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共同富裕的底層邏輯,要先認識貧富分化的七大因素 | CKGSB insights

長江商學院EMBA 2022-01-14 浏覽量: 3941 [簡/繁]

作者 | 劉勁 陳宏亞

來源 | 财經雜志

編者按

共同富裕是國家的大目标,也是每個企業家的使命和責任。

在日本、韓國、中國台灣以及新加坡這些國家和地區獲得成功的關鍵在于普遍重視科技和教育,通過教育升級、産業升級,擠入全球高科技供應鍊的最高端。目前看來,這條路是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唯一出路。

對此,長江商學院會計與金融學教授劉勁總結了貧富分化的七個驅動因素,并對如何怎樣減小貧富分化、實現共同富裕等問題做出了解答。

劉勁

哥倫比亞大學博士

長江商學院會計與金融學教授

投資研究中心主任

日本、韓國、中國台灣以及新加坡,這些國家和地區獲得成功的關鍵在于普遍重視科技和教育,通過教育升級、産業升級,擠入全球高科技供應鍊的最高端。目前看來,這條路是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唯一出路。

貧富分化是個全球性的大問題。

歐美發達國家的貧富分化程度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顯著上升,已經接近100年前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水平。根據WID提供的數據,如果按收入高低對人群進行分組,1919年美國收入最高10%人群的收入在全部人口收入中的占比約46%,1980年下降至34%,2019年又回到百年前的水平(45.5%);中國經濟在高速增長的同時,貧富差距也迅速擴大,最高10%人群收入占比從1980年的28%大幅提升至42%,較低50%人群收入占比則從25%下降至 14%。其他主要經濟體,如歐盟、日韓也經曆了非常類似的變化。

貧富分化加劇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無論國家的政治、經濟體制有何區别,貧富分化的加劇必然引發低收入階層的不滿、階層之間的矛盾,以及社會治理上的困難。在中國,減小貧富分化、實現共同富裕更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态的基本要求。改革開放的初衷是“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随後帶動和幫助其他地區、其他的人,逐步達到共同富裕”。所以,共同富裕将是全球發展的一個共同趨勢,在中國尤其如此。

貧富分化與共同富裕

除了政治因素,共同富裕也是中國經濟進一步快速發展的核心要求。中國現在人均GDP約1萬美元,屬于中等收入國家,距離高收入标準還有不小的距離,大概是美國的六分之一。因此中國進一步發展的實質是要跨越所謂中等收入陷阱。而根據國際經驗,當一個經濟體從低收入跨入中等收入後,大概率經濟增速會大幅放緩,從而長時間無法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回顧世界過去半個世紀的經濟發展,那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體可以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以沙特為代表的石油輸出國,緻富的秘訣是石油儲備。這類經驗沒有代表性、無法複制。

第二類是以波蘭為代表的東歐國家,緻富秘訣在于加入了歐盟,當所有生産要素可以在兩個經濟發展水平存在差距的地區之間自由流動時,落後地區很快就能緻富,這與城鎮化是一個道理。然而,在目前逆全球化趨勢以及中美關系日趨緊張的情況下,這類經驗也沒有太大的借鑒意義。

第三類就是日本、韓國、中國台灣和新加坡,這些國家和地區獲得成功的關鍵在于普遍重視科技和教育,通過教育升級、産業升級,擠入全球高科技供應鍊的最高端。

目前看來,第三條路是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唯一出路。

那麼,如何提升國家的科技和教育能力呢?

對這兩項的直接投入肯定是非常關鍵的因素,也需要在體制和制度上做深度的改革和優化。然而,如果貧富差距過大,低收入家庭為生活所困,根本無法負擔對人力資本高昂的投入,他們的低投入就會使社會失去了大量獲得高級人才的潛能。同時,社會中存在大量低收入人群也使産業對低廉勞動力産生過分依賴,企業就沒有動力騰籠換鳥,做到産業升級。所以,共同富裕是進入中等收入後科技進步、産業升級的一個必要條件。

其次,從經濟發展的需求側來看,大國和小國的發展模式是非常不同的。小國受限于有限的國内市場,要想獲得發展,必須依賴全球市場;而中國作為人口大國,經濟發展到了一定水平,國際市場隻能是補充,需求的主要來源一定是國内市場。貧富差距過大會導緻内需不足。在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的作用下,同樣一塊錢的收入,高收入人群用來儲蓄和投資的部分會多一些,而低收入人群大部分都會用來消費。因此,為了提高消費需求,發展國内市場,收入應該向低收入人群傾斜,這也要求共同富裕。

貧富分化的七個驅動因素

那麼,如何實現共同富裕?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就必須像醫生看病一樣,先弄清楚病因,然後才能對症下藥。我們發現,貧富差距拉大的原因相當複雜,在全球範圍内,有共性的部分,也有不同的部分。總體上來看,有七個因素:科技進步、全球化、老齡化、資産泡沫、勞動者權益保障、城鄉收入差距、區域收入差距。其中,前五種因素是全球性的,後兩種在中國尤為突出。每種因素的應對方法各有不同,無法用“一刀切”地來簡單應對。

科技進步是一把雙刃劍:

一方面,它是推動經濟增長最重要的因素;

另一方面,它同時會淘汰跟不上時代步伐的低端勞動者,從而加重貧富分化。

無論在哪個國家,高學曆群體的平均收入總是高于低學曆的群體,科技是重要驅動因素。

美國普查局提供了2020年度不同學曆群體的平均可支配收入,其中碩士及以上學曆的平均年收入在15萬美元以上,博士學位可以達到20萬美元,而高中以下學曆的平均收入隻有4.4萬美元。如果計算過去20年美國不同行業人均勞動報酬的平均增速,增長最快的是通信、電子産品、金融這些高學曆、高技術行業,年均增速在4%以上,排在末尾的是建築、住宿餐飲、食品飲料這些行業,年均增速不到3%。

2021年,中國碩士及以上學曆的畢業生平均月薪約8700元,高中及以下學曆者起薪是平均每月約4000元;如果在高科技行業工作,所有學曆平均月薪約7600元,在快消或服務行業平均月薪約5800元(數據來自銳仕方達提供的《全國畢業生起薪點薪酬報告》)。随着科技的進步,由于高端人才的收入不斷增加,中低端人群的收入基本停滞,自然會加大貧富分化。

貧富差距的第二個因素是全球化。

在過去40年,中國可能是這輪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承接了來自發達國家大量的中低端制造業産能,變成了所謂“世界工廠”。但對西方發達國家來講,是一些人受益,另一些人失去了工作。

OECD研究了1995年-2015年間歐美日就業情況的變化,發現全球化導緻這些國家高端人才的就業機會大幅上升,但中端人才的就業機會大幅下降,其中一部分中端人口轉化為低技能人群。這種變化是典型的兩頭上升,中間下降,自然而然地加重了貧富分化。西方反全球化的思潮和民粹主義的興起和這種社會結構劇烈變化不無直接關系。

産生貧富差距的第三個原因是老齡化。

戰後至今,全球平均預期壽命從46歲随提高至73歲,歐美日發達國家達到了80歲。然而,很多國家的退休年齡不但沒有提高,還發生了下降。根據OECD提供的46個國家平均有效退休年齡,1970年時男性平均68歲退休,女性66歲退休,此後這個年齡一直下降,到2000年後反彈,目前男性平均66歲退休,女性64歲退休。人退休以後就基本沒有社會生産活動,因此收入會大幅下滑。

在大部分國家,退休老人的收入一般最多能達到中低收入的平均。比如,在美國,兩個年齡段收入最低,一個是15歲至24歲,2020年中位數收入約4.7萬美元;另一個就是65歲以上人口,中位數隻有4.6萬美元;收入最高的是35歲至44歲以及45歲至54歲,中位數分别為8.6萬和9萬美元。全球人口老齡化是個共同的趨勢,随着老人的比例在人口結構中不斷上升,越來越多的中高收入人群就轉化成了中低收入人群,自然會拉大貧富差距。

産生貧富差距的第四個因素是資産泡沫。

過去40年中,全球資産價格持續走高,1980年,美國股票市值是GDP的48%,2020年漲至1.95倍,法國從7.79%漲至1.1倍,德國從7.55%漲至59%。資産價格飙升必然拉大貧富差距,因為富裕人群有更多的金融和房地産投資。

這場資産盛宴源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新自由主義,以裡根經濟和撒切爾主義為代表的歐美國家崇尚小政府大市場,主張降低利率,削減稅收,從而增強了企業的稅後盈利能力,擡高資産的市場價格:1980年,美國一年期國債利率還有12%,目前(2020年)隻有0.1%,1980年德國一年期國債利率約9%,現在整個歐元區都是負值。1980年,美國和德國的公司所得稅率分别是46%和60%,個人所得稅最高邊際稅率分别為70%和56%,2020年,美國和德國的公司所得稅率分别降至21%和30%,個人所得稅最高邊際稅率分别降至37%和45%。

中國雖然沒有零利率,但已經非常接近。中國另一個突出的現象是長時間内,名義經濟增速大大超過利率水平,說明利率被人為壓低,可以刺激投資和資産價格的增長,但反過來會抑制勞動者收入和消費。我們用2005年至2020年GDP年均名義增速扣減同期一年期國債利率,中國的差距為9.3個百分點,美國隻有1.8個百分點,歐元區1.3個百分點。中國在房地産領域、企業股權領域的造富能力也是全球首屈一指的。

産生貧富差距的第五個因素是

勞動者權益保護在全球範圍内有巨大的差距。

我們把世界勞工組織(ILO)提供的各國最低工資水平與其人均GDP相比,發現歐盟的這一比值要遠遠高于美國,德國是47%,法國是54%,美國隻有23%。這表示在歐洲低端技能工作的收入高于美國,因而導緻這些國家的貧富差距沒有美國那麼大。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距?一個核心的原因在于這些國家的工會力量非常強大,能夠在勞資談判過程中為勞動者争取更大的福利。OECD提供了不同國家勞動者的集體談判覆蓋率(Collective bargaining coverage rate),德國這一比例是54%,法國是98%,美國隻有12%。

上述五個原因在全球具有普遍性。對于中國來說,還有兩個特殊原因,第一個是城鄉差别。發達國家由于從事農業的人數非常少,農業和其他行業的收入水平相差沒有那麼大,但是中國城鄉差距非常大。2020年,農村最低20%群體的人均年可支配收入隻有4682元,城鎮最高20%群體的人均收入接近10萬元,差距巨大。改革開放初期,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約是農村的2.5倍,随着農村經濟的市場化、包産到戶、發展鄉鎮企業,城鄉間的收入水平有過短暫的下降,1984年這種差距縮小到1.7倍。然而後來随着改革開放政策全面落地,城鄉差距再次拉開,再2009年左右達到最高點(3倍),最近十年有所下降,目前又回到改革開放之初的狀态(2.6倍)。

為什麼城鄉差别基本恒定的情況下貧富差距會增大?當大部分人口都居住在農村時,因為大部分人都一樣窮,整體的貧富差距就比較小。城鎮化開始時,進入城鎮的人員由于勞動生産率的提高而收入倍增,農村人員的收入則不會上漲那麼多,貧富差距開始拉大。2009年前後,中國的經濟增速達到最高點,此時的城鎮化率正好在50%左右,當一半人口在城鎮,一半人口在農村,就會使城鄉差距在整體貧富差距中起到最大的作用。未來,當大部分的人口都轉移至城鎮,那時的貧富差距又會變得比較小。

除了城鄉差别外,中國第二個特殊原因是地區間經濟發展水平差距大。改革開放40年,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東部、南部的發展速度大大高于東北、中部、西北、西南。造成這種現象有政策導向的原因:最早的特區,像深圳、廈門、珠海大都在東南沿海;這些特區的周邊地區在改革開放的道路上也都走得更快、更堅決。也有産業發展的天然禀賦原因:改革開放的一個重要抓手是搞出口,嵌入國際的産業鍊當中,因此沿海城市由于交通和信息上的優勢自然就跑得更快些。2020年,上海以7萬元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位列第一,是排在末尾的甘肅省的3.5倍。與此相比,美國最富的是紐約州,最窮的是密西西比州,前者人均GDP是後者的兩倍。

怎樣減小貧富分化?

我們首先要意識到貧富分化本身是一個國家經濟形勢的一個表象,就像人的血壓,不是說高了就不好,要一味往低走。重要的是不能走極端,太高了肯定不好,但一個完全平均的社會肯定也是一潭死水。一般來說,經濟效率的提高,很可能會使提效的主推動者獲益更多,從而導緻貧富分化。所以從根本上講,減少貧富分化的最高境界是提高大多數人的勞動生産率,從而讓大多數人都可以從自己的效率提高中獲益。如果僅僅針對貧富分化而出台降低經濟效率的政策,最後的結果是所有人都更加貧窮,解決的隻是妒忌的心理問題。

從1980年到2019年,世界上貧富差距拉大的地方是東亞、北美、歐洲,但也是經濟發展最快、經濟最活躍的地區。反之,西亞、拉美、非洲,貧富分化不僅沒有上升還略有下降,但同時經濟的發展也大大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中國的案例最有代表性,“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本身一定會導緻貧富差距的拉大,但同時我們把8億人從貧窮線以下拉升起來,是世界的經濟奇迹。

委内瑞拉是一個重要的反例:

委内瑞拉石油儲量全球第一,但是每年的石油生産量隻有沙特的30%。在過去20年,委内瑞拉經濟不但沒有增長,還有萎縮;在過去10年更是通脹率每年都在200%以上,2018年達到18000%。之所以把一手好牌打爛是因為總統查韋斯及其繼任政府為了赢得選舉,采取了一系列民粹主義政策:在還沒掌握石油開采技術的情況下,将外資企業趕出委内瑞拉;強行國有化外資企業和民營企業;不負責任地提高民衆福利,提供免費教育、免費醫療,過分增大轉移支付,導緻國家外債高築。

中國經濟要進一步發展,降低貧富差距變成了一個重要抓手。我們前面的分析說明貧富分化的驅動因素非常複雜,因此針對性的解藥也需要一事一議,區别對待。像技術進步、全球化這樣的因素,雖然加大了貧富分化,但那是副作用,其主要功能仍然是促進經濟的發展,造富全人類的好事。從全球的經驗來看,針對貧富分化的三次分配政策,第一次和第二次相對重要,第三次其實隻有在美國這一個國家起到了比較明顯的作用,而在貧富差距更小的歐洲和日本,基本都保留在名義上和道義上。我們把一些國家慈善捐贈金額與GDP做個比較,美國最高,占比約1.7%,其他國家基本低于0.5%,中國目前是0.16%。

針對中國的貧富差距,我們提出以下四點政策建議:

第一,改革和取消戶籍制度,打通城鄉之間和城市之間勞動力市場的人為阻礙。這項改革可以進一步降低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以及不同地區人群之間由于經濟不平衡發展帶來的收入差距。貧富分化在社會層面是一個公平的問題,戶籍制度是特殊情況下的特殊制度,在今天看來即有失公平又不能促進經濟的發展。

第二,針對人口結構老化帶來的貧富差距,可以适量提高退休年齡,從而增加老年人的工作收入。根據目前人口的健康狀況,把退休年齡提高五歲對大多數人來說是完全可以勝任的。65歲是是世界大多數發達國家的法定退休年齡。

第三,針對資産泡沫帶來的貧富差距,首先需要加大利率和金融市場化改革的力度,其次可以适度加大對财産性收入(金融以及房地産投資)的稅收。“房住不炒”是非常正确的理念轉型。如果能像新加坡一樣,讓新進城的農民或剛畢業的大學生都能在城市裡比較容易地找到立身之地,中國的貧富分化問題就解決了一大塊。

最後,我們要意識到人民的福祉的最終源泉是經濟發展。因此,大力發展高科技、高質量的民營經濟,改革國有企業,讓其獲得與民營企業相類似的經濟效率,都可以做大蛋糕,從而讓分蛋糕有更多的材料。

編輯:葛格

(本文轉載自長江商學院EMBA ,如有侵權請電話聯系13810995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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