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出现巨大变数的当下，企业往往成为冲突的最前沿。近两年，一批具有雄厚实力的中国公司最终折戟海外。

中国企业出海的大周期或告一段落，对于中国企业家而言，有何经验与教训？未来的机遇在哪里？

“我们怎么看世界很重要，世界怎么看我们也很重要。” 长江商学院李海涛教授表示，对于当下的中国企业家来说，无论是自己的业务拓展还是审视竞争对手，都要有全球视野和大局观思维，明白别人在思考什么，站在月球看地球，才能在对外商业合作之中立于不败之地。

在疫情后的全球变局下，无论是商业还是商学院，都不能停留在商业本身。长江商学院近日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建立合作就是看重其在生物医药、国际关系等领域的顶尖实力，为中国企业家带来更前沿、更全面的视野。

在李海涛教授看来，商业世界应该存在两种人：一种是企业家，他们是行动者；一种是商学院教授，他们是思考者。

“我们的存在，就是要把问题考虑得深一些远一些，把商业世界表面的现象抽象成最简单的规则，然后这个规则能够通用地解释所发生的事情，给企业家提供行动的参考，这是商学院存在的价值——告诉你世界到底正在发生什么。”

今天的文章将与你分享在一个长江商学院教授的眼中，当下世界在发生什么变化，以及企业家需要具备什么样的世界观。

作者 |陈白

来源 | 经济观察报

作为美国披露这次新冠疫情数据的唯一权威机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这所低调的全球顶级百年私立名校在疫情之后成为了全球视野的焦点。

而来自中国的长江商学院MBA项目，近期发布了与这所美国顶尖大学商学院的国际合作项目。这不是长江商学院第一次与国外大学合作办学。但是，在全球经历疫情冲击之后，长江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凯瑞商学院的合作还是备受关注。

毕竟，在全球疫情形势依然多变的当下，想要去国外顶尖大学求学并不现实。作为国内的商学院，长江提供了一个可以获取海外优质名校的同等学位的机会。

疫情让大家更深切体会到，我们身处一个颠覆性、创新性的科技爆发时代。身处这样的时代，企业家需要有更大的视野。”

在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专访时，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杰出院长讲席教授、MBA项目副院长李海涛说。

在他看来，科技进步所带来的颠覆对企业家来说是显而易见的——比如特斯拉意味着全新的能源革命，再比如SPAC的出现意味着证券交易规则面临着重构的可能……如是变化，在大洋此岸彼岸都在发生。

但李海涛认为，企业家需要看到的不止这些。

除了众所周知的生物医药学科的强大实力，在国际关系领域，霍普金斯大学也是全球学术界的佼佼者。“而且，霍普金斯大学距离华盛顿非常近，这是他的地理位置优势。”李海涛补充。

就在我们对话的时刻，美国知名快时尚品牌H&M和其加入的BCI组织因为对新疆棉花的无理偏见抵制，在中国遭遇了民意的强烈反弹。

在这两所商学院MBA+金融硕士国际合作项目的发布会上，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项兵说，在当前的大变革时代，要解决收入和财富不均、社会流动性下降和可持续发展等全球性问题，必须依赖我们的经济持续不断地产生商业上的颠覆力量。培养这种力量对于一个国家和地区参与全球化竞争、实现自身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等，是至关重要的战略决策。

在全球化出现了巨大变数的当下，企业往往成为冲突的最前沿。李海涛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当下的中国企业家来说，无论是自己的业务拓展还是审视竞争对手，都要有全球视野和大局观思维，要明白对方在想什么，站在月球看地球，才能在对外商业合作之中立于不败之地。

从1991年远赴美国耶鲁大学攻读地球物理专业，再到后来转到管理学院并读至博士，并于康奈尔大学等多所常青藤高校任教，李海涛最终还是选择回到国内。

在李海涛看来，其实中美之间的交流可以有更多：

MBA教育的本质

“

我们不能盲目反对西方，就像我们不能因为万有引力是外国人提出的就反对重力一样。

”

李海涛：我特别喜欢这所学校。我第一次去霍普金斯是30年前，他们很多的教授是我以前的同学和同事。

当然除了这个以外，约翰·霍普金斯还是全球的医疗创新研究管理最牛的地方，约翰霍普金斯还有一个特别牛的国际关系学，而且它地处美国的权力中心。

我们通过这个项目，能够给我们的同学提供海外商学院、海外教授对金融、对经济、对国际整个全球视野的内容，同时我们能够更多地打开我们的视野，从各个角度，从国际的关系，让我们能够帮助同学有一个更广阔的视野。

疫情让我们每个人都感受到，中国人的命运、我们的命运、我们孩子的命运、乃至整个中国人的命运都取决于我们能不能把这个国家建设好，我们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中国人能不能实现我们的伟大民族复兴。

对于这点，我是非常有信心的，而在这个过程中，我相信我们的项目，我们每个人，每个同学，每个企业都能够做出我们一点的贡献。

李海涛：我们先从美国MBA的历史来看。从70-80年代开始，MBA在美国变得非常流行。这和经济发展的阶段是直接相关的。我觉得MBA的流行，主要是商业世界有了这样的需求。

在一个成熟的经济体，出现了那种大型的商业组织，需要有相应的管理人才来为其设计架构，优化管理。

这也是当年在美国大家读MBA的目标所在，而按照我的观察，那时候大家读MBA最后的目标，可能就是成为一家企业的CEO之类，职业经理人、管理层等等。

现在MBA在全球的趋势也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你会发现那些就读MBA的人，他们的职业目标开始更加的多元化，比如做投资、为自己创业打基础等等，就读MBA的目的也在发生变化。这与我们之前说的科技带来的颠覆是有关系的。

另一方面需要看到，过去几十年，整个的全球范围内，MBA的教育一个大的idea是要股东利益最大化，另外一个是自由市场，小政府、低税收，这确实也是股东利益最大化的体现之一。

但这一导向的结果是，美国的公司被关掉，在发展中国家开公司，全球化资本家赚了很多钱，华尔街有了金融危机……

这次疫情之后，大家前所未有地意识到，无论是商业还是商学院，都不能仅仅只关注商业本身（only care about the business）。

如果单纯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而无视社会贫富差距加大、社会的动荡、不公平，企业是没法做下去的。

我最近在研究家族企业，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企业如果想要做到基业常青，你的存在必须让周围的人生活变得更美好。

正如我们前文所说的，我们需要看到国外的发展趋势变化。

一方面，科技创新，制造升级也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大的方向，这当然也是我们MBA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但另外一方面，更加重视社会创新，重视企业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重视解决社会问题，也是MBA教育需要拓展的方面。

李海涛：首先我觉得你不能因为是西方的，你在中国就不用，就像元素周期表、万有引力等等，这些规律都是西方发现的，但是我们不能说因为这样就不去用它。这是不科学的。

商学院教育也一样，很多思考问题的框架、理论，都是经过科学验证的，它是我们思考问题的框架和工具之一，没有必要去反对它。

当然，不可否认中国企业的实践确实存在相当的独特性，比如在历史上、文化上以及制度背景上存在相当的差异，这也就使得中国商业的发展历程也必然会有其独特之处。

我们要尊重中国实践的差异，但是它不意味着就全盘否定商科教育的一些底层框架。只不过说，在中国实践的基础上，我们能够总结出一些基于中国实践的独特方法论，去丰富商科教育。

一个时代落幕了

“

一批具有雄厚实力的公司最终纷纷折戟海外，我觉得这意味着中国公司海外大并购的时代算是过去了。

”

李海涛：我们能够观察到，近两年来一批在海外大手笔并购的公司都以黯淡收场，这当然有很多的原因。但不仅是他们，还有包括像华为这样的公司，同样在海外遭遇了重大挫折。

一批具有雄厚实力的公司最终纷纷折戟海外，我觉得这意味着中国公司海外大并购的时代算是过去了。

我有一种感觉，那就是阶段性地来看，中国企业出海的大周期暂时已经告一段落了，这一段算是翻篇了。这是我个人的感觉。

李海涛：尽管我们说要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但是对于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来说，未来企业要发展，可能的空间还是在于内循环。

而且一个很明显的趋势是，像H&M这样的跨国公司遭遇困境不会是这一家公司，未来中国公司能不能弥补他们退出之后所留下的商业空白，国内的品牌如果你能够抓住这种机会，你是可以建立自己的品牌的，这是未来很多中国企业的机会所在。

李海涛：当然首要是有把产品做到极致的意愿。我们看到商业史上那些非常优秀的企业家，比如乔布斯等，他们一个共通的特点就是在所在的领域把产品做到极致。

除此之外，就是企业家是否在财务追求之外有更多的目标，比如企业能不能为社会提供可持续的发展，能够降低贫富的差距，能够让底层的社会往前走。

说到底就是说企业凭什么存在，你凭什么挣钱？就是你真正地提供好的服务，好的产品，你赚这个钱，而且这是长久的钱。我希望我们的同学，中国的企业家都是做事业的。

我觉得这个世界是很公平的，就是你付出了多少，你一般就会得到多少，如果你好像就是抓住了机会，钻个空子挣点钱，我相信这种你靠运气挣来的钱，最后你靠实力都会输回去。

从改革开放算起也不过四十年，中国企业距离百年还有相当的距离。而且对于中国的企业家来说，其实他们还没有经过一个完整的周期，我们经过的就是一个向上的周期，还没有经过一个向下的周期。

所以我们是希望通过各个方面能够让我们的学员看到，怎么样才能做成一个伟大的企业，从精神、理念等等各个方面来更新我们学员的认知，能够帮助大家能够思考得更深刻，也能走得更远。

新世界观

“

我们怎么看世界很重要，世界怎么看我们也很重要

”

李海涛：我觉得在商业世界应该存在两种人：一种是企业家，他们是行动者；一种是商学院教授，他们是思考者（thinker）。

我们的存在，就是要把问题考虑得深一些远一些，把商业世界表面的现象抽象成最简单的规则，然后这个规则能够通用地解释所发生的事情，给企业家提供行动的参考，这是商学院存在的价值——告诉你世界到底正在发生什么。

我特别认同项兵院长的判断，他认为商学院在中国分为这三种：第一代商学院是直接把西方商学院的东西照搬过来传授给学生，而第二代商学院是能够在西方的基础上有所发展，能够基于中国的管理实践形成系统性的商业管理理念；而第三代商学院，是能够提出当下我们面临的全球问题的解决方案的商学院。

我们长江目前努力做到第二代，但是我们也希望未来能够完成向第三代的跨越，能够帮助全球发展问题的解决。

李海涛：我们长江常常强调一句话——站在月球看地球。

什么意思？你要知道在中国之外发生了什么，你要知道全世界在干嘛，这点特别重要，就是你要知道全世界最大的趋势是什么，就不能光关起门来自嗨。

我们怎么看世界很重要，别人怎么看我们也很重要。也许我们心里想的是好事，比如我替你修桥修路，但是别人可能不一定这么想。

因为比如你来了之后，你也不雇佣当地员工，也不了解当地的文化等等。那有人会说，那我们就不出去了，我关门自己干就完了；但也不是这样的，我们觉得，中国企业是在全世界应该有对等影响力的，应该成为伟大的企业。

所以我为什么强调企业家需要向外看，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有全球视野，我们能够知道国际规则，我们能够按规矩办事——当然也不是说非得按他们的规矩，但是我们做得有礼有节，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的一切都是顺理成章、合情合理的。

能够在互相了解的基础上有一个好的沟通，才能够消除那些潜在的负面外部性。这当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我们要从现在开始做起。

END