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警鐘敲響！如何讓年輕人更敢生? | CKGSB Insights

作者 |吳偎立 歐陽輝

來源 | 中國新聞周刊

編者按

48萬。

這是有着14.1億人口的中國在2021年的人口增量。

1月17日，備受關注的2021年主要數據出爐。2021年我國出生人口為1062萬人，出生率為7.52‰；死亡人口1014萬人，死亡率為7.18‰；人口自然增長率為0.34‰。

這是自1962年以來人口增長量最低的一年，人口的警鐘已無法忽略。

生育率為何低迷？從國際經驗看，低生育率還可以逆轉嗎？随着三孩政策全面放開，相關措施逐步落地，我們可以從哪些方面發力，破解“低生育率陷阱”？

一起來看看長江商學院歐陽輝教授與中央财經大學吳偎立教授此前的建言。

歐陽輝

長江商學院金融學教授

傑出院長講席教授

EMBA項目副院長

未富先少生：

中國生育率在同等收入國家中排名墊底

經濟社會發展是決定生育率的第一階因素。随着一國“變富”即人均收入提高，生育率通常自然降低，全球大都如此。然而，我國生育率在同等人均GDP水平的國家中排名墊底。

根據各國人均GDP與生育率的關系，我們做了一個模型。

數據顯示，一貫認為少子化極度嚴重的日本，實際上是“合格生”，其1.4的生育率還要高于其人均GDP3.9萬美元所對應的理論生育率。此外，美國、新加坡生育率也在理論水平之上。

韓國、中國台灣由于教育成本高昂、社會競争激烈等原因，生育率較理論水平低0.5，而我國生育率與理論水平的差距達到了驚人的1.0。

圖：各國總和生育率水平及人均GDP

即我國當前人均GDP為1萬美元，對應的理論生育率應高達2.3，而我國實際生育率僅1.3。“未富先少生”，我國已成為人口前景最為慘淡的國家之一。

高房價、教育成本高昂等影響不容忽視

形成這一困局，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一是計劃生育政策的慣性

雖然計劃生育政策已不構成約束，但前期政策的慣性仍發揮着不可忽視的作用。

一方面，長期的嚴格計劃生育已徹底改變了社會生育觀念；另一方面，計劃生育政策還大大降低了育齡女性基數。

當前我國20-35歲婦女數量較十年前萎縮了13%，未來十年還可能将萎縮30%以上。

二是文化影響。

東亞文化本身對生育率的壓低作用仍有廣泛共識。東亞文化有諸多特點，包括：

可以作證的是，在美國和加拿大，東亞族裔的生育率普遍低于當地主流民族。

我國還有額外的文化因素，如婦女勞動參與率在東亞國家中也名列前茅，因此照料問題較為突出，生育的機會成本也更高。在我國多份生育意願調查中，“沒有人帶”是女性提及最多的不願意生二胎的原因之一。

三是高房價、教育成本高昂、流動人口比例高等社會因素影響較大。

從高房價來看，在日本多年的生育意願調查中，“房子太小”多年名列家庭不願生娃原因的前幾名；我國更有多份研究顯示“高房價”拖累了家庭生育意願，這一現象在大中城市更為嚴重。

從教育來看，我國教育系統對家庭資源的依賴度較高，教育供給資源總體匮乏且分布不均，家長教育投入日益“内卷”，大大抑制了生育意願。不少年輕人甚至表示，如果不能給孩子提供優厚條件，甯願不生。

從流動人口來看，随着大量農村年輕人成為城市“流動人口”，一方面夫妻分隔成為普遍現象，另一方面夫妻即使同城工作，在落戶、買房、醫療和子女教育等方面均面臨較大困難，抑制了生育意願。多個調查數據顯示，我國農村人口的理想子女數不到2，已經低于日韓的理想子女數。

低生育率的趨勢可逆嗎？

從國際社會來看，逆轉低生育率并非絕無先例，但極度困難。而且，即使生育率有所回升，也難以實質性上台階，且容易出現反複。

總體看，主要有兩種典型的生育率回升情形。

一類是經濟前景大幅改善帶動生育率回升。例如，上世紀70年代避孕普及疊加全球經濟滞脹，美、歐、日多國生育率均大幅下挫，而80年代走出滞脹後生育率均有不同程度回升，但升幅隻有此前降幅的1/5。

另一類是政策大力支持的作用。瑞典人均GDP 5萬多美元，較日本高出39%，但其生育率常年在1.8附近，遠高于日本1.4的水平。新加坡和日本推出一系列鼓勵生育政策後，生育率分别自1986年、2005年開始上升，持續4年、10年，累計升幅0.5、0.2。

深入來看，有一些經驗值得借鑒。

一是效果好的國家，生育鼓勵政策通常包含多個方面、多個層次，并且力度非常大。

以瑞典為例，其生育政策體系主要包括三支柱。

一是完善的育兒休假制度：孩子滿８歲前，父母有權享有共計480天的育兒假，其中父母各自專屬享有60天，其餘360天由父母共同享有且自主安排。

二是優厚的育兒補貼：480天育兒假的前390天，按照父母原收入的80%發放津貼，2015年标準為最高3.7萬瑞典克朗/月（約合人民币2.75萬元），無收入家庭則按每人每天180 克朗，剩餘90天按統一的費率公式發放津貼。

三是發達的托兒服務體系:所有年滿一歲的兒童，均可于申請後的3—4 個月内安排入學，家長隻需負擔托兒費用的8%，強有力的支持體系使得父母得以在不間斷工作的情況下養育幼兒。

整體看，瑞典家庭福利總開支占到GDP的3%以上，相比而言，日、韓、新加坡的支持力度都要弱得多，由此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不同的生育率水平。

二是鼓勵生育政策整體是有效的，但不一定能馬上見效，往往時滞較長，并且容易反複。

新加坡1984年開始鼓勵生育，1986年才開始見效，且生育率上升4年後又重回下降趨勢。

總體看，政策出台前生育率起點越低、低生育率持續時間越長，政策提振效果就越微弱，逆轉生育率走勢就越難。東亞國家大都屬于此列。

三是政策對于不同人群的效果不同。

國外研究表明，育兒現金補貼對于低收入、低教育水平家庭更有效，對第三和更高次序孩子的出生影響大于第一或第二個孩子。

産假制度則對高收入家庭的生育刺激更為顯著，作用機理是與低收入家庭相比，高收入家庭育兒面臨的主要約束是時間而非經濟。

多措并舉科學施策

做好打長期戰準備

今年以來，三孩政策全面放開，相關措施正逐步落地，面對這一契機，我們必須多措并舉、科學施策。

一是加強宣傳引導

政府應加大宣傳力度，多引導人們看到生孩子的切實好處；弘揚正面的婚姻觀、家庭觀，加強對青年的婚戀引導和教育；加強對生育扶持政策的宣傳普及，幫助家庭充分利用政策來減輕育兒壓力。

二是綜合施策，同時全面動員企業、社會等各方面力量形成支撐。

生育決策牽涉因素衆多，具有木桶效應，應做好頂層設計，在增加現金補貼、完善育兒假制度、構建托兒體系方面齊下功夫，配合完善住房及教育等民生政策。鼓勵動員企業、社會力量參與到構建托兒體系、就業培訓、完善各種保障等，并予以相應的政策支持。

三是因人施策、因地制宜。

如借鑒國際經驗，對高收入人群增加育兒假或減稅，對低收入人群增加現金補貼；允許育兒假在父母間分配；加快戶籍制度改革，提高流動人口的生育意願；鼓勵不同地區根據本地文化或特點，出台因地制宜的生育鼓勵政策。

四是科學決策，着眼長遠。

做好調查研究，必要時進行試點，審慎評估不同政策選項的動态效果和長遠影響，避免一味關注短期靜态效果。

如有專家提議延長生育假、嚴厲懲罰對三胎女員工有歧視性待遇的企業，但此類措施可能會讓不少企業從一開始就少招甚至不招女性，導緻女性職場歧視更加嚴重。可以考慮給予企業和員工一定的靈活選擇權、同時對保障女性權益較好的企業給予适當獎勵，或許效果會更好。

總體來看，促進生育對任何國家都是一項艱巨任務，具有長期性和反複性，對于一胎觀念深入人心、生育率長期低迷的我國來說，更是巨大挑戰。

因此，一方面要做好打長期戰準備，耐心等待政策顯效，決不可輕易放棄；另一方面不必追求過高目标（比如将生育率提高0.3或0.5）。在經濟社會仍在發展的背景下，能維持生育率不再下降就是成功的第一步，後續可在積累财力和政策實踐經驗後逐漸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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