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以博士学位授权点作为高校学科设置的观测标准，采用学科数、学科规模系数、学科覆盖大类数、学科平衡系数衡量高校在各个时间点的学科布局，描述和统计了1981—2020年，我国41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学科布局演化轨迹。在此基础上，通过将高校新增博士学位授权点的来源归纳为前三批硕士学位授权点升级、学科专业目录调整、学校合并等，探讨了政府政策、学校类型、学术需要、市场需求等因素对高校学科布局演化的影响。

关键词

学科布局；学科规模系数；学科平衡系数；演化；博士学位授权点

一、前言

大学发展需要学科建设，特别是对于侧重培养创新型人才、开展原创性研究、实现高科技成果转化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来说，学科建设是大学建设和发展的关键着力点。学科建设的重要方向之一是优化学科布局，即发展什么学科、终止什么学科，合理的学科结构是大学学科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础。20世纪50年代的院系调整，使得我国高校全部成为学科门类单一的实用型或文理型院校。改革开放之后，为了适应不断发展的经济社会需求和提升办学实力，我国高校，尤其是一批重点建设高校纷纷拓宽学科布局，朝着综合性大学方向发展。2015年启动的“双一流”建设，更加突出了学科建设在一流大学建设中的核心地位。2018年8月8日，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的《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中把“优化学科布局”列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改革内容，明确提出应“优化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类别授权点布局”。在过去40年的时间里，首批入选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42所大学的学科布局分别有着怎样的变化？呈现哪些特征？影响高校学科布局发展变化的因素是什么？本研究希望能对这些问题有所回答。

近年来，许多学者对我国高校学科布局的现状、历史及其影响因素、深层逻辑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分析。王战军和张微通过分析政策背后的制度逻辑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高校学科结构的演化。崔永涛基于1994—2013年统计年鉴中就业和招生数据建立动态分布滞后模型，探讨了我国高等教育学科结构与产业结构的适应性和影响关系，这些宏观层面的研究有助于增进对我国高校学科结构发展变化的现象和内在规律的理解，进而丰富相关理论，但是未涉及具体高校的学科结构分析。张淑林和裴旭从学科点的数量、布局、导师队伍和影响力，分析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改革开放之后20年的学科点建设历史。史宗恺和向春设计了基于学位点、师生数等数据的学科丰度和综合性系数，并用来衡量清华大学在不同时间点的学科布局综合化程度。李冬英使用学科点数量和学科覆盖的学科大类数，比较了20所重点理工大学学科布局的广泛性、均衡性和层次。宋亚峰等以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分布为指标，对42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进行聚类分析，得到四类不同的高校学科布局模式。这些学校层面的实证研究或是回顾单个高校的学科布局发展历程，或是比较多个高校的学科布局现状，但是还没有同时兼顾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针对一类高校的学科布局变化轨迹的研究。本研究拟对我国一流大学建设高校1981年以来的博士学位授权点设置情况进行整理，描绘一流大学建设高校过去40年学科布局的变化，在总结共性特征的基础上找出影响高校学科布局发展的因素，从而为我国高校持续优化学科布局和高校主管部门制定政策提供参考。

二、分析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对象是我国首批入选“双一流”建设的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序列中的41所高校。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共有42所，其中隶属中央军委的国防科技大学办学特殊性较强，本研究未将其纳入分析样本。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学科建设起步早、门类广、层次高，代表了我国高校学科发展的最高水平。研究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学科布局演化和影响因素，有助于从宏观上认识我国高校学科发展的内在规律。

（二）学科设置的判断标准

一所大学的学科构成可从其机构设置、开设专业、学术产出等不同角度进行观测和判断。在这些观测角度中，以学位授权点作为标准更加准确和客观。学位授权点是汇聚学科人才和学科资源的平台，也是开展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组织单元。有学者提出，“一流的学科，须以一流的学位点为支撑和体现”。而且，学位授权点的设置标准和命名具有统一性和规范性，便于学科认定和校际比较。学位授权点分为学术学位授权点和专业学位授权点，其中学术学位授权点又有硕士学位授权点和博士学位授权点之分，相比硕士学位授权点，博士学位授权点的水平和层次更高、功能更加完备，特别是能够培养本学科最高层次的人才——博士，因此有博士学位授权点支撑的学科才是内涵完整的学科。所以，本文选择以博士学位授权点（简称博士点或者学位点）作为高校学科设置的判断依据。

（三）博士学位授权点的统计方法

我国高校学位授权点的审批与设置以学科专业目录为基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1983年、1990年、1997年、2011年先后颁布过四版学科专业目录，除此之外还有数次因增列学科导致的目录调整和更新，例如，2005年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设5个二级学科），2015年增设“网络空间安全”一级学科。历次学科专业目录的颁布或调整时间以及包括的学科专业数量见表1。

除了学科专业目录的变化，学位授权点的审核规则也有改变。前5批学位点都是按照二级学科进行授权审核，第6批开始可按一级学科授权，第11批及以后变为全部按一级学科进行授权审核。由于不同时期博士授权点设在不同层级，一级学科博士点数量和二级学科博士点数量既无法直接比较，也很难简单换算，为解决这一问题，本研究采用博士点覆盖的一级学科数量作为博士点数量统计的方法。若某高校拥有某一级学科的博士点或拥有该一级学科下1个或多个二级学科的博士点，即认为该高校拥有该学科的博士点，且只计为1个博士点。

1981—2020年期间有部分高校进行过院校合并，在统计不同时期各校的博士点时，如果当时尚未进行合并的高校各自都有一定数量的博士点，则选择博士点最多的那所高校作为如今该校在当时的博士点数量，而非将尚未合并的高校的博士点数量进行汇总统计。

（四）学科归类方法

《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8年）设有13个学科门类，2020年新设了交叉学科作为第14个学科门类。但是不同学科门类下设的一级学科数差异很大，哲学门类下仅有1个一级学科，而工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多达39个。为了对中国高校的学科结构进行分析和解读，相关研究往往会对学科门类进行归并，如将学科归并为人文社会科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六大学科领域；把管理学、艺术学并入人文社科，形成五大学科领域；将一级学科归并为基础自然科学、应用自然科学、基础人文社科、应用人文社科四大类。本研究将学科专业目录中除军事学、交叉学科以外的十二个学科门类归并到五个学科大类：（1）人文艺术，包括哲学、文学、历史学、艺术学门类；（2）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法学、教育学、管理学门类；（3）自然科学，包括理学门类；（4）应用科学，包括工学、农学门类；（5）医学，包括医学门类。

（五）博士学位授权点数据

我国高校设置博士学位授权点，需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审核通过。自1981年11月首批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公布至今，我国已进行12次博士、硕士新增学位授权点审核工作。2014年1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启动学位点动态调整试点，学位授予单位可以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本单位学科发展规划主动撤销学位授权点，或主动撤销学位授权点并自主增列其他学位授权点。2016年起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范围从试点地区扩展到全国并每年开展一次。2018年4月19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关于高等学校开展学位授权自主审核工作的意见》，学位授权自主审核单位可每年新增已有博士学位点数量的5%及以内的博士学位授权点，42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中已有30所获准开展学位授权自主审核。本研究中，第1—8批新增的博士学位授权学科名单来自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编写的《全国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的高等学校及科研机构名册》和《中国学位授予单位名册》。2003年及之后的博士学位授权学科名单来自教育部网站和各高校网站。

（六）指标计算

大学的学科布局特征一般可从学科规模和学科分布两方面来描述，本研究参考了《基于博士点设置的中国高校学科布局分析与思考》中使用的测量指标，计算了以下四个指标：

（1）学科数，即一所高校的博士点覆盖的一级学科的数量。

（2）学科规模系数，计算方法为一所学校的学科数除以学科专业目录（当时版本）中除军事学门类外一级学科总数。根据定义，学科规模系数的理论最大值为1，最小值为0。例如，2000年北京大学拥有的博士点覆盖36个一级学科，当时参照的学科专业目录为1997年的版本，目录中除军事学门类外有80个一级学科，则该校在2000年的学科规模系数为0 45（36/80）。

（3）学科覆盖大类数，即一所高校的博士点所能覆盖的学科大类数量，本文将学科归并为5个大类，因此高校学科覆盖大类数的理论最大值为5，最小值为0。

（4）学科平衡系数，首先计算一所学校各个学科大类的学科数占本校学科总数的百分比，然后计算五个学科大类的百分比的标准差，最后对标准差进行方向修正。例如，2000年北京大学在五个学科大类的学科数分别是4、10、6、10、6，五个学科大类的学科数占本校学科总数的百分比分别为11%、28%、17%、28%、17%，百分比的标准差为0.07。显而易见，标准差越小，说明学科在五个大类之间的分布越平衡，反之则越不平衡。为了便于解读，本文对标准差进行方向修正，用标准差的理论最大值0.45（即所有学科集中在某1个学科大类）减去原始标准差，得到学科平衡系数。北京大学2000年的学科平衡系数为0.38（0.45-0.07）。

三、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学科布局演化概况

（一） 学科规模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学科规模在40年间大幅增长，校均学科数从1981年的5.3个持续增长到2020年的32.8个，增长幅度在5倍以上。从学科规模系数来看，1981年校均学科规模系数为0 08，说明各校博士点只能覆盖学科专业目录中不到1/10的一级学科，到2020年，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校均学科规模系数提高到0.32（见图1），平均一所学校的博士点能覆盖学科专业目录中近1/3的一级学科。从发展趋势看，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学科规模在1996—2010年间的发展速度最快，近10年的发展逐渐平缓。

（二）学科结构

随着学科规模的大幅增长，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校均学科覆盖大类数和学科平衡系数也有显著提升。1981年，只有9所文理综合大学或师范大学的博士点能覆盖3—4个学科大类，理工类大学中大多数的博士点都只覆盖应用科学1个大类。2020年，校均学科覆盖大类数已超过4个，有22所高校的博士点覆盖所有5个学科大类，大部分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已发展成为多科性，甚至全科性大学。与学科覆盖大类数的增加同步提高的是校均学科平衡系数，从1981年的0.09提高到2020年的0.27（见图2）。

（三）学科布局

1981年至今，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校均学科规模系数和校均学科平衡系数的变化轨迹（见图3），可以大致划分为4个阶段：1981—1993年，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校均学科规模系数和校均学科平衡系数同时稳步增长；1993—1997年，学科规模系数和学科平衡系数出现一定波动，没有明显提高；1997—2006年，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学科布局发生重大变化，校均学科规模系数增长了100%以上，校均学科平衡系数增长了60%以上；2006—2020年，学科规模系数出现小幅回落后又恢复到原来水平，学科平衡系数有小幅增长。

具体到学校层面，本文以北京大学（见图4）和清华大学（见图5）为例。

北京大学在1981年获批45个二级学科博士点，对应16个一级学科，覆盖4个学科大类，不论是学科规模系数还是学科平衡系数都是所有学校里最高的。基于良好的文理基础，到1993年北京大学在人文艺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三大类中已拥有22个学科，但应用科学相对薄弱，仅有2个。1997年因目录调整增加了3个源自自然科学的应用科学学科，即电子科学与技术（原物理学下的半导体物理与半导体器件物理）、环境科学与工程（原化学下的环境化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原物理学下的无线电电子学），同时由于目录设置的一级学科总数的增加，所以当时北京大学的学科平衡系数提升但学科规模系数下降。2000年北京大学与北京医科大学合并，新增了医学学科大类和6个医学学科，学科规模和学科平衡性都达到了新的高度。此后学科布局趋于稳定，新增了少量的博士点，2019年撤销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点。

清华大学在1981年获批31个二级学科博士点，对应15个一级学科，几乎全部集中在应用科学大类，学科平衡系数很低。清华大学在不断扩大学科规模的同时，也不断提高学科之间的均衡性，先发展自然科学，1981年已有数学和物理学，1986年增设生物学，1990年增设化学，而后发展社会科学，1996年增设政治学，最后发展人文艺术学科，1999年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合并后获得第一个人文艺术学科，2000年和2003年，清华新增了5个人文艺术学科和6个社会科学学科，学科规模系数和平衡系数都有跨越式提升。之后学科布局稳步发展，2016年撤销了海洋科学博士点。

四、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新增学科的来源

高校新增学科背后的逻辑是什么？不少学者对影响大学学科发展的机制进行过讨论，肖凤翔和陈玺名把科学发展逻辑作为内在因素，社会发展的需要作为外在动力，国家的学科政策，以及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学术管理体制作为影响学科发展的宏观和微观制度环境；胡乐乐将大学学科布局调整机制分为“政府主导”“市场主导”和“学术主导”三种逻辑；王大中认为大学学科建设实践中需要遵循科学技术发展规律，适应国家社会需求，贴合大学自身实际。现实中，高校新增学科往往是多个因素、多重逻辑共同作用的结果，为了对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学科布局演化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本文先从可观测的现象入手，考察每一个新增学科的来源，以及该学科在原有学科布局中的定位。

按照本文的统计方法，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在1981年共计有216个学科，截至2020年10月累计有1342个学科，40年间新增了1174个学科，撤销了48个学科。1981年以来新增的1174个学科的来源分类统计结果见表2。

（一）前三批硕士点（1981—1986年）升级

前三批硕士点特指在1981年、1984年、1986年根据第一版学科专业目录设立的硕士点。由于我国高校的学位授权审核1981年才启动，前三批通过授权审核的硕士点都有相当深厚的基础积累，而且都是与各高校原有类型相对应的学科，由这部分硕士点升级产生的博士点，其实是学校原有学科布局的强化和巩固。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新增学科中有355个属于本校前三批硕士点升级，占比30%。

（二）学科专业目录调整

每次学科专业目录调整后，一级学科的设置数量都有所增加，新设的一级学科主要有四个来源：（1）原一级学科拆分成多个一级学科，比如原“土建、水利”一级学科在1997年目录中被拆分为“土木工程”“水利工程”两个一级学科，原“历史学”一级学科在2011年目录中被拆分为“考古学”“中国史”“外国史”三个一级学科；（2）原二级学科升级为一级学科，比如原设于“中国语言文学”下的“新闻学”在1997年目录中升级为一级学科，原设于“生物学”下的“生态学”在2011年目录中升级为“生态学”一级学科；（3）多个二级学科重组成一级学科，比如1997年目录增设的“环境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是由理学、工学、农学门类下多个二级学科重组而成；（4）新设学科，比如2015年增设的“网络空间安全”一级学科。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因为学科专业目录的调整新增了280个学科，占新增学科总数的24%。有个别新设学科的影响较大，比如2005年目录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在2006年第10批学位点授权审核中有29所高校新增该学科的博士点，2011年“软件工程”在目录中的增设更是使31所高校都增加了这一应用科学学科。

实际上，学科专业目录的调整不仅会导致高校的学科数量增加，还会对高校原有的学科分布产生一定影响。学科专业目录的调整会改变一些学科的门类归属，许多理工大学在社会科学大类拥有的第一个博士点都是“管理科学与工程”，因为“管理科学与工程”下设的大部分二级学科都是来源于工学门类的学科。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这些文理见长的大学能够拥有应用科学大类的学科，是因为工学门类的“环境科学与工程”部分来源于“环境地理学”“环境化学”等理学门类的二级博士点。当“统计学”从应用经济学中独立出来成为理学门类的一级学科后，中国人民大学就在自然科学大类下新增了一个学科。经过几次学科专业目录的调整，许多高校的学科平衡系数亦有所提升。

（三）学校合并

1981年至今，共有24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经历过院校合并，其中有18次院校合并使原高校立即新增了109个学科，占新增学科总数的10%。大部分进行合并的院校属于不同的类型，所以院校合并不仅能快速增大学科规模，也会使学科布局更加平衡。吉林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院校合并前只在文理类学科具有优势，通过与工学和医学见长的高校合并，增加了在工学和医学领域的优势，学科布局综合化程度显著提升。院校合并前的浙江大学是典型的工科院校，与之合并的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和浙江医科大学分别属于文理综合大学、农林大学和医科大学，四个类型不同的高校合并使浙大新增15个学科，一跃成为中国学科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大学。清华大学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合并，以及西安交通大学与陕西财经学院的合并，都使理工大学在原来空白的人文艺术或社会科学领域有所发展。1952年院系调整时，各大高校的医学系都被迁出，不再开展医学教育。由于医学学科建设和医生的培养密不可分，高校从零开始建设全套的医生培养体系具有很大难度，因此合并医科大学成为最实用的选项，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合并最多的对象是医科大学，共计14所，合并大学平均新增3.6个医学学科。

（四）其他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有36%的新增学科，来源不属于前三批硕士点升级、学科专业目录调整、学校合并这三种可以明确判断的渠道。从新增学科与各校原有学科的关系角度，可将其分为学校优势大类内部新增和学校优势大类之外新增两种情况。学校的优势大类指与学校类型对应的优势学科大类，如工科院校、农林院校对应的优势大类为应用科学，文理院校对应的优势大类为人文艺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各校学科发展轨迹基本都呈现初期优势学科大类内部学科快速增长的现象，文理综合大学优先发展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学科，理工大学首先在应用科学内部延伸拓展学科，农林大学、民族大学和海洋大学围绕各自学校特色优先发展相关学科。但在统计结果中，优势学科大类内部新增数没有高出优势大类之外新增数太多，主要是因为在统计时已排除了前三批硕士点升级因素，而前三批硕士点基本都属于各高校的优势学科大类。

尽管发展优势学科大类内部的学科会更有支撑，但发展优势学科大类之外的学科是高校成为综合性大学的必经之路。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新增自身优势大类之外的学科，其中频次最高的是社会科学大类的学科，1981年仅有极少数高校有社会科学大类的博士点，而如今2/3以上的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已拥有应用经济学、法学、工商管理、公共管理等社会科学学科；新增优势大类之外的学科，也比较多地出现在基础文理大类，如高校主动新建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学科和哲学、外国语言文学等人文艺术学科。

五、对我国高校学科布局演化影响因素的思考

（一）政策和审批是高校学科设置的基本依据和规范准则

学科设置会受到政府、学术、市场、学校自身情况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对我国一流大学建设高校过去40年新增博士点的来源进行统计，可以看出政府政策和政府管控是影响我国高校学科设置的主导因素。

首先，政府颁布的学科专业目录确定了高校学科设置的基本规范和统计口径，对高校的学科建设管理具有强引导性；学科专业目录划定了学科教学科研活动的组织边界，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资源投入和各类评价的基本单元。有学者把学科专业目录比作餐馆里的“菜单”，菜单未列的菜自然就没法点；也有学者认为在目录中设置某学科好比是给该学科上“户口”，有“户口”的学科专业才能获得发展所需的各种资源，目录之外的任何学科都处于体制之外难以得到发展。可见，学科专业目录关乎学科的存亡，每次学科专业目录调整都能凸显其对高校学科建设的显著影响，统计结果（表2）也表明，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有近1/4的新增学科是国家学科专业目录调整的直接结果。

其次，我国实行国家统一的学位制度，高校设置学位点需要达到国家设置的基本标准，并且须经学科评议组评审通过。这会对高校的学科发展产生一定约束，高校为了顺利通过审批获得授权，往往优先选择发展基础相对较好的学科，一流大学建设高校过去40年的新增学科中，有30%是来自前三批学科基础最好的硕士点的升级。国家对学位点设置的管控还体现在撤销学位点上，在2014年学位授权点专项评估中，同济大学和华南理工大学的法学博士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点，以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公共管理博士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点的评估结果为“不合格”，于是被撤销学位授权。近年来，政府逐步下放审批权力，部分一流大学建设高校获得授权能够自主审核增列学位点，但是该政策尚未覆盖所有一流大学建设高校，高校每年能够自主审核增设的学位点数量也有限制，高校的学科设置整体上仍然由政府指令和管控所主导。

（二）与学校原有优势学科的关联度是学科设置的重要基础

新增学科中，属于优势学科大类内的学科比例更高，虽然一流大学建设高校都在不断拓宽学科覆盖面，但传统优势学科大类在高校学科布局中的主导地位并没有改变。如清华大学在1981年已有13个应用科学学科，在前期仍主要发展应用科学，2000年后其他学科大类的博士点才开始较多地增设，如今应用科学学科已多达24个。与之类似，哈尔滨工业大学新增的25个学科中有19个是应用科学学科，中国人民大学新增的18个学科中有13个是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各类高校之所以都优先大力发展优势学科大类学科，一方面是因为相比于其他领域的学科，它们与原有学科的联系更紧密、学科资源更容易迁移，从而更易于成长为博士点。另一方面是出于巩固和扩大学科优势、提升学校整体水平的考虑。如哈尔滨工业大学为实现建设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的目标，确立了“带头领域、重点学科、支撑学科”三个学科建设层次，在其2000—2025年学科建设思路中对优势学科的重点支持贯彻始终。

即使发展优势学科大类之外的学科，高校通常也会优先选择处于优势学科大类与其他学科大类连接点上的学科，常见于那些因学科专业目录调整改变类属的学科，以及可跨门类授予学位的学科。文理综合大学发展应用科学，大多是从原自然科学学科衍生的学科开始，如中山大学1998年建立的环境科学博士点是从环境地理学（原归属地理学）发展而来，云南大学2003年建立的通信与信息系统博士点是从无线电电子学（原归属物理学）发展而来。“从数学‘长’出计算机，从物理‘长’出电子科学与信息技术，从化学‘长’出能源、‘长’出环境”，这都是学科布局的普遍规律。文科建设是理工大学发展中的一道难题，除了并校，最有效的途径也是从应用科学与其他学科大类的连接点找到突破口。如天津大学最先发展的社会科学学科是管理科学与工程，然后是工商管理（技术经济及管理）、教育学（职业技术教育）等；大连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最早设立的社会科学博士点也是管理科学与工程和工商管理（技术经济及管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为培养具有全面素质的高层次的科学技术人才，从1986年开始适当发展人文社科领域的新学科，除了增设管理科学、企业管理等应用性学科的博士点外，还设置了与学校科技专长密切相关、以科学技术共同规律为研究对象的科学技术哲学博士点，目前哲学依旧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人文艺术大类中唯一的博士点。

此外，从被撤销的48个博士点来看，有44个都是2000年及以后增设的博士点，它们大部分都不属于各校原有的优势学科大类，往往处于高校学科体系的边缘位置，由于与学校优势学科的关联度低，因此有更大的不稳定性。

（三）学术需要和市场需求是学科设置的推动力

1981—2020年，41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增设的博士点中，增设频次达到20次及以上的学科有21个（见表3），主要可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基础科学学科，包括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发展基础科学学科是研究型大学提高学术水平和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必然选择。没有基础科学的支撑，应用学科就缺乏后劲和潜力。20世纪80—90年代许多门类单一的工科院校开始注重理科建设，学术需求是主要的推动力。如东南大学就表示“加强理科不仅为工程教育奠定坚实的基石，更重要的是为科学与工程技术相结合提供条件”“也有利于开展前沿科学课题的研究以及促进新兴、边缘学科的建立和发展”。

第二类是发展迅猛的应用科学学科，增设超过20次的学科中有7个属于应用科学大类，其中又以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材料科学与工程、环境科学与工程、信息与通信工程等高新技术相关学科为主。非理工大学发展应用科学大类时会首选这类学科，如南京大学“八五”计划纲要中就把发展高科技相关学科作为学科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力争“在电子信息、生物、材料等高科技领域选准若干重点方向”形成高科技学科群体，南京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信息与通信工程在1996年获批硕士点，并分别于2000年、2003年获批博士点；传统理工大学也会在传统工科基础上拓展高新科技相关学科以提升学校在新时期的竞争力，如同济大学“十五”发展规划强调要“优先发展信息、材料和生物医学等新兴引领学科”，该校于2000年和2003年增设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生物医学工程的博士点。

第三类是人才需求较大且需要培养层次较高的专业型学科，代表学科有法学和临床医学。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对法律、医疗等专业服务的需求也在增长，由此带动了相关学科的发展。

第四类是与我国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如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为提升我国在全球经济和科技体系中的地位，多数高校都大力发展应用经济学、外国语言文学等学科。理工大学的文科建设都体现了服务社会这一理念，如上海交通大学文科规划中提出“要重点扶持那些国家经济、科技和文化发展急需的学科”，华中科技大学认为文科建设必须走开放式发展之路，“要面向国民经济建设主战场，为社会经济政治发展服务”。

（四）学校主动布局学科仍然面临制约

从过去40年我国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学科布局演化来看，尽管总体上学科规模成倍增长，覆盖的学科大类有所拓宽，学科平衡性持续改善，但是除非经历过学校合并，大部分高校当前的学科布局与最初的学科布局仍然非常相似，高校学科布局发生实质性改变的情况还很少见。这一现象背后的主要原因是原有的学位授权审核制度。一方面，博士点设置的门槛很高，要达到基本条件并顺利通过审核需要长时间的积累，这使得高校不可能完全按需要和需求进行学科规划和学科建设，而是要慎重评估不同学位点申报成功的可能性。高校从现实出发，往往会支持条件更充分而非更符合学校战略定位的学科，结果是学校原有的学科布局不断被巩固和强化。另一方面，在没有博士点支撑的情况下发展学科，资源投入很难保证，特别是教师编制、职称名额、研究生招生指标等对于学科发展至关重要的资源，都需要特殊扶持才能解决，因此一所学校同一时间支持的学科数量不可能很多，学科布局调整优化的速度也必然缓慢。

近年来，我国开始启动学位授权审核制度方面的改革，逐步赋予高校自主设置学位点的权力。2018年启动的学位授权自主审核，将学位授权审核权限下放给部分高校，目前已有30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获批准成为学位授权自主审核单位。根据现有博士点的数量，每年可以自主审核新增约2个博士点。该政策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对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学科设置的制约，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学科布局的演化速度有望加快。

作者简介

金雨琦，女，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

程莹，男，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学院副研究员，本文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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