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2月27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在京举行“当前财政经济形势”研讨会暨2022年“企业成本和地方财政经济运行”调研成果发布会。中央财经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马海涛应邀出席会议并发言。现将整理后的发言实录附后，供读者参考。

各位老师、各位同仁，大家下午好！

我通过阅读学习2022年“企业成本和地方财政经济运行”调研成果收获了一些新知识和观点，也有一些看法，很荣幸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主要讲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两份调研成果的认识体会；二是对当前财政经济形势的综合研判。

经济不是对立的，而是一体的。以发展的眼光来看，数字经济是发展的未来，实体经济是发展的基础。

第一部分 对两份调研成果的理解和体会：

过去的一年经济社会形势严峻复杂，两份报告深入研究，精炼总结了2022年我国财政运行和微观企业成本负担在总量和结构上的特点。

一、《不确定形势下企业面临的风险挑战和成本变化趋势——2022 年“企业成本”调研总报告》

这份调研报告构建了“风险—成本”分析框架，指出企业降成本的重心应该转移到关注风险成本上，和现在大量研究或者调研报告将企业降成本的重心集中在现实成本上有明显的区别，这也是本报告的一大亮点。在宏观环境不确定程度和变化速度同时加大的情况下，如何面对宏观环境的不确定性，会成为企业今后决策的核心问题。本报告所采用的“风险—成本”分析框架，有助于缓解企业所面临的成本压力，并从根本上对冲企业成本上升的趋势。

具体来看：首先，本报告从基层单位出发，以微观企业为落脚点，以小见大，反映出了当前我国宏观政策效果和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的真实现状以及可能存在的问题。调查结果肯定了我国政府近年来实施的降成本举措，但也指出了当前的外部环境和公共风险水平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冲降成本政策的现状。从“风险—成本”的视角，为我国进一步优化政策、改善制度环境，进而降低企业破产风险提供了新路径。调研报告中还发现，尽管当前我国的营商环境得到了优化，制度成本有所降低，但是部分领域存在监管过度，甚至非正常监管抬头的问题，这导致的后果就是企业隐性成本上升。这一问题的发现为我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了新的启示：高质量的监管应该把握好分寸，既不能放任自流，也不能监管过度。

其次，报告梳理了2022年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的一系列组合式涉企减负政策，比较精准地把握了我们国家的政策亮点，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对于政策优化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从政策的实施效果来看，当前国家的一系列降本政策精准有力、效果突出，论证了降成本政策的正确性。同时，报告也指出减税降费政策的边际效应逐年减弱，这对下一步如何调整减税降费政策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从实体成本的维度推进企业减负的空间有限，可以结合“风险—成本”视角来推动企业减负增效，不断优化降成本政策。报告认为当前无差别、大规模的补贴政策弱化了市场优胜劣汰机制，市场机制的运行效率得到削弱，这进一步提示应当精准施策。报告中也指出，当前中国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日趋复杂严峻，使得“走出去”的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大幅上升。这一问题的发现，提示了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应有效化解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积极采取措施减少或避免风险成本的上升。此外，连续多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后，政策成本的分摊问题日渐突出。随着当前财力缺口的不断增大，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难以持续实施下去。面对这一现实问题，需要进一步优化政策的执行机制，建立起良好的实施配套机制，同时也需要考虑弥补财政收支缺口的方式，保证财政的可持续性。

接着，报告结合多重因素描述了企业所面临的风险挑战，为国家和企业提出应对未来成本变化挑战的方案。报告中指出了当前企业面临的多层次挑战风险，为企业打好了“预防针”。企业应结合现实，加强对风险的识别和预判，主动进行风险管理，采取合适的应对方案。另外，报告对于未来经济形势进行了判断，指出我国经济长期增长还需持续奋斗。这说明我们亟需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面对当前不确定的宏观环境，我国经济发展必须更加重视高质量的内循环。

最后，报告基于调研结果及当前企业所面临的经济形势，明确指出了应从防风险的角度出发提升宏观治理能力。提出需要平衡企业成本间的“四对关系”，通过促发展来防风险降成本，为帮助企业有效对冲公共风险、降低企业成本提供了新思路。报告中也具体提出了一些有前瞻性和现实性的建议。报告指出要降低临时性、阶段性政策到期后的不确定性。这与2月16日刘昆部长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思想不谋而合：面对当前的经济形势，保持财政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十分重要，这能够从微观层面上为企业纾困，大力提振市场信心，增强发展后劲。另外，报告认为要以确定的高质量发展应对不确定的风险挑战。这与财政部的政策导向是相当契合的。财政部推出了一系列惠企创新政策，引导支持各类企业将科技创新作为核心竞争力，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二、《多重不确定性下的风险权衡与对冲——2022 年“地方财政经济运行”调研总报告》

这份报告“大处着眼，小处着手”，针对财政经济运行宏观逻辑和技术细节，从公共风险“财政化”、宏观调控“地方化”、应急政策“常态化”三个角度阐述了经济社会风险传导至财政风险的过程，随后从“风险演变”视角，对未来我国财政运行进行展望，并从优化调控、盘活经济、提升治理、防范风险四个层面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首先，报告结合国际国内的发展环境，较为准确地提炼出了我国财政运行的阶段性特征，并且明确地指出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不同于以往对财政收支数额和地方债务规模的定量研究，课题组持续追踪全国521个区县财政数据，深入地方进行内部调研，直接获取了我国有关地方财政经济运行的第一手资料，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反映了我国地方财政运行的真实情况。

2022年的经济社会压力迅速传导为了财政风险，主要体现在：公共风险持续增加，威胁经济社会安全；对冲公共风险，财政的公共支出责任随即增加，各级财政部门面临维护经济社会安全与财政运行可持续性的权衡与考验。面对经济社会压力，财政部门通过减税降费、出口退税、增发国债及地方债、盘活存量资金等减收增支等手段，对冲经济下行压力和经济社会风险，保障了经济社会稳定，但同时也导致公共风险向财政风险转化。课题组调研发现，基层财政风险不仅表现为流量上的财政收支增速和规模“缺口”，还表现为存量上的库款“跌破”保障水平底线。这种地区收支矛盾加剧了区县支付风险上升，将更加考验财政的理财能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未来的关键词，而财政政策也应该服从和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报告明确政治站位，结合中国式现代化要求，以多元目标治理的视角，指出我国财政政策既要对冲经济社会风险，又要确保自身风险可控，还要兼顾多重目标和多个平衡。即实现发展与安全的平衡、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平衡、减税降费和财政可持续性的平衡、短期经济社会稳定与长期内生增长动力的平衡。

其次，报告基于风险演变的逻辑和风险对冲的独特视角对我国2023年财政运行进行展望。报告从短期财政运行出发，肯定了我国2022年的财税政策，认为未来短期内财政处于优化财力空间、提升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窗口期，财税改革将不断纵深推进，财政保障更加精准有效。但是从风险演变和中长期的视角来看，报告认为社会领域改革滞后，财政支出责任将随着社会公共风险不断扩散，公共风险演变路径以及对财政风险的传导尚不能明确，总体仍需审慎对待。报告内容进一步印证了刘昆部长在今年全国财政工作视频会议中，对未来形势的预估和未来政策的基调：经济社会发展任务重、挑战多，要对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加大财政宏观调控力度，加强各类政策协调配合，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的合力。

最后，报告提出了“实现公共风险最小化和国家治理效能的最大化”这个较有政策参考价值的观点。从短期来看，财政政策应以“加力提效”为主线，并注重风险防范，在中长期安排上，控制好中长期社会领域风险，发挥公共投资对民间投资拉动效果。在内外部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的背景下，需要不断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发挥好政策自动稳定器的积极效应。

总体来看，2022年“地方财政经济运行”调研总报告深入说明了我国地方财政经济运行情况，报告内容贴合我国国情和现实需要，思想站位兼具历史视野与现实高度，符合目前“加大财政扩张力度，提升财政效能”的政策基调，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重要一年，这份调研报告对我国各级政府调整财政政策和防范债务风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二部分 当前财政经济形势：

下面我想和各位同仁交流一下对于当前财政形势的看法。当前，尽管我国防疫政策对经济活动的限制基本解除，但受过去三年疫情影响，市场主体消耗较大，经济重启和运转所需的现金流不足。从市场主体的经营活动来看，一方面，疫情封控引发服务业需求锐减、企业存货大面积积压、应收账款无法变现等系列问题，收入端现金流受到严重侵蚀。另一方面，租金、用工成本等刚性支出在短期内保持稳定，支出端现金流无法进行适应性调整。双重压力下，抗风险能力较弱的企业易陷入“现金流断流”的财务危机。从货币流通环节来看，当前我国面临普遍的有效信贷需求不足问题，银行面临较大投放压力。一方面，新增人民币贷款与往年同期相比有所下滑，社会融资规模整体低于预期水平，另一方面，票据融资占比较高，中长期贷款增速放缓，信贷结构还需优化。

总需求不足是经济全面恢复面临的突出矛盾。如何用好政府债券资金、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对于发挥稳投资的支撑作用以及刺激消费需求回升具有重要意义。债券资金对重点行业、重点领域的投资、基础设施的投入以及消费领域的补贴等，能够有效扩展需求、引领和支撑恢复生产，助推启动大规模经济活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所需的创建新领域新赛道、研发和技术改造等也需要借助债券资金加大投资力度，这些投入不仅可以创造当期需求，在未来产生高质量供给后，又会进一步创造有效需求。因此，如果债券资金能够培育壮大新的经济增长点、确保社会总需求得到有效支撑、实现真实的增长率，使得社会总供求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和质量上取得平衡，推动经济整体好转，那么在短期内通过债券资金换取的财政空间就不会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因而，合理发行政府债券，积极提振市场需求，对于下一步重启经济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

财政资金必须服务于扩大内需战略，统筹协调经济重启与民生保障资金，实现经济重启与社会再生产良性循环。经济启动需要适度加大财政政策扩张力度，撬动社会资金，促进经济循环和运转。在当前经济面临三重压力的形势下，保障和改善民生对于稳住预期，带动消费极为重要。做好民生保障工作，才能把稳住经济的信号传递给广大人民，增强人民对于各项政策的预期和信心，激发被抑制的消费潜力，促进经济重启。另外，为充分实现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的统一，财政资金需要权衡好重大政府投资与科技教育长期发展，争取在重要领域中实现两者融合，特别是科技、教育领域的重大政府投资。

综合研判，2023年的财政运行比2022年会稍显乐观，但仍然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2023年一二季度的国内经济复苏情况和海外衰退节奏直接关系到财政收支平衡困局的缓解和财政政策传导的效率，经历了2021年的“多收少支”到2022年的“少收多支”，2023年的财政政策大概率会“均值回归”，收入端不会出现2021年增速的高速增长，支出端也不会出现2022年资源的大幅投入，“量入为出”和“可持续”的特征会更加明显，这是应对财政不确定性的最佳策略。总体来看，今年财政收入会有一定的恢复性增长，但受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的影响，财政收入的增幅应该不会太高，财政收支形势依然会比较严峻。从财政收入看，2023年经济有望总体回升，加上2022年集中实施留抵退税后基数偏低，为财政收入恢复性增长奠定了基础。但经济重启和运转所需的现金流不足，财政收入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从财政支出看，科技攻关、乡村振兴、生态环保等重点支出刚性增长，民生保障压力持续增长，转移支付也需要保持必要力度，各级财政依然会过紧日子。

编辑：梁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