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9年3月到黑龙江农村插队落户至今，已经整整50年了。五十载沧海桑田，半世纪辗转奔波，当年的“知青”，现多已庞眉鹤发。垂暮之年的我们希望能把那段难以忘怀的青春记录下来。为此，我也打开尘封的记忆，写写当年的一些经历。

初到东北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是初中二年级学生。本应1967年毕业，但当时高中和大学都不招生，我就一直待在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1968年底，开始了上山下乡运动。我下乡的时候17岁，不过也算是个“排长”了。当年我们中学首批去黑龙江的是24人，其中包括6名女生，称为“杭州东风中学赴黑龙江先行排”。

尽管当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场全国性的运动，但我们比大多数知青更艰苦。因为我们不仅是到农村插队落户，而且是到遥远的边疆，还是到战争爆发的地方。离开杭州时正是珍宝岛战争爆发之后： 3月2号打仗，我们3月8号出发，而我们要去的，正是珍宝岛所在的虎林县。作为年轻人，我们当时很兴奋，“迎着珍宝岛的隆隆炮声，奔赴反帝反修前线”！作为父母们，家长却是非常担心害怕。在送我们专列的火车站上，家人们哭成一片，我从来没看到过我妈妈哭得那么伤心，我妹妹也哭。姐姐已经下乡了，没能来送我。乐队奏着“远飞的大雁，你快快飞呀”的曲子，我的眼泪也止不住哗哗直下。别了，母亲！别了，家乡！…像壮士出征一样，我们踏上了屯垦戍边的征程。

专列开了五天五夜，于13号清晨到了虎林县城。第二天，我们就被拉到了15里路外的红卫公社前卫大队。我们站在村小学的操场上，在大队支部书记欢迎以后，就被各个农民领到了家里。知青宿舍还没盖，我们就都分散住在农民家里。领我的是个13岁的小男孩大保，但他管我叫“叔”（也许是我那时看上去就很老或很成熟）。他爸是个管村小学的贫下中农代表。没读过多少书，却戴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看上去很有知识。女房东很热情，风风火火的，我叫她大嫂。两口子一直对我挺好，张口闭口“俺家海闻”，弄得其它老娘们儿嫉妒地说，“海闻是倷家的吗？”

那时村里还没通上电，点的是劣质的煤油灯，一早起来，鼻孔里都是黑黑的。用现在的标准衡量，不知道吸进去多少碳了。冬天的东北，房子的窗户都是密封的，屋里的空气混浊难闻。天太冷，只好忍了。另外就是脏，没法洗澡。洗衣服不容易，所以也懒得洗，不久衣服上就长满了虱子，每天晚上至少有十分钟的“挠痒运动”。

最难熬的是没吃的。东北的三、四月份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窖藏的蔬菜早已吃光了，大地还没有开冻，只能吃农民腌的酸菜。我特别不喜欢吃酸菜，总觉得有股锈味儿。但不吃也不好，怕房东为难，只好忍着吃。尤其因为我的家庭出身不好，本就是抱着改造自己的心态去的，不吃鸡没问题，不吃酸菜有怕吃苦的嫌疑。刚到虎林的时候，我们的任务是修水利，要走10里路，中午不回来。我们只好带几片苞米面饼子，捆在腰上（怕冻了），没有菜，就像农民一样带上几瓣大蒜。这样，下乡不久我就学会了吃生大蒜。

自我改造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想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方面，文革进行了三年，工厂基本停工，大学和高中都停止招生，但大批的高、初中生的年龄却没有停止增长，这些学生很快长大成人了，安置工作成了头疼的问题。另一方面，毛主席的确想缔造一个没有城乡差别的社会，这从他的“五七指示”中可以反映出来。他认为学生只有书本知识是不够的，还必须经过锻炼，有社会实践经验。对于青年人要吃苦锻炼奋斗，我是赞成的，至少我觉得我应该到艰苦的环境里去磨练磨练。于是，我主动报名下乡，而且是特意要到最艰苦的边疆农村去当农民。我们要去的虎林县是个边境县，学校的工宣队开始还因为我们家有海外关系不同意我去，我写了血书，表示永远忠于祖国，这才批准我去虎林插队落户。

我下乡时给自己立了三个目标：改造自己、建设祖国、保卫边疆。现在的年轻人会觉得这很傻，可我们当时就是这么单纯。2007年恢复高考30周年时，央视二套采访我，记者开始有点不相信我们当时的境界，可当她看到很多我当年的家信和日记后，非常感叹，说想不到你们当时真是那么想的。说实话，即使经历了这么多的风风雨雨而且过了耳顺之年，我仍然觉得人活得“傻点”好，单纯点好。且不说自己感觉好，社会也需要这些勇于奉献的“傻人”。

改造自己，是因为我属于当时的“黑五类”子女，爸爸是右派，还参加过国民党军队。其实他参加的是抗日的远征军，当时他在金陵大学读书，学的是无线电。1944年，抗战到了最危难的时候，他响应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投笔从戎，参加了远征军。但在那个时候，只要参加过国民党军队都被认为是有问题的。妈妈这边海外关系一大堆，两个舅舅和一个姨妈分别去了香港和台湾，后又都到了美国。所以，文革中我是属于必须好好接受改造的那一类人。

不过，我当时定的“改造自己”的目标，不是别人强迫的，而是我自己觉得应该通过吃苦来脱胎换骨地改造自己，净化自己的灵魂，磨练自己的意志。我对此并不是一种消极无奈的心态，而是觉得自己小时候没有吃过苦是一大遗憾。要想成就伟大的事业，要想成才，“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我也并没有因为自己“家庭出身不好”而自悲或自弃。马克思、恩格斯、毛主席、周总理的家庭出身都不好，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革命者。因此，和大多数人的被迫下乡不同，我是带着吃苦和改造自己的心愿主动要求下乡的，而且要求到最艰苦的边疆农村去“插队落户”。

正是有着这样一种心态，在东北的九年我从来没觉得苦，也从来没有放弃过理想。当年的条件绝对很苦，而且落差很大。从江南的大米饭、红烧肉、西湖醋鱼、龙井虾仁，变成了天天只能吃五谷杂粮、酸菜、土豆。一年吃不到几次肉，入冬后有将近半年吃不到新鲜蔬菜。冬天有时候不得不穿着大衣戴着口罩睡觉，早晨起来时眼睛眉毛上都是霜。脸、鼻子、耳朵、脚都冻坏过，冻坏的耳朵还发炎流水。炎炎夏日到几十里外的荒草甸子去打草，渴的时候只能趴在水洼子边上喝积水。割小麦都累得直不起腰来，秋收的时候满手被豆荚扎的血印，掰苞米掰得虎口都肿。在这样的条件下，我能坚持下来，关键还在于心态和境界。我的座右铭之一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再苦，比起村里的大多数农民来说要好多了，我小时候享过福了，他们没有；我到过很多地方，他们没有；我受到很好的教育，他们没有…所以，跟绝大多数人比，我已经很幸福了。正是这种心态，让我始终保持乐观，这也是我后来能不断克服困难获得成功的基本素质。

我在生产队里干活是很卖力的，农民夸我说“海闻这小伙子出活”，说明我从来不偷懒。那时实行大寨评工法——“自报公议”，我第一年是三等工，第二年二等工，第三年就挣上了一等工，即最高的工分。记得第二年评我二等工时，有个农民说，“海闻干活很出力，但技术还差一点，二等工是不是高了点？”当时的技术活主要是扬场、垛垛、扶犁、赶车，我都还不会。这时，另一个农民站起来说，“正因为他技术差一点，才给二等工，否则应该是一等工。”我当时听了非常感动。

北大荒的艰苦日子已经过去几十年了。我常常想，要是没有那一段经历，没有那一段的艰苦生活，我会了解中国社会吗？我会珍惜后来的学习生活吗？我会在留学时遇到的各种困难面前坚持下来吗？我会感激生活，始终充满激情吗？我会有今天的成功吗？

我感激黑土地赋予我的经历与精神，我也为当年敢于自我改造而自豪。

科学实验

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三大任务：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阶级斗争”就是要继续文化大革命；“生产斗争”主要是干活，开荒种粮食；“科学实验”提倡利用知识来提高产量。

虽然我们也没上过几年学，但我对科学实验还是很感兴趣的。到了东北后不久，我就发现他们的耕作非常粗放。当时的浙江省已经号称“千斤省”了，即水稻每亩产量达到一千斤，而东北只有二、三百斤左右。不过南方种两季，一亩地里有早稻和晚稻，北方只能种一季。即使如此，亩产量还是低。我在下乡前去过浙江农村参加“双抢”（抢收早稻，抢种晚稻），知道南方种水稻要插秧，还知道科学种田中有句话叫“合理密植”，但当时东北种水稻就是把种子撒到稻田里，结果长出来就稀稀拉拉，有时候苗还长不过稗草。

为此，我利用春节回杭探亲的机会专门去了一个位于钱塘江边的农业研究所，问他们要了一些高产的稻种，带回虎林去种。生产队长挺支持的，给了我一小块试验田。我当时只知道水稻的生长需要一定的“无霜期”，所以采用了“塑料薄膜育苗”和“小苗带土移载”的方法来解决。开春不久，当其他稻田里草和苗都还没有露头的时候，我的试验田里的稻苗已是整整齐齐，郁郁葱葱。农民们看了也无不称赞，我也颇为得意。一转眼到了秋收季节，队里其他的稻田都已收割完毕，而我的试验田里的水稻仍是郁郁葱葱，青绿一片！农民们开始笑话我了，“海闻，你种的是水稻吗？啥时结穗啊？”我很尴尬，也不知道咋回事。这才又去翻书找答案，才知道纬度不同的水稻品种是不一样的，因为东北夏天的日照时间太长，所以造成了南方稻种到了高纬度的东北后会“贪青”，不会结穗！我从教训中获得了知识，本想继续研究如何提高东北水稻产量，但后来再无机会。

此外，我还问队长要了一块地，培育玉米的“单交种”和“双交种”。通过杂交优势，提高玉米的产量与质量。为了保证异花授粉，到了玉米抽穗的时候，我每天都到到地里给母本“去势”，即抽掉它的雄花，让母本只接受父本的花粉。这样辛辛苦苦地干了一夏天，盼望着母本的玉米来年可以作为优良品种播种。然而，在秋收的时候，几个社员在附近收割玉米，路过我的实验田时好心帮忙，顺便替我当做普通玉米收割了，把母本的种子和父本的玉米混在一起了！我知道后真是哭笑不得，一年的辛苦又白费了。

那些年，我们还和一队（我在三队）的同学一起培育一种叫“920”的菌种，据说用来喂猪可以助猪长膘。“920”的培育需要一定的温度，因此一队的同学就在炕上搭建了个“实验室”。想一想当年的这些知青还真的很有想象力和创造力，可惜生不逢时，否则一定会产生一些企业家或科学家。

乡村教师

说实在的，知青下乡对当地的文化和教育还是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下乡后不久，我就在队里办起来黑板报，除了报道国内外新闻外，也讨论生产队的事。记得有一期我画了一个漫画，批评有人“出工不出力”，颇引起了一番争论。我们知青和一部分村里的年轻人组织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下乡当年就为村里编排了一台“春晚”节目，以后也多次在春节排节目演出。除了演《沙家浜》中的“智斗”、《红灯记》里的“赴宴斗鸠山”、《智取威虎山》中的“舌战小炉匠”等片段外，作为宣传队的队长，我还兼任“编剧”“导演”和“演员”（我演胡传奎），写过诸如“边防民兵抓特务”“抗日英雄打鬼子”等短剧。我们的乐器合奏也很有意思，既有二胡、板胡、笛子等民族乐器，也有手风琴、扬琴等西洋乐器，反正把各种能响的乐器都放在一起，演奏起来也别有风味，分外热闹。

1970年春节刚过，大队领导找到我，说村里的学校希望我去当老师。这个村子原来叫“同和”，文革时改为“前卫”（现在又改回为“同和”），共有一百来户人家，三、四百人口。村里有一所学校，从“托儿所”一直到初中，叫“前卫中小学”。一至五年级为小学，六、七年级为初中，“红孩子班”是托儿所，全校有一百多学生。老师基本上都是本村人，个别在县里上过高中，大部分只有初中毕业。我虽然连初中都没有毕业，但毕竟是城里人，文革中到上海、北京、哈尔滨等大城市高校串联过，还当过中学的“革委会”委员，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大队认为我是一个不错的老师人选。

然而，我却不愿意到学校去。我认为我刚从学校出来不久，对社会还了解甚少，而当初下乡的目的是通过艰苦的劳动来改造自己，多产粮食，建设国家。于是，我对领导说，“我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我需要继续在生产队劳动锻炼改造自己……”其他农民知道后，一个劲地说我傻，这样的“好活儿”都不去。

又过了一年，大队领导又来找我了，这回是支书出面，请我到学校当老师。我又重复了我的观点，说要继续接受再教育等等。这时，支书拿出了杀手锏：“到学校当老师，是贫下中农的需要，是为贫下中农服务……”。我不敢再争辩了。于是，开始了我乡村教师的生涯。

我一去前卫中小学，就被委任为副校长，并担任六年级（初一班）的班主任。后来陆续有四个杭州知青——也都是我们中学的同学，到学校当老师。我们认真地教书，布置作业，启发学生思考做题，替学生纠正错别字，给当地的学校带来了一股清风。除了语文、数学以外，我们也教音乐、体育、美术等，大大活跃了学校的气氛。我还从杭州买来了很多图书和画册，建立了小图书室。购置了喇叭和扩音器，建立了小广播站。过年排练节目，把学生们都带进来参加演出。

那时的学生，除了上课之外，也要经常劳动，“学工学农”。寒假暑假，学生回家帮家里干活，料理“自留地”，照顾弟弟妹妹，我也会回到生产队参加劳动，到“大连泡”（地名）修水利。所以说，虽然是老师，但仍然是拿着“工分”的人民公社社员。由于我努力工作，认真教学，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并获得过“虎林县劳动模范”和 “牡丹江地区先进工作者”的殊荣。

1975年秋，我被调到红卫公社中学任副校长。公社调我去的原因，主要是公社中学当时比较乱，学生纪律差，老师不敢管。我去后不久，两个学生打架，其他人拉都拉不开，别人越拉，他们打得越起劲。我走过去，叫劝架的学生都走开，让大家看他们两个人打，还叫他们“你们打呀”，结果他们反而不打了。文革期间，老师都不怎么敢管学生，可是我是知青，我不怕。我一方面抓教学，一方面抓纪律，每天早上还亲自到校门口抓迟到，对调皮捣蛋欺负同学的学生严厉整治，弄得他们对我又怕又恨，甚至扬言“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也不客气地回应，“我等着”。不久，学校面貌得到改变，课间操从懒懒散散变得整整齐齐，旁边的公社干部看到后都啧啧称赞。

其实，我们虽然是老师，学生们也不比我们小多少。我虽然严厉，但关心学生，所以大家在一起也玩得很开心，感情也很深厚。离开虎林后我先后回去过5次，每次回去都有十几个或二十几个当年的学生来看我。一起吃饭、喝酒、聊天。有一次一个学生说，“海闻老师，我们也许是你这么多学生中最没出息的，但一定是对你最有感情的”。我听了颇为感动！的确，相比我在美国和在北大的学生，他们是很平凡，没上过大学，一辈子务农，但朴实、纯真、善良！他们是我的青春，每次回虎林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都把我带回到了自己年轻的“乡村教师”时光。

大学之梦

文革前，我们还小，还没到想上大学的时候。文革中，大学停办，加上我们连初中都没有毕业，也就没有了上大学奢望。1970年，大专院校恢复招生，不用考试，推荐就行，去的人中有的才小学毕业。一起插队的一个中学同学被推荐去了牡丹江师范学院。县里也办起来“五七大学”，我们一个初一的同学被选拔去了，这一下子点燃了我上大学继续学习的梦想。

1971年，我们村里又有了推荐名额，大队推荐了我，但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到公社就被卡下来了。1972年，我又一次被推荐了，结果又被公社或者县里卡了。到了1973年，邓小平短暂复出，大力整顿，出台了上大学要考试的政策。知青们兴奋不已，奔走相告，尤其是“老高三”的学生，更觉得总算等到了推迟六年的高考。我们初中生也高兴，因为也都可以参加考试上学。于是，大家翻出冷藏多年的课本，或是收集现有的教科书开始复习。我也不例外，只用了很短的时间自学了初三的数学，认真准备政治和语文，并且很顺利地参加了考试。

那次考试我应该考得不错，成绩没有公布，但从公社文教领导中得知，我的三门课都是“一等”。虽然我的家庭问题依然存在，但那时我的表现已经很突出了，还被评为了“县劳动模范”。作为表现好的“黑五类”子女的代表，县里同意推荐我上大学。在填志愿的时候，我专门挑了东北林学院的“道路工程系”，心想，这是到深山老林里去修路的，大概没什么人会跟我抢。

这次考得好，又得到了县里的推荐，大家都认为我要走了，不少朋友恭喜我，大队和学校还说让我开始交接工作。可我心里还是不踏实，家庭出身始终是个阴影。1969年夏天，我曾在县知青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以最高票被推荐去省里开会，最后政审后被拿下，甚至都不通知我。这次真的那么幸运吗？

1973年8月20号，“白卷英雄”张铁生的信和《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加重了我的疑虑。果然，不久我得到消息，尽管县里据理力争，东北林学院拒不收我，说“道路工程系”是保密专业，不能要我这样的人。我的大学梦再次受到打击。

又过了一年，大学招生回到推荐制。大队委在讨论推荐人选时，大家还是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我。然而，大队党支书老李头说话了：“我们不能再推荐海闻了，推荐了也是瞎名额。”会议最后推荐了其他人。我当晚听说后很是伤心，觉得连村里的人也放弃我了。

几天后，我听说老李头找了几个党支部的负责人说，“海闻的问题是政治问题，我们要先帮他解决政治问题，要培养他入党”。我听到后顿时感动得热泪盈眶，多么好多么亲的贫下中农啊！心里暗下决心，即使上不了大学，也要安心在这干下去，对得起老乡们对我的信任！

从1974年开始，我踏上了争取入党的艰难之路。1975年，大队党支部同意我入党，公社不同意。1976年，公社同意了，但没把握，就征求县里意见，县里不同意。1977年，公社中学党支部又把同意我入党的材料报到了公社。时任公社党委的王书记收到材料很是发愁：论表现，没说的，下乡八年工作努力，有口皆碑。论家庭，实在为难，全家包括直系亲属中没有一个共产党员，有的只是右派和国民党。尤其二舅是国民党高官，去了台湾。这样的人能入党吗？

公社的文教助理王中伟是北京人，参加过志愿军，1958年复员转业来到了北大荒，他有文化，有见识。他对公社书记说，”海闻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你们应该看他本人的表现。至于他舅舅，他也没见过。再说，去台湾的国民党不一定都是坏人，说不定是共产党地下党员呢？……”。一席话说服了王书记，公社党委开会通过后就批准我入党了。当时，像我这样的人能入党，对我们家来说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

当年10月21日，全国报纸都刊登了要全面恢复高考的消息，而且年龄放宽，门槛放低，老三届都可以考。这个消息再次点燃了我的大学梦。这次是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再次复出后决定的，应该不会再有变化。于是，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复习的浪潮。

我当然也很兴奋，找来各种教科书，开始复习。一开始我准备报理工科，主要认为学文科政治风险大。可是我只有初中二年级的文化程度，没有学过化学，物理也只有学了个皮毛，很多课程不是复习而是从头学起。自学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发现化学自学很难，没有实验根本记不住。于是我断然决定放弃理工科考文科。但即使考文科，我也要自学高中的数学。当时我们红卫中学有四、五个老师要报考。为了不影响工作，我们规定白天必须正常上课，只能利用晚上和周末复习。由于晚上经常停电，我就买了一大捆蜡烛，彻夜学习。

文革中黑龙江知青云集，除了哈尔滨等本省城市外，北京、上海、天津、浙江等地都有大批知青在黑龙江的农村、兵团、农场、林场务农和工作。当时听说黑龙江省报考大中专的有近百万人，而招生名额才一万左右。为此，省里不得不举行初试和复试两场考试。初试定于11月底，只考语文、数学、政治。复试时在12月底，文科加历史和地理，理工科加物理和化学。

初试时我主要准备数学，结果数学考了98分，其他两门也没问题，顺利进入复试。复试前主要准备政治、历史、地理。我们那时是先报志愿，后考试。我分析了一下形势，觉得大多数老高中都已成家立业，不太会去考。文革后的中学生基础不如我好，尤其是文科，主要靠平时积累，而我对中文、历史、地理、政治都是很感兴趣的，所以我应该能考个好学校。于是，我的第一志愿填的是北京大学，第五志愿是牡丹江师范学院。心想，好处努力，坏处打算，最次也争取上个大专。有人听说我报北大，有些不以为然，认为一个初中都没毕业的学生能考上北大？也有人说，以前看成分，这回看本事了。言下之意，这回要是上不了大学，只能怪自己了。

12月24日，复试开始。我天不亮就出发，冒着东北严冬的寒冷，来到设在县里中学的考场。人还没有暖和过来，数学考试就开始了。一看考卷，我一下子懵了，考题显然比初试时难多了！到只剩20分钟左右的时候，我算了算只有60分。我有点慌：想考北大，这个分数是休想的！于是，我告诉自己冷静，冷静，再冷静。我把剩下的题目好好地看了一遍，决定好好想一想一道12分的几何题。在考试结束前几分钟，我想通了，很快将证明写了出来。我松了一口气，为自己的初战没有太惨而高兴。

剩下的4门课我考得很顺利。写作文时思绪万千，边写边流泪，甚至忘了自己在考试。两天的考试结束后，我走出考场，望着天空，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问自己，我真的能上大学了吗？我艰难的求学之梦真的要实现了吗？考完后我回杭州过年。春节前两天，我收到了公社同事发来的电报：“祝贺你考进北京大学经济系”。说实在的，我直到现在都无法形容接到电报时的心情！

1978年3月，在黑龙江农村屯垦戍边整整九年之后，我告别了奉献了自己青春年华的虎林。面对着几十名前来送我的同事、同学、学生、老乡，我也像壮士出征一样，踏上了求学的征程。虽然没有乐队奏着“远飞的大雁，你快快飞呀”的曲子，我的眼泪仍止不住哗哗直下。别了，孕育着我梦想的黑土地！别了，留下了我青春的北大荒！

海闻，杭州东风中学67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3月至1978年3月在黑龙江省虎林县红卫公社下乡。1977年恢复高考时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后在美国加州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并在美国高校任教多年。1995年回国与林毅夫、易纲等创办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现任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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