021年四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速有所回升。今年1-2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回升到7.5%。我认为去年制造业增加值增速的快速回落是一些特殊原因造成的。

第二个是建筑业。2021年一季度建筑业增加值增长22.8%，四季度下降2.1%，增速回落了24.9个百分点。建筑业增加值增速的快速回落主要和投资密切相关，因为2021年投资增速回落得比较快，特别是四季度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转负。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全年只有0.4%的增长，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连续十个月回落。所有这些因素都会传导到建筑业。

第三个是房地产业。2021年一季度房地产业增加值增长21.4%，四季度下降2.9%，增速回落了24.3个百分点。房地产业增加值增速的快速回落主要受房地产销售和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回落的影响。

这三个行业增加值增速的快速回落，背后都有重要的原因。这些行业增加值增速的快速回落，影响到GDP的增速。2021年一季度我国GDP增长18.3%，二季度增长7.9%，三季度增长4.9%，四季度增长4%，增速从一季度的18.3%到四季度的4%，回落了14.3个百分点。

问：黄老师特别提到对于拖欠账款的这些企业，可以采取一些征信措施，但它们可能本身就存在一些困难，比如订单减少等问题，并非主动拖欠账款。想请教黄老师，在国内大环境出现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只让大企业压缩账期的方法是否可行？您对于企业拖欠账款的动机怎么看？

黄益平：这个问题很好，但很难回答。中国在1990年代确实发生过“三角债”问题，就是企业相互拖欠债务非常严重，中央银行和政府下了几次决心，最后也很难化解，相互之间拖欠太多太久，纠缠不清。

我的基本假设是主要问题在于大企业拖欠小企业，而大企业相对来说流动性比较充裕。为什么一下子账期延长了？最主要的原因是在疫情以后经济形势变差，小企业对大企业的谈判能力大降，大企业的经营活动可能也受到一定影响，但如果有免费资金可用，它们当然想用，这是我了解的一个基本情况。

不过你说的这种情况肯定也存在，大企业自己也有欠账要不回来，或者被拖的压力，中小企业之间互相拖欠的情况也不少。但这个问题总要解决。在建议一些政策措施时，我坚持两点，一是不能强制；二是总要有个突破口。我认为让条件好的大企业通过征信和社会担当，主动压缩账期就是可行的突破口，对总体化解这个问题有帮助。

问：林老师讲到发达国家通常的增长率是2%-3%，中国增长率高得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利用了创新法宝，即“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现在的问题是：一方面企业家的发展动力和信心受到影响怎么办？怎么恢复？另一方面，国际上原来对中国这一模式比较开放，如今大大提高了防范之心，怎么办？

林毅夫：信心当然非常重要。我们在政策上过去有一段时间对增长的强调不够。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后，首先明确地强调稳增长，并且把过去常讲但是近来没有什么声音的“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突出出来。有这样的政策导向，并且配合一些相关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创新政策等，我相信大家的信心会恢复。因为企业家总是有发展的意愿，既然我们还有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空间，而且可以投资的钱其实也不少，只不过因为过去大家觉得增长不重要，也不鼓励投资。即便鼓励投资，也主要去鼓励那种发明式的高新产业投资，发明的机会当然有，但相对来讲很有限。从数字来看，我们现在能够称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只占整个制造业的15%，剩下85%是大头，其创新、升级靠后来者优势的引进消化吸收的再创新不被鼓励，但却是我们增长最重要的生力军。所以我今天花很多时间来解释这一点。

当然我很高兴看到政策在变化，随着政策变化，我相信这个信心就能增强。

外国会不会制造障碍防范我们将“引进-消化-吸收”作为创新的来源？这个问题我曾经讲过。这些新技术在发达国家需要大量投资才能取得突破，取得突破以后能有多大的利润则取决于有多大的市场，而中国正是最大的市场。其实我们在“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时，绝大多数情况是购买更好的设备，因为更好的设备里含有新技术，那就是技术创新；我们要建造一个新的产业也要购买更好的设备，就能进行产业升级。现在国外拥有这样技术的企业，会表示不卖给中国企业吗？如果不卖给中国企业，它很可能从高盈利变成低盈利，甚至亏损。所以从企业的角度来说，基本上不会存在（把已经发明出来的、有市场、自己能赚钱的技术不卖给中国企业）这种情况。

唯一有可能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的就只有一个为了维持政治霸权宁可牺牲经济利益的国家——美国，但美国拥有的技术其中绝大多数并非一家独有，欧洲的德国、瑞士、法国，或者亚洲的日本、韩国可能也有。美国不卖给我们，正好给其他国家创造了更大的市场空间。

在这种状况下，从美国企业的角度来说，并不愿意封锁中国企业，因为有非常大的风险。例如第一个被列入实体清单的是华为，华为非常依赖高通的芯片，如果没有高通的芯片，华为就不能生产5G手机。但问题是，高通如果不把芯片卖给华为，也是死路，究竟是华为先死还是高通先死都不好说。所以去年高通又跟美国国务院申请同意其把芯片卖给华为。

当然，这并不是说卡中国脖子的事情不会发生，但能发生的领域非常小。只要我们能继续保持增长，并且继续开放经济，在绝大多数正追赶的领域里还是可以“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而且这样做的成本会比自己发明低。在这一点上我非常佩服华为的任正非，他说，对我们“引进-消化-吸收”的这些技术，我们要清醒、要跟踪、要有备胎，避免被卡脖子，但是，只要买比自己生产便宜，那还是要买。

如果有任正非这样的开放态度，我相信我们还可以大量地利用“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来服务占比85%的制造业，不管从就业角度，还是从GDP占比和经经济增长的角度都是最主要的部分，也是我们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引擎。

　　

问：请教姚老师，您今天讲到刺激消费，尤其是给中低收入群体多发钱，这或许能够解决当下的消费问题，但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能力不高是个长远问题，需要通过教育公平提升他们的受教育程度等等，您觉得解决这个长远问题的关键是什么？

姚洋：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首先要保持经济增长，没有经济增长就不太可能提高收入能力。在保持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如何让收入分配更加平均，这也是个大问题。收入分配是个极慢的变量，比如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基尼系数是0.27，到最高峰超过0.5用了30年的时间。这是个比较缓慢的过程。现在我们说要降低基尼系数，如果到2035年全面实现现代化的时候能把基尼系数降到0.4以下，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具体说到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能力，我想在教育行业有很多事可以做。因为我们现在的教育资源分配非常不平均，大概是我国分配领域最不平均的地方。这一方面跟老百姓重视教育有关，大家都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好学校去，所以好学校就会集中资源；另一方面，我觉得也和政府过去这些年忽视这个问题有关。要讲清楚这个话题可能很复杂，我的总体态度就是有很多措施可以去实施，让教育资源分配得更加公平。

整理：文展春 | 编辑：王贤青 、白尧

编辑：刘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