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九嶷山人才发展论坛“九嶷山英才谱”系列活动邀请原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南财经大学校长何盛明教授，进行专访。

⬆ 谢群桃/图

回忆往昔，

何盛明老师娓娓道来，

记忆力惊人，

散发着智者的光辉，

从幼时的穷苦、长辈的教育

到中学屡上红榜，

从挑着担子上大学

到成为财政学大家，

从校长抓学科建设

到财科所所长

发出财政改革的呼声，

从谈及对宁远的感情

到栽培浇灌宁远骄子，

宛若一部波澜壮阔的

《人世间》再现，

何老师炽热的乡情

感动了当天的与会者。

壹

走路到道县考大学

挑着行李去读大学

在宁远的西部，有一条河沿着山间、稻田、村落蜿蜒流淌，若是不涨洪水的时候，河水总是像碧玉一样清澈纯净，两岸树木倒映水间，“春来江水绿如蓝”“半江瑟瑟半江红”的景色令人迷醉。

山添神秘水增灵气，何老师家乡就座落在这条名叫舂水的河流旁，据传舂水河得名于长沙定王之子刘买，1800多年前他被汉武帝封为舂陵候，从何老师的村落顺流而下不到两公里，就到了两河口，舂水和另外一条泠江相聚，汇入潇水。

在何老师的记忆里，农村条件艰难，家里跟其他的农民一样非常苦。何老师的父亲更为不易，爷爷去世的时候，父亲年仅15岁，却用稚嫩的肩头扛起家庭重担，带着两个叔叔和姑姑给人打长工，奋斗下成了家，还为两个叔叔结了亲。

1941年，中华大地烟烽四起，何老师出生了，头上有两个哥哥。何老师从小学习刻苦，上课很用心。家里穷，买不起灯和洋油，他父亲从后山上砍下枞树枝，把树皮拔下来，做成松木枞膏，晚上就点着枞膏溢出来的油脂照明学习，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枞膏燃烧时烟雾袅袅，一个小孩子在微光下发奋苦读。

聪慧的何老师学习成绩优异。宁远人重教崇文，他的家族吃清明时，有一个规定：不管是谁家的小孩，学习成绩好的跟长辈坐一桌。小小年纪坐在主桌，何老师窘迫紧张，不敢说话，只能听长辈们教诲。长辈教育他，你要学何绍基，何绍基是道光年间的进士，晚清著名诗人、书法家、画家。何老师说何绍基虽然人在道县，但是一个家族的人，是何老师爷爷的堂兄弟，长辈要求他学何绍基的做人、书法、做文章。从此在何老师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努力学习的种子。

在做人上，何绍基起了一个偶像的作用。而何老师的父亲言传身教，才是身边的榜样。父亲大字不识一个，但是秉承了舜帝传承下来的文化和为人之道，做人堂堂正正、正正派派。

“不能损人利己，从小就被教导不能损人利己，这是做人最要紧的东西。”何老师说了一个父亲教育自己的事例：我记得小时候村子里面产蔗糖，蔗糖做好后放到我家仓库里，有一次我拿了一块糖吃。父亲看见了，马上说这是公家的，是大家的。然后从自己家拿一块补给公家。父亲告诉何老师，这是公家的不能吃不能拿，这是家里面的可以拿。

这种教育很重要，何老师到现在都忘不了。他说做人起码要做到不能损人利己，现在犯错误那些人都是损人利己，贪污犯也好，贪腐分子也好。宁远有这么个文化基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面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就是做人也不坏。这个很重要。

长辈的教育，兄嫂的帮衬何老师一直铭记于心，何老师认为自己学习的动力来自于长辈的教诲和兄弟姊妹的鼓励。

年纪稍长，何老师考上了县里面的养正学校，这是一所在省内很有名气的私立小学，要收一些学杂伙食费，家里穷，何老师忐忑不安。当时，两个哥哥已经长大成家，父亲去问他们：你们最小的弟弟读书要不要继续？看看你们的意见。

而两个哥哥阿嫂嫂毫不犹豫，说我们再苦再穷也要让他上学，放心好了。何老师听了很是感动。

后来从养正学校考到一中。初中高中读了6年。每年秋天开学的时候，一中桂花树下会贴一张红榜，能上榜的都是优秀生，全校共20名，可以免学费。每年何老师都在红榜上。

桂花树下“唱榜”，是入秋学一件热闹的事，上榜学子光荣莫名，颇有“几年寒窗无人晓，一举成名一中知”的感觉，初入学时，说话就脸红的何老师在学校无人知晓，红榜一张，同学们四处打听何盛明是谁，一下就成了名人。

初中临近毕业时，对宁远的穷苦学子而言，考衡阳师范是一个好选择，让家里减轻负担，还可以早点出来教书补贴家用。老师亲戚都建议何老师考师范，而有远大志向的何老师已经有了考大学的目标，家人也很支持，于是继续上高中。

当时宁远一中的校长是金键，从原酃县（现炎陵）的副县长调任而来，组织希望他到这一个“千把人的学校，来加强党的领导”，因为“学校这块阵地很重要，将决定建设好坏，国家的兴衰。”

在金建老校长写的回忆文章中，写道：“当时宁远一中有一批热爱党、热爱教育事业的骨干教师。他们或是学有专长,经验丰富;或是勤恳工作,刻苦学习。我们很快交上了知心朋友,像郑国栋、廖建仁、蒋兆龙、许家建等许多老师,对我的工作支持、帮助很大。不久,刘碧清同志调来了,我早知道他是国师的高材生,在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运动中是领袖人物,还有从常宁一中调来的曾子郴老师。记得一次校长会议上,有人提出曾某教学不错,就是不好领导。他陆大毕业,当过国民党国防部的作战科长,在四川起义后,埋了几座大炮。我当场表示,起义人员的政策是既往不咎嘛!人家向党交待,就是对党的信任嘛。我不怕大炮,欢迎他到宁远一中来。青年教师周景棖,从育群高中毕业,平时刻苦钻研,虚心求教,居然成了一名颇受学生欢迎的数学教师。还有埋头苦干的胡兴瑞,业务熟悉的乐兆信,书法精湛的方勉之,画虎有名的欧阳华中，中医行家的校医肖启瑞,都是一些难得的人才。”

这些老师何老师记忆犹新。高考选报学校时，金校长建议何老师考清华大学，因为何老师数理化很好。可惜体检时何老师血压高，不能考理工科，只能报考文科。

于是，很有名气的教导主任刘碧清，长沙人，建议何老师去考中南财经学院，这是一所教育部的重点大学，1958年改名湖北大学。

高考时宁远一中没有考点，要到道县一中考，当时交通不便，何老师和同学们走路去道县。何老师说，背着行李晚上出发，走了好长的路。考了两天，然后又走回来。但是何老师从小吃苦不怕苦，考得也满意，来来回回并不觉得累。

“然后很顺利地考上大学。”何老师说。考上大学，何老师第一次离开宁远，第一次坐汽车，第一次坐火车，一个人挑着行李，到了武昌走进湖北大学。

贰

毕业论文获称赏

兜兜转转回武汉

懵懂少年进了大学，选了财政信贷专业，还不清楚这个专业是干什么的。没想到第一堂课，何老师的兴趣来了。这堂课讲科学社会主义，老师讲共产党宣言，讲科学社会主义，说欧洲的上空有一个幽灵游荡，就产生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成幽灵，很有意思。

然后，何老师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思想来源产生了浓厚兴趣：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19世纪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

有了理论基础后，开始上财政信贷学专业课，然后去银行和财政预算处实习。毕业时，财政部委学校给培养几名财政信贷专业教师，那个时候跟现在不一样，要把最好的学生分配到学校当教师。学校从财政和银行专业挑了几个毕业生出来，进行专门培训，就这样，1963年，何老师到了中央财经学院（现中央财经大学）当教师，当时到学校的还有很多人大北大清华的毕业生。

⬆刚毕业的何盛明老师

到中央财经学院后，不能先上讲台讲课。1964年，学院安排何老师给62级做辅导老师。

到了北京，何老师没有四处游山玩水，周末休息时不出去，在宿舍看书学习充电。

系主任观察后，觉得这个小伙子很优秀，之前何老师档案里的论文也让主任眼前一亮，论文题目是《社会主义财政的本质》，档案内评价很高。

在湖北大学写毕业论文时，要去图书馆找材料。图书馆设置了论文咨询部，指导学生写论文。顶尖人才都藏在图书馆，何老师过去咨询的时候正好碰到了“扫地僧”，鼎鼎大名的原中南财经学院院长，经济学知名教授马哲民。马教授是权威，全国到处讲课。

马哲民

笔者注：马哲民，男，湖北黄冈人，民盟盟员，先后毕业于德国柏林大学及日本早稻田大学，1953年由广西大学调入中南财经学院，担任院长，研究社会学。著有《国际帝国主义论》、《经济史》、《社会进化论》、《帝国主义基础知识》、《社会经济概论》、《精神科学概论》、《新社会学》、《论抗战建设经济问题》等书。1957年，在反右派运动中受到错误处理。1980年平反昭雪。

马教授问：写什么论文？何老师把论文结构给他看看，嗯！这个题目好，这是学财政的根本问题，你坐在这里，我给你找材料。

找了最好的政治学，国家学说社会学说。一共找了好几本，却都不是财政学的。

马教授说，现在那些财政学你不用看，把这几本弄懂。搞清楚财政跟国家的关系。国家是管理者，财政是国家的，与国家有本质的联系，这些东西搞清楚了，再通过不同国家性质的比较，社会主义财政本质就出来了。

把论文写出来以后，评价很高，记入了档案。

⬆工作伊始的何盛明老师

系主任综合衡量后，决定让何老师试讲一节课。吩咐何老师用一个礼拜备课。备课的时候何老师动了脑筋，他不仅是拘泥于财政学内容，还把政治经济学、哲学、科学社会主义及经典著作，都融合在讲稿里面。准备充分后，试讲，听课的有学院的领导、副院长、教务处的老师以及老教师，黑压压一大堆人。没想到平时说话都脸红的何老师上了讲台却一点不慌张，有条有理讲了一堂课。单位结论：明天你就准备给62级讲一堂课。

讲了一堂课学生们反应也可以，觉得比之前上这门课程的老师还好一点，干货很多，收获很大。

1963年同一批进校的老师中，何老师第一个试讲成功了，一下就闯开了。年轻老师都很惊讶，说你这小子怎么回事啊？然后就传到母校去了。

母校当时的主任叫谭寿清，号称中国的货币大王。

谭寿清

笔者注：谭寿清，男，湖南澧县人，民建会员，毕业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经济系。1953年由湖南大学经济学系调入中南财经学院，贸易流通信用教研室。研究货币理论、新中国货币的矛盾与职能，被称为“货币大王”。著有《货币与黄金》、《黄金并没有退出货币的历史舞台》、《纸币、信用货币及其他》、《关于人民币本质的若干问题》、《关于设立证券交易所》；《经济学说史纲》、《当代西方及其它经济理论思潮》等著作。

他听了后很高兴，给何老师写了封信来表扬。后来还派老师来学校了解毕业学生的工作情况，听取反馈意见。学校反映人很不错，你们学校培养的人理论功底很深，基础很扎实。

1964年，中央财经学院系里面安排何老师跟姜维壮教授写教材。

姜维壮

笔者注：姜维壮，男，1923年12月出生，山东龙口人，中共党员，1949年2月参加工作，中央财经大学教授，中国财政理论奠基人之一，中国财政理论研究“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曾在中央财政金融学院财政系、辽宁财经学院财金系，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研究所等单位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先后担任过科研所长、科研处长等职务。2017年8月23日去世，享年95岁。2020年11月6日，中央财经大学71周年华诞之际，原创大师纪念剧《姜维壮》首次正式演出。

姜教授是何老师所在的教研室最厉害的老师，苏联博士。还安排何老师1965年正式上课。

后来要搞社教了，学校研究到运动当中去培养，让何老师任“四清”工作组组长。

1965年何老师入党， 是一个年级的主任，管两个班。文革分成两派，何老师管的两个班也自动分成两派。当时何老师和同学们吃住都在一起，又辅导又一起生活娱乐，关系非常好。这样，不管是造反派也好，保守派也好，两个派都拉何老师。

何老师说我什么组织都不参加，我已经参加党组织了，你们的组织我都不参加。结果被批判过，但是没挨斗，就这么过来了。

何老师很遗憾当时的岁月，1957年反右，1958年大跃进，1959年反右倾，1960年闹饥荒饿死人了，1963年1964年刚刚好起来， 1965年就批判三家村，开始了文化大革命。耽误了10年黄金时间。

后来学校停办，毛主席讲理工科要办，文科学校就解散了。财经学院遣散教职工，大家自由选择，可以回家，可以到农村到工厂什么都可以，何老师选择了甘肃天水一机部长域开关厂。

一到地方，发现荒凉得很，黄土高原没有水，工厂的影子也没有。只能住在一个老乡的院子里，白手起家按照图纸建厂，白天劳动扛水泥，搞了5年厂子建设起来，后来盈利了，现在是上市公司。

何老师在厂里干了政工科长财务科长，1975年邓小平搞企业整顿，还搞过整顿办公室主任。对工厂的生产流程，工艺流程、技术、管理、销售，整个过程都有了解，以及这些流程怎么在财务上面反映出来，也都清楚。

对搞财政学的而言，这些实务很有好处，研究财政就是研究企业，不懂企业搞财政也不行啊。

在工厂待了6年，学校恢复了。母校中南财大要教师，碾转联系上何老师，学校问何老师愿不愿意回去，何老师愉快地答应了。

于是，全家就到武汉去了。

叁

每月搞一篇论文评上高级

当校长抓出10个博士点

1976年，何老师重回母校当教师，然后当教研室主任，系主任。

回到母校，生活困难，何老师写点稿子挣稿费。一家人挤在一间小房子里，只有小孩睡了，才能写论文。

何老师写了一篇《财政跟国家的本质联系》的论文，在《财政研究》上发表了， 寄来108块稿费。当时两口子的工资还不到100块钱，何老师五十几块，爱人30多块钱，加上一共99块钱。何老师爱人和传达室里看见汇款单的人都说，我们还没看到这么高的稿费。

从那以后何老师每个月搞它一篇，生活就改善了，可以在街上买点烂水果削削，何老师说还挺好吃的。

1982年开始，学校评高级职称。歪打正着，要求必须有研究成果。

去评审时，何老师研究成果列了一个大单子，还抱了一大摞实物到系里面。结果比何老师资格老的，他当学生时就是老师的，却一篇文章都没有。

校评委按照评高职称的苛刻条件，说只有小何一个人够条件，他的成果在这里，教学的水平摆在那个地方，课时很多，评高级毫无问题。那些评委也不认识何老师，看着何老师的优秀条件，跟时任副院长谭寿清说，没有想到你们财金系还有这么一个人。

何老师非常开心，成为第一批顺利通过的高级职称副教授。非常好，感觉一辈子非常满足了。一直以来，何老师很羡慕那些老教授。更没有想到的是，改革开放一来，马上来个干部四化，要求干部年轻化。时任财政部的老部长做了个报告，对干部任职条件提出要求，要有高级职称，是党员，还有基层工作经验，当过教研室主任、系主任，并特别提出年轻化。

按照这个条件，一批人选来选去，有的年龄大了，有的不是党员，有的没有高级职称，从名单上排下来，符合条件就何老师一个。

最后又在礼堂投票，教研室主任以上的干部参加，票数都集中到何老师。

当时财金系是中南财大最大的一个系，人最多，各方面都不错。何老师当时42岁，觉得自己太年轻。组织部门经过左右衡量对比，最终任命何老师正职。何老师还蒙在鼓里，1984年1月份，过了春节，财政部党组派司长去找何老师，看了任命书，校长，这是一把手。何老师很忐忑，说这真的不行，我干不了，感谢组织的信任看得起，你拿回去、退回去吧。

司长说，你是不是党员？党员就得服从组织啊。没办法了，何老师说自己“就这么稀里糊涂当了校长”。

当了校长以后，何老师一个个的去请教老教授：老师，他们硬要我来干，您说怎么办啊？这学校怎么治理？

老师们都很感动，还从来没有校长书记来征求我们办学校的意见。年轻教师都是老教授的徒子徒孙，把教授团结好了，那不都团结好了吗？

请教完以后，何老师就琢磨学校办学的理念，认为大学是为国家为社会培养高等人才，以学生为本，一切工作都为学生成才服务，怎么培养成才呢？学科建设。这是学校的中心工作。

学科建设的动力是什么？就得依靠学术梯队、学术骨干、学术带头人。每个项目、每个专业都有学术梯队，有学术带头人。

办学理念形成了，召开常委会，何老师一上来就亮明观点：在座我是最年轻的，还是校长，怎么办学，我先发表意见：以学科建设为中心、依靠学术梯队、以学生为本。

有常委老师就说：这个言论过去反右的时候听过。

何老师说反右的时候，我还没上大学，1957年我还在读高中。我一条一条跟你们讲，你把党看作什么，把党的工作放在什么位置？党在学校，就是为党为国家为社会培养人才，这是目标。你们说是不是我们所有的工作都为培养人才服务，培养学生服务的？

学科建设好了，资质就硬多了。依靠教授办学，右派言论有什么？依靠教授办学有什么不对？群众路线在学院来说，依靠教授办学，那就是群众路线。我上学的时候，把学生搞那么多右派，这怎么行呢？

大家没有话说，都同意了。

学科建设很有成就，何老师1994年到北京，当了11年校长。上任时1个博士点没有，任校长一年，1985年就建成4个博士点，离开武汉时建成10个博士点。

有一次，在武汉开会。武大校长、华工校长、华师校长聚在一起，校长们很惊讶，向何老师取经：老何你怎么搞的？你这是一批一批搞博士点，我们多少年了一个博士点都搞不上。

何老师没有藏私，大大方方地透露：没什么大法，就是学科建设抓得比较死。我一个学科一个学科过，找老教授、系主任一起座谈，分析你这个学科在全国同一学科当中，有什么优势？有什么劣势？有优势把优势进一步发挥，不足的补短板。

中南财经大学的师资力量，跟人民大学同时成长，老教师都是人大研究生出来，受苏联专家培养，资源很好。

⬆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南财大教授和副教授人数高达百余人，其中拥有海外经历的就有50多人，这在全国高校是不多见的。

比较分析以后采取措施，通过几个途径培养师资：一是理论联系实际，派教职员工到实际部门挂职；一是送年轻骨干到校外读博士；还有送到国外深造。增强了各个学科的学术骨干。

当时经济财政困难，很多单位需要创收维持开支。何老师为了保证骨干们专心做学问，明确规定：这些人谁也不能动，不能创收，在分配上予以倾斜，高于平均水平，为骨干创作写论文写专著创造条件。因为学科建设，没有专著论文，评教授博导都不行,这是硬条件，何老师很有魄力抓得很死。

中南财经大学应用经济学非常出名，教育部组织评审打分，97.5分。跟人民大学、社科院的分数不相上下。

1995年何老师在国务院学科组评全国博士点，评一级学科。评委们说老何你这么厉害，你们学校博士点这么多？何老师说我不在学校啊。评委们说这都是你在那干的。何老师则谦虚地说都是那些教授们干起来的。

当了11年校长，10个博士点，带出一大批国内闻名的学术骨干专家，更为重要的是培养了万千桃李。在何老师培养的学生当中，正部副部省厅级干部很多很多，在各行各业都做出了巨大贡献。

学生们很感念何老师，经常用一句朴实而深情的话说：“何校长是我们学生真正的校长。”如今，学生在一起三三两两聚会时，一说到校长就给何老师打电话，表达对老师的感怀之情。

何老师以学生为本，体现在很多方面，伙食就是其中之一。当时中南财经大学最有名的是伙食最好。何老师上学的时候，饿得不行。当校长了，就想学生们十几岁来上学了，什么都不懂，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你不给他吃好，怎么行？他父母也不放心。那时候何老师就做决定了，学校拿出一笔钱补贴食堂，而且跟肉联厂关系还挺好，东西买得便宜，这样学校伙食很好，肉放开吃。

到现在学生们给何老师打电话还在怀念食堂。何老师说看到十几岁的新生到毕业的时候长得很高、很大啊，心里就十分欣慰。

肆

为财政改革大胆直言

大思路推动财政统一

1994年1月，财政部党组决定调任何老师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何老师注意到，每一年的财政会议，财政部原部长王丙乾做总结时都提出增收节支的措施没有实现，而且缺口越来越大。

中央财政十分困难，财政部日子过不了，国家机关的工资发不了。财政部连续三年向广东沿海一些开放发达城市借钱发工资。

这怎么得了，何老师就琢磨为什么会出现“支出下不来，增收又不乐观”的问题？为什么财政部采取的措施总是落空？他觉得这是财政大思路问题。

何老师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根源：改革开放过程当中放权让利，有不恰当的地方。放权让利，给地方放权，给企业放权，可以增强活力。但是给部门放权就出问题了。80年代末期搞大包干，各个部门有财权，有分配权。何老师认为，这样一来，中央每个部留存了大大小小的财政款，国家的财政部不空才怪了。

何老师认为，国家财政处于被肢解的困境，根本原因是“财政不统一，财政已经被肢解了，各个部都成了大大小小的财政部。”并提出“财政不统一，政权就很难得统一”的观点。并在财科所所长的位置上，把题为《没有统一的财政，就没有统一的政权》的文章发表到《真理的追求》杂志上面。

这篇文章一下子轰动了。很多人感慨：这小子怎么这么敢说。颇有种湖南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

何老师认为，作为一个学者，要为大的国家战略，中央的战略提出你的参谋建议，要站在全局、泰山之巅看问题，一览众山小，而不能拘囿于一个部门，才能搞好国家的财政工作。

在所长的位置上，何老师居安思危，改革开放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还没有厘清，存在失位现象。

那么，政府应该干什么，市场应该干什么？总得有个大概的分工。何老师由此提出著名的观点：“政府跟市场就是推动整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两个轮子。”

从建国以来到改革开放，我们否定市场经济，完全是计划经济，所有的分配由国家把握，企业想建个厕所，要报项目，不报的话，厕所都不能盖。

所以政府跟市场关系没撇清，两个轮子没有形成，政府代替了市场作用，自己该管的你没管，比如公共服务，市场和政府哪个轮子大了，都不行，要取得平衡，才能够有序发展。要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来定位财政的职能。

何老师提出的“两个轮子”的理论当时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人大王传纶教授看到何老师发的文章后，很高兴，说我觉得这个厉害，搞得好，从整个国家形势，政府与市场的角度来说明财政怎么发挥作用。抓在了点子上面。

王传纶

笔者注：王传纶，1922年4月-2012年9月13日。1938年，16岁成为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南迁合并）第一届经济系学生，在联大被誉为“五才子”之一，称：“湖北朱（光亚）、安徽杨（振宁），外加许（渊冲）二王（王传纶、王希季），理文法工五堵墙”。“五堵墙”者，难以逾越之谓也。当时，经济系课程设置几乎全部复制英美，很多课程直接使用英文教材，教师授课也是中英文杂糅。这种格局，使得战火中的中国学子们能够在学术上与世界顶尖学府保持同步。1947年秋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攻读研究生。1948年底，王传纶负笈英伦，进入格拉斯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格拉斯哥大学因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曾经任教而享有盛名。1951年秋，王传纶回到清华。1953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广东、深圳那边有人提出了“大市场小政府”的观点，引起了何老师的深思。

何老师组织了一个课题组，经过三个月的研究，研究了一系列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国外搞市场经济的国家，他们的市场与政府是怎么发挥作用的？

研究发现：国外100多个OECD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市场没有政府协调会出问题，因为市场发挥机制是唯一的，光讲市场，贫富差距就越来越大，贫富差距悬殊了，那不是社会主义。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跟西方不一样。尤其是我们国家地区差距、工农差距、城乡差距，部门差距很大，这个东西谁来协调？谁来做这个工作？只有政府，市场管不了。因为市场不会做亏本买卖，市场的目的就是要赚钱。所以不能是小政府，应该是强政府。当然，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作用的，要还给市场。政府主要是管公平的事情，市场不公平那就是无序竞争。政府资源在配置过程中也得讲效益，也得按市场的规律来配置。

财政资源的配置要强调效益！何老师针对目前的国内的隐形债务问题再次对此原则进行了强调。他认为目前最大的风险就是隐形债务。

隐形债务看不见。这个数字越来越大，债务危机是财政危机。

那么债务是怎么产生的？何老师分析认为：根本问题就是我们基本建设投资的安排。投资与融资未同时协调好。

何老师说，应该把五年规划的投资规模、结构和融资的规模、方式做相应的安排，统盘的研究，才有一个总平衡，就不会出现这么大的债务风险。

何老师对目前的矛盾深有体会。1964年，何老师在中央财经学院当老师时，听过周总理关于计划与财政关系的讲话。

周总理讲：财政跟计划，计划跟财政是什么关系？是相互框的关系，计划的盘子跟财政盘子要一致。

因此，何老师观察十四五规划好，十三五规划也好，发改委拿出来计划以后，财政部和银行要说话，要算账，要看管融资的能不能承受。何老师一再强调搞财政看问题、分析问题、观察问题，应该站到国家这个高度，国家战略这个高度来看问题，财政部门才能主动，才能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时光荏苒，何老师今年81岁了，岁月波澜壮阔，事业屡有建树。回首往事，何老师饱含对家乡的浓浓感情。舜德文化传承，滋养了一代又一代宁远人。论对人才的培养，何老师是一棵参天大树，结下了万千果子。有些弟子在中央部门或省级部门任司局级领导，有的成为高校知名教授，有的成为中央部委的智囊顾问，还有的成为央企总裁，为国家为社会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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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老师的话

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不忘宁远的山山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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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辈子在学校干了个十几年，当校长十几年，很累，但是很开心，最后学科建设确实有建树，学生成了现在咱们国家各个方面的骨干力量，所以我感到很开心。我们不求当多大的官，发多少财，但是我们做人堂堂正正正正派派，做人是第一位的。这个钱赚多赚少，官多大大点小点都无所谓，都是在为国家为社会做贡献，心安理得就行了，这样人也能够长寿一点。想想我一辈子最遗憾的，就是没有为我的父母尽孝。我干了一辈子教学，做自己的事情，在研究上有些想法，在搞教育培养人的上面也有些想法，这些想法究竟对不对？合适不合适？留给大家评判，让时间来做总结。未来的精英，肯定将来要大大的超过我们这些老朽，以后的国家的发展、前途都在你们身上。

我们去为国家为社会做出我们应有的事情，贡献也好责任也好的同时，要始终不忘记故乡的山山水水，那个地方养育我们成长起来的。还不能忘记我们父母，没有父母兄弟姐妹的支持，恐怕我们也出不来。

“

社会兼职

1

原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原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学科评议组、原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规则领导小组专家组成员、原中国金融学会、原中国城市金融学会常务理事。

1963.7湖北大学（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信贷专业本科毕业

1963.8--1970年，中央财政金融学院 任教

1970--1976.5 甘肃天水一机部长域开关厂 科长

1976.5--1994年中南财经大学教研室主任、系主任、校长、教授、博导

1994--2001年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

2001年--至今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导

人生经历

2

”

成

果

何盛明教授是我国有重要影响的财政学家，为财政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主要研究方向是财政理论及政策研究，发表学术专著、论文达200万字以上。除主编《财政研究》等国家级学术刊物外，还撰写了《财政调控机制研究》《财政学》等专著，主编《财经大辞典》《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财税新知识》《中国财政改革20年》等著作，并发表《政府应做的，就是财政要干的》等多篇学术论文。

何盛明教授在从事科研工作的同时，对教育事业更倾注了大量心血，为我国财经人才的培养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无论担任行政职务，还是担任研究生导师，他都注重培养青年教师和学术梯队建设；强调对研究生基本理论素质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引导学生关注中国经济改革和财政体制改革中的重大问题；倡导教学改革，积极探索新形势下财经类高级人才的培养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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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嶷山英才 2022.05.06

审稿：程瑜 闫晓茗

编辑：李雅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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