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国内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运行形势。会议首次提出要抓紧研究提出积极应对的一揽子宏观政策措施，包括适当提高财政赤字率，发行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引导*市场利率下行，扩大居民消费，合理增加公共消费等。

对此，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并进行解读。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刘尚希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3月28日接受时代周报记者电话专访时认为，尽管中国这艘大船很结实，但现在遭遇了全球疫情的海啸，摇晃是避免不了的，要把常规的宏观调控转变为危机应对模式。

对于外界比较关注的赤字率、专项债等问题，刘尚希认为，不能一味盯着赤字率的高与低，特别是国债、专项债的发行额度。而应更多考虑政府应该做什么？怎么做效果才更好？“如果这些都不清楚，更高的赤字、更多的国债也解决不了问题。”

刘尚希表示，以往“以物为中心”，围绕物去找项目的政策效果越来越差，一揽子宏观政策的制定要摆脱思维惯性和路径依赖，转变为“以人为中心”，围绕人的技能、人的健康、人的流动等方面挖掘潜在需求，增强发展的后劲。此外，刘尚希建议，要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出改革的一揽子方案。因为改革关乎未来、关乎全局，能够真正提振市场信心，尤其是民营企业的信心。

宏观调控转变为危机应对模式

时代周报：如何衡量当前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刘尚希：从我们国家目前来看，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复工复产有序推进，但全球形势非常不妙。全球疫情大暴发，导致金融市场动荡，很多国家服务业、工厂关门。这对全球经济体系、全球供应链、产业链都会造成重大冲击。现在看来，这种冲击不是短期的，可能会持续到年底。

从国际环境来说，我们面临着危机的状态。这个危机不是说国内出现了危机，而是中国这艘大船遇到了全球疫情冲击的海啸，摇晃得厉害。如何稳住？我觉得要把常规的宏观调控转变为危机应对模式。一方面，防止国内疫情反弹；另一方面，要应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损害或中断对我国带来的影响。比如，沿海大量涉外企业、行业受到的冲击非常大，可能会导致失业的增加。

时代周报：危机应对模式下，应该采取哪些措施？

刘尚希：首先要救企业，同时救援失业人群。救企业，就是保证国内的产业链、供应链不出问题，企业的资金链要稳住，避免大量企业倒闭，导致存量就业岗位减少。国内疫情暴发时，我们已经采取一些措施。现在需要升级版的政策。

疫情期间，被迫失业和自愿失业的人会增加，因为隔离、物流不畅等原因，导致一些就业岗位无法吸纳人员，疫情冲击也会带来社会心理的变化，有的人担心被感染，不愿去找工作。被迫失业和自愿待业的人收入会减少，有的可能基本生活都成问题。因此，要对相关企业、家庭和人员进行救援。救援持续多长时间，取决于疫情和产业链、供应链修复的程度。

光靠这些不够，还应当采取一些主动的措施扩大内需，把符合发展趋势的潜在需求激发出来。可以在数字化方面做文章。数字化是一场革命，对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政府的管理都会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前不久大家都在讨论“新基建”，就是数字化基础设施。这些是有潜在需求的，需要通过政府的规划、引导激发出来。比如，政府的数字化水平不高，现在能不能利用机会，提升政府的数字化水平？彻底改变政府的运行方式，从而转变政府的职能，提高效率。

政府大规模进行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需要设备、软件、服务，可能还要建数据库、数据中心等，这就形成一个政府采购市场，对数字经济、数字产业形成了拉动。另外，可以结合智慧城市建设，对传统的基础设施进行数字化升级。例如，智能交通、智能电网、地下管网等。

以前我们推进“放管服”的改革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为什么办事有的还是很难？就是信息不能共享。政府的数字化可以大大解决这个问题，提高政府的办事效率。对市场、老百姓来说，营商环境就更好了，更加便利了。对城市管理来说，避免了城市的拥堵、污染等。大家的生活环境好了，城市的品质就提高了，投资环境也好了，各种人才也愿意来了。

现在不能简单地投资“铁公基”了，而是要对现有的这些基础设施进行智能化升级。当然适当的、必要的新建项目是可以的，有需要。但是重点要放在升级上头，而不是更多地铺新摊子。

发培训券、教育券比消费券更管用

时代周报：对于一揽子宏观政策措施，你有哪些建议？

刘尚希：传统的思路是大项目、大投资，这对一个地方来说最省事，GDP容易上去，但是未来长远的发展后劲是否增强？是不是对其他行业、企业有拉动作用？

现在我们国家发展到了人均1万美元的阶段，如果没有高质量的人力资本的积累，没有高素质的国民，积累的这些财富可能都守不住。

现在政策思路上，要从传统的围绕物去找项目的老套路中跳出来，转向以人为中心，围绕人去找项目，围绕人的技能、人的健康、人的流动等方面，把潜在的需求挖出来，形成一揽子的政策方案。这符合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符合新发展理念。

应当大力鼓励企业、社会组织对失业者、待业者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政府在这方面要规划引导、组织协调，财政也可以提供补贴，把大量的钱花在提升人力资本上。例如发放培训券，我觉得这比消费券更管用。

消费券就是短期化的，但不能解决长远。对于基本生活困难的人，可以通过消费券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我并不反对。对失业者、待业者开展大规模培训，既能解决眼前的问题，扩大需求，同时又提升劳动技能，积累人力资本，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高质量发展奠定广泛的基础。把眼前和长远结合起来，发培训券、教育券比发消费券更具有内涵和增强发展的后劲。当然，两者也可以结合起来，领取消费券或失业救济金的健康劳动力，必须接受教育培训。

还要围绕人的健康做文章，疫情冲击显示我们在这方面有很多短板。要提高全民的健康素质，让大家少生病，大大减少了因病致贫情况的发生，这样也等于是增加了人力资本。

最后，还要围绕人的流动做文章。要从传统的四面开花、到处铺摊子，转为聚焦到中心城市、城市群来考虑问题。当前国内的城镇化没有完成，大量的人往城里去，应该是人到哪儿公共服务就到哪儿。但是现在大量在城市工作、生活的人，他们的公共服务待遇是不平等的，比如很多农民工子弟上学的条件就比当地户籍居民差了一截。

在这些方面下功夫，也可以促进社会平等和机会公平，为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打下基础。如果群体之间的能力差距大，在起点上就不公平，能力鸿沟越来越深，在初分配中贫富差距很大，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会构成威胁。因能力鸿沟造成的分配差距，是无法靠政府的再分配去缩小的。当前分配差距大，导致消费倾向下降，内需不足，投资乘数变小，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我国经济的韧性和长期向好的基本面，要靠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和能力鸿沟的缩小来支撑。

一揽子政策应以中央为主实施

时代周报：实施一揽子宏观政策的钱从哪里来？

刘尚希：应当建立一个专门预算来统筹保障一揽子政策的实施。其资金来源包括特别国债，以及调整现有的预算，优化支出结构，把现有的支出挤一部分出来搁在这里头。还可以把地方政府专项债的一部分，放在中央专门预算的盘子里头来，不一定都要交给地方，而是由中央来统筹安排，用于上述讲到的那些方面。

有了一揽子宏观政策和专门预算，干什么清楚了，钱从哪里来、花到哪里去也清楚了，两者紧密结合起来，投资者、经营者、消费者等市场主体就能看明白政府要干什么，也知道政府怎么干。这样能够有效引导预期。如果政策、资金跟天女散花似的，零零散散，怎么能去引导预期？现在引导预期、增强市场信心非常重要。不能指望某一个政策、某一个指标就能解决问题。不要去盯着赤字、债务。现在应根据危机应对的需要，该多少赤字就多少赤字，该多少债就多少债，要突破常规。

时代周报：你一直都很关注财政风险，一揽子政策出来以后，会有风险吗？

刘尚希：风险总是有的，总要冒一些风险。财政风险与经济社会的公共风险要权衡，这是制定财政政策的基本原理。当外部危机冲击风险扩大的条件下，财政风险作为对冲工具就需要相应扩大。现在地方财政风险太大，所以一揽子方案和专门预算应该以中央为主，而不是交给地方，地方主要是配合。凡是应对外部危机的冲击，都应该是以中央为主。所谓中央为主，不仅是决策，在实施方面也要为主，钱也是中央来出。如果主要交给地方去承担，在考核体系不完善的条件下，会使地方行为变异，无法实现初衷。

当然，要更多地调动市场的积极性，政府发挥一种杠杆效应、引导效应，而不是说政府埋头干，单兵作战，那样效果太有限了。

时代周报：如何提升市场的积极性？

刘尚希：除了要有一揽子宏观政策措施，还要有改革的一揽子方案，要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推出一系列的改革。

从当前来看，这是必须要做的。政策只解决眼前的事，像投资、创新都是要针对长远去考虑的，不是只考虑眼前。只考虑眼前，就只是维持运营了。而改革关系到未来，关乎全局，关系到整个大的体制环境，改革能够真正提振信心。信心是政策效应的放大器，因为有了信心，市场主体就会想办法自救，在市场主体积极自救的条件下，宏观政策的效果就会产生倍增效应。

一揽子改革方案首先要增强民营企业的信心。现在“三门”（市场准入门槛高如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的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不公平竞争和歧视现象并不少见。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对民营企业还是存在操作性的歧视。民营企业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

同时，还要调动国有企业的积极性，加快国资、国企改革。市场主体有积极性了，经济就有内生动力，就算是斜坡路，也可能往上冲，不然没有动力，就会自动往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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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代周报 2020.3.31

记者：陈泽秀

审稿：程瑜 闫晓茗

编辑：李雅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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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陶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