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FS专家视点】刘尚希 | 改革是财政货币协同加力的前置条件
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方面面改革成效的总结后,让我对进一步深化改革、推动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充满了信心。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是当前的热点问题。当前经济形势不太乐观,2022年经济增长结果不太理想,难以达到年初5.5%的预期。2023年的经济要进一步复苏,大家有各种各样的期待。首先是期待财政货币政策发力。2022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发力。那么财政货币政策,作为主要的宏观政策如何形成合力?这是当前各项政策协调中的一个重点。
去年十二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各项政策要相互协调。在党的二十大、历次全会及中央重要会议上,大家都能看到类似的话语。加强各项政策的协同,加强各方面改革的协同,是政策、改革实施追求的愿景,但实际效果不是太理想,面临诸多难题。之所以存在较多困难,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属于国家治理层面的问题。在这里,暂时不去深究,我想强调的是,财政货币政策协同发力来支持经济复苏,首先要看当前财政货币政策的效果如何。这是一个前置性的问题,若是不总结疗效,只是加力开处方,可能会陷入认识误区而导致新的公共风险。
刘尚希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这些年来财政货币政策效果边际递减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这些年来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它的效果在边际递减,而且边际递减很严重,递减的很快。财政货币政策实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政策实施的条件在快速变化,即经济形势在不断变化,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也在变迁。让财政货币政策这个“药”治病,这个“病”就是经济下滑,全要素生产率在不断下降,而这个“药”的效果在快速边际递减,这是一个基本判断。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加力”取决于政府,而“提效”不是政府说就能真正实现的,这取决于当前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这就涉及到市场经济运行的一些体制条件。政府有效发挥作用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市场主体要配合、有反应,如果市场主体对政府的政策刺激信号比较迟钝,政府的刺激政策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当前经济的核心问题还是预期转弱,没有实现根本扭转。这一年多来,预期转弱的状况依然很严重,或者处于下滑通道。从民营企业投资就可以看出来,民营企业投资的占比,原来超过60%,现在下滑到55%。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无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再怎么刺激,政府的力量和市场的力量都难以形成合力。这种情况下,政策效果就会严重递减,出现更大的风险。
更大的风险在哪儿?市场预期没有转变,市场的积极性没有起来,投资意愿不强,再加上社会消费意愿比较弱,这种情况下让我们依靠政府发力,用财政货币政策去刺激经济复苏,有可能导致政府这只有形的手,更多地去替代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这意味着在资源配置中,政府要发挥更大作用。只有政府发挥更大作用,才能实现预期的经济增长目标。所以,这里隐藏着一个风险,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可能削弱。
政府加力配置资源,就有可能发生资源的配置效率下降,使用效率下降,这样就可能导致越是刺激经济,经济越难以提振,有可能陷入这样一种循环。经济增速,事关我国“十四五”目标、现代化两步走的战略目标,一旦经济本身陷入“低速轨道”,靠政府加力来提振,陷入上述循环的风险就会变大。如果不考虑这样一种循环,我们追求的预期经济增长目标,在中长期意义上可能带来更大风险。对这一点要有充分估计。
财政货币政策效果提升的条件是“政策”与“改革”协同
我们讲财政货币政策要协同发力,支持经济复苏,就必须让市场真正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如果这个前提被削弱,市场的内生动力不足,恐怕政府发力的方向、方式就要调整,即不能仅仅依靠财政货币政策,更多要靠改革举措。改革是经济内生动力的保障,特别是国有、民营经济要有动力,形成新发展格局,那毫不疑问要全面深化改革,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改革各个方面的体制机制。如果没有改革推进不力,或者用宏观政策去替代一些改革措施,恐怕经济复苏依然处于疲乏状态。如果达不到预期增长目标很可能放任政策加码加力,政府这只手的作用越强,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的作用就变得更弱。几个循环下来,可能不由自主的削弱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距离我们的目标渐行渐远。所以,在财政货币政策加力提效的同时如何在改革上发力,让“改革举措”与“政策措施”协同就变得十分重要、非常迫切,如果仅仅从政策讲协同是远远不够的。
在一定意义上,改革的加力提效应当放在首位,作为前置条件,政策的协同加力提效是后面的,在逻辑关系上要作一个调整。现在的逻辑关系似乎是宏观政策冲在前,改革举措放在后,能不能倒过来,改革举措放在前、宏观政策做配合,给它创造条件、扩大空间。这样改革和政策二者协同,这从眼前和长远来看,效果都会更好。当前市场经济内生的动力减弱了,这不是周期性的问题,而是体制性问题、结构性问题,仅满足于在宏观政策上发力、讲协同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还是要从改革入手。
财政货币政策协同,可以针对财政货币政策的体制基础发力,进一步完善财政货币政策的体制基础,从而进一步疏通财政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如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目前存在障碍,根源在于货币政策的体制基础出现了问题。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也在递减,意味着财政政策的体制基础也需要进一步完善。财政货币政策协同,应当把现存的体制基础问题解决好。首先要健全财政政策传导所依靠的财政体制、预算制度,以及货币政策传导所依靠的资本市场制度、中央银行制度,推进金融机构的市场化。财政货币政策传导的共同体制基础是市场制度,特别是金融市场制度。
而我们的金融机构名义上是市场主体,但很多行为更像是“二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它不是按照市场的信号在配置资源,更多是按照政府这只手的要求。金融的市场化改革是一个关键,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关键是资本、资金,这是市场经济的核心要素。金融的市场化改革,是激活现代经济核心的关键之举。
上述这些体制基础的问题解决,必须和现有宏观政策协同发力,紧密结合起来,不能就政策论政策,更不能用短期政策替代制度性安排。这是当前政策要发力时,需要充分考虑的一个前提条件。
(本文系作者2023年1月6日第十九届中国改革论坛上的发言速记整理)
(本文转载自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如有侵权请电话联系13810995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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