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2021年底-2022年年初，北大国发院组织了一项课题研究：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2022年4月3日，北大国发院举办【朗润·格政】第155期，作为课题研究的初步汇报兼进一步研讨。本文根据课题组核心成员之一、北大国发院长聘副教授赵波对总课题所做的研究报告分享整理。

本次研讨会上，课题组报告分享成员还包括：北大博雅青年学者、国发院长聘副教授、教育部长江青年学者张丹丹，北大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员、环境管理系系主任戴瀚程，北大国发院助理院长、长聘副教授、环境与能源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敏，携程创始人兼董事会主席梁建章。本次研讨会的点评教授包括：北大国发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北大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全国新冠疫情防控专家组成员、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刘国恩，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党委副书记、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雷晓燕，北大国发院副院长、金光讲席教授、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教授赵耀辉，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教授周其仁。研讨会由北大国发院助理院长、长聘副教授、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黄卓主持。

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全面爆发以来，我国实行了“动态清零”的疫情防控政策，极大程度地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取得了令全世界瞩目的成就。中国经济在过去的两年前低后高、强劲复苏，2020-2021两年年均增长率达到5.2%。

新冠疫情既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又对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阻碍，极大的增加了宏观经济下行的风险。严格的防控政策有效地减少了传播的风险，但封区封城的政策也不可避免的影响经济的平稳运行。

如何统筹平衡好疫情防控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是目前政策制定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2021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2年的经济工作重心为“稳增长”，随着奥密克戎变异株成为最主要的流行毒株，新冠病毒的传播又迎来新的一波高峰。疫情因素成为我国2022年经济增长面临的最重要的不确定性因素。

以下将从消费、投资、进出口、劳动力市场几个方面观察和总结疫情对于经济的影响。

一、消费支出触底反弹、为经济增长提供主要支撑

受2020年新冠疫情第一波冲击的影响，总消费在2020年对GDP的贡献首次降为负值（-6.8%），后又在2021年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又触底反弹至65.4%。数据显示2020年居民消费的下降幅度高于可支配收入的下降幅度（图1）。

疫情导致消费下降的原因有以下三点：

首先，疫情导致居民可支配收入下降。2019年四季度之后，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出现大幅下滑，导致家庭消费支出下降。

其次，疫情让很多人担心被病毒感染并且对经济预期悲观，这些风险的上升导致居民主动降低了消费，增加了储蓄。

最后，消费下降与严格的疫情防控政策有关。疫情越严重，需要的防控力度越大，增加了消费的交易成本，减少了居民消费。

随着2021年疫情得到控制后，我国的总消费也触底反弹。但2021年末居民的储蓄率仍高于疫情前2个百分点。这其中的可能的原因可能有多种，但预防性储蓄的动机可能是极其重要的因素：疫情卷土重来的风险仍然存在，收入的不确定性仍然很高，造成了居民不愿增加消费。

分消费类型来看，疫情冲击最大的是服务消费和线下的实物商品消费，而线上的实物商品消费并未受到影响。比较各类型消费品的社会零售品总额累计同比增速可以发现，变化比较平缓的是实物商品的网上零售额，而服务消费和线下实物商品的零售额波动幅度明显更大（图2）。

为了进一步分析疫情对线下消费影响，我们利用了2020年1月1日至2022年1月23日线下若干个监测商圈的人流量数据、美团生活服务线上消费数据和京东电商数据，分析了两类不同程度的疫情传播对消费造成的不同影响。

第一类是“散发式疫情”，定义为在首例患者出现后5天内新增少于10例的疫情；

第二类是“爆发式疫情”，定义为在首例患者出现后5天内新增病例多于10例的疫情。

从影响的持续时间来看，两类疫情产生的影响都将持续两三个月。从影响的力度上看，散发式疫情因为感染者较少以及政府采取的管控措施较宽松，对消费的负面影响力度较小。散发式疫情最高减少线下消费8%左右，而爆发式疫情最高可以造成线下消费下降达到80%。

疫情对线上服务消费的影响也较大。和线下消费类似，散发式疫情对线上服务消费的影响比爆发式疫情的影响要小得多，而短期内突发大规模疫情对线上服务消费的影响则非常大。此外，无论是散发式疫情还是爆发式疫情，对线上实物商品消费的影响都不大。

结合上述因素，我们最终发现每增加一个散发病例，会使得疫情后三个月的线下人流量平均减少3.6%，生活服务线上消费平均减少2.7%，当地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0.36%。而每一次“爆发式”疫情，会使得疫情后三个月的线下人流量平均减少24.7%，生活服务线上消费平均减少21.5%，当地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3.0%。

二、投资前低后高、第三产业投资明显放缓

我国投资（资本形成总额）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由2020年的81.5%陡然下降到2021年的13.9%，是1992年以来的最低值。

造成投资贡献率的大起大落的原因有二：一是消费在2021年强劲复苏后对GDP增长的贡献较大，分散了资本对GDP增长的贡献；二是投资本身在2021年增速放缓。

分产业来看，相较于第一、二产业，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明显放缓，特别是一些受疫情防控影响较大的行业，如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交通运输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以及一些受到产业政策调控的行业，如教育和房地产业。

此外，新企业注册的数量和资本持续下降。2021年4月以来，新企业注册的数量和资本持续下降并在2021年第四季度出现负增长。

分产业来看，第二产业中的建筑业、制造业和采矿业均为负增长；第三产业中的住宿和餐饮、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居民服务、房地产业、金融业、教育等全年降幅均在10%以上。2021年以来投资下滑比较严重的行业主要集中在民营企业占主导的行业。

三、贸易出口增长势头强劲、进出口结构持续优化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由于世界其他国家的生产受疫情影响较大，我国对世界主要地区的出口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采矿业、纺织业、家具制造业和医药制造业增长最明显。2021年我国进出口增长占GDP增长的21%，达到199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为GDP增长贡献了1.7个百分点，相较于消费和投资表现抢眼。

同时，我国的贸易结构在持续优化。民营企业出口持续快速增长，民营企业进出口总值占整体的比重在2021年提升至48.6%，成为我国第一大外贸主体。我国一般贸易占进出口金额的比重也加速提升，目前已经超过了63%。

四、年轻人就业压力大，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增长放缓

疫情的发展影响企业的盈利能力，减少了劳动力市场上的需求；而疫情防控政策进一步限制了人员流动，增加了劳动力市场的搜寻成本，增加了失业率。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镇调查失业率，我国城镇25-59岁人口调查失业率在疫情初期急剧攀升，于2020年第二季度达到峰值，之后逐步下降到疫情爆发之前的水平。

在劳动力市场上，疫情对不同人群造成的影响不同。年轻人的失业率上升更高，16岁-24岁的年轻人在2020年-2021年的平均失业率仍然高于2019年的1.1个百分点。从2021年下半年以来，外来户籍人口失业率略高于本地户籍人口0.2个百分点。我国存在大量的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疫情可能导致农村务工人员周期性失业，而登记的失业率不一定能反映农村务工人员的失业情况，因此我们可以从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数量和收入情况来分析。2020年-2021年，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数量和收入的平均增速分别仍低于疫情前的1.6和0.7个百分点。

北大国发院于2020年与腾讯智库合作进行的“从业人员追踪调查”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其他的人口特征和经济变量之后，封城政策平均会使得该地区劳动力就业的可能性下降11.5-13.2个百分点，而单独执行“封小区”政策地区的就业负向影响不显著。

封城政策对不同从业者有异质性效应。研究显示，受封城政策影响，农民工复工率比当地劳动力低7个百分点；批发零售业从业人员复工率比公共管理、社会保障、社会组织从业人员低28个百分点；相比蓝领员工，白领员工（如IT、教育、金融、医疗、社会组织从业者）在劳动力市场的表现受封城政策的影响较小；高学历劳动者受封城政策的负面影响较小；在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工作的员工比在私营部门工作的员工更有可能重返工作岗位，而自雇劳动者受到的就业冲击最大。

2022年经济增长预测

我国经济在2022年的增长受到本国宏观基本面、疫情传播和防控政策的影响，同时也与全球其他主要经济体的疫情走势，以及地缘政治走势都会相关。

我们在研究中构建了中国宏观SIR-Macro模型，通过使用奥密克戎病毒传播的关键数据（包括基本再生数、病死率、不同人群疫苗接种率、无症状感染率等）对于模型进行参数校准，预测了奥密克戎病毒传播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2022年1月1日至4月1日，我国出现确诊病例的城市共有206个（不含港澳台），这些城市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数的70%，GDP占全国GDP总值的76%（以2019年水平计算）。SIR-Macro模型预测结果显示，按照现有的疫情防控力度，如果奥密克戎疫情能够在未来2-3个月内清零，中国2022年GDP的增速将下降1.3-2.0个百分点，这显然对于5.5%的GDP增速目标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为了实现经济平稳运行，需要以下几方面的政策配套：

1、财政政策进一步宽松，降低企业税负，加大对于服务业投资支持的力度；

2、提高基建投资增速，增加医疗基础设施投入，缓解房地产投资下降对于固定资产投资的负向影响；

3、继续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保障就业；

4、降低个人所得税，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通过有效的疫情防控政策和宏观调控政策配套来稳定预期，进一步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

整理：何又夕 | 编辑：王贤青、白尧

赵波，北大国发院经济学副教授（长聘）、博士生导师。2012年毕业于挪威奥斯陆大学，曾为美联储明尼苏达分行研究部、明尼苏达大学、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定量宏观经济学、房地产经济学、劳动经济学。

编辑：刘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