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2021年上半年，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组建了一个包括近20位教授的《平台经济创新与治理》课题组，对平台经济问题做了全面分析，课题报告《有序繁荣：平台经济的创新与治理》即将由中信出版社出版。为更好地分享对于平台经济的见解，特别是对一些最新发展的看法，课题组决定与中新经纬合作，推出系列评论文章《承泽观察·平台经济40评》。本文为第一评。平台经济发展使得中国第一次有机会紧随工业革命的步伐，走在了国际经济技术创新的前列，治理政策应该加强而不是削弱平台经济的创新能力。近日，印度商业与工业部长戈亚尔宣称印度的新兴独角兽公司数量已经超越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国。戈亚尔引述的数据应该来自位于旧金山专注初创公司及投资机构生态的企业服务数据库公司Crunchbase，新兴独角兽公司是指那些估值在5-10亿美元之间的创业公司。根据最新榜单，中国的新兴独角兽公司有27家，落后于印度的32家。过去在业内曾经有一个流行的说法，全球平台经济三分天下——美国、中国和世界其它地区。在2020年6月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独角兽公司排行榜上，前三名分别是美国(228家)、中国(122家)和英国(25家)。但如果看新增独角兽公司的数量，2018年以来中美差距已经显著拉大(见图一)。2018年以来的中美贸易摩擦以及2021年初以来的平台经济“强监管”政策可能加速了这个分化。图一 近年来中美新增独角兽公司数量显著分化

数据来源：勾股大数据。

所谓平台经济，是指一种依托云、网、端等网络基础设施并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数字技术工具的新经济模式，其主要业务包括撮合交易、传输内容和管理流程。因此，平台经济是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产物。中国平台企业的发展是从1994年接入互联网之后开始的，一批国产的互联网公司很快应运而生，包括瀛海威(1995年)、搜狐(1998年)、网易(1997年)、腾讯和新浪(1998年)、阿里巴巴(1999年)和百度(2000年)。二十几年来，这个行业一直在不断地洗牌，早年成立的公司，有的至今依然站在创新的前列，有的早已销声匿迹。之后又冒出来不少新的头部平台，比如美团、滴滴、字节跳动和拼多多。

即便与美国的一些头部平台如谷歌、脸书、推特等相比，国内的这些先行者起步也不晚。在2019年之前，看独角兽公司的数量，中美几乎是平秋色的，但之后开始明显落伍，许多头部平台的估值在最近一年多时间里几乎腰斩甚至缩水更多。平台经济发展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方方面面的变化，包括生活方式甚至生产方式的转变，但最重要的意义可能是让中国第一次有机会紧随工业革命的步伐，走在了国际经济技术创新的前列。之前人类社会已经经历过三次工业革命，分别以蒸汽机技术、电力技术和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突破口，催生了一批又一批的新产业，但过去中国离新兴产业的距离一直非常远。在这次第四次工业革命期间，虽然中国的平台企业并不拥有很多国际领先的核心技术，但在电商、外卖、网约车、社交和短视频等领域的业务创新，并不落后于国际同行。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从粗放式增长走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如果平台经济的活力持续减弱，不仅会加大短期的增长下行压力，甚至有可能影响长期的经济创新能力。中国的平台经济能够弯道超车，实现快速发展，是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最为重要的两大贡献因素是数字技术进步与市场化改革。

如果没有互联网技术、智能手机和移动信号，数字平台也就无从谈起。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渗透率都是显著领先的，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同样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今天不管身居何处，只要有智能手机、有移动信号，几乎就能享受同样水平的平台经济服务。这既反映了中国平台经济发达的程度，也体现了平台经济服务很强的普惠性。同样，市场化改革也功不可没。几乎所有的平台企业都是民营企业，它们都是白手起家，从无到有，其中一部分在短短的几年间做成了全球领先的平台，它们正是“中国梦”的成功案例。另外还有一些因素也在平台经济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首先是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因为平台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规模经济，而一个十四亿人口的大国，为平台经济创新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利的试验场所。其次是中国过去对个人权益保护的水平相对较低。最突出的领域就是数据的搜集与分析，“数据是新经济的石油”，没有数据，也就不会有平台经济。不过，中国一些平台企业违规甚至违法搜集、分析数据的现象十分普遍。从积极的角度看，创新活动非常活跃，涌现了许多新的产品与模式；从消极的视角看，侵犯隐私、损害消费者利益的现象比比皆是。最后是国内、国际市场的相对分隔。这样就使得国内平台可以暂时免于遭受国际平台的竞争冲击，为它们在初创期实现快速发展赢得了一些时间与空间。但无论是消费者权益保护不充分，还是与国际市场相对分离，都不是长期可持续的。平台经济带来的创新活力是有目共睹的。

平台极大地降低了创新创业的门槛，在线上开业提供销售、教学等商业服务的固定成本比线下低许多，很多低技能的劳动者也通过平台经济找到了灵活的就业机会。数字金融发展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案例，如何发展普惠金融，为中小微企业和低收入家庭提供金融服务，是一个全球性的挑战。而平台经济中的两大工具即平台与数据却可以帮助金融机构克服“获客难”和“风控难”的问题，为大量的普惠金融客户提供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的金融服务。正是基于平台的优势，中国的一些数字金融业务，特别是移动支付、线上投资、大科技信贷和央行数字货币，已经走在了全球数字普惠金融创新的前列。从宏观层面看，平台企业是中国最为活跃的经济部门，它们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提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不过，平台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确实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个人权益保护不足只是一个方面，事实上平台经济的许多特性，比如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网络效应、双边市场等，既可以带来好的回报，也可能造成新的问题，比如垄断现象、反竞争行为、歧视性定价、财富高度集中和影响社会秩序等。这些问题若不能及时得到纠正，不但平台经济发展很容易走偏，甚至还会干扰宏观经济的稳定局面。政府高度重视这些问题，2020年年底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明确提出了要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并由此于2021年初开启了被普遍称为“强监管”的平台经济治理政策，相关部门纷纷出台了一些监管政策并采取了不少监管举措。不过，决策部门一再强调，平台经济治理的目的，是要实现“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

可惜的是，在最近这段时期内，中国平台经济发展的态势发生逆转，几乎所有头部平台的市场估值都已经大幅缩水，流入平台经济的投资逐季减少，很多平台都在裁员，几家主要平台的创始人纷纷退休。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最新数据，2022年一季度互联网投融资金融同比减少76.7%。中国平台经济与美国的差距显著扩大，世界其它地区特别是欧洲和亚洲的平台企业发展却十分迅猛，印度的新兴独角兽公司的数量已经超过中国。这个变化多少有点令人扼腕，毕竟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第一次有机会站在国际经济技术创新的前沿，与国际头部企业一起并肩前行。虽然在加强监管的过程中，出现态势转弱的临时性现象，也属正常。但如果从业者、投资者普遍出现悲观情绪，对行业发展尤其是创新活动就可能造成长期性的影响。完善平台经济治理，既必要、也急迫。但在制定与实施治理政策的时候，一定要珍惜这个已经可以跟一些国际领先平台竞逐的行业，从而实现推动它们“做强做好做大”的初衷。过去在平台经济中出现了不少问题，需要想办法去规范、去纠正，但需要明确的是，大部分头部平台都是中国经济中重要的创新者、改革者、引领者。未来平台企业不但要持续地推动国内的经济创新，还要争取参与全球的经济竞争。长期看，平台经济全球融合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方向。

因此，中国的治理政策要主动与国际规则接轨，同时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与改革。国内治理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应该更加关注在创新与秩序之间求得平衡。首先，可以考虑放弃“强监管”的提法，虽然当前迫切需要完善治理政策，但监管应该是一项日常性的工作，不能成为运动式的任务，更要避免监管竞争。其次，可以考虑将经济监管与反垄断执法做适当的分离，前者的目的是维持有效市场的运行，而后者的任务是恢复市场的有效运行。两者最终目的是一致的，但解决的问题与采取的措施有很大的差异。再次，应该考虑加强治理政策的统筹与协调，避免平台经济活动的大起大落。过去一年多来，各部门竞相出手，在事实上给平台经济发展造成较大的打击，形成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称的“长期政策短期化，系统性战略碎片化”的问题。最后，要加强经济学分析在治理政策中的作用。通常参与监管政策的多为法律专家，但平台经济对许多政策问题的判定提出了新的挑战，比如，市场份额高是否就意味着垄断，“二选一”是否就是反竞争行为，差异化定价是否一定损害消费者利益，等等。对这些现象，需要做具体、深入的经济学分析与判定，避免简单化的“一刀切”的做法。文章来源：中新经纬

黄益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讲席教授、副院长、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教授的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数字金融、国际金融、农村发展和中国经济。

编辑：刘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