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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耿 丨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

香港—长期以来，香港一直是亚洲城市的灯塔。它以极强竞争力和连通性，成为联系东西方的桥梁，也赢得了“亚洲的世界城市”的美誉。但这一地位由于香港自己的错误如今面临威胁。

近两个月来，香港被游行示威所困扰。示威源于引渡法草案，该法的目的是简化将嫌犯移交台湾、大陆和澳门的程序。示威者，以及许多外部观察者，将这个已经永久暂停的法案视为中央政府希望制定的法律工具，以便于将其认定的敌对人士带到大陆司法辖区。

因此，这一逻辑认为，引渡法将威胁到目前“一国两制”原则下香港享有的自由与自治。一国两制是1997年中国从英国殖民当局收回香港主权之后界定内地与香港之间关系的基础性法律安排。示威者的这一逻辑是错误的。

引渡安排非常常见；香港与其他20个国家之间存在这一安排。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知道，确保香港长期和平繁荣的世界城市地位，更有利于融合中西方的商业实践、治理体系和意识形态，最符合中国自身利益。

因此，中央政府给了香港诸多优惠，香港居民是中国公民中纳税最少的群体，没有对外交、国防等国家公共品做出其应有比例的公平贡献。此外，不论有无引渡法，香港都享有最大的自由和自治。

但香港的优势如今岌岌可危，主要原因在于其自身的不安全感。一些中外评论家指出，近几十年来，中国大陆的经济高速增长和发展削弱了香港作为金融、物流和贸易中心的领先地位。

1997年，香港处理了中国一半的对外贸易，其GDP接近中国的五分之一。在GDP、人均收入和航运量等指标上，香港远远高出大陆最繁荣的城市上海。

如今，香港只占中国贸易额的八分之一。而在GDP指标上，它不但落后于上海，也不如北京和深圳。在航运量指标上，香港甚至被宁波赶超。

但令香港居民更尴尬的是其内部不平等性不断加剧，这一趋势因为其全球最高的房价而雪上加霜。此外，香港年轻人日益发现，由于英文和普通话技能不足，自己在国际环境中已经处于劣势。

但是，正是香港本地政治，而非中国中央政府政策，才是妨碍低价公屋供应、技能改善措施不力和高价值就业机会缺乏的根源。在维护香港经济和金融地位方面，中央政府的措施应该有所助益，特别是大湾区城市集群潜力无穷，涵盖了南粤环珠三角的九个城市以及香港和澳门。但一些香港人抵制这一融合，担心这会进一步削弱香港的政治自治、经济优势和本地身份。

问题在于香港的本地怨恨为何会激发如此大规模的示威，据海外媒体报道，6月16日的游行吸引了近两百万人，成为香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游行。

答案也许部分在于互联网，或者更准确地说，在于社交媒体所营造的数字回音壁效应。该现象绝不仅限于香港，在2009-2012年间，它正是全球各类示威风潮背后的推动力：伊朗绿色运动、阿拉伯之春暴动、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的反紧缩示威莫不如此。

社会运动理论家曼努埃尔·卡斯特尔斯（Manuel Castells）在其所著的《愤怒和希望之网：互联网时代的社会运动》（Networks of Outrage and Hope: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Internet Age）中指出，这些“多维度暴动”在很大程度上并非是因为贫困、经济问题或缺少民主，更多是来自权势人物的傲慢与玩世不恭而挑起的羞辱。

但只有通过网络，这些情绪才能转化为群众的行动。自觉被权势人物羞辱的人因而“忽视政党，不信任媒体，不承认任何领导，拒绝所有正式组织。” 相反，他们寻求行使“对抗权”，“通过自主交流程序来构建自我，免于被拥有制度权力的人控制。”

社交媒体平台助推了这一过程。但在聚集这些对本地问题持有类似角度的群体过程中，社交媒体也导致其与相反的意见隔绝。这就助长了可悲的社会极化，导致担忧被转变为愤怒，在一些例子中，甚至将愤怒转变为所谓“对改善人类社会的希望”。

这些横向联网、情绪驱动的社会运动常常会演变为暴力，香港正在经历这个过程。本月早些时候，示威者袭击并破坏了立法会大楼，随后则是中联办大楼。

这些极端行为，以及扩大到香港各社区的示威活动，让警察疲于奔命。这就将示威者本身也置于危险之地：上周，数十名蒙面人手持棍棒，在地铁站袭击了游行归来的游客，导致四十五人住院，其中一人情况危急。

在这个高度紧张及分化的氛围下，保持香港作为中国与世界之间一个稳定可靠的桥梁的优势地位绝非易事。但维护香港这一优势却符合所有人的利益。为此，香港第一步需要就如何平衡“两制”所承诺的自治权与“一国”所确保的主权进行严肃讨论。

在此过程中，香港人必须做出重要的权衡。作为中国最为国际化的部分，香港在支持中国融入全球、鼓励其开放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如果它放弃这一角色，中国中央政府也会砥砺前行进一步改革开放，只是香港将会被抛离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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