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钢琴时，我差不多看得到那个声音，” 周恕弘教授闭着眼，“是一种visiualize的感觉，就好像身临其境：我在一条路上，声音朝我走来；如果弹不太记得的曲子，回忆的过程也好像走在一条路上。”

这位华人经济学家谈话时常微闭着双眼，他习惯在脑海中而非在纸上构思。周恕弘教授认为，弹钢琴所用的思维与做研究相似，都属于动态创造。事实上，他的音乐是即兴和浪漫的，他的学术生涯也颇具 “即兴”的色彩。

周教授毕业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的是物理学，选了人类智慧、信息学、地心引力等庞杂的课程，“我最喜欢的是物理课程，其它都是辅修。” 一谈到物理他整个人就活跃起来，还回忆起系主任在选课次日的约谈：

“他说本科生可以把大学当成购物中心，凭喜好去选，博士生则要有一个方向。”

“他还问现在物理学有什么突破？每年有吗？每10年有吗？”

周恕弘教授当时心中的答案不乐观，谈话结束后便决定不能将全部的热忱都放在物理上，同时开始关注其它学科的发展。“我之前没想过修读经济学，直到博士第二年，我才留意到它的存在。”

1983年，周恕弘教授发表了决策行为公理化的论文并一举成名；2006年，他遇到了享誉国际的生物学家Richard Ebstein, 共同开启了生物经济学的跨学科之路；2011年，他当选世界经济计量学会院士，成为协会创建以来第11位华人院士。

他曾先后执教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加州大学尔湾分校、香港科技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目前的研究领域包括决策理论、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和生物经济学，成果多次发表在五大国际顶尖的经济学期刊上。其涉足的交叉学科领域在2009年前几乎一片空白，而同年发表的5篇重要研究成果中就有2篇出自周教授。

他说，“人本质上是动物”，经济学必须拥抱生物学，才能发展“硬核”理论。这位生物经济学领域的开拓者认为，“钻” 某个学科领域很容易进入一个牛角尖，可是两个不同的牛角尖可能会带出一片新天地。

“我的知识面很庞杂，跨学科的人就需要很杂，”周恕弘教授总结。他对睡眠的需求很低，喜欢同时思考多个问题，在嘈杂的地方也随时能进入工作状态，这些都可算作其做跨学科研究所需的素质。

在北大汇丰举行的第四届PKU—NUS数量金融与经济学国际学术会议期间，笔者围绕周恕弘教授的学术生涯，从经济学实验与建模、生物经济学、交叉学科前景等方面展开专访。谈及未来，他则很专一，要随老搭档生物学家去西南财经大学工作，“我们一起合作了13年，而且一辈子都要干下去。”

问答

Q:您在决策行为的神经遗传学和实验经济学领域都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的成果，比如我看到一项研究是“京华烟云——雾霾对决策的影响”。您能具体谈一下这项研究吗？

周恕弘：近期的生物医学研究指出PM2.5粒子能直接影响脑功能。一个能够影响到脑功能的物质会影响决策行为不足为奇，只是说怎么影响？2000年以后陆续出现许多文章，研究雾霾对经济的影响，PM2.5对股市、对犯罪甚至幸福的影响等方面的文献都已经出现。中国在2013年1月份才开始发布PM2.5指数，我们刚巧在10月份做一个实验室实验。在五天的实验期间，指数有一天急速降低，而且这个降低是由于风速、方向等大气物理因素造成的，所以没有人意识到，也没有在监测平台体现，可是它又实实在在的降了，这就成就了一个自然实验：被试者在双盲的状态下被分成两组，以对比他们的决策行为。

我们总共做了11场实验，发现雾霾会使投资者的行为更倾向于处置效应，减少亲社会行为，并渴望公平感。根据处置效应，投资人在股票赚钱时，稍微有点着急或担心就脱手，而赔钱时则想要保本、回本就不卖， 对风险比较漠然，甚至是追求风险。赔钱时则想要保本、不回本就不卖， 对风险比较漠然，甚至是追求风险。研究发现，在PM2.5增加的时候，个体对损失的风险容忍度上升，对获益框架下不确定性风险规避的程度上升；在跨期决策中，个体更为急功近利，远期时间贴现率增大。

Q:您谈到通过经济学实验来分析决策行为，能否具体谈谈如何定量分析决策等抽象概念？这些研究如何揭示人类决策中风险与合作行为的基因基础？

周恕弘：我今天做报告的时候，谈到跟忧郁症有关的研究。一个人不一定要有病，但可能情绪不稳，或神经质，比如患得患失、优柔寡断，总是担心有没有人在议论自己或者伤害自己。有时候就是一种感觉，比如今天很不顺，为什么世界总针对我？

我们从基因角度去分析，这涉及GABA(γ-氨基丁酸)体系。GABA强的人，处理完担心的事情就可以不担心了，可是GABA弱的人他控制不了，会继续担心。比如你的飞机马上要起飞了，手机都没有信号了，突然间想起厨房的煤气炉有可能没有关，就开始担心，然后就考虑飞机落地后要打给谁去确认。有的人做完这一系列的决策后，就可以看看电影或者写写文章，而有些人则要继续担心，甚至重新去“炒冷饭”。这个因人而异，要看基因。

我们与华大基因有合作，可以通过唾液或血液来检测基因。我们在中国的测试都是基于血液。因为基因是不变的，所以什么时候抽血都行，可是决策行为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定，基因只是作为依据。

Q:经济学领域一直对建模存在争论。做交叉学科的话，建模做定量分析难度是否更大，如何保证模型的可信度和可行性？

周恕弘：我在决策学领域有一定的权威，如果我跟生物学家弄一个模型，人家会觉得我至少模型方面是可信的。当你对某一领域缺乏判断，你就选择合作者。要有独立的判断，就得去了解模型到底是什么性质。现在建模有一种说法叫做硬和软，这是由纽约大学学者Paul Glimcher 提出的观点：经济学历来是研究看得到的行为，这种行为可能有很多来源，深入研究才能加以区分。

比如同样的行为是因为不公平的情绪引起，还是为了增加效率呢？这可以看看脑青，有时候脑负责对不公平的厌恶而产生脑岛（Insula），那个地方激活了不公平是有内容的，应该会约束他自己。除了脑，还有基因，基因有倾向。这些行为背后的根源是什么，我们也要通过生物学去深入探讨。

Q:许多研究领域目前都在以多学科交叉的方式飞速发展，您是否能谈谈交叉学科所特有的魅力以及发展前景？

周恕弘：学科交叉取得突破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研究任何一个学科都比较容易钻入一个牛角尖，可是两个不同的牛角尖有可能会带出一个新天地。这很难描述，但也很有趣，而且往往在基层的时候就已经有互补共生的能量。比如说我在研究生物化学，还有生物物理学，还有生物信息学，我发现不同的学科碰撞一直都在产生着新的东西，不过生物和经济学的结合真的很少。行为经济学，实际上是经济学与心理学结合，拥抱心理学后，拥抱生物学就指日可待了，因为心理与生物之间还隔着生理。

Q:罗伯特·席勒在此前的一个采访中表示，神经科学实际上是未来整个社会科学的一个核心，因为最终只有了解大脑才能了解决策机制，所以年轻人也许不应该进入经济领域。对此，您怎么看呢，您最看好什么学科？

周恕弘：这应该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大概50年前的经济学有一种目空一切的清高：在全部的社会科学学者中，我们就是国王和王后，比较排斥别的学科，包括心理学，还有实验经济学。经济学的诺贝尔奖被称为经济科学奖，可是这个科学曾经是没有实验室的，这不是有点矛盾吗？

现在每个学科都在做实验，发展到了今天，我又想谈生物了。生物学本身是靠实验，理论也是由实验直接带动的，可以说是实验挂帅。生物学融入经济学就代表了心理、生理到生物的融入，还有实验实际上也是通过生物学带动的。神经就是神经生物学的一部分，比如说人有肠脑，杏仁核是肠脑的主要部分，管荷尔蒙体系，与情绪变动直接相关。大脑还是比较间接的，要去分析和观察。William James曾经写了一本关于心理情绪的书，他问人看到熊是害怕才跑还是跑时意识到害怕？其实，你遇到危险的时候激素就已经激发你去跑，而你在跑的时候会去分析为什么要跑。

我觉得席勒还是蛮有远见的，但我们关注的领域除了心理因素，再深入就是生物因素。他提到神经就是生物学的一部分，因为人不只有神经系统，还有些是直觉层面，这属于生物学。所以，我认为生物经济学比较有前景，神经经济学有点偏窄，有些人甚至将其误认为脑成像，这就更加狭隘了。

对于年轻人，我觉得热情可以作为动力来源。如果做事由热情驱动，这个东西可以源源不断，好像武侠中打通任督二脉。可是如果说老爸是牙医，儿子也要做牙医。这不是做不了，而且很多年前的中国就是子承父业。如果没法选择，必须要继承几百年的业，那你就好好去做。今天我们是有选择自由的，我觉得有一些人他会说，人家做什么我就做什么？那你是为谁活呢？年轻人如果他要为别人活，我们也劝不了，可是如果你要为自己活，你就要想清楚。

Q:谈到个人选择问题，我发现您拥有数学和物理学的背景，博士期间选择了跨学科研究，您能否谈一下自己的学术经历呢？

周恕弘：我最初是一个追求物理的人。我念物理博士不久，主任就要见我，让我解释选课情况。我当时选了很多课，造智慧、信息学、地心引力、还有应用数学中的最优控制。他就问我为什么选这些？我的回答很简单：我喜欢。他就说，本科生可以把大学当成购物中心，喜欢什么就学什么，博士生应该有一个研究方向。他不希望我做10年、20年的学生，希望我以后能到好的大学、研究中心任职。我那时候根本没想过就业，就是觉得学习很有趣，我心头热是物理学，其他东西都是辅助。

他又让我想想，每年有多少个物理博士？现在物理学有什么突破？每年有吗，每10年有吗？的确，不像100年前的物理学，好多漂亮的研究成果每隔几年就出现一个，比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薛定谔的猫，人类的世界观都随着物理学的突破而不断塑造。但近10年确实没有什么物理学突破会影响我们的世界观或谈吐，现在有许多物理学的实验结果只是满足物理学家的想法，不太会影响到我们。在这个情况之下，可能你会找到一些现象，但这不是突破，你要靠全人类的力量才能突破一点点。

1977年，我刚好有一个工作跟霍金有关，有个年轻人David Beckstein写了一篇关于黑洞和信息学的文章。我一看就觉得文章太漂亮了，而且是我很喜欢的研究方向。可是也觉得已经有人在做了，也没什么空间给我去发展。所以对系主任当时的问题，我心中的回答不是很乐观。我从他办公室出来时就已经知道，我不能将全部路径都放在物理学，否则就等于用自己一辈子去赌突破，当然一辈子没有突破也可以去教书。后来，我就退掉物理学，不停去看整个大学的课程，直到博士第二年左右，我才发现行为经济学的存在。

Q:是怎样的契机促使您开展生物与经济学的交叉学科研究？交叉学科研究者需要具备怎样的素质呢？

周恕弘：我出道好久了，我一直在研究决策行为，开始是做决策学，比较公理化。可是在零几年的时候，我就越来越意识到决策者本质上也是生物。为了加强理解和建模，我便更深入地去研究，发现学说与生物学越靠拢就越硬核，能发掘深层次的东西，而纯粹形容表面现象的理论则是软性的。

我发现经济学好像是人的物理学，因为它就是由incentive带动，可以用数学的方式去研究。我的成名之作1983年发表在《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a)，文章是分析决策行为的公理化。我那个时候还不太懂经济学，比较有赤子之心。知识本身是具有污染性的，你所知会促使你不去走向未知的领域。

我觉得，我们应该保持一些空间，不要去填满，我是很多空间的。我不是那么专注的人，我的知识面很庞杂，跨学科的人就需要很杂，就是我能够同时想不同的东西，我在咖啡厅等吵闹喧哗的地方都可以工作。所以我很适合做跨学科工作，不适合只“钻” 某个领域，虽然我做的决策学基础性研究还是很专的。

Q:有很多学者觉得学术发表很有压力，这份压力一直伴随着他们的学术生涯。您在顶级杂志发表了很多篇重要文章，在这方面有什么好的建议？

周恕弘：能不能拥有平常心很关键。你想压力就是压力，可是我不一定被压。我们中国人不是赞扬竹子吗？竹子很有韧性。我这个人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的心态不太受到外界的影响，如果文章被拒就被拒，接受就接受。比如聘人，我愿意花时间去聘人，但是那个人不接受就不接受，我不会觉得结果不如所期，就浪费了时间，而是觉得过程就是收获。

Q:除了保持良好的心态，您认为如何可以做好研究选题或寻找合作者？

周恕弘：我跟Richard联手做交叉学科，这很有代表性。他是生物学家，我是经济学家，他不懂的我懂，我不懂的他懂，这是最好的配合。我们是一起到新加坡的，在2010年的时候他从希伯来去，我是从香港科技大学去，今后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行为经济与行为金融研究中心将是我们的大本营。做一个新的方向，往往有比较基本的东西人家还没想过，就可以想自己怎样深入开展研究。

我觉得合作者最重要的还是性格。我跟着生物学家一干就是13年，而且我们一辈子都要干下去。假如对方在那边喝一杯茶，都觉得面目可憎，这种合作很难做下去。做生意只要代价不太高而利够高，就能继续做下去。但研究要把青春拿出来，把时间拿出来，把心跳拿出来，投入其中，合作者需要成为真心朋友，甚至是合伙人。

学者通常会选择看重研究成果的人合作，可是这排除不了其本身的性格因素。你是以研究为主，可是性格是神经质，就很难讲了。如果觉得合作者面目可憎、性格不合，不能够愉快工作且事倍功半，这就好像自己扯自己的后腿，跟青春开玩笑，跟人生来开玩笑。

Q:您为什么会选择将西南财经大学作为今后的学术大本营？

周恕弘：我觉得什么地方都可以做大本营。我有些理论的东西在哪里都可以做，可是做深入的研究，与老搭档一起做就最好了。我的合作者今年很快77了。这里有一个现实的因素，他比我大12岁，先需要找一个安身的地方，在中国能够接受这样高龄学者的大学有多少家？你可以去数的。我知道西财愿意，校领导态度很明确。如果大学愿意投入资源去支持一个研究方向，这便是一种力度。

Q:您在大学开相关课程并出席学术活动，如何做好科研与教学的平衡？

周恕弘：我大概没有什么兴趣开最初级的班，但对开博士班很有兴趣，因为教学是互相切磋的过程，是思想交流、 一同探索的路程。我有我的追求，无论多辛苦都是其次的。我星期五在波恩做了一个演讲，今天星期天转战深圳，中间都是作战状态。我是很奇怪的，应该是身体状况刚好是这样子，在这种很紧张的时候很有战斗力。我不太需要正常的作息，什么生物钟都可以。当然长期有一个调解，但总体我加起来的休息时间并不多。

Q:您跟国内高校、基因公司、医院都有合作，未来学界与业界间的合作有什么趋势，还有哪些研究领域值得我们去深挖?

周恕弘：现在的中国或者世界经济跟几十年前差别很大，在近10、20年技术本身不停创新。比如共享经济，uber上市后的市值超越了很多发展几十年的大公司，这就是通过创新带来的增值。我们和复旦生命科学院以及上海财大实验经济学院谈过合作，但因为人手原因还未真正落实。我们也想要跟一个医院合作做有关精子的捐献项目，因为那个东西会受到地震、人为环境的影响，对将来的决策行为产生作用。我们现在以西南地区做基地，可以探索这方面的研究，尤其做与汶川有关的研究。总之，有蛮多的研究方向，有的现在正在选，有的已经可以启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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