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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制改革面临的压力测试

香港——历史学家王赓武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指出：西方思维重意识形态，而中国思维则重体制（即系统化的制度改革）。在当今深刻迅猛的变革时代——特别是在美国对国际关系的态度与策略发生根本性转变的特殊时期——中国的体制改革进程正面临考验。

特朗普执政下的美国似乎放弃了其七十年来致力构筑的基于规则的多边国际秩序的承诺，转而采取了以“美国优先”为指导的双边谈判与交易模式。这包括了不惜以任何借口采取针对其它国家的单边行动，包括征收高额国际贸易关税，以取悦国内选民。

这一方针给所有国际经济、贸易与投资谈判增添了一层不确定性阴影，因为特朗普政府正在试图改变全球经济的游戏规则，虽然这些变化对美国本身也不是特别有利。毕竟，美国公司将是贸易冲突的最大受害者，因为它们一直从现有的全球供应链中汲取了最多的价值。

此外，美国在其作为全球最大市场的漫长历史中发现，一国的购买力和软实力总是齐头并进的。但在今天，美国要刺激国内消费，会遇到严重的束缚，原因在于其收入与财富的高度不平等、财政和债务面临越来越严重的约束、政治环境也不断分裂极化，以及之前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急需正常化等。

对中国来说，挑战也十分严峻，因为西方几乎将中国所有对内政策都视为地缘政治的把戏。但中国领导人也拥有克服当前挑战与障碍的工具，其中最重要的正是千百年来影响中国决策风格的系统性思维。这种思维一直致力于保护具有中国特色的复杂经济、社会和政治安排不受内部腐蚀和外部威胁。

以2012年以来所实施的改革为例。在中共十八大上，中国领导人意识到，人口红利正在因为人口老龄化而消失，而来自国际贸易和外商投资的“开放”红利也在流失。应对这些挑战需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更加决定性的作用。毕竟，根据西方流行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市场会自然而然地优化经济过程。国家所要做的是确保所有其它条件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相同。这首先需要根除制度性腐败，其次需要结构性改革来稳定增长及消除社会失衡与不公。

因此，习近平领导的政府发动了反腐运动，并大力投资于基础设施、研发、技术教育和培训、医疗社保网络等。这些改革是为了保护中国自身的体制稳定，同时也对全球增长与治理有贡献。

不幸的是，中国的这些措施在西方被日益视为“重商主义”和“掠夺性”的政策，并成为特朗普对中国实施惩罚性关税等措施的理由。这些新的外部压力迫使中国调整其改革策略与节奏，以降低中国经济依赖国外关键性技术、资源和金融供给的风险。

但中国的这些政策调整面临着一个两难困境。改革减速可能会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同时会升级双输的贸易战。面对当前的压力测试，中国可能需要加快改革以减少内部失衡、增加消费及国际购买力，为稳定全球需求和增长做贡献。

这意味着果断去除过剩产能、关闭污染行业、清理巨量不良*等，——与此同时，也不能放松反腐。拥有全球规模最大、最爱储蓄的中产阶级，中国可以进一步发掘国内市场巨大的消费潜力及在国际市场的购买力。

至关重要的是，由于国际贸易挑战对沿海地区的影响要大于内陆地区，结构性调整政策需要因地制宜以适应不同的地方经济生态环境，本地化的“最适政策”可能比一刀切的“最佳实践”更好。

历史正是如此：放眼全球，表现最好的经济体，如美国、香港、新加坡和许多斯堪的纳维亚经济体，在实施普世原则的时候都制定了反映国家、地区和地方经济社会条件的政策。中国至今为止的改革也是如此，地方层面的政策创新推动了中国的增长与发展，并促进了中国与全球标准和规则接轨。

在中国过去的改革历程中，各省市都被赋权进行多样化的改革与发展实验，并依据实验结果调整官僚结构和政府干预，以应对本地和全球市场环境的变化。高增长城市利用自身比较优势，彼此展开竞争——比如香港和包括深圳、珠海、广州、佛山、东莞的大湾区——为整个中国经济体系创造了规模庞大的资本存量、收入流、知识和制度创新经验等宝贵资源，转而用来解决较其它不活跃地区的历史遗留问题。

在这个复杂而动荡的时代，中国需要保持曾经给她带来过前所未有的增长和发展的系统性但因地制宜的灵活策略与方针。这意味着在国家、省和地市层面坚持推动切合当地及外部环境的改革。应对内外发展挑战的一个经受过考验的系统性策略与方针是通过国内地区间和企业间的竞争来提升整体对外竞争力。不管美国的政策如何难以预测，中国需要也可以不断完善国内市场竞争环境。

肖耿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

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会长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MBA项目《宏观经济分析》课程任课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