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中的各种现象不过是一些思想在现实世界的体现。诸如调结构还是稳增长、供给侧还是需求侧的争论，不过是长久以来经济思想界的争论以新形式重演而已”。9月26日晚，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博士在北大汇丰第十六期“耦耕读书会”上发表了题为《决定中国经济的思想线索》的演讲。

徐高博士从古典经济学开始讲起，梳理了经济学思想争论的历史脉络，以及在当前主流宏观经济学中的体现。徐高博士认为，经济现象最终是人的思想的具现。因此，只有从思想源头上来解释中国经济的诸多现象，才能深入到经济现象背后的最深层次成因。徐高博士从对经济思想的历史溯源开始了他的演讲。

徐高博士介绍了霍布斯对人性的看法

政府还是市场？

经济学家似乎总是在争论不休。但在他们争论中有一对永恒的矛盾——市场和政府。对这对矛盾的争论贯穿了经济学的整个发展史。政府究竟需要在多大程度上涉入经济活动？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取决于回答者对市场的看法，更决定于回答者对人性持有的观念。

英国政治家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抱有对人性的悲观看法。在其1651年出版的名著《利维坦》中，他认为“在没有一个共同权力使大家慑服时，人民便处在所谓的战争状态之下”。霍布斯觉得把自私自利的人放在一起会天下大乱，让人们过着“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的生产。为了自拔于这种悲惨的状态，所有人都会签订一个契约，把权力交给强有力的主权者，让这个主权者来慑服大家。很显然，霍布斯的理论是对政府管制的有力支持，并常常被用来为集权辩护。

而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则代表了对人性持乐观看法的流派。斯密相信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自私自利的人们凑在一块也能形成一种和谐的局面。因此，他认为政府只需要担任守夜人的职责，把剩下的事都交给市场就可以了。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在现代经济学中就具体表现为基本分析工具“一般均衡”。

在这里可以看到，如果对市场（或是更广义地说，人所组成的群体）没有信心，那就会认为需要政府更多的管制。所以要在市场和政府之间做选择，关键取决于判断者对市场的信心有多强——对市场信心强，就不需要政府太多的干涉，反之则需要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深度涉入。而对市场是否有信心，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判断者对人性的理解。

讲座现场

供给还是需求？

在市场与政府的选择题中，古典经济学家一般倾向于选择前者。古典经济学家对市场的信仰可以用萨伊定律来概括。萨伊定律说得是“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这个定律并不像初看起来那么不可理喻，而是包含了对市场运行的深刻洞察。

古典经济学们认为当我们看到经济中有生产活动正在发生的时候，一定有需求已经产生了——因为人之所以会费力地去劳动，一定是因为他想通过劳动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如果一个人什么需求也没有，那是不会去工作的。当然，需求与劳动之间可能隔着很远的距离——种地的人可能需要织布的人缝出的衣服——但古典经济学认为高效运转的市场会把这分隔的需求与供给联系起来。所以在整个市场的层面上来看，供给总能找到足够的需求。由于市场这种高效调节能力的存在，不可能产生遍及国民经济所有部门的普遍性生产过剩。

但也不都是所有的古典经济学都认同萨伊定律。以人口论闻名于世的马尔萨斯还提出了“有效需求”的概念，来论述供给过剩、需求不足的可能性。马尔萨斯认为需求虽然人人都有，但如果真正要对经济产生影响，需求必须出自有购买力的人。如果需求和购买力不相匹配，就会产生需求不足。而需求是否和购买力做了很好的匹配，其实是有关收入分配的问题。

对萨伊定律的支持与反对与否，决定了分析者心中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究竟是在供给面还是在需求面。如果认为萨伊定律是成立的。供给总能找到需求来匹配，那么需求就不应是经济增长的瓶颈，增长的瓶颈就只能在供给面，是供给能力限制了增长。相反，如果认为萨伊定律不成立，那也就承认了需求不足的可能，那么需求面因素就会是经济增长面临的更重要瓶颈。所以说，经济学家有关供给与需求的争论，其实是有关萨伊定律成立与否的争论之变形。

对萨伊定律的争论并非只有理论意义，而是直接决定了对现实世界宏观政策的评价。如果相信萨伊定律是成立的，那就应该认为市场本来就处在高效运转的状态。这种情况下，扩张性的宏观政策会挤出民间支出，扰乱市场运行，并不会让经济变得更好。但如果萨伊定律并不成立，市场并非处在高效状态，通过恰当的宏观政策来扩张需求就可以把经济调控到更好的状态。

可以用“破窗”的例子来更形象地阐述这里面的逻辑。把一扇好好的窗户给砸碎，到底对经济是好事还是坏事？这取决于砸窗之前经济处在什么样的状态。如果之前修窗的工人没有工作，正在失业，那么砸碎窗户能让他有工作、有收入，境况从而变得更好。而且这位修窗工人还会把他的收入再花出去，让更多失业的人能有工作。这便是凯恩斯所说的“乘数”效应。但如果在砸窗之前，修窗工人本来就有饱满的工作任务，有足够的收入。这时为了修好刚被砸碎的这扇窗户，修窗工人就得把他原计划要做的工作停下来。这样，砸碎窗户的行为并不能增加修窗工人的收入，而只是带来了财富的损失。

在前面这个破窗的故事里，修窗工人没工作的情况便对应萨伊定律不成立的情形，而修窗工人有工作就对应萨伊定律成立的情形。所以，砸碎窗户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取决于经济的状况是否满足萨伊定律。如果经济中供给过剩、需求不足，那么砸碎窗户就是好事，反之则是坏事。类似地，要评价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到底是有利于还是有害于经济，关键要判断经济正处在什么状况。如果需求并非瓶颈（萨伊定律成立），那就不应该用凯恩斯的需求扩张政策。但如果经济中需求不足，那么凯恩斯的扩张性政策（哪怕是政府雇人来挖坑再填上）就是可取的。

因此，当各方就宏观政策进行争论的时候，大家真正应该讨论的其实是经济状态是否符合萨伊定律的描述，经济运行的瓶颈究竟是在供给面还是在需求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前中国经济中有关供给面还是需求面的讨论，不过是在延续着古典经济学家就萨伊定律展开的辩论。

徐高博士认为真正应该讨论的是经济状态是否符合萨伊定律的描述

新-新古典综合的世界观是什么

现代的宏观经济学主流范式是“新-新古典综合”框架。这是围绕萨伊定律展开的长久争论之产物，体现了对萨伊定律成立与否这个问题的一种折中回答。1929年的大萧条是非常明显的市场失灵。因此在大萧条之后，注重需求管理的凯恩斯经济学成为宏观经济学的主流。但随着1970年代“菲利普斯曲线”的消失，经济学家认识到需求管理政策会改变人的预期，并最终让政策无效。这让经济学家认识到了预期的威力，认识到了由具有理性预期的人所组成的市场的灵活性，因而在宏观经济学中复兴了对市场的信仰。其后果就是叫做“新-新古典综合”的宏观经济学范式。

“新-新古典综合”的范式并不认为市场一直是有效的，因为那样就无法解释大萧条这样市场明显失灵的现象。但它也并不认为市场一直是无效的，因为有理性预期的人终究还是会调整其行为，最终使市场中的资源达到高效配置，从而达到萨伊定律所描述的状态。可以说，新-新古典综合眼中的世界是一个“掺了沙子市场体系”。它认为市场在长期是有效的，但在短期（预期调整到位之前）则有沙子（如粘性价格等摩擦因素）带来的对有效市场的偏离。

相应地，“新-新古典综合”的范式认为经济的短期瓶颈可能在需求，但长期瓶颈一定在供给。因此，这一范式认为宏观政策在短期可以作为、应该作为，但在长期不能作为、也不应作为。长期增长的瓶颈只在在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这三个供给面因素上。而这三个因素是需求管理的宏观政策无法直接作用的。

当前有关中国经济的许多声音其实来自“新-新古典综合”框架的影响。接受了这一框架的人会认为，次贷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放缓是潜在产出水平下降所致。政府对此应该容忍，而不应用宏观政策来托底增长。这些人还认为财政和货币政策效力有限，反而催生了债务问题，以及因为货币超发而带来各种不利后果。最后，这些人还相信稳增长政策延缓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市场的出清。

“新-新古典综合”这个专业的名字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过，但这并不妨碍这套范式作为主流宏观经济学的世界观而影响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这便是思想的力量。不过，这套范式毕竟起源并成熟与西方，与西方国家的经济现实更为契合。但这并不代表这套范式就是真理，更不意味着这套范式所导出的结论就适合中国。事实上，前面所说的那些“新-新古典综合”得出的有关中国的政策含义多有偏颇。对这套框架的盲信是中国经济落入当前困局的最主要原因。

现场听众认真听讲

中国需要“中国故事”？

正如凯恩斯所说的，统治世界的就是思想。“新-新古典综合”既是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范式，更是一套系统看待经济的世界观。从这套世界观出发，中国经济存在很多问题。而按照这套世界观，中国经济需要大规模地改造，以实现长期持续增长。前面所列举的放弃稳增长、放任经济增长下滑等观点便是这套世界观给中国经济开出的药方。

必须要承认，“新-新古典综合”这套世界观在解释世界方面有其价值，也确实能帮助我们认清许多中国经济中的现实问题。但我们同时也要知道这套世界观绝非真理，对中国经济的解释力更是远远谈不上令人满意。张五常曾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中写道：“在有那么多的不利的困境下，中国的高速增长持续了那么久，历史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国一定是做了非常对的事才产生了我们见到的经济奇迹。那是什么呢？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很显然，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能在“新-新古典综合”中找到。

当有些人在批判中国地方政府对GDP的追求时，他们并没有看到地方政府的GDP竞赛恰恰使得中国政府成为了呵护经济增长的“帮助之手”，而非别的一些国家政府所扮演的“掠夺之手”的角色。当这些人在批判中国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时，他们并没有看到在现行收入分配之下，中国的大量收入流向了非居民部门，刚性地转变成了储蓄，而这些储蓄又有转化为投资的需要。当这些人在批判中国杠杆率上升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看到中国国内的债务产生于中国的高储蓄和债权型融资主导的融资结构，有其合理性。

就中国经济而言，真正令人担心的风险是分析者和决策者成了“新-新古典综合”世界观的奴隶而不自知，把这套理论框架作为评价现实的标尺，而不是事实求实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发展是硬道理”和“摸着石头过河”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成功的精髓。但现在对GDP导向的淡化已经让各级官员失去目标，无所适从。评价官员时的不宽容态度也助长了“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倾向，令各方失去了试错的勇气。

在这样的关头，中国的经济工作者更要勇于担当，承担起时代赋予的责任。要从中国的现实中总结出经验，升华成理论，构建更能解释中国现象、指导中国实践的理论体系，并最终形成中国自己的经济学世界观。只有正确讲出了“中国故事”，才能从思想上保证中国经济的长期繁荣，并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现场听众向徐高博士提问

讲座最后，徐高博士就中国发展问题与现场听众展开了互动交流。讲座结束前，北大汇丰商学院公关媒体办公室主任、经济金融网主编本力出席并代表学院向嘉宾赠送纪念品。本次读书沙龙由北大汇丰都闻心同学主持。

本力老师向徐高博士赠送纪念品

徐高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现为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兼职研究员，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徐高博士之前曾历任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瑞银证券高级经济学家、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兼职经济学家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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